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刘仁原率军向周留城进军的同时，刘仁轨率唐和新罗海军驶向白江口，企图朔江北上进逼该城。当刘仁轨所率海军驶抵白江口时，与先期前来的倭国海军相遇。“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济精骑，岸上守船”刘仁轨立刻下令布阵，百七十艘战船按命令列出战斗队形，严阵以待。公元六六三年八月二十七日上午，倭军战船首先开战，冲向唐军。由于唐军船高舰坚利于攻守，倭军船小不利于攻坚，双方战船一接触，倭军立刻处于劣势。倭军指挥慌忙下令战船撤回本队，其指挥互相计议说：“我等争先，彼当后退。”遂各领一队战船，争先恐后毫无次序地冲向早已列成阵势的唐海军。

唐军统帅见倭军军旅不整，蜂拥而至，便指挥船队变换阵形，分为左右两队，将倭军围在阵中。倭军被围，舰只相互碰撞无法回旋，士兵大乱。倭军指挥朴市田来津虽“仰天而誓，切齿而衅”，奋勇击杀，直至战死，但亦无力挽回战局。不过片刻之见，倭军战败，落水而死者不计其数。中国史书记载：唐军与倭军海战，”四战皆克，焚四百船，海水为丹”百济王先在岸上守卫，见倭军失利，乘乱军之际，遂逃亡高句丽。
　　倭海军战败的消息传到周留城，九月七日守城的百济王子余忠、胜忠等率守军投降。倭国陆军忙自周留城及其他地区撤离，百济境内倭军集结于以礼城，于九月十九日撤回本国。

唐倭海军白江口之战，结束了新罗与百济间的长期纠纷，同时使倭国受到严重打击。倭国失败的直接后果是，停止了对朝鲜半岛的扩张，大约在千余年之内，未曾向朝鲜半岛用兵。另一方面，唐灭百济，五年之后灭亡高句丽，与唐友好的新罗强大起来，逐渐统一半岛。倭国面对这种形势，为了自身安全，自撤军之后—立即着手增强本国的防务。

自天智三年(公元664年)开始，到天智朝结束，连年按批修筑各种防卫设施。首先，在对马、壹歧和筑紫国设置烽火和派出驻守要地的防戍部队。其次，在筑紫修建大水堤，中储以水，名曰水城，利于小船行驶，防止大船靠岸。其三，在对马、北九州、长门、赞吉的屋岛、河内的高安修建城堡，形成三道防线。如果对马、壹歧和北九州失守，后面还有城堡拒敌。为了统率西部各地防务，加强了大宰府的地位，专一负责防御事务，以后因军务不多，逐渐变成办理同海西各国外交事务的部门。

正当倭国政府积极整顿防务、严防新罗与唐朝进犯的时候，唐军驻百济的统帅刘仁愿，命朝散大夫郭务棕赴倭访问。郭务棕于麟德元年(公元664年)五月十七日携碟书和礼物到达九州。正在修建防御工程的倭王政府突然得知郭务棕来访，惊疑不止。由于摸不清郭务棕来访的目的，因而既不愿其进京，又不敢驱其出境。郭务棕在北九州逗留至十月一日不走，倭王政府不安之情益重。内大臣中臣嫌足想出一计，命和尚智祥出面宴请郭务棕。在宴会上智样虽末明下逐客令，但转交倭王赠赐的礼品已经表明，敦促郭务棕尽速回国。可是，郭务棕竟毫无动身之意。至今二月十二日，郭务棕方从北九州回百济刘仁愿驻地。

郭务棕以唐驻百济军事统帅刘仁愿的代表身份访倭，其目的中国史书、日本史书、新罗史书等皆末涉及，而郭务棕呈交倭政府的碟书，亦未保存下来，所以无法弄清。但是，从当时朝鲜半岛的形势看，唐军正在北方与高句丽进行战争，刘仁愿驻百济军队不多，而倭国正在修整防务，唐朝似乎疑虑倭国的动态，惧怕倭军再次介入，有碍于高句丽的军事行动。因此，由刘仁愿派郭务棕赴侯，明为修好，实为监视侯国行动。所以郭务棕才在北九州一住七个月不走。

与刘德高赴倭的同时，八月唐驻百济统帅刘仁愿、刘仁轨主持了新罗与百济的酞血盟誓，共誓永不相扰。参与盟誓者尚有耽罗国和倭国的代表。盟誓后，刘仁轨率领四国使节浮海回唐，参加次年乾封元年(公元666年)正月高宗封泰山之会。倭国送刘德高代表团与参加封泰山的代表团，在唐进行了各种考察，直到天智六年(公元667年)十一月九日，方始回国。倭国代表团回国途经百济，刘仁愿派熊津都督府上校国司马法聪等护送至九州大宰府，然后回国。司马法聪回百济驻地时，倭国政府又派伊吉博德组成护送团，送至百济。双方使团送往迎来，表面上相互友好，暗地里却互相警惕。

公元六六九年九月，李勋所率唐军终于灭亡高句丽。倭国天智帝得知高句丽亡国的消息，疑虑更甚。但为保持当前的友好关系，特派河内鲸为使，赴唐祝贺。同年，刘仁愿遣郭务棕率二—千人至侯国，不久即回。咸亨二年(公元671年)正月，刘仁愿再遣李守真去日本，七月始回百济。
PS：倭国人终于回过神来，派了一条鲸鱼来通好。

天智十年(公元盯1年)十一月十日，对马国司遣人至大宰府报告：留唐和尚道久等四人随唐使船回国。由郭务棕率六百人—送唐使沙宅孙登等一千四百人，共计二千人，分乘四十七只船停泊比智岛。因船多人众，怕引起对马岛海防军队的误解，特遣道久等至岛报告唐使来日访问。大宰府按以往例，允其船开进筑紫国。这是唐政府使节在战争以后的第二次访日。十二月，天智帝逝世。公元六七二年一月，日本政府派使臣至筑紫送讣告于唐使沙宅孙登等。唐使及郭务棕等农丧服致哀。同年五月日本新王赐唐使等礼物，月末方始回国。

综上所述，自白江口战后，唐日双方使节往返频繁。 (唐政府派使赴日二次，百济驻军刘仁愿派使赴日四次。日政府派使至庸三次，至百济一次。)十年间双方使团往返十次。但是，双方的关系并末因之而密切起来。这主要因为在战争之后，双方各怀疑虑，但又不愿使关系进一步恶化，故此使其维持在一般的水平上。但这种并不密切的关系，在日本天武天皇即位之后，即告终止。

文武天皇大宝元年(公元701年)正月，日本朝廷正式派出第二期第一次遗唐使。为了表示郑重和友好，在大使之上特委派 粟田真人为执节使，统率遣唐使代表团。大宝二年(公元702年)六月，遣唐使代表团从南路驶抵唐朝，至楚州盐城县上岸。
这时，唐高宗已死，武后称制，改国号为周。在日本遣唐使代表团登岸后，唐守边官吏讯问‘’“何处使人?”回答说： “日本国使”同时反向说：“此是何州界?”守边官吏回答说“是大周楚州盐城县界。”遣唐使代表团问： “先是大唐，今称大周，国号缘何改称？”守边吏回答说： “永淳二年(公元683年)；天皇太帝崩，皇太后登位，称号圣神皇帝，国号大周。”

自此以后，日本部隔一段时间即派遣一次遣唐使，唐日间的外交关系和文化交流也日益密切。第二次遣唐使在唐玄宗开元五年(公元717年)入唐，第三次在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入 唐。这次遣唐使在回国途中遭遇风暴，第四船被浪击沉，第一船大使多治比广成和留学生和僧、吉备真备、玄明、大和长冈等漂至越州上岸，不久回国。第二船漂至南海，只副使中臣名代回至长安。玄宗甚为悯惜，将要遣送回国，又得广州报告，第三船漂至林邑国，人员或死或被土人所杀，只判宫平郡(群)广成生还，尚未至长安。玄宗闻知，立即下沼林邑国王，不得伤害日本使者，并命远相张九龄作国书，将上述情况告诉日本天皇。唐代中日两国交往频繁，只有这次国书保留下来。中臣名代于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八月回至日本京城，将玄宗国书呈交天皇，并引见三名同至日本的唐人。天皇赐予礼品、厚待之。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平郡(群)始回日本。

第四次遗唐使在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至唐，其公开目的是要求唐支援修建大佛的金粉材料，实际上暗接鉴真和尚入日。大使藤原清河唐诗、汉文皆有造诣，趋揖不俗。玄宗甚惜其才，特命画师绘遣唐使一行人等画像，收藏于善藏。又命日人仕于唐的阿倍仲麻吕为响导，引藤原等参观府库及三教殿，招待优涅。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元旦，各国百官朝贺，鸿炉卿引新罗使节站于东班第一位，居大食国之上。引日本国使节站于西班第二位，居吐藩之下。对此，日本使节提出意见说，新罗朝贡日本，今位序反在日本之上，于义不合。主持仪式的吴怀实，见副使古麻吕等不肯就位，乃引新罗与日本易位，争议方息。

藤原清河等遣唐使团在唐的活动，给唐玄宗留下深刻印象。在遗唐使回国时，玄宗破例，赐诗志兴：
日下非殊俗，天中嘉会朝。念余怀义远，衿尔畏途遥。涨海宽秋月，归帆驶夕飚。因惊彼君子，王化远昭昭。
玄宗赋诗送别，又命鸿炉卿蒋挑婉送遣唐使团至扬州，供应回国途中所需一切物品，极尽友好之谊。在开元四年(公元717年)赴唐留学的阿倍仲麻吕，再次上书玄宗，请求随藤原清河大使一道回国。玄宗甚爱阿倍仲麻吕的才能，不愿放归，但念其亲老无人奉养，始允其所请，并任命他为护送使，与遗唐使同等身份回国，以示荣耀。

这个“核”字用的好，用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