由此可知，现代社会的个人已经沦为一种纯粹的优势功能，因为只有这种功能才能代表集体的价值，而且可以保障个人的生存机会。此外，优势功能只能经由一种方式而达成分化，席勒对此曾有清楚的认识：
若要发展人类许多本有的能力，唯一的方法就是让它们彼此对抗。这种能力的对立是人类文化的重要工具，不过也只是工具而已。由此看来，只要有这种对立存在，人类就会走在通往文化的道路上。

有些文化的主要价值在于客体以及客体与它们本身的关系，而有些文化则以内倾为典范，其主要价值在于个人（或主体）以及个人与其内在观念的关系。以外倾为典范的文化会采取集体的形式；以内倾为典范的文化则采取个体的形式。所以，在基督教会倡导的基督之爱（其对比概念为“侵犯个体性”）的原则下，出现了一种以吞没个体作为威胁的集体文化，因为在基督教里个体早已由于低价值原则(Prinzip einer Minderbewertung)而衰落，这是可想而知的。到了18、19世纪之交，德国古典主义文学家——以歌德和席勒为代表——之所以特别渴慕古希腊文化，是因为该文化已经成为他们一心向往的个体文化的象征，所以往往被他们赋予过高的评价，并被他们过度理想化。

那些被忽略的劣势功能——正如我曾指出的——其实往往藏有许多较高的个人价值，它们对于集体生活而言虽然意义不大，但对于个人生活来说却具有最重要的意义，而且能展现生命的价值。这些生命价值能为个体带来生命的丰富与美好，不过它们并不存在于个体的集体功能里。

个体价值的缺乏经常使人们陷入深刻的失落感，因为人们只要远离了个体价值就会出现内在的分裂。对席勒来说，这种分裂就好比身上一处疼痛的伤口：
不论我们或全世界可能从这种人类能力的专门训练中得到多大的收获，始终无法否认的是，接受这种训练的个人仍受到现世目的(Weltzweck)的诅咒而感到痛苦。体操的训练虽然能打造运动员强健的体格，但身形的美感却只能借由四肢自由而协调的活动才能获得。同样，虽然个体精神能力的砥砺磨炼可以造就杰出的人才，但只有这些精神能力受到协调的锻炼时，个体才能获得幸福与圆满。倘若人类秉性的培育必须以某种牺牲作为代价，那么，我们与过去和未来的时代将处于何种关系？我们从前曾当过奴隶，曾被役使数千年之久，这种顺服所留下的耻辱早已烙印在我们饱受残害的天性上，尽管这些牺牲已经让后世得到幸福的悠闲、良好的道德以及人性的自由发展。那么，人类是否注定会因为某个目标而让自己有所错失？难道大自然会为了本身的目的而剥夺了理性曾对我们所要求的完整性？如果个体能力的培育必须牺牲个体本身的完整性，那肯定是错误的做法。当自然的规律也力求如此时，我们就应该以一种更高超的技艺（艺术）来重建我们在本质上已遭技艺破坏的完整性

叛教者朱利安”(Julian der Apostat)是4世纪的罗马帝国皇帝，他在谈论古埃及托勒密王朝的赫利俄斯国王(Konig Helios)[插图]时曾提到，人们的内心已经“充满了激愤的斗争”。这句话不仅贴切地反映了朱利安皇帝本身的特征，还凸显了他那个时代的问题所在，也就是古罗马帝国在解体之前内部的四分五裂。这种撕裂的状态就表现在当时人们的心灵与思维所陷入的史无前例的混乱中，而基督教的教义则承诺，要把人们从这个动荡纷乱的局势中拯救出来。然而，基督教带给信众的救赎，并不是解决他们所遭遇的问题，而是在心理层面上让一种优势功能脱离其他所有的功能，也就是一些当时专横地要求共同控制权的心理功能。基督教只允许一种特定的发展方向，而排除了其他所有可能的发展方向。这种情况必然会让席勒绝口不谈基督教所提供的救赎的可能性，因为古希腊文化与自然界的密切关系似乎已对人们承诺了某种基督教所无法提供的可能性。

其实，人们不仅不该让优势功能脱离其他的劣势功能，或把它从中救赎出来，反而还应该顾及劣势功能，也就是以自然的方式和劣势功能对话，并整合这两种对立的功能，而使其达到和谐统一的状态。不过，席勒却认为，接受劣势功能可能会导致“一些盲目的驱力冲突”，而“典范的统一性”却会让优势功能再度取得支配地位，而重新回到原本和劣势功能的对峙状况。劣势功能和优势功能彼此对立，其原因并非在于它们最根本的性质，而是在于它们当时的形成过程。劣势功能起初总是受到忽略和压抑，因为它们已经被文化人(Kulturmensch)视为达成目标的阻碍。然而，这些目标充其量只是文化人片面的关注，并不能等同于个体性的完成。实际上，未获认可的劣势功能对于人们完成本身的个体性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就本质而言它们也没有与人们所设定的目标相抵触。不过，只要文化的目标和完成人性（个体性）的理想尚未取得一致，这些劣势功能就不会受到重视，甚至还会因此而陷入相对的压抑状态。接纳劣势功能就意味着展开一场内战以及解除从前由于劣势功能受到抑制而形成的对立状态，这么一来，个体“性格的独立性”就会消失，只有等到这场内在的争斗平息之后，“性格的独立性”才能再度达成。

接纳劣势功能就意味着展开一场内战以及解除从前由于劣势功能受到抑制而形成的对立状态，这么一来，个体“性格的独立性”就会消失，只有等到这场内在的争斗平息之后，“性格的独立性”才能再度达成。由于这场纷争的摆平只能借助于足以掌控这些矛盾势力的专制力量，这便使得个体的自由因此而受到危害。个体如果失去自由，端正的自由人格就不可能形成；不过，个体如果获得自由，却会因此而陷入一些驱力的冲突当中。关于这方面，席勒曾表示：

就像我们在前面经常提到的，一个发展不足的功能会有以下的特征：它会脱离意识的支配，而在无意识里自愿地——出于某种程度的自主性——和其他的功能混杂在一起。这些无意识的功能由于没有机会分化，于是便显示为一种纯粹的原动力(Impetus)或一种纯粹的强化作用，而让意识的分化功能受到压迫或失去自主性。所以，在某一种情况下，意识功能会被带离本身的意向与决定所设下的限制；在另一种情况下，意识功能会在达到目标之前停顿下来，并被带到岔路上；还有，在第三种情况下，意识功能最终会被引入与其他意识功能的争执之中，而且只要混杂于无意识里的、制造干扰的驱力动力没有为了本身而自行分化，且未受到意识的支配，这种争执就得不到解决。“为什么我们总还是野蛮人？”这样的呐喊不仅受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影响，而且反映了席勒的主观心理。席勒和他那个时代的人一样，都没有在正确的地方找到罪恶的根源，因为人类的野蛮性从未存在于，将来也不会存在于理性或真理的效应不足之处，而是因为人们对理性或真理的效应过度期待，或因为迷信“真理”而高估“真理”，进而夸大了理性的效应。总之，野蛮性存在于片面、极端以及不良的失衡当中。

席勒就在法国大革命——当时的屠戮肃杀已经达到恐怖的巅峰——这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里发现，一筹莫展的理性女神所能发挥的威力竟如此有限，相较之下，人们身上那些非理性的野兽却因为战斗胜利而显得如此得意扬扬！此外，这起历史大事件还让席勒特别注意到，一个基本上是个人的，且似乎是主观的问题，却往往在突然间爆发成一个涵盖整个社会的普遍问题；也就是说，当一个关乎个人的、主观的问题碰到外在事件的冲击时，这些外在事件也会因此而含有跟个人内在冲突相同的心理要素。个人的问题因为受到外在事件的认可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尊严，而在此之前，内在的不协调总会造成一些令个体感到羞愧和自卑的状况。不论对内还是对外，个体都会因此而感到屈辱，就如同一个国家因为发生内战而失去威望一般。

由此可见，人们如果没有受到大胆且过度自我高估的驱使，就会畏于把纯粹个人内在的冲突摊开在大庭广众面前。不过，如果人们成功地找到并认清个人问题和时代的大事件之间的关联性，这样的交集就可以把个体从纯粹个人的孤独寂寞中解放出来，而且这个主观的个人问题还会进一步扩展为涉及社会性的普遍问题。从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来看，这个收获可不小。因为，个人问题的解决从前只能运用个体在意识层面关注自身的微弱能量，现在则不仅获得了集体的驱力，还能与自我的关注相结合。因此，一种新的形势便随之出现，而且提供了一些新的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个人的意志力或勇气从未达成的东西，集体的驱力却可以达成。它们带着人们穿越种种阻碍，而这却是人们单凭自己个人的能量从来都无法实现的。所以，我们也可以推测，时代的重大事件的冲击让席勒获得了十足的勇气，愿意大胆地试图解决个体与社会功能之间的冲突问题。18世纪启蒙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也曾深刻地感受到这种对立

文明人只不过是一个分数单位，必须倚赖社会这个分母，而他的价值也是通过他和整体的关系——和整个社会的关系——来界定的。一个社会组织的成功在于懂得把人去自然化，并以相对存在来取代他的绝对存在，而后再将那个“我”整合入团体里。一个人如果想在文明秩序中保有原初的自然情感，就会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他会一直陷于自我冲突的状态，会在本身的喜好和应尽的责任义务之间挣扎徘徊。所以，他既不再是一个人，也不再是一个社会人；不论对他人还是自己，他都将一无是处

席勒同样回顾了人类的过去，不过，他关注的焦点并不是卢梭的自然人，而是那些曾在“希腊的天空下”生活的人。尽管这两种人截然不同，但讨论他们的方式却共同以时间的回溯为导向，更确切地说，就是将人类古老的过往理想化，而且给予过高的评价。席勒一味地追捧希腊文化之美，却忘记了那些真实的日常生活中的希腊人；卢梭则大胆地说：“自然人为自己而活，他是完整的统一体，是绝对的整体。”然而，他却忽略了自然人的个体的确具有集体性这个事实，也就是说，这种集体性不只存在于自己身上，也存在于别人身上，而且别人身上所有的集体性还超越了本身的统一体。卢梭还在该书中提到：我们仰赖整体，靠向整体。所有的时代、地方、人群、事物、现有的一切以及将来会发生的一切，都与我们息息相关。个体不过是整体的一个微小的部分。如此一来，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个人都能体察到这个巨大的表象……难道是自然使人远离了自己的本性？
卢梭相信，这种状态是不久前才出现的。其实他搞错了！事实并非如此！这种状态一直都存在，而且越往人类发展的起源回溯，它就越明显，我们只不过是最近才意识到它的存在。卢梭所叙述的就是原始人的集体思维方式，法国当代社会学家暨人类学家吕西安·列维-布留尔(Lucien Lévy-Bruhl)则贴切地把它称为“神秘参与”。压迫个体性绝非晚近才出现，而是从还没有个体性存在的远古时代遗留下来的。换句话说，这种现象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而是人们最近才意识并感受到集体这种强大的势力。人们当然会把这种势力投射在国家和教会的体制上，不过，不是每个人都能找到可以让自己逃离道德戒律的方法和途径。这些体制并未拥有世人所高估的、强大无比的势力——正因为这个缘故，它们才会受到各种不同的改革者的攻击——而是具有压迫性的势力。这种势力就存在于我们的无意识里，也就是存在于野蛮人流传给现代人的集体思维方式里。这种集体心理在某种程度上会排斥一切个体的发展，如果个体没有直接效力于集体目标的话。由此可见，一个功能的分化——正如我们在前文所讨论的——虽然是一种个体价值的发展，但由于仍受制于集体的观点，个体本身终究会因此而受到危害。

然而，不幸之处却在于，“国家的法律”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未曾与自然的法则协调一致，换句话说，文明的状态从来都不是自然的状态。如果人们认为有可能让这两者达成一致，那么，这种一致也只能被视为一种双方的妥协。在这种妥协之下，任何一方都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都与理想有一大段的落差。人们如果想要达成文明状态或自然状态的理想，就必须遵循卢梭说的这句话：“在成为自然人和社会人之间，我们必须两者择一，因为我们无法两者兼得。”

由此可见，席勒打算走上的那条“先验的途径”不宜被理解为具有知识批判性且合乎理智的判断。这条途径其实比人们在无法以理性来克服困难，从而无法完成任务时所普遍采用的方法更具有象征性。为了找到并走上这条“先验的途径”，席勒首先一定花许多时间停留在一些从他原先的道路分岔开来而形成的相互对峙里。他的生命之河只要受到拦阻，河水就会蓄积，换句话说，如果他身上的力比多的流动因受阻而出现能量滞积的现象，那么，连先前那些存在于不停流动的生命之河里的和谐的对立面也会随之崩解，而转变为两个充满战斗欲、相互敌视的阵营。由于这两个阵营在经历一场无法预见将在何时、将以何种方式结束的漫长战斗后已精疲力尽，他们身上所流失的能量便形成了新兴的第三势力，这股势力正是一条新路径的起点。

如果席勒内在的那位思考者能以象征的方式解读他的对手——内在的那位诗人——的创作，也就是以诗人期待他的语言被理解的方式，而不是完全按照字面的意义，那么，这两者的矛盾和冲突就会平息下来。席勒是不是对自己有所误解？情况似乎是这样，不然他后来就不会写下一些论述来反驳他自己。身为诗人的席勒曾颂扬美的泉源，这种泉源不停歇地在每个时代和每个族群的底层流淌着，所以会从每个人的心灵中涌现而出。诗人身份的席勒其实不关心古希腊人，他真正在乎的是我们内在的那个未被基督教化的、本土古老宗教的信仰者，以及其永远纯真的本质和自然之美。这些美好的特性虽然潜藏在我们的无意识里，却富有活泼的生命力。在它们的余光的映照下，古代的人物已经蒙上一层美妙的色彩，因此，我们会误以为，这些人物已经获得了我们所要寻求的东西。潜藏在我们身上的那位未被基督教化的、被我们集体倾向的意识摒弃的、远古的未开化者，虽然让我们觉得如此丑陋，如此难以接受，但同时也承载着一种我们无处寻觅的美。作为诗人的席勒所讨论的这位远古的未开化者，却被作为思考者的席勒误以为是具有典范意义的古希腊人。思考者因为无法从他的证据材料中以逻辑推理的方式得出结论而白忙一场，而诗人却已在他的象征语言里对思考者预示了一条脱困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