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军统帅见倭军军旅不整，蜂拥而至，便指挥船队变换阵形，分为左右两队，将倭军围在阵中。倭军被围，舰只相互碰撞无法回旋，士兵大乱。倭军指挥朴市田来津虽“仰天而誓，切齿而衅”，奋勇击杀，直至战死，但亦无力挽回战局。不过片刻之见，倭军战败，落水而死者不计其数。中国史书记载：唐军与倭军海战，”四战皆克，焚四百船，海水为丹”百济王先在岸上守卫，见倭军失利，乘乱军之际，遂逃亡高句丽。
　　倭海军战败的消息传到周留城，九月七日守城的百济王子余忠、胜忠等率守军投降。倭国陆军忙自周留城及其他地区撤离，百济境内倭军集结于以礼城，于九月十九日撤回本国。

唐倭海军白江口之战，结束了新罗与百济间的长期纠纷，同时使倭国受到严重打击。倭国失败的直接后果是，停止了对朝鲜半岛的扩张，大约在千余年之内，未曾向朝鲜半岛用兵。另一方面，唐灭百济，五年之后灭亡高句丽，与唐友好的新罗强大起来，逐渐统一半岛。倭国面对这种形势，为了自身安全，自撤军之后—立即着手增强本国的防务。

自天智三年(公元664年)开始，到天智朝结束，连年按批修筑各种防卫设施。首先，在对马、壹歧和筑紫国设置烽火和派出驻守要地的防戍部队。其次，在筑紫修建大水堤，中储以水，名曰水城，利于小船行驶，防止大船靠岸。其三，在对马、北九州、长门、赞吉的屋岛、河内的高安修建城堡，形成三道防线。如果对马、壹歧和北九州失守，后面还有城堡拒敌。为了统率西部各地防务，加强了大宰府的地位，专一负责防御事务，以后因军务不多，逐渐变成办理同海西各国外交事务的部门。

正当倭国政府积极整顿防务、严防新罗与唐朝进犯的时候，唐军驻百济的统帅刘仁愿，命朝散大夫郭务棕赴倭访问。郭务棕于麟德元年(公元664年)五月十七日携碟书和礼物到达九州。正在修建防御工程的倭王政府突然得知郭务棕来访，惊疑不止。由于摸不清郭务棕来访的目的，因而既不愿其进京，又不敢驱其出境。郭务棕在北九州逗留至十月一日不走，倭王政府不安之情益重。内大臣中臣嫌足想出一计，命和尚智祥出面宴请郭务棕。在宴会上智样虽末明下逐客令，但转交倭王赠赐的礼品已经表明，敦促郭务棕尽速回国。可是，郭务棕竟毫无动身之意。至今二月十二日，郭务棕方从北九州回百济刘仁愿驻地。

郭务棕以唐驻百济军事统帅刘仁愿的代表身份访倭，其目的中国史书、日本史书、新罗史书等皆末涉及，而郭务棕呈交倭政府的碟书，亦未保存下来，所以无法弄清。但是，从当时朝鲜半岛的形势看，唐军正在北方与高句丽进行战争，刘仁愿驻百济军队不多，而倭国正在修整防务，唐朝似乎疑虑倭国的动态，惧怕倭军再次介入，有碍于高句丽的军事行动。因此，由刘仁愿派郭务棕赴侯，明为修好，实为监视侯国行动。所以郭务棕才在北九州一住七个月不走。

与刘德高赴倭的同时，八月唐驻百济统帅刘仁愿、刘仁轨主持了新罗与百济的酞血盟誓，共誓永不相扰。参与盟誓者尚有耽罗国和倭国的代表。盟誓后，刘仁轨率领四国使节浮海回唐，参加次年乾封元年(公元666年)正月高宗封泰山之会。倭国送刘德高代表团与参加封泰山的代表团，在唐进行了各种考察，直到天智六年(公元667年)十一月九日，方始回国。倭国代表团回国途经百济，刘仁愿派熊津都督府上校国司马法聪等护送至九州大宰府，然后回国。司马法聪回百济驻地时，倭国政府又派伊吉博德组成护送团，送至百济。双方使团送往迎来，表面上相互友好，暗地里却互相警惕。

公元六六九年九月，李勋所率唐军终于灭亡高句丽。倭国天智帝得知高句丽亡国的消息，疑虑更甚。但为保持当前的友好关系，特派河内鲸为使，赴唐祝贺。同年，刘仁愿遣郭务棕率二—千人至侯国，不久即回。咸亨二年(公元671年)正月，刘仁愿再遣李守真去日本，七月始回百济。
PS：倭国人终于回过神来，派了一条鲸鱼来通好。

天智十年(公元盯1年)十一月十日，对马国司遣人至大宰府报告：留唐和尚道久等四人随唐使船回国。由郭务棕率六百人—送唐使沙宅孙登等一千四百人，共计二千人，分乘四十七只船停泊比智岛。因船多人众，怕引起对马岛海防军队的误解，特遣道久等至岛报告唐使来日访问。大宰府按以往例，允其船开进筑紫国。这是唐政府使节在战争以后的第二次访日。十二月，天智帝逝世。公元六七二年一月，日本政府派使臣至筑紫送讣告于唐使沙宅孙登等。唐使及郭务棕等农丧服致哀。同年五月日本新王赐唐使等礼物，月末方始回国。

综上所述，自白江口战后，唐日双方使节往返频繁。 (唐政府派使赴日二次，百济驻军刘仁愿派使赴日四次。日政府派使至庸三次，至百济一次。)十年间双方使团往返十次。但是，双方的关系并末因之而密切起来。这主要因为在战争之后，双方各怀疑虑，但又不愿使关系进一步恶化，故此使其维持在一般的水平上。但这种并不密切的关系，在日本天武天皇即位之后，即告终止。

文武天皇大宝元年(公元701年)正月，日本朝廷正式派出第二期第一次遗唐使。为了表示郑重和友好，在大使之上特委派 粟田真人为执节使，统率遣唐使代表团。大宝二年(公元702年)六月，遣唐使代表团从南路驶抵唐朝，至楚州盐城县上岸。
这时，唐高宗已死，武后称制，改国号为周。在日本遣唐使代表团登岸后，唐守边官吏讯问‘’“何处使人?”回答说： “日本国使”同时反向说：“此是何州界?”守边官吏回答说“是大周楚州盐城县界。”遣唐使代表团问： “先是大唐，今称大周，国号缘何改称？”守边吏回答说： “永淳二年(公元683年)；天皇太帝崩，皇太后登位，称号圣神皇帝，国号大周。”

自此以后，日本部隔一段时间即派遣一次遣唐使，唐日间的外交关系和文化交流也日益密切。第二次遣唐使在唐玄宗开元五年(公元717年)入唐，第三次在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入 唐。这次遣唐使在回国途中遭遇风暴，第四船被浪击沉，第一船大使多治比广成和留学生和僧、吉备真备、玄明、大和长冈等漂至越州上岸，不久回国。第二船漂至南海，只副使中臣名代回至长安。玄宗甚为悯惜，将要遣送回国，又得广州报告，第三船漂至林邑国，人员或死或被土人所杀，只判宫平郡(群)广成生还，尚未至长安。玄宗闻知，立即下沼林邑国王，不得伤害日本使者，并命远相张九龄作国书，将上述情况告诉日本天皇。唐代中日两国交往频繁，只有这次国书保留下来。中臣名代于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八月回至日本京城，将玄宗国书呈交天皇，并引见三名同至日本的唐人。天皇赐予礼品、厚待之。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平郡(群)始回日本。

第四次遗唐使在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至唐，其公开目的是要求唐支援修建大佛的金粉材料，实际上暗接鉴真和尚入日。大使藤原清河唐诗、汉文皆有造诣，趋揖不俗。玄宗甚惜其才，特命画师绘遣唐使一行人等画像，收藏于善藏。又命日人仕于唐的阿倍仲麻吕为响导，引藤原等参观府库及三教殿，招待优涅。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元旦，各国百官朝贺，鸿炉卿引新罗使节站于东班第一位，居大食国之上。引日本国使节站于西班第二位，居吐藩之下。对此，日本使节提出意见说，新罗朝贡日本，今位序反在日本之上，于义不合。主持仪式的吴怀实，见副使古麻吕等不肯就位，乃引新罗与日本易位，争议方息。

藤原清河大使与阿倍仲麻吕护送使途经扬州回国。在此前藤原早已派人去扬州与五次渡海去日未遂的鉴真和尚取得联系。藤原大使一行到达扬州，鉴真即整装率领随从弟子随遗唐使代表团赴日。有志者事竞成，鉴真终于在第六次实现了去日本宣扬佛法的宏愿。
藤原大使代表团一行分乘四船，于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十一月启锚，船行至冲绳附近，遭遇风暴。藤原与阿倍所乘之第一船，被风暴吹至中国南海擐州(即安商)。全船百余人只藤原与阿倍等十余人得免于难。其余第二(鉴真所乘之船)、第三、第四船，经过艰苦努力先后回到日本。
PS：倭人拐带大和尚鉴真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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