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居于日本群岛的汉族，不只上述三族。据九世纪初日本天皇政府编纂的《新撰姓氏录》所载，在天皇政府中有一定政治地位的氏中，在京城、山城、大和、摄津、河内、和泉等地区收集起来的归化人系统的氏有三百二十四氏(其中一部分是汉族)，约占日本全部氏的百分之三十。这百分之三十的归化人中虽然不全是汉族，但汉族所占的比例不会小。日本一位史学家说得好：“只要统计一下我们祖先的数字就明白了。可以说我们现代的每一个日本人，都继承着一千数百年前生活着的全部日本人的血液，所以，必须承认，我们不论谁的血液中，都含有百分之十或二十古代归化人的血液。虽然流行着我们的祖先同化了归化人的说法，但并非如此，归化人就是我们的祖先。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不是为了日本人才做的，他们本身就是一个日本人在做工作。”这话说得很中肯，去到日本群岛的汉族人民，就是作为日本人的一员在自觉地建设着日本，但是，他们在客观上起了促进中日文化交流的作用。

下面将要讲述的是倭国人索取中华帝国的漫长援助史实。中日友好ODA援助神马的相比而言根本就是垃圾。。。。

不论从史书记载和地下出土文物中都可以知道，倭国需要中国的各种产品，为此，曾努力保持朝贡的外交方式。到四世纪，由于倭国内部经济的发展和统治者的需求日增，只进口中国的产品已经不能满足需求了。倭国要求吸收制造这些产品的技术人材，以便在国内制造所需产品。汉族归化人的进入日本，满足了部分技术人材的需求。但是，汉族归化人的进入日本是自流的，不能满足各方面人材的需求。因此，倭王政府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各朝代政府请求支援所需的技术工人。

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雄略纪(公元468年)载，倭王派身狭村主青和栓隅民使博德，去南朝宋国要求支援技工。宋国支援了汉织、吴织、兄援、弟援。《日本书纪》雄略纪载：
十四年(公元470年)正月戊寅，身狭村主青等，共吴国使，将吴所献手末才伎汉织、吴织及衣缝兄援、 弟援等，泊于住吉津。是月为吴客道通矾齿津路，名吴坂。三月命臣连迎吴使，即安置吴入于栓隅野，因名吴原。以衣缝兄援，奉大三轮神，以弟援为双衣缝部也。双织、吴纸、农缝，是飞鸟衣缝部、伊势衣缝之先也。四月甲午朔，天皇欲设吴人，历问群臣日：其共食者谁好乎？群臣曰：根使主可。天皇即命根使主为共合者，遂于石上高拔原，酾吴人。

从上述引文中可以看出，倭王对于织、缝二工的来日极其重视，不仅把安置吴工的住处命名日吴原，而且组成衣缝部，命弟援掌管之。这一措施促进衣缝工艺的发展，日后飞鸟衣缝部和伊势衣缝部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陈寿在《三国志》倭人传中曾描写侯人衣服是：取布一幅，中穿一洞，贯头其中。看到这种简陋的衣服样式，就可了解倭王所以如此重视织、缝工匠的原因。据雄略纪，倭王武曾大力仿效中国衣着样式，事业未竞，邃然死去。因此在遗沼中有，“朝野衣冠末得鲜丽”的慨叹。文中出现有吴织和汉织二词。一般日本古代史书中都指吴织为中国南朝的工匠，汉织为中国北部的工匠。根据当时候国与中国北朝并未建立外交关系，北朝不可能送工匠于日本。汉织一词的含义，或许是区别中国南朝来日工匠的先后，先来者为汉织， 后来者为吴织；或许是区别来日工匠的身份，从朝鲜半岛自行流入者为汉织，从中国南朝正式聘请者为吴织。

引文中吴国使者一词，颇值得注意。在邪马台国时期，中国政府使节去日本的正式记录，只有二次。白那以后，中国史书中未见派使者赴日的记载。这次身狭村主青代表倭国政府去南朝宋国请求支援工匠，在回国时南朝宋国居然派使者共同送中国工匠去日本。可见南朝宋国对这次支援倭国工匠一事，十分重视。倭王为设宴招待吴使，甚至在朝中郑重地挑选陪客使臣，说明候王也极重视同南朝宋国的交往。可惜的是，《日本书纪》的编纂者只记了这一句，至于吴国使者至日是否还有其他日的，使者是谁，都没有涉及，实为憾事。

倭王除了直接向南朝宋国要求支援工匠外，还通过百济招聘中国的工匠。《日本书纪》雄略纪中有过这种记载。倭王武听新从朝鲜半岛来日的才伎(手工工匠)欢因知利说，原带方郡艺能优秀的汉人工匠，多留住于百济，于是就命他同倭王使节一同去百济招聘。这些工匠应招来日后，倭王建立起各种工匠部，例如：以高贵为首的陶部、以坚贵为首的鞍部、以斯因罗我为首的画部、以定安那锦为首的锦部、以卯安那为首的翻译部等等。日本古代史书中，为同以前来日的汉族归化人相区别，把这批从朝鲜半岛招赡的汉族归化人称为新汉人。其中一名叫作安贵公，自称是魏文帝的后裔，曾率四部部民来日。其子辰贵又名龙，善绘画，成为日本著名画师。七世纪中叶，倭馁王赐姓为倭画师(部)，八世纪中叶又按其居住地赐姓为大岗忌寸。
总之，这一时期去日本的归化汉人，，不论其来自何地，都对日本群岛的技术和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使日本的雕刻、绘画、织物、刺绣等形成独特风格，为后来的飞鸟文化的形成，奠下深厚的基础。

汉字在何时传入日本，现已无从考察，但日本人使用汉字是很早的。《三国志》倭人传中曾提到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向魏明帝上表致谢。当时倭人没有文字，倭使赴魏带着归化汉人作译员，因而可知表文是用汉文字写的。由此可以推测，把汉字传到日本群岛的人，是汉族归化人。前已述及，西文首一族归化汉人，在馁王政府中从事文笔工作，担任外事往来中的文件起草和翻译工作等等。由此可知，侯王武向南朝宋国呈递的那篇用汉字写成的辞藻华丽的著名表文，也是出于归化汉人的手笔。这些说明日本人使用汉字，作为中日两国文化、政治等方面的交流工具，是很早的。同时也表明，汉族归化人在传播汉字中的作用。

在日本文字形成之前，汉字一直是日本使用的主要记录文字。甚至日本最早的国史如《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也是用汉文写成的。但是，这只是汉字传入日本后所起作用的一个方面；另方面，汉字的传入，也为日本人创造现在的日文字母，提供了客观条件。

过去，我们常听到：中国和日本是“同文同种”的说法。从—表面上看，似乎有道理。两国人民都属于黄种人，都使用同一种汉字。可是认真考察，这“同文”一词不确切。文字是语言的表达工具。中国人民的语言和日本人民的语言，不论在句子结构改文法上，都不属于同一语言系统。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同文”的说法呢?这主要是指日本人民在自己的语言中，借用汉字来表音的问题。由于日本人民接触汉字较早，在自己的语言中借用汉语的单词，来表示一句话的完全意思。这就如同现今汉语中的外来语一样，时间一长，外来语已为全体人民所普遍接受，它就构成汉语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在汉语的句子中不是以外来语的功能，而是以汉语的功能在起作用。汉字在日语中的作用也和这一样，它不是作为汉语，而是作为日语的要素在起作用。

正因为如此，汉字的传入日本，就为日文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前面所说的日本人用汉字写文章，是使用汉字的第一步。在使用汉字作汉文的过程中，由于日语结构和汉语结构不同，因此，在汉语结构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混进了日语的结构。而且有些日语的固有名词，汉语也难以完全表达其意义，因而只好用汉字来表音。这个用汉字表音的作法，就是日本文字产生的萌芽。而且，在日本文字萌芽过程中，也还要看到汉族归化人的作用。

试以日本出土文物中，被鉴定为五世纪的刀、剑铭文为例。九州熊本县北部中期古坟江田船山古坟中(在今熊本县玉名各郡菊水町)，出土一把银镶嵌(即错银)铭文的大刀。该刀的年代，大约在倭王珍的时期，即公元四三八年左右。在这个铭文中就出现有不属于汉语单词范畴中的词汇。现将该铭文转引于下：
治天下狡×××卤大王世。奉×典曹人名元×工， 月中，用大釜并四尺适刀，八十练六十招三寸上好×刀。服此刀者长寿，子孙注注得三思也，不失其所统。作刃者名伊大×，书者张安也。
PS：很遗憾，没找到图

这个铭文除第一句外，基本上是汉文文法结构，从铭文结尾处明写书者张安可知，他是个归化汉人。但是，铭文第一句的开头处“治天下狡×××卤大王”的词组，却不是汉文结构。这是一个用汉字表示日文字音的词组，是汉字的日本用法。而且归化汉人张安参加了这种用法的创造过程。因而可以说归化汉人对日本文字的创造，是起了作用的。但是，在全铭文七十四字中，只有大王的名字使用了汉字表音，说明这种书写方法刚刚使用，还不普遍。

再晚些，场玉县稻荷山古坟出土的剑铭文，汉字表音的用法就突出了。试看这个铭文：
辛亥年七月中记。乎获居臣上祖，名意富比诡， 其儿多加利足尼，其儿名星巳加利获居，其儿名多加坡次获居，其儿名多沙鬼获居，其儿名半豆比，其儿名加差披余，其儿名乎获居臣。世世为杖刀人首，奉事来至今。获加多支卤大王寺，在斯鬼宫时，吾左治天下，令作此百练利刀记×—．，吾(?)牵事根×也。

据多数日本史学家的意见，获加多支卤大王，即侯王武，是日本史书中的雄略天皇。获加多支卤五个汉字，是日文的汉字表音。在这一组一百一十六字的铭文中，文法结构虽仍是汉文结构，但通篇词组都是由汉字表音组成的，从整体看，已带有明显的日本文字风格。倭王武的时代，归化汉人写出了地道的汉文表文，与此同时，又在剑铭文中出现了大量的汉字表音词组。从这里清楚地看到汉字在日本应用的两种功能。在这个基础上逐渐向前发展，开始形成日本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