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王于九月五日举行欢送裴世清宴会，十一日裴世清启程回国，小野妹子护送使节团同行，于年底至隋都。小野妹子向隋政权呈交倭王国书，鸿炉卿鉴于场帝旨意，没敢送给隋炀帝阅读。厩户太子等执政者认为场帝不满“日出”、“日没”的字样，经过一番考虑之后，遂改称东皇帝敬白西皇帝，其国书如下：
东皇帝敬白西皇帝，使人鸿炉寺掌客裴世清等至，久忆方解。秋季薄冷，尊候如何?想清恙，此即如常。今遣大礼苏因高(小野妹子的音译)、大礼乎那利等往，谨白不具。
国书不卑不亢，保持对等的礼节。由于隋炀帝不看，自然不会发怒，因而两国的关系继续发展下去。可见，隋炀帝的“勿复以闻”的指示，颇具匠心。小野妹子在隋都同隋国官员安置好留学生和留学僧之后，作长达半年的考察。据《日本书纪》，小野妹子于推古十七年(大业五年，公元609年)九月回国。

标点符号啊

统一中国的大隋帝国在场帝时期，由于倍侈和暴政，特别是不断地进行对外扩张战争，耗尽国力。人民在横征暴敛之下，濒于死亡，被迫起而反抗。在大规模人民起义打击下，隋帝国崩溃了。隋国官吏李渊父子乘机起兵，终于取代隋国，于公元六一入年建立唐帝国。
唐建国初期，其政治经济制度基本承袭隋制，只对隋制中的。恶弊作某些改革。隋的均田法和租庸调法，庸初不仅沿袭下来。而且还得到迅速的发展，并出现唐前期的繁荣。据史书记载，开元末年西京、东都米价一石不到二百钱，布帛价格也相当低廉。这种持续稳定的发展。保持近百年，社会各个方面都呈现出超过以前历代的繁荣景象。

太宗驾到！倭人速速跪拜！！

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手工业也有相应的发展。官营手工业产品供应皇帝和国家所需，各厂的工匠，在当时各个行业中，都是技艺最精湛者。私营手工业的发展也超过以前各代，如纺织品、手工艺品、瓷器等在技术和工艺方面都有发展。造船业尤其发达，航海大船在当时世界各国是望尘莫及的。波斯湾风浪险恶，只有中国船可以通行无阻，外国货都搭装中国船。唐时国内外贸易都．很发展，广州主要同南洋和波斯湾各国进行贸易。福建的泉州已成为对外通商的港埠，外国商人随意进出，后期日本商人曾到此—处进行贸易。扬州是国内一个较大的商业中心，大食、波斯等外国商人也来此地贸易。唐朝高度发展的手工业产品和技术，通过贸早渠道传播到国外，对海外各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推古帝三十年(公元622年)，厩户太子病逝，苏我马子废摄政职，独揽大权。推古三十一年(公元623年)，留学僧惠齐、惠光、惠日、福因(留学生)等，乘新罗使者船自唐回国，向政府建议：留学于唐朝的学生学业皆有成就，应召回国供职。唐朝乃法制完备值得重视的国家，需要与之建立外交联系。但掌权的苏我马子正与反对势力争权，无暇考虑与唐建交问题。推古三十四年(公元626年)，苏我马子死，其子虾夷承袭父职， 跋扈尤胜乃父。推古三十六年(公元628年)，倭王推古帝死，虾夷矫诏挟立舒明帝(公元629年)，于是朝政尽归。苏我氏挟持王权，在斗争中占了优势，反对派或被镇压或被排除于政权之外。这时，苏我虾夷才把注意力从国内转向邻国唐朝。虾夷和其父马子一样，对中国文化深感兴趣，决定采纳留唐归国僧人和学生在几年以前提出的建议，于舒明二年(公元630年)派出第一次遗唐使(事见下节)，试图与唐建立外交关系。

遣唐使在唐作了考察，于舒明四年(公元632年)回国， 留唐学习的僧人灵云、雯等亦同船回国。他们向政府及有关人士对唐朝情况作了介绍。繁荣强大的唐朝立即吸引了苏我氏和潜在的反对派。他们双方都感到应向唐朝学习有关的政治经济制度和佛学，但反对派从学习中看到推翻苏我氏的前景。以中臣镰足为首的反对派认为，仿效唐的专制制度是解决苏我氏专权、加强王权的极好途径。苏我虾夷之子苏我入鹿接替父职不久，杀害素孚众望的山背大兄王(厩户太子之子)，加速反对派推翻苏我氏的决心。恰在此时，留唐学问僧南渊请安和学生高向玄理等回国。中臣嫌足与王族中大兄皇子乃“手把黄卷，自学周孔之教于南渊先生所”，联系留唐归国之人，以壮大反对派力量。留唐归国僧人和学生，以其所学参与推翻苏我氏和进行改革密谋。在这期间，反对派比较系统地研究儒家思想中关于国家和王权的理论，初步了解唐的政治制度和律令制度。他们感到，采用唐的土地制度，不仅可以制止如苏我氏等大家族的任意侵吞土地恶弊，而且王权将会得到加强。学习增强了行动的决心，密谋在周密地进行着。

改革的第一个措施，是仿效唐制，建立年号，称孝德帝元年为大化元年(公元645年)。这是日本帝王继位设立年号之始，同时也是大化改革名称的由来。大化改革经过几次反复，历时数十年，方始达到日本古代天皇制的鼎盛时期。
第二，是按照中国儒家思想：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模式，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设立“公土”、“公民”。大化二年(公元646年)正月，颁布废除私领土地和人民的沼书，原为臣、连、伴造所领有的土地和人民，一律收归公有，成为公地与公民。

第五，改革派力图按唐制集中王权和整顿中央官制。为此，倭王以唐天子为模特，变成名符其实的全国最高统治者，其他贵族则变成倭王座下的大臣百官，并命高向玄理和僧雯参照唐制，迅速拟出八省百官机构。
这些改革不是在短时期内完成的，大约在百余年间，经过多放反复，方始确立起来。而且这些改革从实质上说，是一种政治制度的改革，在生产关系方面亦即阶级对立的内容没有发生变化。

贞观六年(公元622年)十月四日，高表仁与倭使犬上御田锹同时到达难波津(今大阪)。倭王政府得知唐使回访的信息后，异常重视，立即以大伴连马养组成欢迎团，率船三十二只，悬彩旗，奏鼓乐，在江口欢迎。高表仁在难波津宾馆等待去王都朝见倭王时，与前来迎接的倭王子发生争礼事件。《日本书纪》有意回避这次争执，删削不叙，中国史书也末详载争礼之由及其经过。但据中国史书对高表仁“无绥远才”一句评语可知，他一定以大国使者自居，倨傲不恭，视倭国为属国，不肯履行双方平等的 国家接待礼节。由于倭王子坚持以平等之礼相待，傲慢的高表仁愤然拒绝去倭王首都宣读唐太宗给倭王的诏书，表示立即回国。
据《日本书纪》载，高表仁于舒明五年(公元633年)正月二十六日回国，可见争议的时间很久。虽然高表仁因争礼不宣朝命，推迟了唐倭建交的时间，但倭王政府深知与唐保持联系的重要性，因而在高表仁回国时仍派护送使团，送至对马岛。
PS：高表仁其实俺是很欣赏这位官吏的大国范儿，对待倭国就应该是这样。

在苏我氏伏诛之后，大化改革开始，执政的改革派要求与唐建立外交关系的心情更为迫切。但是，自高表仁回国后，不知唐政府对争礼一事的反应，不敢冒然遣使赴唐。大化四年(公元648年)，改革派托新罗赴唐朝贡的使节奉表“通起居”，进行试探，表示愿意通好。唐政府对试探的反应如何，没有明文记载，但从永微四年(公元653年)倭国遣使进贡一事看，大概同样表示愿意通好之意。

倭王政府得到新罗传来唐朝同意通好的信息后，立即于白雏四年(公元653年)五月十二日，派出第二次遣唐使。这时赴唐路线有南北两路。北路为传统航路，安全而费时较久。南路略近，而不安全。改革派为了尽快实现往返，乃冒险试走南路。因此，第二次遣唐使分乘甲乙两船，人员增加一倍为二百四十二人，并派出留唐学生和僧人十三名赴唐学习。乙船走南路，七月驶至萨摩竹岛附近，道风船毁人溺，只五人生还。甲船走北路，大使和留学生等在此船，安全抵唐。改革派给遗唐使的任务是从唐国“多得文书宝物”，以备大化改革之需。第二次道唐使完成建交任务后，于永徽五年(公元654年)七月回到九州。由于任务完成得很好，大使等人受到倭王政府的嘉奖并提升了宫职。从实现建交和“多得文书”受奖一事，可以看出改革派急于在改革中借鉴唐朝各种政治经济制度的迫切心情。正因为如此，改革派在乙船被毁，甲船末归并担心甲船完不成任务的情况下，派出第三次遣唐使。

第三次遗唐使在白维五年(公元654年)二月启程，距第二次出发时间只有八个月。改革派重要成员高向玄理以“押使”名义，亲自统率任有正副大使的代表团赴唐。以归化汉人后裔、留唐归国学生、深知唐文化的高向玄理充当赴唐代表团的主要负责人一事表明，改革派极度重视这次遗唐使，并决心实现赴唐的目的。中国史书对这次遣唐使的记载，特别标明朝献“大如斗”的琥珀、 “五升器”大小的玛瑙等礼品，也反映出其不同既往。
PS：倭人终于肯放点血献点有价值的宝物了

永徽五年(公元654年)，唐政府在送走第二次遣唐使不久，又接待第三次遣唐使代表团。这次代表团以唐朝各界熟知的高向玄理作为主要负责人，增加了双方友好的气氛。当唐高宗了解到侯国学习唐朝的迫切心情后，尽可能地满足其各种要求，并兴趣盎然地令东宫监门郭丈举，讯问侯国的地理和历代倭王名字，以加深了解。这位优秀的古代倭国政治家、中国人民的朋友高向玄理，在致力于中日两国友谊的岗位上，因劳瘁成疾，于永徽五年(公元654年)底逝于唐。失去押使的第三次遣唐使，在大使河边麻吕的率领下，完成使命后，于齐明元年(公元655年)八月回至本国。

在第三次遣唐使离唐回国时，正值新罗道受百济和高丽的联合进攻，新罗几次派使赴唐求援。唐高宗不愿出兵，乘遣唐使回国之机，给倭王以留书，令其出兵援助新罗。但唐高宗并不了解，当时侯与百济的关系更胜于同新罗的关系，加之，在外交面正在力争与唐建立平等关系的倭国政府，自然不会接受唐高宗的命令、唐高宗未能解新罗之危，而新罗与百济间的战争日趋激烈。唐高宗决心出兵以救新罗。正在这时，倭国第四次遣唐使到达唐都。 没接受唐高宗命令去援助新罗的倭国，似乎不了解唐已决心出兵援助新罗的国际形势。又因正在进行大化改革，对于政治、经济贸易和文化各方面都需要与唐不断面地接触。因此，在齐明五年(公元659年)七月，派出第四次遣唐使，于同年底抵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