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古代史上，一提到中国经典传入日本的问题，总是要联想到王仁这个名字。传说是他，把《论语》和《千字文》带到日本。其实早在这以前，中国的经典已传入日本。王仁在日本教侯王太子茧道稚郎子学习中国的经典，不仅有《论语》，而且包括《诗》、《书》、《易》、《礼》、《春秋》。这些经典传入日本的时间，已经难以考证清楚。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 就是《千字文》肯定不会和王仁所带的《论语》，同时进入日本。因为在传说中王仁献《论语》的应神时代，撰写《千字文》的梁朝周兴嗣尚未诞生人世。《千字文》的传入日本，肯定比《论语》为晚。日本早期的史学家在创造王仁传说时，把二者共同附会到王仁身上。

六世纪初，侯王从百济招聘去一位懂五经的博士段扬尔，三年之后又为博士汉高安茂所代替。懂五经的博士不断去日本，为日本的统治者讲授五经，说明当时日本统治阶级中大多数都认识汉字、懂汉文，因而对中国的经典产生浓厚的兴趣。他们努力学习中国的经典，从中吸取知识，完备和充实自己的统治制度。可以说中国的五经和《论语》等的传入，在政治上、思想上、道德和风俗上，都对日本产生极大影响。

在政治上，封建意识浓厚的中国经典，促使日本古代统治者逐渐克服氏族公社意识的残余，树立起君臣秩序，为建立统治阶级完备的国家机器，奠定了思想基础。例如，在七、八世纪编纂的《日本书纪》仁德纪中，载有这样一个故事。应神帝死后，已被立为太子的茧道稚郎子，认为自己的德、才不如其兄大鹅朗尊，因而甘心让帝位于其兄。大饿郎以弟已受父命立为太子，礼让而不肯受帝位。兄弟间互相推让‘使帝位虚空三年，最后太子自杀，大鹅朗尊方始即帝位，这就是仁德帝。宣传这个故事的日本古代文学家，企图说明在学习经典之后，日本统治者懂得了礼让。但是，实际上，这正好说明嫡庶、长幼之分，即是君臣之义的封建思想，已在日本统治阶级头脑中产生了影响。大鹅朗是长兄，其外戚势力大，太子本身是庶出，尽管有五经莫不通达的学识，也难以与大鹅朗一争雌雄。以自杀让位的背后，潜藏着复杂的势力斗争。

此外，中国封建经典思想对日本社会风俗，也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日本社会当时尚在的诸如姑姨之见的婚嫁的习俗、异母兄妹婚嫁、续母子之间的婚嫁等原始社会族内婚的参与，都逐渐得到克服。
PS：上面是一段奇怪的东西，貌似是日本独有的陋习

杨坚在公元五八一年建立隋朝，结束将近二个半世纪的南北分裂局面，中国统一。隋的第一代统治者文帝杨坚深知，如不实行政治经济改革，则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停滞、商业凋敝、人民穷困，国力衰微的局面就不能改变，从而自己的政权就难以巩固。所以，他较为坚决地整顿和重新制定各项政策与制度。这些措施缓和了当时存在的各种矛盾，促进农业和手工业的恢复与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商业的发展。特别是运河的开凿，使南北交通顺畅；客观上便利了商品的流通；在此基础上，科学技术也有所发展，例如建桥和造船等技术发展比较快。当时已能建造船高五十余尺，长二百余尺、容纳八百多人的大战船。

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隋的文化也开始繁荣，文、史、儒学、天文和医学都有较快的发展。佛教的兴盛尤其突出。隋文帝杨坚相信佛教，并借助政权力量加以提倡，使佛教得到迅速发展。民间流传的佛经卷数，超过儒家经典百倍，这点足以说明佛教传播的广度。
隋朝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促进对外关系的发展。隋朝的对外关系主要表现为：(一)与外国进行通商贸易和文化交流；(二)对外扩张战争。隋炀帝时期，对外国奢侈品的需求增加，不断派出使者出使南洋、西域、北方和东方，购买奢侈品。与此同时，对外扩张的意欲日炽，掀起了对高丽的扩张战争。隋对高丽的扩张战争，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但是，却引起日益发展的倭国(即大和国)的注意。停顿近二个世纪的中日两国间的交往，重新开始了。

倭国(即大和国)自侯王武以后，政治经济有迅速的发展，至祟峻帝执政时期；国内阶级矛盾和其他矛盾逐渐激化。支持倭王政权的畿内(臣；连等)和地方(直、首等)大豪族，随同王权实力的增长，自己的实力也得到加强。他们根据自己的实力，程度不同地兼并土地，扩大田庄数量，增加私有部民，壮大自己约力量。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弱小家族的土地和部民被兼并，甚至连倭王的土地和部民也受到蚕食。倭王在反对大家族侵占自己利益的同时，也在努力增加屯仓(土地)、名代(王妃的部民)、于代(王子的部民)的数量。全国各地，尤其东部地方，倭王的屯仓、名代、子代等数量有迅速增加，形成倭王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可靠基地。

其中尤需特别指出的是，实行祟佛政策。佛教在日本的传播，受到大豪族苏我氏的支持，不仅迅速遍及全国，而且成为日本佛教与政治相结合的起点。日本佛教的盛行，对中国译刻的佛经、中国佛像铸制工艺、建寺工程及工艺等的需求，突出起来。加之，自隋文帝时起延长至炀帝时代的断续的对高丽的扩张战争，强烈地冲击着与朝鲜半岛南部各国发生密切关系的倭王政权。摄政的厩户太子改变以前几代倭王不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作法，开始派出使节赴隋建立两国间的友好关系。

日本推古帝八年(公元600年)，摄政厩户太子首次向隋帝国派出使节，进行外交联系。据《隋书》倭国传载：
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号阿辈鸡弥，遣使诣闭。（注2）
《隋书》没有记述倭王所遣使节的名字，遣使的目的以及所贡方物内容。但是，隋文帝对近百年未曾朝贡的倭国颇感兴趣，特命隋吏去倭使处了解倭国情况。当文帝听到“倭王以天为兄，以日为弟，天末明时听政，咖跌坐，日出便停止理务，云：倭(委)我弟”的汇报时，认为极无道理，竟然“训令改之”。
PS：
隋文帝大兔子：小小倭国敢于和天与太阳称兄道弟，极其张狂无纲常伦理，欲置中华帝国于何地耶？！

这个使节团是经过摄政厩户太子和苏我马子精心挑选委任的。小野妹子是大和地方的贵族，与倭王有亲属关系。鞍作福利是归化汉人的后裔，其先祖鞍作坚贵在倭王武即雄略王时代，迁居于大和地方的上、下桃原一带。后来，鞍作氏与苏我氏发生关系，曾被苏我氏称作鞍作臣，表明其相互关系的深度。鞍作氏一族在日本飞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起过积极作用。

小野妹子一行于当年年底到达隋都，向隋炀帝呈交倭王国书以及各种贡物。小野妹子在对隋官吏的谈话中明白表示： “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千人(《北史》为数十人)，来学佛法。”这里的数千人是数十人之误，以当时的交通工具说，每次往返不过一、二只船，不可能一次载乘几千人。这数十名沙门，是倭王政府首次向中国派出的第一批留学生。求佛法并送留学生赴隋学佛法，是小野妹子一行的公开目的。但是，其实际目的在于学习和吸收中国文化以及各种政治制度，同中国建立经济联系。在比《日本书纪》较晚的《经籍后传记》中，对小野妹子一行的目的，有如下叙述：
以小治田(指推古帝)朝十二年，岁次甲子正月朔，始用历日。是时国家书籍未多，袭遣小野臣因高于隋国，买求书籍，兼聘天子。
这是比较接近事实的叙述。

小野妹子完成使命后，于隋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初回国，隋炀帝命文林郎裴世清同时赴倭回访。两个代表团于同年四月到达九州。当倭王政权得知隋使和小野妹子同时到达的消息时，真是喜出望外。厩户太子和苏我马子等侯王政权主要执政者认为，小野妹子一行如能完成赴隋使命就很好了，根本没有奢想隋炀帝派使节回访。因此，倭王政权立即派出负责航海及对外事务的大礼吉士雄成，专程去九州迎接。与此同时，倭王政权认为以前接待外国使节的馆舍过于简陋，与隆重迎接气氛不符，特令在难波(今大坂)城高丽馆舍之上修建新馆，以安置隋使裴世清一行十二人。裴世清等一行在筑紫(即北九州)等到六月，新馆方始建成。据《日本书纪》载，六月十五日倭王派中臣宫地连鸟麻吕、大河内直糠手、船史王平等人陪伴隋使，用彩船三十艘，迎裴世宿等至难波新馆。到达难波时，“王遣小德阿辈台，从数百人，设仪仗，鸣角鼓来迎。”在难波新馆休息后，启程赴倭都。行走十日，接近都城。

八月三日侯王又遣大礼额田部连比罗夫(《隋书》记为可多毗)，率五彩骑七十五匹(《隋书》记为二百匹)迎接，直送至都城的海石榴市衡。在这里，自王子以下各大臣、文武百官头戴金簪花，身穿绵紫绣织五色绫罗衣，列队相迎。倭王的欢迎仪式是相当隆重的。八月十二日，倭王会见隋使裴世清。会见时，裴世清所带的隋国礼品摆在侯王宫殿的阶下。当倭王见到裴世清时，高兴地说：“我闻海西有大隋礼义之国，故遗朝贡。我夷人僻在海隅，不闻礼义，是以稽留境内，不即相见。今故清道、饰馆以待大使，冀闻大国维新之化。”裴世清回答说： “皇帝德并二仪，泽流四海，以王慕化，故遣行人来此宣渝。”裴世清随即呈上隋炀帝的国图书。

据《日本书纪》所载，隋炀帝国书如下：
皇帝问候王。使人长吏大礼苏因高(小野妹子的音译)等至，具怀。肤钦承宝命，临御区宇，思弘德化，罩被合灵，爱育之情，无隔遐迩。知王介居海表，抚宁民庶，境内安乐，风俗融合。深气至诚，远倍朝贡，丹款之美，朕有嘉焉。稍喧比如常也。故遗鸿炉寺掌客裴世清等，指宣往意，并送物如别。
这封诏书在中日关系史上，是继魏明帝给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诏书之后，由日本保存下来的中国方面的第二个沼书。无疑，它是一份珍贵的文献。但是，据日本史书称，厩户太子看到达份国书与炀帝看到倭王国书时一样，很不愉快。厩户太子“恶其酗天子之号为倭王，而不赏其使。”

楼主更的太快，我插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