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以日本出土文物中，被鉴定为五世纪的刀、剑铭文为例。九州熊本县北部中期古坟江田船山古坟中(在今熊本县玉名各郡菊水町)，出土一把银镶嵌(即错银)铭文的大刀。该刀的年代，大约在倭王珍的时期，即公元四三八年左右。在这个铭文中就出现有不属于汉语单词范畴中的词汇。现将该铭文转引于下：
治天下狡×××卤大王世。奉×典曹人名元×工， 月中，用大釜并四尺适刀，八十练六十招三寸上好×刀。服此刀者长寿，子孙注注得三思也，不失其所统。作刃者名伊大×，书者张安也。
PS：很遗憾，没找到图

这个铭文除第一句外，基本上是汉文文法结构，从铭文结尾处明写书者张安可知，他是个归化汉人。但是，铭文第一句的开头处“治天下狡×××卤大王”的词组，却不是汉文结构。这是一个用汉字表示日文字音的词组，是汉字的日本用法。而且归化汉人张安参加了这种用法的创造过程。因而可以说归化汉人对日本文字的创造，是起了作用的。但是，在全铭文七十四字中，只有大王的名字使用了汉字表音，说明这种书写方法刚刚使用，还不普遍。

再晚些，场玉县稻荷山古坟出土的剑铭文，汉字表音的用法就突出了。试看这个铭文：
辛亥年七月中记。乎获居臣上祖，名意富比诡， 其儿多加利足尼，其儿名星巳加利获居，其儿名多加坡次获居，其儿名多沙鬼获居，其儿名半豆比，其儿名加差披余，其儿名乎获居臣。世世为杖刀人首，奉事来至今。获加多支卤大王寺，在斯鬼宫时，吾左治天下，令作此百练利刀记×—．，吾(?)牵事根×也。

据多数日本史学家的意见，获加多支卤大王，即侯王武，是日本史书中的雄略天皇。获加多支卤五个汉字，是日文的汉字表音。在这一组一百一十六字的铭文中，文法结构虽仍是汉文结构，但通篇词组都是由汉字表音组成的，从整体看，已带有明显的日本文字风格。倭王武的时代，归化汉人写出了地道的汉文表文，与此同时，又在剑铭文中出现了大量的汉字表音词组。从这里清楚地看到汉字在日本应用的两种功能。在这个基础上逐渐向前发展，开始形成日本的文字。

在日本古代史上，一提到中国经典传入日本的问题，总是要联想到王仁这个名字。传说是他，把《论语》和《千字文》带到日本。其实早在这以前，中国的经典已传入日本。王仁在日本教侯王太子茧道稚郎子学习中国的经典，不仅有《论语》，而且包括《诗》、《书》、《易》、《礼》、《春秋》。这些经典传入日本的时间，已经难以考证清楚。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 就是《千字文》肯定不会和王仁所带的《论语》，同时进入日本。因为在传说中王仁献《论语》的应神时代，撰写《千字文》的梁朝周兴嗣尚未诞生人世。《千字文》的传入日本，肯定比《论语》为晚。日本早期的史学家在创造王仁传说时，把二者共同附会到王仁身上。

六世纪初，侯王从百济招聘去一位懂五经的博士段扬尔，三年之后又为博士汉高安茂所代替。懂五经的博士不断去日本，为日本的统治者讲授五经，说明当时日本统治阶级中大多数都认识汉字、懂汉文，因而对中国的经典产生浓厚的兴趣。他们努力学习中国的经典，从中吸取知识，完备和充实自己的统治制度。可以说中国的五经和《论语》等的传入，在政治上、思想上、道德和风俗上，都对日本产生极大影响。

在政治上，封建意识浓厚的中国经典，促使日本古代统治者逐渐克服氏族公社意识的残余，树立起君臣秩序，为建立统治阶级完备的国家机器，奠定了思想基础。例如，在七、八世纪编纂的《日本书纪》仁德纪中，载有这样一个故事。应神帝死后，已被立为太子的茧道稚郎子，认为自己的德、才不如其兄大鹅朗尊，因而甘心让帝位于其兄。大饿郎以弟已受父命立为太子，礼让而不肯受帝位。兄弟间互相推让‘使帝位虚空三年，最后太子自杀，大鹅朗尊方始即帝位，这就是仁德帝。宣传这个故事的日本古代文学家，企图说明在学习经典之后，日本统治者懂得了礼让。但是，实际上，这正好说明嫡庶、长幼之分，即是君臣之义的封建思想，已在日本统治阶级头脑中产生了影响。大鹅朗是长兄，其外戚势力大，太子本身是庶出，尽管有五经莫不通达的学识，也难以与大鹅朗一争雌雄。以自杀让位的背后，潜藏着复杂的势力斗争。

此外，中国封建经典思想对日本社会风俗，也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日本社会当时尚在的诸如姑姨之见的婚嫁的习俗、异母兄妹婚嫁、续母子之间的婚嫁等原始社会族内婚的参与，都逐渐得到克服。
PS：上面是一段奇怪的东西，貌似是日本独有的陋习

杨坚在公元五八一年建立隋朝，结束将近二个半世纪的南北分裂局面，中国统一。隋的第一代统治者文帝杨坚深知，如不实行政治经济改革，则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停滞、商业凋敝、人民穷困，国力衰微的局面就不能改变，从而自己的政权就难以巩固。所以，他较为坚决地整顿和重新制定各项政策与制度。这些措施缓和了当时存在的各种矛盾，促进农业和手工业的恢复与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商业的发展。特别是运河的开凿，使南北交通顺畅；客观上便利了商品的流通；在此基础上，科学技术也有所发展，例如建桥和造船等技术发展比较快。当时已能建造船高五十余尺，长二百余尺、容纳八百多人的大战船。

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隋的文化也开始繁荣，文、史、儒学、天文和医学都有较快的发展。佛教的兴盛尤其突出。隋文帝杨坚相信佛教，并借助政权力量加以提倡，使佛教得到迅速发展。民间流传的佛经卷数，超过儒家经典百倍，这点足以说明佛教传播的广度。
隋朝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促进对外关系的发展。隋朝的对外关系主要表现为：(一)与外国进行通商贸易和文化交流；(二)对外扩张战争。隋炀帝时期，对外国奢侈品的需求增加，不断派出使者出使南洋、西域、北方和东方，购买奢侈品。与此同时，对外扩张的意欲日炽，掀起了对高丽的扩张战争。隋对高丽的扩张战争，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但是，却引起日益发展的倭国(即大和国)的注意。停顿近二个世纪的中日两国间的交往，重新开始了。

其中尤需特别指出的是，实行祟佛政策。佛教在日本的传播，受到大豪族苏我氏的支持，不仅迅速遍及全国，而且成为日本佛教与政治相结合的起点。日本佛教的盛行，对中国译刻的佛经、中国佛像铸制工艺、建寺工程及工艺等的需求，突出起来。加之，自隋文帝时起延长至炀帝时代的断续的对高丽的扩张战争，强烈地冲击着与朝鲜半岛南部各国发生密切关系的倭王政权。摄政的厩户太子改变以前几代倭王不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作法，开始派出使节赴隋建立两国间的友好关系。

日本推古帝八年(公元600年)，摄政厩户太子首次向隋帝国派出使节，进行外交联系。据《隋书》倭国传载：
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号阿辈鸡弥，遣使诣闭。（注2）
《隋书》没有记述倭王所遣使节的名字，遣使的目的以及所贡方物内容。但是，隋文帝对近百年未曾朝贡的倭国颇感兴趣，特命隋吏去倭使处了解倭国情况。当文帝听到“倭王以天为兄，以日为弟，天末明时听政，咖跌坐，日出便停止理务，云：倭(委)我弟”的汇报时，认为极无道理，竟然“训令改之”。
PS：
隋文帝大兔子：小小倭国敢于和天与太阳称兄道弟，极其张狂无纲常伦理，欲置中华帝国于何地耶？！

这个使节团是经过摄政厩户太子和苏我马子精心挑选委任的。小野妹子是大和地方的贵族，与倭王有亲属关系。鞍作福利是归化汉人的后裔，其先祖鞍作坚贵在倭王武即雄略王时代，迁居于大和地方的上、下桃原一带。后来，鞍作氏与苏我氏发生关系，曾被苏我氏称作鞍作臣，表明其相互关系的深度。鞍作氏一族在日本飞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起过积极作用。

小野妹子一行于当年年底到达隋都，向隋炀帝呈交倭王国书以及各种贡物。小野妹子在对隋官吏的谈话中明白表示： “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千人(《北史》为数十人)，来学佛法。”这里的数千人是数十人之误，以当时的交通工具说，每次往返不过一、二只船，不可能一次载乘几千人。这数十名沙门，是倭王政府首次向中国派出的第一批留学生。求佛法并送留学生赴隋学佛法，是小野妹子一行的公开目的。但是，其实际目的在于学习和吸收中国文化以及各种政治制度，同中国建立经济联系。在比《日本书纪》较晚的《经籍后传记》中，对小野妹子一行的目的，有如下叙述：
以小治田(指推古帝)朝十二年，岁次甲子正月朔，始用历日。是时国家书籍未多，袭遣小野臣因高于隋国，买求书籍，兼聘天子。
这是比较接近事实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