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政权实行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的时期，中国境内北部边疆的匈奴族，强大起来。冒顿单于统治时，乘汉帝国初期的衰弱，不断地对边境地区进行掳掠；当时的汉政权鉴于国力衰弱，对匈奴族的掳掠采取忍让政策。到了武帝时，由于国富兵强，拥有相当的实力，乃屏弃忍让政策，对匈奴族的掳掠开始反击。从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起，对匈奴进行长达五十余年的战争，终于击溃了匈奴。

汉帝国在同匈奴族进行战争的时期，出于军事和政治上的需要，汉武帝几次派遣使节出使西域，扩大影响，从而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包括印度)文化交流的新时期。世界著名的“丝绸之路”，大体上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中国的丝织品、炼钢术以及中国的文化等通过这条路传入西方，同时，西方的胡桃、葡萄、乐器、乐曲、绘画以及印度佛教等，也通过这条路传入中国。“丝绸之路”在沟通中西文化交流上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是，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是他对周围少数民族进行扩张战争的信号。随着对匈奴战争的进展，对西南、东南、东北各地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扩张战争。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灭赵佗征服南越国，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征服西南的夜郎、滇等小国，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灭闽越，南方悉入汉帝国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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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中国的文化、技术通过这条道路传入日本群岛，而且也通过中国把西方的文化介绍到日本群岛。印度的佛教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再通过中国经由乐浪郡这条国际通道传入日本群岛。因此可以说乐浪郡这条东方国际通道与“丝绸之路”那条西方国际通道东西辉映，在中国文化与东西方各国间的交流中起了媒介作用。 但是，日本群岛上的倭人国家，从什么时候开始和怎样与汉政权建立起国家间的关系，由于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现已无从考祭。不过，从“东夷始通上京”这一记述分析，日本群岛上百余倭人国家中的某一国的使节，肯定到过汉的首都。因为一般倭人到达汉的首都，不会引起中国史学家的注意，而特记一笔。
随着时间的前进，中国和东亚各国的交往关系日益密切，到东汉时，已出现—“汐、貊、倭、韩万里朝贡”的国际局势。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中国文书对日本群岛上百余倭人国家中的奴国(公元57年)和伊都国(公元107年)两国使节到达东汉首都洛阳—事，作了正式记录。这就使中日两国的交往，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

范哗著《后汉书》东夷传记载：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春正月， “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绥。”(注7)这是继班固《汉书》之后，反映中日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最早记录。倭奴国是倭人奴国之意，是《汉书》中所载百余倭人国家之一。据日本史学家的考证，这个古代矮人国家的地理位置；大致在今北九州博多湾的福冈市一带。

这是日本史学界和考古学家根据下述情况做出的科学结论。第一，在福冈市稍南些的须玖遗迹中发现弥生时代的古坟群，从中出土大量铜镜、铜剑、铜矛等青铜器，以及发现弥生时期种植水稻的农耕遗迹，甚至发现炭化的大米粒。古坟群中有一座盖有巨大石块的瓮棺，日本史学家认为墓中的主人，可能就是奴国的国王。第二，在博多湾的志贺岛发现光武帝赐给奴国国王的金印。一七八四年(日本天明4年)春，在当时的筑前国糟屋郡志贺岛叶崎地方(今福冈县粕屋郡志贺盯)，农民甚兵卫因田地水沟流通不畅，于二月二十三日进行修筑。在挖沟时掘出许多碎石，碎石下覆盖一块两人方可移动的大石移开大石，下有一石室，从中出土一颗金印。该印为纯金制成，上部为蛇纽，下部印面为二点三四厘米见方，刻有“汉委奴国王个五个阴刻篆字。经日本史学家鉴定，该印的大小尺寸符合汉代“方寸之印”的规定：蛇形纽饰也符合汉代授与夷王印章的规定。因此，断定它就是光武帝赐给奴国国王的那颗金印(中国历史学家黄遵宪在日本时曾亲自见过这颗金印) 这颗金印现为日本黑田氏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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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图：汉委奴国王金印

范哗在《后汉书》中没有记述奴国的社会状况，也没有记载朝贺时赠送礼品的名单，这对了解奴国的情况是一个不小的损失。可是，近年．来日本史学界在奴国一带进行考古工作所取得的成果，多少弥补了这个缺欠。综合日本史学界的考古成果，可以了解二千年前奴国的大概情况；今天的福冈平原，大体上就是奴国的版图。福冈平原有两条河流，御经川和那坷川东西汇流于此，正是栽培水稻的适宜地点。从发掘出的农耕遗迹和炭化大米粒可知，奴国的水稻栽植已很盛行，渔猎经济已退居次要地位。平原的中心有一丘陵地带，现在叫作板符台地，站在台地上面可以俯览整个奴国平原。从台地往前约三公里，是现今的须玖遗迹。这个古坟群拥有近千于座坟墓，这样多的古坟反映出当时的奴因人口众多。从墓的形状看，有一般的瓮棺墓和独特的上面盖有巨大石块的支石墓。墓中出土的文物；有一般的“弥生式”陶器和铜矛、铜剑、铜镜等随葬品。从墓的形状和随葬品的多少甚至没有随葬品的状况可知，奴国已出现阶级分化。但是从其向汉光武帝朝献时没有进贡“生口”这一事实分析，奴国的奴隶并不多少。

由于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基础，因此奴国在日本群岛和朝鲜半岛之间进行交换互通往来，而且还经常派遣使节去乐浪郡和汉政权发生接触。这种情况表明；奴国是当时候人国家中具有政治经济影响的先进国家。公元五十七年，奴国国王为扩大同汉政权的联系，派使节去汉都洛阳，与汉政权正式建立起外交关系。但是，据现有史料看，汉政权没有同奴国以南的侯人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因此，《后汉书》倭侯人传才有奴国是“倭国之极南界也”的记述，据史书载，奴国赴汉都洛阳的使节，自称其官衔为大夫。本夫不是倭人国家官职中的固有名称。大夫这一称谓，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很为盛行，出使各国的使节对方常以大夫相称，战国时期或秦汉之际，因避战乱而移居日本群岛的汉族人民，对这称谓及其所反映的身份是很熟知的。

据范哗《后汉书》记载，继奴国与东汉政权建立外交关系之后约半个世纪，北九州的另一个倭人国家伊都国也派使节至洛阳，与东汉政权建立外交关系。但是，《后汉书》记载这一历史事件的文字，因版本不同而有所差异。现在通行的中华书局版《后汉书》东夷传倭条的文字如下：“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倭国王师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这里没有提到伊都国的名字，只记为“倭国”。但据宋版《通典》所引《后汉书》的文字为“倭面土国”，据《翰苑》注引《后汉书》的文字为“倭面上国” 这里的上字显然系土字的讹错，因而仍是倭面土国。又据日本史学家木富泰彦所见传入日本的古本《后汉书》的文字也为“倭面土国”。 由此可知，范哗在《后汉书》中所记的原文实为“倭面土国”。

据日本史学家的考证，倭面土国即是伊都国。由于奴国和伊都国在汉代桓、灵以后，已成为日本新兴国家邪马合国的属国，因而在几百年以后的唐代史学家如魏征的《隋书》、李延寿的《北史》等，都根据邪马台国时期奴国、伊都国和邪马台国已成为一个国家的事实，把前此三个国家的历史捏合在一起叙述。宋以后的史学家大都遵从唐代史学家的意见，更晚些的史学家在重刻范哗《后汉书》时，甚至把“倭面土国”误认为是衍文而予以剔除。幸而中国的历史家在收集和编纂史书时，保存了原书的本来面目，例如宋刻的杜佑《通典》。更值得庆幸的是中日两国的收藏家们，居然收藏了宋代刊刻的《通典》，使我们在今天尚能看到原书的真面目。

伊都国的所在地点，目前日本史学界已有定论，即在今北九州系岛半岛上，福冈县系岛郡前原町的旧恬土村一带。在这一带，些弥生时期的古代遗迹，例如，平原遗迹、井田支石墓、三云遗迹、志登支石墓群等，都是古伊都国的遗迹。在三云和番上两个发掘点中，发现三处直径十米的圆形居住遗迹和方形居住遗迹。从这些遗址中发现了铁器，其中有被日本考古学家推定为，公元一世纪左右中国后汉时期的素环刀(刀柄部份成环形)、铁斧、直径约一厘米的透明玻璃玉、管玉、盛食物的杯子等。在日本全国各地弥生时代的居住遗址中，发现这样多的铁器还是罕见的。日本考古学家认为，这个遗址很有可能是当时的贵人即统治者的居住址。

五十楼说的对

用核跟他们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