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前辈人说闹红军的时候沙田乡一带的老百姓就很多有人不安心种田了。原因一是红军攻打下城镇后，红军要带走的是黄金、白银和银元（用于买枪支弹药），而粮食、布匹、生活和生产资料一般一概不取，就被跟在红军后面瞎起哄的人抢分走了，这一做法助长了一些游民不劳而获的错误倾向，致使一些人不愿意种田地就整天等待红军攻城掠地时好抢东西去。二是如果这个农村是真正的苏区，那是要向“苏维埃”政府缴税的，老百姓一定会过上安定的生活。倒霉的是处在苏（苏维埃）白（刮民党管区）交接缓冲区，红军实力还不能完全控制该地区，红军只能在夜里到该地区宣传一番，到天亮就跑得无影无踪了；而国军则在大白天对这些地方进行无休止的骚扰。在那兵荒马乱的时候农民那能安心种地？有些人就弃家出走，有些人则躲进城镇亲戚家去，所以许多田地荒芜无人耕种。前辈人说如果那时红军不是北上**去了，而是在广丰再闹几年，则广丰即使是几年都不受自然灾害也会因缺粮少吃有人被饥荒饿死的。
以史为鉴，史当照人。翻看二十四史，可知人一生在世，生在政局稳定时，一辈子不受战乱困扰，则是人生一大幸事。至于一生的生活好孬，则是属第二层次标准了。

铭记要重复了，143楼到145楼的内容，我已经贴了，只是被审中……

我小儿时代是在我外公家长大的。
解放前潭头村是一个十分富裕的村庄，二十世纪初该村有许多人在上海、浙江、江苏和福建做茶叶、烟叶生意而发大财，他们有钱了就在老家里盖起漂亮的宽敞的砖房。那时我对这些漂亮的宽敞的砖房没有留下一点记忆，却偏偏有我外公门前多座茅草屋的依稀记忆：这些茅草屋低矮，屋顶被厚厚的稻草压盖着，屋面排水坡很大，屋内阴暗潮湿。由于住在这些茅草屋里的人与外公外婆关系都很好，所以我与小朋友捉迷藏时有时会钻到这些茅草屋里去躲一躲。
那时农村孩子很少吃到水果之类食品，于是一些农产品如番薯（北方叫地瓜）白萝卜就成为水果替代品了。不知是那一年的夏天，我与同岁表兄弟站在木桶边争夺一个番薯，他拿着菜刀为这个番薯向我头上砍来，我躲避不及被他砍在正面额头上；好是他还小，手发力小，只砍出一条小缝，当时流血不多；但时值夏天，伤口发炎开始溃烂，农村缺医无药，伤口久久不能愈合。过了很长时间我父亲到外公家看我发现此情况后，心痛不得了，在好心人指教下在潭头村水口的庙宇里烧了一柱香然后在该屋顶上采了一株“狗牙丁”捣成药浆敷在伤口上。不久伤口好了，但因伤口溃烂时间过长，伤及骨头，最终使我额上留下一道深深疤痕！可惜的是这件大事我并没有留下记忆。

这次我在外公家住的时间达四年多，可能因我身体不太好或其它原因，我父亲曾多次带我去寺庙烧香许愿。由于大多数农村人分不清道教与佛教、神仙与菩萨的差别，所以人们在寺庙里都烧纸烧香。这一切虽然我都没有留下记忆，但到我成长到七八岁后我常常做恶梦：梦见我从来未见过的古典建筑庙宇，有时梦见面目狰狞的神鬼；有时做梦被金面神灵追赶，我在前头跑金面神灵在后面追，有时我也会飞离地面逃跑，但总是处于下风，一般情况是吓醒了，醒来发现身上汗淋淋的。从这里我才悟出一个道理：在孩童时代里大人最好不要让孩子看一些不该看的东西，否则会在孩子脑海里留下一个永不磨灭的映像来。
真正有记忆的第一件事情应是一九五零年初我离开外公家回碧石的路上。

我于是回到父母亲身边，那时我父母跟前有一妹妹，一九四七年生，名带雪字，以名字推理，应是那年的初春天生。我父母与爷爷奶奶住在同一房屋里，我爷住堂后间，我家住西厢间，但分开做饭，吃饭也不同桌。我家吃饭桌是一张大概为零点九米见方的小桌子，有一天晚饭（应是正月里），菜只剩有一碗，碗里有四块炖肥肉，肉上附有一层大油（估计当时气温较低），我当时把它按爸爸妈妈妹妹最后是自己的顺序给分了。
我从外婆家回到家乡时小腿还带着伤呢。我可能是遗传的原因走路时小腿提不高，小孩走路时又不看路面上是否有障碍物，家乡很穷小孩子除冬天外一年内大部分时间是光着脚丫子的，所以经常脚底脚尖碰到路上突出的石头而摔交，把小腿碰掉皮碰出伤，小腿骨前面只有皮没有肌肉，一碰就伤，脚趾头常常有多个负伤的。那年代缺医少药，那儿都没有消炎药抗生素药卖的，所以伤口经常发炎溃烂，好长时间不结疤痕，从而引起淋巴结出现小球体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我在家的第一个夏天，苍蝇多得很，这些坏家伙最喜欢往伤口上盯爬，我撵都撵不及，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用一块布遮挡着伤口。后来还是奶奶想到一个偏方，她到沙田弄来一些樟子油（樟树果实压榨出来的油），用鹅毛沾油经常在伤口上涂抹，这样苍蝇就不往伤口上转游了，在我奶奶的经常在伤口上涂刷樟子油后，结果小腿的伤口很快康复了。

我在家整天和奶奶淘气，白天把奶奶的手电筒拿出来照着玩。有一天我用手电筒照我的小手，我的手发出透红的颜色；我奶奶用它照手，手电筒的光线透不过去，我奶奶就对我说，我老了，所以看着我孙子我就高兴。我从我奶奶的口吻里知道人老了有多么的感慨和丰富的感情。
我大伯父特别孝顺我爷爷奶奶，我爷爷奶奶吃的糖饼都是他送的；我奶奶把那些点心放在大墰子里，点心下面放些生石灰，墰子口盖着厚厚的稻草编的垫子，所以那些点心不管放多长时间也不会受潮变软的。我爷爷奶奶那时虽然是近七十岁的老人但自己开伙，做饭烧柴要引火柴，奶奶就叫我，说宝贝孙给奶奶弄点发火的干草去；我只要听到奶奶发这句话就到门口的菜园子检一些掉在地面上的干柚子树树叶回来，奶奶就把点心拿出来犒赏我。我那堂姐就没有这个待遇，我二伯父就说奶奶重男轻女！

一九五零年我二伯父还住在平店路亭，有一天我一个人在上架塭塘边柚子树下玩，看到我二伯母牵着一头黄牛过来，她的一只手腕上缠着手绢，我母亲也看到了从屋里出来与她打招呼。这是我留下的唯一的二伯母形象：穿得很干净，人不胖不瘦，长得很漂亮，一只手腕上缠着手绢（缠手绢处可能是刚被疯狗咬了的伤口）。后来听大人说，春天油菜花开的时候，拖着长舌的狗在油菜田里被毒虫咬了就成了疯狗，正是那时候（由此推断是春天）我二伯在外地里干活去了，一头疯狗走进路亭，二伯母空手去撵时被疯狗咬着手了；当然大家知道这件事的危险性，就有人建议把该疯狗打死让二伯母吃了它的肉以毒攻毒，我二伯父一时也想不到别的法子只好接受了人家这个建议，当然这是农村人的无知。那时缺医少药，农村只有土郎中，用中草药治病，所以人们一旦被疯狗咬了那只能靠大运了，一旦感染了狂犬病毒那就必死无疑，过了几个月二伯母狂犬病发作就不治身亡了。在那缺医少药的年代狂犬病、破伤风病不知夺去多少人的生命！

审核什么的最讨厌了。。如果重了。就删掉吧。你也是小吧啊。

我那鱼一九四七年出生的妹妹也于这一年里因得麻疹传染病不治身亡。我记得五零年春天我外公提着一件毛绒绒的带粉红花的上衣给她做生日，可没有多长的时间她就得了麻疹传染病，她身上长了许多红斑点，但还是照常到门前的水塘边去玩，后两天就高烧不退，我父母请了当时沙田一带很出名的中医俞舜兴医生看，吃了那中草药未见效果。我看着她在病重期间她还坚持自己从高高的木床爬上爬下到马桶边去小便。我妹妹没有经得起麻疹折腾几天就去世了，一个鲜活的生命就消失了，她的去世给我心灵留下一片创伤。她去世后我很伤心，我很后悔为什么当时我不去帮助她一下。

那一年我也第一次看到我大姑。她是坐棚轿（带棚的滑杆）来的，跟着棚轿的有两个挑夫，挑着她家的一些生活用品和我大姑父的写作手稿。那时我大姑父已死了几年，大姑父在世任职广丰县参议员，兼职大南乡乡长，他留下许多遗作，他那文章我在初中时拜读过，写的都是政论，写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思，写的是那么小小的德国为什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后能东山再起再发动二次世界大战，最后结论是民族团结，暗示中华民族与德国相比有差距。虽然大姑父去世了大姑家庭生活仍然很好，按当时共和国“土地改革”政策肯定被定为地主什么的；她来看爷爷奶奶是去南昌女儿家前的辞行，她这次走后没有多久就逝世在在南昌她女儿家里。

一九五零年的夏秋时间，我村与外姓村为争夺山底土地发生一起械斗事件。当时两村都出动一百多青壮年持鸟枪火铳大刀长矛对持在山头顶，对持时间从上午十点左右开始，场面非常紧张，随时有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的可能。解放军留地方任乡长的汤某（大家都知道他是北方人，南下干部）一人挺身而出站在两武装对伍中间解劝，冲突气氛未得到缓和，冲突双方越靠越近，这时我村的一个民兵误扣鸟枪板机霰弹击中汤的下半身，汤而流血不止不久死亡，械斗事件中止。那时我还很小，不敢到现场去看，只看到大人们都往山头顶跑，说汤乡长被打死了。以后汤乡长用好木棺材安埋在出事的现场，而失误打死汤乡长的青年被关押了好长时间。

一九五二年夏天大伯父的三儿子到爷爷奶奶家玩，这个堂弟与我同岁，但他因有二哥的邦助就读完小学第一册了（五二年的年初即春节后沙田小学就开小学第一册，又在这一年夏天开始以后每年的九月一日才开小学第一册）；我记得那是一个晚上，家里点着油灯，堂弟拿着一支白粉笔在木质的门板上写字，我就说你把粉笔给我让我也画个字，我堂弟说你不懂，字是写的，那有说画字的？我父亲听到了这话心里很不是滋味。正好那年秋天杜家开办小学第一册，教师一人，名余瑞华，余老师约二十多岁，我父亲就把我送到杜家去念第一册。
那时候不像后来要学注音、拼音，开始就学认字，学的是繁体字，语文叫国语，第一至第四课内容分别是“开学了”、“我们上学校”、“ 学校里有很多同学”、“我们天天学习，我们要做好学生”，算术课叫“算术”，是十以内加法计算，课外作业不多，国语只有一些练习描红，算术之有十以内的加减。
我念小学第一册没有遇到任何困难，我轻松地念完它。但有一天下午，天气较冷，我在家里吃饭桌上描红，为了把描红字好看有点艺术感我就有意地把描红黑笔尖弄得很细，把字帖的红字笔划描成心黑边红的美术字，我父亲看到了把我汹骂一通。这是我念书唯一一次受到父亲责备。

我外公大概是一九零二年生，他有五兄弟和一位姐妹；外婆老家是十六都人，有一兄弟，身体很高大，外婆姐弟俩面貌十分相像。外公外婆一辈子生了许多孩子，第一个就是我母亲，第二个是女孩，外婆就把她送人了，以后还生了多个孩子，但多是女孩，也没有成活；一九五零年春我离开外公家，外婆生下一个男孩，这个小舅生来十分聪慧，说话很早，走路也早，我外公外婆近五十岁得子，自然十分疼爱他；这个小舅长到两周岁后，应该是一九五二年的秋冬交界时节，身体开始有病（当时医疗条件人们不知道得的什么病），这个小舅虽然得病但神志语言正常，他早上晚上一躺在床上就对我外公外婆说：床帐上有一个白胡子老头一直看着他！这下把我外公外婆吓坏了，就对这小舅说：你别怕，这是菩萨，是来保佑你的！但这个小舅却说：不，这不是菩萨，这个老头是要我跟他去！随着时间推移这个小舅病就越来越重，外婆觉得这个小舅放在家里不是办法，得偷偷躲一躲，于是就偷偷地抱着这个小舅躲在谭头村的一个亲戚家里（这家人的女儿就是我外婆的弟弟的老婆）。事情凑巧得很，这小舅这么一躲这个小舅就没有病了，躲了几天后我外婆就放松了警惕白天就出来办事，这时我这个小舅又旧病复发，又说“那个白胡子老头找到这里了”！那个亲戚以后也再不愿意让我外婆和这个小舅继续住下去，理由是一天夜里深睡中冻醒用手拉被子，她的手摸着一只毛绒绒的手，且那手的指甲有一寸多长，当时她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最后外婆想到了我家，我外婆先安排人通知我母亲于某日去谭头村外等着，再由我外婆偷偷把这个小舅转到我母亲手里抱到我家。我至今还清楚记得那一天的事件经过：天还没有亮，我和我母亲就起床奔向潭头村，当走到富家峪河边时，天已大亮，我没有上渡船过河就在富家峪这边等着，我母亲坐渡船到潭头那边接这个小舅；时间过了不久，我看着我母亲怀里抱着这个小舅边走边哭向渡船走过来：我这个小舅就这样死在送往我家的路途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