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日本同是亚洲东部的两个古老国家，两国的历史和文化发展都很悠久，而中国的历史比日本更为悠久。中日两国在地理上的位置相距很近，现在经常被称作“一衣带水”的邻邦（一衣带水。。。历史上绝大多数时间里，泥盆国是个拖油瓶或者偷鸡蛋的老鼠Ninja角色）。由于地理位置的接近，两国人民大约在距今二千多年前，就建立了交往关系。不过那时中国的历史已经前进到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相交替的春秋战国时期，而居住在日本群岛上的居民，尚处在原始社会末期氏族公社阶段，就是说，国家还没形成。由于汉族的经济文化发展较高，居住在汉族周围的民族和部落，自然要受到汉族的影响。中日两自人民间的最初交往，就是在汉族的经济、文化影响下实现的。当时的中国历史学家把他们从人民中调查了解到的日本人民的情况载入史书，传于后世，就成为今天我们研究两国古代历史的第一手珍贵资料。

魂淡啊~乃们插楼速度太快了。

中国的历代史书即所谓正史，通称“二十四史”，实际上多于这个数字，这不包括所谓正史以外的有价值的历史文献。这些非正史的历史书，对所谓正史的记述，常起补充或纠正的作用. 在这些正史和非正史的历史书中，关于古代日本的情况，有丰富的记述。当时的中国历史学家，把居住在日本群岛上的日本人叫做倭人。
记述倭人和中国交往时间最早的历史文献，是后汉王充的《论衡》。他在该书中说，周成王时曾有“倭人贡畅入"他把中日人民交往的时间，提前到中国的周初即公元前一千多年以前。不过，从当时东亚各国的社会发展状况看，中日两国之间的交往不可能发生得那样早。因为那时的倭人大概还处于原始公社的采集经济阶段，尚没有形成越海交换的经济基础。王充生于后汉。他很有可能把汉时对矮人的认识，附会到周代的历史中去。从而，他的记述，只能看作是反映汉族人民与倭人发生交往的一段古代传说，不可能是历史的真实。

公元前六年，刘歆向汉哀帝献<山海经>。这部书载有中国周围边疆地理状况和各少数民族的情况。其中海内北经中有“盖国在钜燕南倭北，倭属燕”的记载。这部书记载了倭国的具体的地理方位，以及燕和倭间的隶属关系，对此当然不能再看作是一种传说,必须承认它是历史事实了。据中国史学家考证，<山海经>大致完成于中国的战国时代(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前三世纪).在这个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都有较高的发展，正是汉族对周围地区的影响逐渐加强的时期。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内部各地区之间不断的战争,汉族人民为了躲避战乱，离开内地，向边缘地区移居。其中一部分汉族人民移居东北，并由东北逐渐移向朝鲜半岛，再由朝鲜半岛移居于日本群岛中的北九州，进而移迁入近畿一带。汉族人民和当时居于日本群岛上的倭人间的接触可能就是这样发生的，只不过是这个过程没有为史书所记载下来而已。但是，从中国的古代传说和日本出土文物中，关于这一过程是可以找到历史痕迹的。
（PS：《山海经》，很久以前很多人认为这本书是编造的无稽之谈，但我相信这本书记叙的内容一定没那么简单）

插播一则中华帝国古代历史：很久很久以前，黄帝炎帝经过部落战争融合后的华夏族领地的上空突然出现了一个甲骨文描述为“天”的物体，这个物体逐渐降低高度距离地面几十米的地方悬停，同时放下天梯，从“天”这个物体中经天梯出现的类人智慧体一族与华夏族接触并开始了融合和文明交流，作为黄帝继承人的颛顼(zhuān xū）非常欣喜这种能让华夏族文明快速发展的交流，但作为炎帝继承人的共工（华夏部落二当家）在短期谋划后，纠集手下开始进行了暗杀颛顼夺取帝位的反叛活动，经过艰苦的平叛战争，无法夺取帝位逐渐失利的共工在劣势情况下开始憎恨战争中对颛顼提供帮助的类人智慧体一族，把目标转向攻击“天”，最后毁坏了天梯同时开始攻击“天”，最后在战斗中“天”不得不上升高度避免受到严重的损害，逐渐远离地球并悬停在38万公里的高度，即使在颛顼顺利平叛后也没有再次试图降低高度继续交流。
-----------------------------嗯，不周山是天梯的华夏古语代称，而这个名为“天”的物体，现在的名字叫“月球”。

从传说方面看，关于汉族人民东移的古代传说，最早的是箕子东移说。传说中的箕子为反对周武王灭殷，率部分人民东移，居于朝鲜。关于这个古代传说，到目前为止，虽然没有得到确凿的证朋，没有成为历史的真实。但是，它却说明这样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即中国的劳动人民为逃避历代的战争灾难以及其它原因，个别地以致大批地离开黄河流域，向其它地方特别是向东北并且逐渐向朝鲜半岛移居。其中的一些人很可能再从朝鲜半岛进入日本群岛，并在那里定居下来。这种移居当然不会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很可能是缓慢的波浪式的长期的移动。人数固然不会太多，但也不会太少。他们移居到哪里，自然就把中国当时先进的农业例如水稻的栽培，与农业有关的生产技术，青铜工具及后来的铁制工具和这些工具的冶炼和制做方法，以及文化艺术等等带到移居地，并同当地的居民共同使用这些生产技术。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被介绍给当地以后，对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促进作用。当地居民在学会并掌握了这些技术后，经过长时期的积累经验，在这个基础上结合当地的自然条件，自然要有所创造和发展。在这种发展的基础上形。成当地的特点，成为当地民族文化的有机的组成部分。这就是中国周围各地区的民族文化，例如日本—的文化和中国的文化既有某种联系又有明显区别的基本原因。

这种情况在日本的出土文物中也有所反映。日本史学家认为，《山海经》中所载倭人的历史阶段，是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氏族公社阶段，即属于日本古代史“绳纹式”文化的末期.日本考古学家从地下发掘的文物中知道，中国的农耕文化、水稻栽培技术等大体上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传入日本的。日本群岛的自然条件非常适宜水稻经营，温暖的气候、丰沛的雨量、以及到处都有可供开成水田的低湿的土地等等，使中国的水稻栽培技术开始为倭人所接受，并迅速得到发展。倭人的采集和渔猎经济发生变化，逐渐出现日本—原始农业的萌芽。
大约在农业经济传入日本的同时，中国的金属文化也传入日本。中国金属工具的传入，对使用石器的倭人说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不仅使倭人社会立即进入金石并用阶段，而且促使倭人原始农业的迅速发展。因为在中国的战国时期，铁制工具和武器已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取代铜制的工具和武器，到秦汉之际，铁犁已在农业中广泛使用了。接受中国文化的倭人，很快地掌握了制做铁制工具的方法。日本登吕和爱知县瓜乡等处的遗迹中，发现那时木匠使用铁制工具的痕迹就是这一过程的极好说明。
PS：泥盆国其实相当重视种花家的古代文献的，而且考证认真的态度令人毛骨悚然。

工具的变革，促使倭人社会发生巨大变化。这些变化是:首先.以栽培水稻为主的日本原始农业经济，在相当短的时期内，从西日本发展到近畿一带，并越过近畿向东北推进，从而逐渐取代渔猎经济，形成了以农业经济为主要形态的社会经济。奈良县唐古地区出土的各种精巧的木锹和木锄，就是农业经济迅速发展．的有力证明.其次，农业经济的发展要求有与其相适应的社会分工，例如有专人仿制中国的金属工具，专人制造农业工具等等。因为制造这些工具的技术要求较高，因而需要有较为固定的劳动组织，随着这些组织部门的出现，也就出现了制造农业工具、金属工具(包括武器),陶器等部门的专业人员。特别是当中国的辗轳和窑业设备传入后；倭人的陶器在造型方面开始发生变化。在这以前，陶器由个人手工生产，其造型风格不仅因人而异，而且同一个人所生产的陶器，也会因疲劳程度、时间、地点等主客观因素，使每个产品之间在造型上出现一些差异.可是当辗轳被用于陶器生产时，不仅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个人产品间出现的造型差异，使产品造型大体上保持着同一风格，而且由于可以大批量生产，遂使陶器造型的个性特点逐渐消失，出现造型简洁，单一的趋势。其三，在中国金属工具传入日本的同时，也传入了制造这些工具的技术，特别是制造金属武器的技术。某一个氏族公社掌握了制造金属武器的技术并大量制造它，该氏族公社就会拥有多于其他氏族公社的金属武器，并导致在战争中居于优势地位。战胜者一方不仅掠夺战败者一方的财富，而且俘获战败者一方的成员作为奴隶。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战胜者一方财富的增多和该氏族公社成员之间对财富分配的多寡不周，出现了早期的阶级分化。由于阶级的产生，使日本群岛的倭人社会中，产生出早期的倭人国家。

九州岛是日本群岛中靠近中国的一个大岛屿，它的北部隔朝鲜海峡与朝鲜半岛相望，通过朝鲜半岛可达中国大陆。中国东移的汉族人民，最初就是通过朝鲜半岛这座天然桥梁到达北九州的。九州岛的西部隔东中国海与中国大陆相望。秦汉之际，中国的航海术已比较发达，完全可以乘大船从海路沿朝鲜半岛近海到达北九州，与此同时，北九州岛上的倭人，也已能够造出沿近海航行的船，到达朝鲜半岛甚至更远些的地方。因此，北九州和中国接触最早，接受中国文化也最早，当地的经济发展比较快，因而北九州不仅是日本群岛上的侵入接受中国文化的门户。同时也是日本群岛中最早形成国家的地区。班固在其历史著作《汉书》地理志中有关：“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的记载，是日本群岛上的倭人形成早期国家的珍贵记录。日本史学家把日本产生早期国家的历史阶段，叫做“弥生式”文化时期.(注6)从中国历史上看，大致在秦汉之际，日本群岛上的倭人开始从“绳纹式”时期向“弥生式”时期过渡，大约到中国的晋代，“弥生式”文化便成为日本群岛上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形态了。

随着日本群岛上倭人国家的形成，中日两国间的交往也在发生变化．以前主要是民间的没有固定时问的交往，现在，早期形成的倭人国家已可通过乐浪郡“以岁时”和中国发生交往关系。这就使中日间的交往，多少具有定期的和半官方的性质。交往逐渐频繁，互相了解程度逐渐加深。可是，生活在阶级压迫和剥削环境中的中国劳动人民，对于刚形成国家但还残留大量氏族社会痕迹的倭人社会生活不理解，结合着他们要求摆脱压迫和剥削的愿望，于是日本群岛就被幻想成为“蓬莱仙境”.这个美丽的幻想，甚至迷惑了当时的统治者秦始皇。幻想长寿的秦始皇，派遣徐市去蓬莱仙山寻找长生不死仙药。据中国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的记载，徐市乘船出海数至日本，最后，携带童男童女千余人以及五谷百工等去日本，“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秦始皇以国家的力量，派徐市乘船出东海去蓬莱，反映出当时的中国已通过海路和日本群岛发生了某种交往关系。至于徐市是否真的在日本“止王不来” 达却是存留在中日两国人民时的一个美丽的传说。由于司马迁的时代距秦不远，这种传说的历史真实性可能更大些。而在日本，这种传说更为具体，甚至和歌山县还修有徐福(市莆)墓，墓前立一石碑，’上刻“秦徐福(市)之墓”五字。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徐莆至日本“止王不来”；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记载倭人“分为百余国”，从时间上看，正是日本群岛上的侯人出玫阶级分化，开始形成早期国家的时期。由于当时日本群岛上的倭人尚没有文字，中国史书中关于倭人国家形成和发展过程的片断记载，就成为研究日本古代史和中日两国古代交往关系史的珍贵史料了。

疆域广大的大秦帝国，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崩溃了。刘邦在战争中打败项籍，于公元前二零二年即皇帝位建立大汉帝国。汉帝国成立初期，人民穷困，经济破产，国势衰弱。统治者被迫把全部力量放在恢复生产和发展经济上面，因而同周围少数民族出现一个相对的和乎相处,共同发展的时期。大约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至汉武帝(公元前140年)时期，汉帝国的经济已空前繁荣，超过战国时期所达到的最高水乎。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技术、军事力量和文化都比过去有所发展，形成汉帝国的极盛时期。

在汉政权实行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的时期，中国境内北部边疆的匈奴族，强大起来。冒顿单于统治时，乘汉帝国初期的衰弱，不断地对边境地区进行掳掠；当时的汉政权鉴于国力衰弱，对匈奴族的掳掠采取忍让政策。到了武帝时，由于国富兵强，拥有相当的实力，乃屏弃忍让政策，对匈奴族的掳掠开始反击。从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起，对匈奴进行长达五十余年的战争，终于击溃了匈奴。

汉帝国在同匈奴族进行战争的时期，出于军事和政治上的需要，汉武帝几次派遣使节出使西域，扩大影响，从而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包括印度)文化交流的新时期。世界著名的“丝绸之路”，大体上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中国的丝织品、炼钢术以及中国的文化等通过这条路传入西方，同时，西方的胡桃、葡萄、乐器、乐曲、绘画以及印度佛教等，也通过这条路传入中国。“丝绸之路”在沟通中西文化交流上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是，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是他对周围少数民族进行扩张战争的信号。随着对匈奴战争的进展，对西南、东南、东北各地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扩张战争。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灭赵佗征服南越国，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征服西南的夜郎、滇等小国，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灭闽越，南方悉入汉帝国版图。

不仅中国的文化、技术通过这条道路传入日本群岛，而且也通过中国把西方的文化介绍到日本群岛。印度的佛教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再通过中国经由乐浪郡这条国际通道传入日本群岛。因此可以说乐浪郡这条东方国际通道与“丝绸之路”那条西方国际通道东西辉映，在中国文化与东西方各国间的交流中起了媒介作用。 但是，日本群岛上的倭人国家，从什么时候开始和怎样与汉政权建立起国家间的关系，由于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现已无从考祭。不过，从“东夷始通上京”这一记述分析，日本群岛上百余倭人国家中的某一国的使节，肯定到过汉的首都。因为一般倭人到达汉的首都，不会引起中国史学家的注意，而特记一笔。
随着时间的前进，中国和东亚各国的交往关系日益密切，到东汉时，已出现—“汐、貊、倭、韩万里朝贡”的国际局势。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中国文书对日本群岛上百余倭人国家中的奴国(公元57年)和伊都国(公元107年)两国使节到达东汉首都洛阳—事，作了正式记录。这就使中日两国的交往，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