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斯底教派其实存在两大派系，内部并未团结一致：其中一派的诺斯底教徒追求极致的精神生活，而另一派却迷失在行为的反常、放荡和淫猥当中，会肆无忌惮地做出令人相当厌恶的变态和无耻的行为。换句话说，他们有一部分是严谨的克制者，而另一部分则是秩序与法律的违反者。后者计有尼古拉派(Nicolaiten)、阿康提派(Archontiker)和柏柏利派(Borborianer)，他们通常会犯下过失，而且根据他们所宣称的某些事理，刻意让自己沉溺于毫无节制的纵欲中。

当我们在讨论这两位神学家的个案时，如果可以注意到他们天生的驱力方向(Triebrichtung)的中断——信仰基督教后所出现的自我牺牲的过程——在心理学上的意义，那么，我们就不会误入歧途而迷失了自己，也就是清楚地认识到，个人的心理类型的大翻转意味着个人已经转向另一个态度。同时我们也可以知道，驱使这种类型翻转的动机来自何处，“人类灵魂的本质是基督徒”这个德尔图良的主张有多少正确性。天生的驱力方向就跟所有的自然现象一样，都适用最小作用量原理(Prinzip des kleinsten Kraftmases)——以最简便有效的方法来产生作用——只是每个人天性不一，再加上父母的作风和环境状况的不同，个人对于最初的、童年时期的外在环境的适应也会采取不一样的方式

只是每个人天性不一，再加上父母的作风和环境状况的不同，个人对于最初的、童年时期的外在环境的适应也会采取不一样的方式：有的人会比较矜持审慎，有的人就比较能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各种不同的心理类型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出现，也各自拥有特定的优先态度(Vorzugseinstellung)。因此，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且拥有所有基本心理功能的个体如果想要彻底适应环境，均等地使用这些心理功能在心理学上是必要的。
此段不必注，但考虑到下文，还是先贴出来

人类会出现各种不同的心理适应方式一定有原因，比方说，人们如果把外在客体仅仅片面地视为纯粹的思考或情感的对象，这种主观的做法显然无法让个体充分适应环境，因为片面的（“类型化的”）态度会造成心理适应不良，而且会随着年纪的增长而越来越严重。个体迟早会出现适应障碍，而迫使主体产生补偿作用，以借此弥补在生活中所遭遇的挫折。然而，补偿作用却只在个体舍弃（牺牲）向来所持有的片面态度之后才能有所发挥。在此之前，适应不良会导致能量的暂时性滞积(Aufstauung)，这些过剩的能量会流入一些个体向来在意识上未曾使用，却已存在于无意识[插图]里的隐秘渠道中。适应不良就是个体出现类型的翻转过程的有效原因(causa efficiens)，个体会因此而主观地感受到一股隐约的不满足感。

如果我们对于这场教会的分裂进行深度的剖析，就会发现其中存在着显著的心理类型的对立：其中一方声称，主要的价值与意义存在于感官可以掌握的事物上，相关的主体即使不一定是具体且确实存在的个人，也往往是人们所投射出来的感知；另一方则主张，主要的价值存在于抽象的、与人们无关的事物上，相关的主体就是人们身上的某种功能，也就是说，客观的自然过程的发生具有与个人无关的规律性，它发生在人们的感知之外，但又是人们感知的基础。前者的观点以人们所体现的功能综合体(Funktionskomplex)为优先而忽视了功能；后者的观点则以功能为优先而忽视了人们，即执行功能所不可缺少的载体(Träger)。这两种观点都相互否定彼此的主要价值，而且个人越坚决地认同己方的观点，就越容易侵犯对方的观点，并以此攻击对方的主要价值，尽管他可能自以为自己是出于最大的善意。

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已经在早期基督教会的教义争端中出现过的那些类型对立的基本要素，又重新出现在9世纪的这场神学论争里，即从客体抽离的抽象观点和关注客体的具体观点。我们在这里绝不想从智识的角度片面而贬抑地评判拉贝图斯本人和他在神职生涯里所取得的种种成就。虽然我们现代人会觉得拉贝图斯提出的化体说教义荒谬无稽，但我们却不该因此而认为这个神学理论毫无历史价值可言。它虽然是呈现人类谬误的最佳例证，但不该因此而被断定不具有价值。我们在对化体说下判断之前，其实应该详尽地探究这个教义曾如何影响欧洲基督徒数百年的宗教生活，以及我们这个时代尚有哪些部分仍间接受益于这种影响。换言之，我们不该忽略，信徒对于奇迹真实性的信仰势必会使得自身的心理过程脱离那些只有感官所能知觉的东西，而且这种脱离还会进一步影响信徒的心理过程的本质。因为感官所能知觉的东西具有过高的阈限值(Schwellenwert)，所以会持续侵入人们的心理，而破坏并消除某种以排除不适合的事物为基础的功能，即已定向的思考功能，进而使得具有特定方向或目标的思考过程无法进行。

约在9世纪中期，法国修道院院长帕斯卡修斯·拉贝图斯(Paschasius Radbertus)发表了一本关于圣餐的著作，并提出他的圣餐观，即化体说(Transsubstantiationslehre)：圣餐仪式中的无酵饼和红葡萄酒一经祝谢后，便立即转化成耶稣基督真实的身体和血。我们都知道，拉贝图斯的圣餐观后来还正式成为基督教的教条。根据这个教条，圣餐中的圣饼和葡萄酒的化体是“确实的、实在的以及实质的”过程，尽管饼和酒的“非本质的属性”(Akzidentien)的外观并未改变，但就其实质性来说，它们确实已经是基督的圣体和宝血。后来在拉贝图斯主持的修道院里，一位叫拉特兰努(Ratramnus)的修士因为不赞同院长把圣餐中的酒和饼象征如此极端地具体化，竟敢于出言反对所谓的化体说。不过，根据德国19世纪神学家暨教会史家卡尔·哈瑟(Karl August Hase)在《教会历史》(Kirchengeschichte )这本论著里的说法，化体说最关键的反对者其实是司各特·爱留根纳(Scotus Eriugena)。

出身爱尔兰的爱留根纳不仅是中世纪早期的神学家，也是伟大的哲学家和富有原创性的思想家。因为他在世时如此孤独而超前地走在时代的前端，所以，在他过世数百年后，教会才发现他所留下的著作含有异端成分，而正式发表对他的谴责。爱留根纳晚年在英格兰南部小镇马姆斯伯里(Malmesbury)担任当地修道院的院长，最后不幸在889年左右被院内几位修士合谋杀害。对于爱留根纳来说，真正的哲学就是真正的宗教。他具有独立的思考，不会盲目地附和权威，包括那些曾一度存在的权威，这一点正是他与他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不同的地方。甚至连那些已经通过所有神学论辩的考验的基督教早期教父，如果他们的著作没有蕴含人类理性的宝藏，他也不会认可他们的权威。或许他当时曾以非常不合时宜的方式把理性置于权威之上，不过，在他逝世几个世纪之后，他对于理性的重视已经无疑地获得了世人的肯定。
此外，他还坚持，圣餐礼的意义仅仅是信徒对于耶稣和他的门徒最后一次聚会的那顿晚餐的纪念，其实，不论在哪个时代，只要是有理性的人都会这么认为。然而，爱留根纳如此清晰且合乎人性的思考以及保留基督教仪式的信仰意义和价值的用心，却不符合当时的时代精神和周遭人们对他的期待，这种处境很可能就是导致他最后在修道院院长任内被手下的修士谋杀的原因。尽管可以理性地、合乎逻辑地思考，他却没有受到普遍的肯定。相反，虽然懂得揣摩与迎合时代潮流的拉贝图斯不会思考，而且把“饼与酒的化体”象征和丰富的意义粗糙化为感官所能知觉的东西(das Sinnfällige)，不过，这样的作风却能投合当时追求信仰内容具体化的时代精神，而让他在这场神学论战中稳居上风。

我们越推崇爱留根纳，就越不该低估拉贝图斯的成就。这个论争告诉我们，内倾型思维与外倾型思维是不能比较的，因为这两种类型的思考方式具有不同的目的性，所以它们根本完全不同。或许人们可以说，内倾者的思考是理性的，而外倾者的思考则是注重实际的(programmatisch)。我在此想特别强调，以上这些阐述并无法让我们对这两位神学家的个体心理做出任何的定论。毕竟我们对爱留根纳本人所知甚少，仅有的相关文献实在不足以让我们明确地判断他的类型。就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来说，他应该比较倾向于内倾型。至于拉贝图斯，我们几乎完全不了解，只知道他的主张有违人们普遍的思维，但他却凭借本身那稳当的情感逻辑(Gefühlslogik)，提出他那个时代认为恰当的、可以接受的神学见解。或许我们可以依据这个事实而把他归类为外倾型。

第四节
唯名论与唯实论
荣格用了很长一节来探讨唯名论和唯实论，由于原文太长，我就不贴了，在这里解释一下唯名论和唯实论，唯名和唯实“唯“的是什么呢?他们“唯“的是事物的概念是否能独立存在，以及一般性概念和具体事物哪个更本质，是一般概念在具体事物之前还是具体事物在概念之前?唯名论认为概念本身不具有任何实在性，具体事物比普遍概念更为本质（我认为这个语境下的概念其实就是名称和一些书面化了的感官印象）

唯实论，也有翻译成实在论的，也即认为某种概念实际上在逻辑和时间上先于具体事物，比如三角形，天下所有的，具体的三角形都“三角形”这一概念的衍生物，具体的三角形是对概念（或理念）上的三角形的不完美复现。

安提西尼的弟子第欧根尼(Diogenes)是犬儒学派杰出的代表人物。他称自己为“犬”，墓碑上还放着一只以爱琴海帕罗斯岛的大理石雕刻而成的狗作为装饰。他虽然对人类充满温情，对人性充满同情和谅解，却毫不留情地贬斥他那个时代的人所尊崇的一切。他还会嘲笑剧场里那些观赏堤厄斯忒斯[插图]吃下人肉做的餐点或俄狄浦斯王(Oedipus)弑父恋母等悲剧而感到惊恐的观众。吃人肉哪有多可怕？人肉跟其他肉类相比，并没有多么特别！乱伦的不幸也不是什么大灾厄，我们畜养的家畜不也如此？它们对我们人类而言，难道不是很有启发性的例子？

麦加拉学派后来出现了斯提尔波(Stilpon)这位出色的领导人物。我们可以从以下这则关于他的趣闻轶事中看到他的性情特征：斯提尔波有一次来到雅典，在山丘上的卫城看到一幅由艺术家菲迪亚斯(Phidias)以自己的女儿帕拉丝(Pallas)为模特所绘制的雅典娜女神的肖像画。当时他对于这幅绘画的评语——她不是宙斯的女儿雅典娜，而是菲迪亚斯的女儿帕拉丝——委实展现了麦加拉学派的本色。

但是，纯粹思维的事物性却不是艺术家的作品，也不是人们任意对于概念的实体化(Hypostasierung)，而是人类本质的某种必然性。换句话说，现代的人类并未将抽象概念恣意地实体化，且进一步将它们移植到另一个同样也是人为的世界中。不过，早期人类真正的历史过程却与此相反：以原始人为例，他们的无意识影像(Imago)是如此强大，他们对于感官感知(Sinnesempfindung)的心理共鸣是如此强烈，且具有极高度的感官性，以至于当他们出现对于内在世界的模拟时——自发的记忆影像(Erinnerungsbild)浮现时——有时甚至会进入幻觉状态。

相对于欧洲人以感官感知的独立自主性为基础的心理唯实论(psychischer Realismus)，原始人的心理唯实论还扩及记忆影像的独立自主性。对原始人而言，思维具有灵视性和听觉性，因而也具备了神启的性质。所以，身为灵视者的巫师就是部落里的思想家，负责把鬼魂和诸神的启示传递给众人。此外，思维也因为本身的实在性而拥有行动一般的效果，因此，思维也能产生魔力效应(magische Wirkung)。同理可知，词语作为思想的外衣，其本身也具有实在性。词语既然能召唤“实在的”记忆影像，当然也具有“实在的”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