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野妹子完成使命后，于隋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初回国，隋炀帝命文林郎裴世清同时赴倭回访。两个代表团于同年四月到达九州。当倭王政权得知隋使和小野妹子同时到达的消息时，真是喜出望外。厩户太子和苏我马子等侯王政权主要执政者认为，小野妹子一行如能完成赴隋使命就很好了，根本没有奢想隋炀帝派使节回访。因此，倭王政权立即派出负责航海及对外事务的大礼吉士雄成，专程去九州迎接。与此同时，倭王政权认为以前接待外国使节的馆舍过于简陋，与隆重迎接气氛不符，特令在难波(今大坂)城高丽馆舍之上修建新馆，以安置隋使裴世清一行十二人。裴世清等一行在筑紫(即北九州)等到六月，新馆方始建成。据《日本书纪》载，六月十五日倭王派中臣宫地连鸟麻吕、大河内直糠手、船史王平等人陪伴隋使，用彩船三十艘，迎裴世宿等至难波新馆。到达难波时，“王遣小德阿辈台，从数百人，设仪仗，鸣角鼓来迎。”在难波新馆休息后，启程赴倭都。行走十日，接近都城。

八月三日侯王又遣大礼额田部连比罗夫(《隋书》记为可多毗)，率五彩骑七十五匹(《隋书》记为二百匹)迎接，直送至都城的海石榴市衡。在这里，自王子以下各大臣、文武百官头戴金簪花，身穿绵紫绣织五色绫罗衣，列队相迎。倭王的欢迎仪式是相当隆重的。八月十二日，倭王会见隋使裴世清。会见时，裴世清所带的隋国礼品摆在侯王宫殿的阶下。当倭王见到裴世清时，高兴地说：“我闻海西有大隋礼义之国，故遗朝贡。我夷人僻在海隅，不闻礼义，是以稽留境内，不即相见。今故清道、饰馆以待大使，冀闻大国维新之化。”裴世清回答说： “皇帝德并二仪，泽流四海，以王慕化，故遣行人来此宣渝。”裴世清随即呈上隋炀帝的国图书。

据《日本书纪》所载，隋炀帝国书如下：
皇帝问候王。使人长吏大礼苏因高(小野妹子的音译)等至，具怀。肤钦承宝命，临御区宇，思弘德化，罩被合灵，爱育之情，无隔遐迩。知王介居海表，抚宁民庶，境内安乐，风俗融合。深气至诚，远倍朝贡，丹款之美，朕有嘉焉。稍喧比如常也。故遗鸿炉寺掌客裴世清等，指宣往意，并送物如别。
这封诏书在中日关系史上，是继魏明帝给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诏书之后，由日本保存下来的中国方面的第二个沼书。无疑，它是一份珍贵的文献。但是，据日本史书称，厩户太子看到达份国书与炀帝看到倭王国书时一样，很不愉快。厩户太子“恶其酗天子之号为倭王，而不赏其使。”

倭王于九月五日举行欢送裴世清宴会，十一日裴世清启程回国，小野妹子护送使节团同行，于年底至隋都。小野妹子向隋政权呈交倭王国书，鸿炉卿鉴于场帝旨意，没敢送给隋炀帝阅读。厩户太子等执政者认为场帝不满“日出”、“日没”的字样，经过一番考虑之后，遂改称东皇帝敬白西皇帝，其国书如下：
东皇帝敬白西皇帝，使人鸿炉寺掌客裴世清等至，久忆方解。秋季薄冷，尊候如何?想清恙，此即如常。今遣大礼苏因高(小野妹子的音译)、大礼乎那利等往，谨白不具。
国书不卑不亢，保持对等的礼节。由于隋炀帝不看，自然不会发怒，因而两国的关系继续发展下去。可见，隋炀帝的“勿复以闻”的指示，颇具匠心。小野妹子在隋都同隋国官员安置好留学生和留学僧之后，作长达半年的考察。据《日本书纪》，小野妹子于推古十七年(大业五年，公元609年)九月回国。

统一中国的大隋帝国在场帝时期，由于倍侈和暴政，特别是不断地进行对外扩张战争，耗尽国力。人民在横征暴敛之下，濒于死亡，被迫起而反抗。在大规模人民起义打击下，隋帝国崩溃了。隋国官吏李渊父子乘机起兵，终于取代隋国，于公元六一入年建立唐帝国。
唐建国初期，其政治经济制度基本承袭隋制，只对隋制中的。恶弊作某些改革。隋的均田法和租庸调法，庸初不仅沿袭下来。而且还得到迅速的发展，并出现唐前期的繁荣。据史书记载，开元末年西京、东都米价一石不到二百钱，布帛价格也相当低廉。这种持续稳定的发展。保持近百年，社会各个方面都呈现出超过以前历代的繁荣景象。

太宗驾到！倭人速速跪拜！！

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手工业也有相应的发展。官营手工业产品供应皇帝和国家所需，各厂的工匠，在当时各个行业中，都是技艺最精湛者。私营手工业的发展也超过以前各代，如纺织品、手工艺品、瓷器等在技术和工艺方面都有发展。造船业尤其发达，航海大船在当时世界各国是望尘莫及的。波斯湾风浪险恶，只有中国船可以通行无阻，外国货都搭装中国船。唐时国内外贸易都．很发展，广州主要同南洋和波斯湾各国进行贸易。福建的泉州已成为对外通商的港埠，外国商人随意进出，后期日本商人曾到此—处进行贸易。扬州是国内一个较大的商业中心，大食、波斯等外国商人也来此地贸易。唐朝高度发展的手工业产品和技术，通过贸早渠道传播到国外，对海外各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推古帝三十年(公元622年)，厩户太子病逝，苏我马子废摄政职，独揽大权。推古三十一年(公元623年)，留学僧惠齐、惠光、惠日、福因(留学生)等，乘新罗使者船自唐回国，向政府建议：留学于唐朝的学生学业皆有成就，应召回国供职。唐朝乃法制完备值得重视的国家，需要与之建立外交联系。但掌权的苏我马子正与反对势力争权，无暇考虑与唐建交问题。推古三十四年(公元626年)，苏我马子死，其子虾夷承袭父职， 跋扈尤胜乃父。推古三十六年(公元628年)，倭王推古帝死，虾夷矫诏挟立舒明帝(公元629年)，于是朝政尽归。苏我氏挟持王权，在斗争中占了优势，反对派或被镇压或被排除于政权之外。这时，苏我虾夷才把注意力从国内转向邻国唐朝。虾夷和其父马子一样，对中国文化深感兴趣，决定采纳留唐归国僧人和学生在几年以前提出的建议，于舒明二年(公元630年)派出第一次遗唐使(事见下节)，试图与唐建立外交关系。

遣唐使在唐作了考察，于舒明四年(公元632年)回国， 留唐学习的僧人灵云、雯等亦同船回国。他们向政府及有关人士对唐朝情况作了介绍。繁荣强大的唐朝立即吸引了苏我氏和潜在的反对派。他们双方都感到应向唐朝学习有关的政治经济制度和佛学，但反对派从学习中看到推翻苏我氏的前景。以中臣镰足为首的反对派认为，仿效唐的专制制度是解决苏我氏专权、加强王权的极好途径。苏我虾夷之子苏我入鹿接替父职不久，杀害素孚众望的山背大兄王(厩户太子之子)，加速反对派推翻苏我氏的决心。恰在此时，留唐学问僧南渊请安和学生高向玄理等回国。中臣嫌足与王族中大兄皇子乃“手把黄卷，自学周孔之教于南渊先生所”，联系留唐归国之人，以壮大反对派力量。留唐归国僧人和学生，以其所学参与推翻苏我氏和进行改革密谋。在这期间，反对派比较系统地研究儒家思想中关于国家和王权的理论，初步了解唐的政治制度和律令制度。他们感到，采用唐的土地制度，不仅可以制止如苏我氏等大家族的任意侵吞土地恶弊，而且王权将会得到加强。学习增强了行动的决心，密谋在周密地进行着。

改革的第一个措施，是仿效唐制，建立年号，称孝德帝元年为大化元年(公元645年)。这是日本帝王继位设立年号之始，同时也是大化改革名称的由来。大化改革经过几次反复，历时数十年，方始达到日本古代天皇制的鼎盛时期。
第二，是按照中国儒家思想：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模式，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设立“公土”、“公民”。大化二年(公元646年)正月，颁布废除私领土地和人民的沼书，原为臣、连、伴造所领有的土地和人民，一律收归公有，成为公地与公民。

第五，改革派力图按唐制集中王权和整顿中央官制。为此，倭王以唐天子为模特，变成名符其实的全国最高统治者，其他贵族则变成倭王座下的大臣百官，并命高向玄理和僧雯参照唐制，迅速拟出八省百官机构。
这些改革不是在短时期内完成的，大约在百余年间，经过多放反复，方始确立起来。而且这些改革从实质上说，是一种政治制度的改革，在生产关系方面亦即阶级对立的内容没有发生变化。

贞观六年(公元622年)十月四日，高表仁与倭使犬上御田锹同时到达难波津(今大阪)。倭王政府得知唐使回访的信息后，异常重视，立即以大伴连马养组成欢迎团，率船三十二只，悬彩旗，奏鼓乐，在江口欢迎。高表仁在难波津宾馆等待去王都朝见倭王时，与前来迎接的倭王子发生争礼事件。《日本书纪》有意回避这次争执，删削不叙，中国史书也末详载争礼之由及其经过。但据中国史书对高表仁“无绥远才”一句评语可知，他一定以大国使者自居，倨傲不恭，视倭国为属国，不肯履行双方平等的 国家接待礼节。由于倭王子坚持以平等之礼相待，傲慢的高表仁愤然拒绝去倭王首都宣读唐太宗给倭王的诏书，表示立即回国。
据《日本书纪》载，高表仁于舒明五年(公元633年)正月二十六日回国，可见争议的时间很久。虽然高表仁因争礼不宣朝命，推迟了唐倭建交的时间，但倭王政府深知与唐保持联系的重要性，因而在高表仁回国时仍派护送使团，送至对马岛。
PS：高表仁其实俺是很欣赏这位官吏的大国范儿，对待倭国就应该是这样。

在苏我氏伏诛之后，大化改革开始，执政的改革派要求与唐建立外交关系的心情更为迫切。但是，自高表仁回国后，不知唐政府对争礼一事的反应，不敢冒然遣使赴唐。大化四年(公元648年)，改革派托新罗赴唐朝贡的使节奉表“通起居”，进行试探，表示愿意通好。唐政府对试探的反应如何，没有明文记载，但从永微四年(公元653年)倭国遣使进贡一事看，大概同样表示愿意通好之意。

倭王政府得到新罗传来唐朝同意通好的信息后，立即于白雏四年(公元653年)五月十二日，派出第二次遣唐使。这时赴唐路线有南北两路。北路为传统航路，安全而费时较久。南路略近，而不安全。改革派为了尽快实现往返，乃冒险试走南路。因此，第二次遣唐使分乘甲乙两船，人员增加一倍为二百四十二人，并派出留唐学生和僧人十三名赴唐学习。乙船走南路，七月驶至萨摩竹岛附近，道风船毁人溺，只五人生还。甲船走北路，大使和留学生等在此船，安全抵唐。改革派给遗唐使的任务是从唐国“多得文书宝物”，以备大化改革之需。第二次道唐使完成建交任务后，于永徽五年(公元654年)七月回到九州。由于任务完成得很好，大使等人受到倭王政府的嘉奖并提升了宫职。从实现建交和“多得文书”受奖一事，可以看出改革派急于在改革中借鉴唐朝各种政治经济制度的迫切心情。正因为如此，改革派在乙船被毁，甲船末归并担心甲船完不成任务的情况下，派出第三次遣唐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