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八年时这些水稻亩产量上万斤、上十万斤，小孩可以在稻子上面蹦蹦跳跳；种的南瓜无法用秤称，只好用“曹冲称象”的办法，用船装上南瓜，再用刀刻下记号的称法；喂的猪象大象哪样大，几个人可以象骑马一样骑在猪背上面；玉米长得电线杆，一根杆杆上结十多个苞米，人可以在上面跑来跑去；种的棉花象树子一样，要搭上楼梯去采摘……等等天下奇谈怪事现在三岁小孩也不会相信，可五八年那政治形势逼得大家暗中心里明白，但名面上要装糊涂，要装幼稚无知，要装相信报纸，相信党和政府，而且还很会吹，象吹气球一样，吹的越大越好，产量吹得越多越高越证明你有本事，你亩产量八千，我一万；你亩产量一万八，我吹二万，整个中国象被一股疯狂的“魔力”套着、牵着，“浮夸风”逐渐漫延、升温，弥漫全国各地，象升空的火箭，一飞冲天，整个社会进入了疯狂的年代。亩产稻子二十万斤这个数字至今在我们心目这还是个神话，它比目前的世界纪录还要高出十几倍呢。这是在众目睽睽下吹牛皮，而且吹得理直气壮，吹牛的人一点儿也不心虚和脸红，更不担心上头会追查他们造假的责任，因为大家心里最明白不过了，搞政治就需要吹牛，搞大跃进就需要吹牛，不吹牛就不能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队伍中就有好多人是靠吹牛起家的，在那个年代谁会吹牛谁就是英雄，谁对抗吹牛不肯吹牛谁就是右倾分子。在种种诱惑和压力之下，官员中产生了大批的吹牛者，这个“吹牛队”大概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投其所好投机钻营，另一种就是好汉不吃眼前亏，人家吹咱也跟着吹吧。


据大人们说农村的“卫星”是这样放出来的。那时各级政府要搞个“卫星”，就把下一级的所有政府官员叫来开会，叫“摆擂台”，由坐在台上的官员问下一级的甲某个说：你们准备亩产多少斤？甲某走上台去狠了狠心说我们准备亩产五百斤，台上官员们和台下的与会者大声耻笑不止，笑那先跳上擂台的甲某胆小保守，笑他不跃进，五百斤还敢来打擂台放卫星！那时真实的情况事怎么样的呢？由于当时全国还不能大量生产像“肥田粉”那样的低档化肥，更不能生产尿素这样高档的化肥；粮食还没有现在这种高产、耐旱耐涝的、抗倒伏的品种种子，栽培技术还是相当落后的，所以稻谷的产量最高亩产不会超过五百斤。于是一阵鼓声，鼓罢跳上来一个乙某，哇哇哇说保证亩产六百斤；这是领导还是不满意，再又是擂鼓一通，接着上来个丙某，眼也不眨一下就保证七百斤。……一再二二再三如法炮制，呐喊声中最后卫星放到亩产一千斤以上才算过关。公社是这样搞，县里也这样搞，地区（相当于现在的市）也这样搞，省里可能还是这样搞，各级政府度都是如此炮制的，最后报到中央政府时就是亩产两千多斤了。假话一万遍最后假话就成了现实、就成了真理。


说实在的好是广丰的干部绝大部份是好干部，在那胡吹瞎说的年代里这些干部为我们广丰人民做了很大的贡献，他们没有随波逐流，没有去放“卫星”，没有去为自己的名利而丧失人格去胡吹乱说，所以六零年的大饥荒里广丰并没有发生像安徽、河南等地出现的大批非正常人口死亡事件。
为了稻田能单位产量提高，五八年夏广丰二季稻就强行推行“密植法”和“深耕法”。道理很简单：如果一亩水田正常能收四百斤稻子，我“密植”了，密植的稻秧数量是原来的九倍，头头们用手指脚和趾头一算，则亩产就是三千六百斤，打个折扣吧也能搞个千八两千斤的，再打个七折，最后还有一千三呢，那就搞“密植”吧，谁反对“密植”就给谁头上戴上一顶“右倾”的帽子，还有谁敢反对？过去广丰农村有句古话说“朗（广丰：稀）栽出谷，密栽好蹙（广丰：看）”，公社书记一声令下，底下就得照办，为防止农民不听话，公社要求稻田插秧时都得拉上绳子，人民在绳子打结标志点处插秧，秧苗左右间距都为三寸（注：市尺，三寸折合零点一米），是传统插秧密度（传统间距约为一尺，即零点三米）的九倍。在插好秧后一看，那水田里就绿油油一片，霎时好看，应着广丰的这句古话。但老百姓听从公社领导搞密植，尽在人们常光顾的水田里，而山沟里的水田公社头头很少去，老百姓就我行我素了，不管你怎么喊密植，那山沟天的秧苗则仍然是一尺间距的。

人家搞高产，“放卫星”，我们公社的头头们也不甘落后，他们纷纷到我们村里种“试验田”。公社有一副书记叫某某的，人是一个好人，我不知他的大名，他就在我们村里挑选了一块位置最好、灌溉最方便、田里肥力最足的两分田，农民给它精耕细作后，书记亲自用绳子拉出方格来插秧，那秧苗密度既标准又好看；再以后老百姓就给这块田天天撒一种叫“肥田粉”（尿素、硝酸铵的前身的一种化肥，估计是碳酸氢铵之类）的化肥，氮肥多了秧苗长的特别地好，绿油油的，比韭菜的叶子还好看，书记的样板田成了我们孩子经常参观的景点了。再后来，由于秧苗太密，光照不好，氮肥使得太多，光长叶子不长杆子，秧苗太密空气不流通，秧苗成了头重脚轻的草垛了，一刮大风，秧苗全倒在地上，所以书记只看到旺盛的秧苗和稻草，并未见到丰收的稻子，高产变成低产。老百姓也为他叹息：一小块田放那么多化肥干什么？这不是白白浪费吗？花了力气却没有好收成。


“大食堂“的饭好吃，但大锅菜就难吃了。老百姓吃大食堂吃长久了，对大食堂吃得也就吃乏了，如有亲戚到家里玩，就想在家里弄个好菜调调口味。好是家家有粮，地里长着菜，家里还有口做饭的锅，这时就有家庭在家点火做饭的。但人民公社的头头为了表示将食堂办到底的决心和不让社员在自己家中做饭吃，干部带人挖掉了各家各户的灶台，或收缴了老百姓家里的锅、刀和炒菜铲，动员社员把锅全部砸破卖给国家支援大炼钢铁。更有甚者，干部一看到那家的家里冒烟了就知道谁家在家里开小灶，就派几个小孩到他家里往锅里扔块大石头把做饭锅给砸了，然后送到铁厂炼钢铁去。每到大食堂开饭时，食堂敞开供应干饭，不收饭菜票，自盛自吃，以饱为足，有时吃一餐饭要折腾一两个小时之多，孩子不把肚子撑的难受就不停筷子。这样浪费实在惊人。无论是过路客或陌生人，走到哪里都有饭吃。
但广丰的“大食堂”并不像河南、安徽那样大肆浪费，这可能与广丰从来缺粮有关系，大家都比较珍惜粮食。我记得后来“大食堂”觉得大家吃得太多了，大家出主意就按人头分饭，即大人一餐分三碗大米饭，二小孩一餐分两碗，家家户户一到吃饭时就拿着木盘排队去领米饭。我家的人饭量较小，分得大米饭在大食堂里吃不完，就拿回家里我母亲就把大米饭放在太阳底下晒，米饭又变成“大米饭干”了，不过可以用开水一泡就可吃。为此我家在大食堂年代里用大米饭晒出了许多“大米饭干”来，想不到的是这些“大米饭干”后来为我家度过饥荒的六零年作出了大贡献。

那时正是闹大跃进的时候。所谓大跃进就是一些人头脑发热，脱离当时贫穷落后、生产力低下的现实空想用几年时间赶上工业化发达国家——英国而提出的违背科学规律、盲干、胡干、说瞎话、谁能吹谁英雄的运动。在农业生产方面大吹粮食高产，制造一个又一个假的高产“卫星”；在当年的工业方面也同样是违背科学规律、盲干、胡干、说瞎话、谁能吹谁英雄的运动。当时的中央提出五九年要达到产钢一千八百万吨、产煤五亿吨、产粮五百亿斤的高指标。一九五七年中国钢年产是几百万吨，怎么能一下搞出一千八百万吨呢？高官们叫老百姓土办法大炼钢铁；于是乎每一县、乡（那时叫公社）都建钢铁厂，炼铁的炉子有小高炉也有普通平炉，这样的技术条件且不说炼出的钢的质量根本不行，数量也都是假的。小高炉可以用人力拉风箱向炉子里吹风，炉温能达到一千多度，是可以把铁矿石熔化，碳再置换出铁矿石中的氧，最终炼出铁来；而平炉不能用人力风箱供风，烧得都是木炭或松树木柴，路温只有一千度左右，甚至只有八九百度，就根本不能把铁矿石熔化，所以用平炉炼铁根本就是瞎胡闹，是小孩子玩泥巴闹着玩。许多地方把日产几百斤说成几千斤，有的小土炉一天费很大劲才能炼出几十斤，好的也仅是二三百斤。有些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随便打人，将山林松木乱砍滥伐，砸群众的锅来炼钢等做法。

那时广丰也是到处搞“大炼钢铁”。沙田钢铁厂设在梧桐洋，我去过那炼铁厂看过一次，那炼钢炉都是土高炉炼铁。广丰历史上就没有焦碳，于是先用岭底的木炭做炼钢的原料，后来木炭供应不及，就把沙田岗、宅前岗的公有树木林（有几千亩，松树直径零点三五米以上）全砍倒做炼铁的原料，炼铁的矿石是挖溪东河对岸山上的沉积型褐铁矿石，再把农民家的锅砸了掺到矿石中，没有电动鼓风机就用青壮年的农民拉风箱，我去的时候看到每两个二十多岁的青年拉那大风箱，由于风箱靠近小高炉旁，高炉辐射出来的高温和拉风箱的用力气，年轻小伙子上去两三分多钟就累的满头大汗，于是就换上另一对青年，我数了数那啦风箱的人就有三十多个人在那里排队。炼出的铁要不是高碳生铁块，那就是一团铁玻璃渣，反正是什么也不能用的高碳生铁块！我估计这样的生铁块如不提纯什么地方也用不上。
县钢铁厂设在广丰排山西桂岩山下，有一定的规模，我有近千农民从事炼铁工作；五九年的五月份五都中学组织我们学生停课给该厂运铁矿石一个月，这次我们通生也不能逃免；铁矿石也是沉积型褐铁矿，产地是排山往东走，我对那地方不熟悉，大概是管村一带，距排山有六公里的路程，我们一天要运四趟，早上六点起床，晚上六点收工，我每一趟挑铁矿石约三十公斤，那次劳动把我累坏了；要学生运铁矿石，学校给学上三餐吃大米干饭。那时不管做什么事干什么活，吃是不愁的，只要你有这个本领吃的下去。这次在排山还有最倒霉的事是吃饭：不知那一位或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人把点灯用的煤油混进我们吃的大米里，所以我们吃的大米饭都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煤油味，有的人吃了呕吐不止，有的人就是吃不下去；为此我们吃饭时在饭中加上人丹（一种中成药，主治中暑），使米饭能顺利咽下去，但这样做带来负作用：即打饱嗝时那股人丹味使自己十分难受。——这是我永不可磨灭的记忆！

广丰几十年来就没有留住什么人才，广丰每年都有大批高中毕业生考上国家著名大学的，但学成后少有会广丰工作的。广丰的医疗技术也很落后，历史上有个叶凌华（音），在广丰可以说是名医生了，可惜他是个内科医生，好像在广丰历史上就没有很出名的外科医生。建议广丰籍学医的人“回到广丰去，就地当医生”，提高广丰医疗技术水平，改善广丰人就医条件。

到一九六零年年初时村里粮仓里粮食就不多了、粮食已快吃光了，巧媳妇难做无米之炊，于是大食堂就全天吃蕃薯，早上吃蕃薯粥、中午吃蕃薯米杂大米饭、晚上还是吃蕃薯片；后来蕃薯片吃完了，就整天吃蕃薯米（蕃薯太小，切不了片，就切成米粒状），到了四五月份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于是“大食堂”就断炊了。不久“大食堂”寿终正寝了，农村人又开始分家独立过日子。开始时家家户户还有点存粮，就靠点存粮度日子，很快存粮吃完了。广丰六零年夏收是个丰收年，可是田里打下的粮食绝大部分被政（和谐）府收购走了，留存在到大食堂手里的粮食很少很少，于是到了六零年十月村里就没有粮食了。六零年秋收（十一月才能收割）的粮食同样有部分被政（和谐）府收购走了（至今我还不知道政府那时为什么夏收秋收的粮食要搞高征购，把农村的粮食几乎搞的一干二净），生产队留下的粮食很少，于是以大食堂的名义就用几斤萝卜、芋头折成一月人口粮食分发给农民家糊口，而生产大队平时真正用大米作口粮分给社员（即公民）的每人平均不会超过三两大米。于是老百姓就吃地瓜的根，藤和叶子，再就是用稻谷的壳磨成粉吃尽，后来就上山挖草根吃，最好吃的树根粉就算是葛藤根的淀粉了，那时豆角可当饭吃，牛皮菜（高产菜，吃了一茬还有一茬）苦麻菜（也是一种高产菜）当饭吃，胡罗卜也可当饭吃，总之凡可吃的和勉强能吃的东西都吃，这样的艰苦日子一直熬到六一年的夏收才稍有点好转，广丰人整整苦了一年，最苦的是六一年春节前后各五个月的时间。

六零年的十一月份我家里也几乎没有吃的了，那时我父亲正在岭底上寺坑给乡（公社）运木材；运木材是一个力气活，一天一趟，走的全是山间小路，一趟单程有十五公里左右，每天早上上山，在山上肩扛一根六十多公斤的杉木杆运到岭底的河岸边，下午四点回到住地，所以乡里每天给运木料的人两公斤大米的粮食。我父亲个子不大，但有文化，除自己运木料外还兼管每个人每天的完成的工作量和大家的伙食，所以每月有十公斤的大米节余。有一天我母亲对我说：家里都没有吃的了你还念什么书？从现在开始你就别念书了，你现在去你爸那儿把你爸余粮拿回来！我听了心里很不是高兴，我知道以后就念不成书了，但吃比念书更重要，于是我就答应了妈妈的要求去我父亲那儿挑梁了，我父亲节省的那点粮食对我家度过那个饥荒年代可以说是救命粮了。
六一年的春节是我人生最值得记忆的一年。几乎家家户户都没有什么好吃的。过年了农村旧俗要蒸年糕，吃饭的米都没有哪有米用来蒸年糕的？年还是要过的，没有米做年糕就用水田里的莲藕代替，年糕里还不全是莲藕，还在里面添加了牛皮菜。反正那时节都在搞“没有米瓜菜代，没有肉冬瓜牛皮菜”。我还记得那用莲藕牛皮菜做出的年糕真是人间仙品，好吃极了。

在那闹饥荒的年代，凡是可吃的东西人们都想办法把它吃了；那时耕牛属集体的，最后农村老百姓就打吃耕牛的主意：人们就故意不给牛稻草和水吃喝几天，让它活活饿死，然后一生产队的人就连皮带骨把它分了吃；母牛下崽了，人们等小牛崽一落地就把它蒙死掉然后分吃。到一九六三年生活好转时，农村耕牛少得可怜，耕牛卖价翻了一倍还多，这是后话了。那时农村没有牛羊鸡鹅等牲口，有了全杀了吃光。
六零年十二月我停学三十五天后又到五都中学读书，去学校之前我父亲为我欢送行就千方百计想办法不知从那里搞来几公斤牛下水（指牛肚子肝肠之类的东西）做给我吃，我也就高高兴兴地大吃了两餐；直至今天在我的脑海记忆里都认为牛肚是天下最好吃的东西了，我也认为这一天也是我吃的一生吃得最香、吃得最好的一天！
一年多的饥荒给我的感想是：当政者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把人们的肚子填饱！天下第一件大事是：产出粮食。

247楼那时在五都中学里我们学生粮食定量是每月二十七斤大米，这些大米在现在够我吃两个月的。可那时我们正式十五六岁的人，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除了三餐吃点食物外，平时没有一点其它食品、水果、点心吃的，加上长时间吃不上肉类食物，肚里没有一点油水，所以这二十七斤粮食仅仅可以维持生活，绝不能说能填饱肚子。我记得那时五都中学上午要上四节课，上午到第四节课时不管这节课是什么课，是我喜欢的数理化还是我不太喜欢的语文政治，上第四节课我都安不下心来，总觉得肚子里饿的慌，满脑子里想的事就是吃字。
那时学校的生活是艰苦的，但与家里没有吃或吃糠咽菜相比还是好得多；学生自己种菜，种了许多青菜、南瓜之类的东西，白菜泡在池塘里做酸菜等。本来水塘里是死水一潭，生长着各种微生物，水是特别的脏，学校还要在这样的地方制酸菜，现在想起来就恶心。
为了多做出点饭来，一公斤大米做成三公斤的米饭（含水量很大），米饭被做成烂糊糊的，食堂吃米饭用杆秤称，这个工作由值班学生轮流担任；那时稀饭也做的特别，为了稀饭均质些，在稀饭里要加点石灰水之类的东西。稀饭因有稀稠之分，先取的稀饭自然要浓稠些，到最后是稀饭就剩下米汤了，为了公平起见各班级取饭顺序都是逐天按编号顺序轮转；如本星期排号大都在前几号，我们就早上就安排多吃点稀饭，一般是吃零点一五公斤米，如本星期排号大都在后面几号，我们早上就少安排些稀饭，一般早上吃零点零五公斤米；菜则由值班同学轮流做分菜工负责分发给每同学，无非是牛皮菜、苦麻菜、南瓜、冬瓜之类的青菜。

那时不知是因饥饿还是别的原因许多人都得一种叫“浮肿病”的病，这时我们学生有不少人也得这种病的。得这种病的人先在脸上发现问题，即脸上起较大面积色斑，像是长了“藓”似的。人得了“浮肿病”后脸就发生浮肿，像虚胖似的，用手指尖按住脸上任意一地方两秒钟，手指离去后脸上就有个好几秒不会消失去的小坑洼。那时我们都怕的上这种病，于是大家都互相检查验证，碰到有镜子的地方我们会在镜子前细细检查自己的脸上坑洼消失时间，以此来判断自己是否的了“浮肿病”。
因为国民经济快要崩溃，所以生活资料奇缺。五八年我们教科书印刷的整整齐齐、规规矩矩的，练习本是高级纸制作的。到了六零年后，除了报纸用的纸张与五八年的基本是一样的外，其它文具用品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我们的中学课本都是用再生纸印刷的，纸张黄褐色，，纸质又脆又粗糙，纸面上常常有大疙瘩或小窟窿眼，表面坑坑洼洼，课本缺字少行是经常出现的现象。更要命的是用再生纸制作的作业本根本不能用钢笔写作业：一写字墨水就要扩散成一片，不但字写不成而且容易危及其它的安全。所以我们在书里不能做任何记号，不能写字，书纸上一粘上钢笔水就扩散污染一大片；有的作业本也有这个问题，于是我们只好改用圆珠笔写作业。那时我们家穷，圆珠笔买不起，用钢笔要便宜许多。一支“农民”牌钢笔价钱是九角八分，我们钢笔用的蓝黑墨水不是买瓶装成品，一瓶瓶装钢笔水要价是两角二分至两角八分钱，但我们消费不起，而是花八分钱买一包“墨水精”，然后用热水一冲就是了，效果差不了多少。

在那饥荒年代里，人们没有吃的，汽车也没有吃的，汽油奇缺，逼迫许多汽车改用烧木炭，于是汽车都背有个“煤气发生器”，木炭燃烧时喷上水就成了煤气，煤气在发动机里燃烧开动汽车，所以那时汽车也是有气无力的，走在大坡上有时就趴窝了。但因为有这个烧木炭的炉子，这给汽车司机提供很多方便，许多司机就买些蕃薯放在炉子里烤，车一停下来就吃那又香又甜的烤番薯，馋得我们孩子直流口水。
在这里我还要补充一段我一生难以忘怀的一件事。
六零年的十一月份我家里也几乎没有吃的了，那时我父亲正在岭底上寺坑给乡（公社）运木材；运木材是一个力气活，一天一趟，走的全是山间小路，一趟单程有十五公里左右，每天早上上山，在山上肩扛一根六十多公斤的杉木杆运到岭底的河岸边，下午四点回到住地，所以乡里每天给运木料的人两公斤大米的粮食。我父亲个子不大，但有文化，除自己运木料外还兼管每个人每天的完成的工作量和大家的伙食，所以每月有七至八公斤的大米节余。有一天我母亲对我说：家里都没有吃的了你还念什么书？从现在开始你就别念书了，你现在去你爸那儿去看看，看你爸那里有吃的没有！我听了心里很不是高兴，我知道以后就念不成书了，但吃比念书更重要，没有吃的人就完了，人完了还念什么书，我想通了妈妈的意思，于是我就答应了妈妈的要求去我父亲那儿。

我大约早上七点多一点离开家，以前走这条路我走动最远的地方是十六都；那天我走得很快，很快过了我外公家的潭头村；我过潭头时没有从潭头村中通过，而是从与潭头村相隔十五都港的东岸山脚下小路通过，这样可以避开刚停学就碰到外公家的熟人的麻烦，再是走那条山路要近些；我一路向过路人打听问路一路快走，经十六都、黄家潭、很快就到军潭（当时名叫隘里）；然后弃公路进山沿现在的军潭水库的东侧的小道（在“神仙解石”下，现在有人“神仙解石”上写了个“寿”字，以前那山下有条河岸上的小路）过萧村（现在这个村子可能已搬里水库区了）、翻越一个山垭口（那里有座路亭）在走几里地就到高阳村了；再沿公路经“大拇指山”（上下有白花岩山洞）的背后到新岭村，再弃公路走小路到姜山岭头；走到江山岭头往左看几里之外有羊角石山，那是外型极奇特的山，两支几十米高的山体又细又峻峭；往下看是岭底，往前看悟道尖就在不远的地方，往后看一些大山都变成低矮的山包包了；姜山岭号称有二点五公里长，我无暇细看那神奇的大山就一口气沿故老小道下到山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