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岭底时大约是十一点多，也就是说我从家到岭底二十五公里的路程用了不到五小时时间，速度是很快的；当时的岭底，虽然设镇时间已很长了，但还是一个小村子，它处在高山中的河谷里，河谷宽度两百至三百米，河流在此处很窄，宽不过二十米，镇上街道既短又不像样子，长仅三四十米，且不平直，街上只有几个小得可怜的店铺；全镇房屋约有一百来户，唯一的特点是公产房屋占绝大多数，有一个小学校，医院，最多的是人民公社的办公用房，有影院和大会堂；河下游一公里处的张家山有铜钹山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是江西省于一九五八年独创的学校，应当说是“大跃进”的产物，江西教育是全国较落后的省区，没有一所品牌大学；正规的大学在全国是出不了名，唯有这“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后来叫响了全中国。我六十年代去北方，我说江西人，人家就说你们江西有三个出名的东西：上饶集中营、井冈山庐山和共大。共大分三级，省办的叫总校，校址设在南昌北的一县里，招收未考上本科大学的高中毕业生；每一个地区（即现在的市）一级的共大招收未考上高中或中专的初中毕业生；每一个县办的共大招收未考上初中的高小毕业生；那时所有的共大都是半天劳动半天念书，念的是与农业、林业和渔业有关的知识；当时社会里许多失业的青年就在县一级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里就读。

我到岭底河边一看并没有看到运木料的人就知道我在中午前就很难看到我的父亲了，此时我的肚子已饿得直叫得想法子搞吃的，可身上一分钱、一两粮票（那时粮食不够吃，政府发给非农村人的按岁数决定的购粮数量的凭证），那怎么办呢？最终我想起在铜钹山共大念书的小姑的女儿我的表姐，我无奈地去了铜钹山共大，那学校仅有几栋砖混结构平方，位于张家山的山脚下；我刚走进学校正值中午十二点学校下课，铃声一响学生都从教师里走了出来；我表姐一眼就认出了我，她说你怎么到这里？我说我找我爸，可是在岭底找不着；她说小舅（即我父亲）要在下午三点才能到哩，你中午在我这里吃中午饭吧！我的肚子正在咕咕的乱叫，头脑里就是要找吃的所以我就没有想的那么多就跟在我的表姐后面，她带着我到学生食堂让我与她的同学在一起围着饭桌吃了本来属于她的一份珍贵的午饭，她在旁边看着我吃，嘴里还问我能吃饱否。我一边吃一边看着旁边的同学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我当时心里难受极了，我知道她要为了我要饿一个下午，是我抢吃了了本来属于她的午餐。

我于下午三点钟又回到岭底的河边，不久就看到一些人肩扛杉木杆过来，我一上去打听果然是我父亲的同事，他们告诉我说我父亲没有出工，在家里清算账目，于是我随着他们找到了上寺坑。
给乡（公社）扛木料的有十几个人，我去的时候还有六、七人在，其它的都回家去了。除我父亲岁数是四十多岁外其它人都是二、三十岁，他们住在岭底上寺坑的祠堂里。岭底上寺坑距岭底有近十公里路程，位于一个山垄之中，是一九三二年闹红军时的苏维埃县政府所在地，一九六零年时有十三户人家，农民房屋破旧，生活贫苦，那祠堂是该村最好的建筑物了：砖房子，大约有一百平方米大，建筑完好；我父亲和搬运工住的是地铺，每天吃多少粮食由自己决定，一天收入（赚工分）由搬运杉木多少来决定；
我父亲一看到我就问为什么到这儿来，我把停学的经过告诉了他，我父亲听了后也没有什再说的，只说你在这里多住些日子，这里有吃有喝的，于是我高兴地住了下来；与我父亲共事的有一周村底人，算是一个民间艺人，其名字现在已记不清了，当时他有三十五岁左右，他说他在沙田小学里演过“小放牛”，他还说他有许多小说，我在我父亲那七八天里就看完了他带在身上的《罗通扫北》。我父亲看我对书的留恋心里感到非常的无奈。我还跟着他们进山一次：我父亲早上从上寺坑出发，沿山间小路往南走三公里，经由之字形小路爬上一大山顶，再在山顶上走两公里就到杉木堆放地了；那地方估计是叫“哨基安”，是一片原始森林，我父亲和他的同事挑杉木时我休闲在山上看那美不胜收的风景。我看到有些活着的杉树上挂满藤梨（即弥猴桃）、野柿子；他们扛上一根杉木返程是我在他们后面空手走着，到上寺坑时我回到驻地休息，他们继续往岭底方向走去，最后把杉木运到岭底河边后再回到住地，他们回到住地时已是下午四点钟了。

我在父亲那儿住了八天，天天在那小屋子里看“罗通扫北”，到吃饭的时候有大米饭吃，平时还有熟透了的藤梨吃，在那个饥荒年代可以说是天堂生活了。后来父亲对我说，明天有沙溪、周村底有人要回家，你就回家去吧，把这里的大米、竹笋等挑回去。第二天早上七点我三人出发，我挑着十五公斤大米和一些竹笋、藤梨共计二十五公斤吃的东西吃力的爬过姜山岭，到下午一点钟左右才过高阳村。那时军潭（隘里）里设了路卡专门拦截老百姓从山里运出的山货，为了防范在隘里遇到不必要的麻烦，我决定与我和沙溪、周村底人同路，这样路程增加了近五公里路。到了沙溪村我到沙溪人家里休息了半个小时，走到周村底是已快到六点钟了，这时天已变暗，我这时实在是累得不行、实在是挑不动了，于是就把我挑的东西暂时存放在周村底人的家里，我空着手赶到家已是晚上七点钟后了。

第二天我赶到周村底把东西挑了回来，这时觉得担子轻多了，我心里感到好奇怪：怎么休息一晚自己的力气就增长的这么多了，这二十五公斤吃的东西马上可给我家带来无限的欢乐——弟弟们总算有点粮食吃了。到家里我母亲就急急忙忙的收拾我挑回来的大米，他的眼神闪烁着希望的光芒。但那眼神很快就变得迷茫，最后她疑惑的说，孩子这大米那有三十斤？我一看确实大米少了一些，但竹笋、藤梨却没有少，我心里很气愤，我心里想这是我们家的救命粮啊，你们怎能乱来呢。我估计我把大米存放在人家家里，这粮食在那时候就是生命，被其他人看到了就无声无息的成他人的救命粮了，这是我无意做了件救人的功德事。

回到家里后我心里总是不舒服，总觉得心里丢了件什么东西似的，农村人说像掉了魂。整天无事可做又不想做，天天想睡但又睡不着，心里总是烦躁的很。一天我母亲让我去五都买什么我就去了五都，我本来是不想去五都那地方的，但心里烦的慌就答应我母亲的安排。事情凑巧的是我在街上巧遇我的班主任邓远培老师，邓老师见我就说：你怎么不上学了？我说家里没有吃的；他说像你有这样好的学习成绩不上学多可惜啊！你还想上学吗？我说我当然想了，就是没有吃的不能上；邓老师说最近中央有政策，凡农村的学生都可转成城镇户口迁到学校来，吃的问题就解决了你不是就可以上学了，明天我去你家里给你办户口迁移事宜。果然第二天邓老师按照我说的地址找到我家，经他和段绍珄（副班主任）老师跑了几趟，把我的农村户口迁到学校里去，于是我回到学校念书。这此我停学时间总计达三十五天之多。

一九六一年下年我念高一，那年学`校招了两个班一百多学生，我分在高一（一）班；开学时学费和书簿费加生活费合计是十八元，每月的生活费好像是九元。六一年国家针对当时形势已放开物价管理，许多议价、高价食物、点心出现在市场里，江西的物价已是大涨了，大米一公斤卖价是二点四元，猪肉每公斤十元且在黑市上还不容易买到（国家法定价：大米零点一六元一公斤，猪肉每公斤零点九六元）；学校每一学生每月定粮是大米十三点五公斤，食油零点一五公斤，肉零点二五公斤；我记得有天上午到十字街头去刻个私章，我问那刻字老头刻颗私章要多少钱，他说最少要三角五分钱，我说这太贵了；刻章老头说：小孩子，你知现在一斤白菜要多少钱吗？我给你可这章是一斤白菜钱。月九元生活费对农村每一个家庭说已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了，因为农民挣点钱也已经是件容易的事了。我父亲有一次与我的一位堂哥合伙给人家（福建埔城县的一个村子）放木排子一趟，三天就赚了一百多元。针对当时经济情况共和国政府也对农村采取了一些松绑政策：给农民分发一些自留地，让农民种点粮食和蔬菜，容许农们在家养一些牲畜（猪、羊等小动物），适当开放直由市场让农民做点生意；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民慢慢脱离那无吃的现状，生活得到一些改善。

在这一关键时刻倒是我们学校出了一件大事：一个炮兵营进驻我们学校，那个炮兵营有几十门火炮，那大炮口径大约有零点二米左右，但炮管没有褪气管，应当不是榴弹炮，且炮的结构很简单，体积不大，后面有块制退大钢板块，我估计应是山炮之类的火炮。这次驻军大约住了一个多月时间，军人住在哪儿我现在已记忆不清了。还有一天不知从那儿来了四五辆大小不一的汽车，军人从汽车卸下一批电讯设备，在五都中学学校大门口对面的小山顶上架起无线电接收天线，汽车上的柴油发电机发出隆隆的声音在发电，一会儿电子接收机霹雳叭啦一阵响自动打出了一份英文文件，我们在旁边都看傻了眼，谁也想不到空中还能传递英文文件。后来一个军人把这英文文件送到一个当官的手里，那军官看了后就地烧毁了，于是军人们就快速地把设备拆除、装车离开五都向县城方向撤走了。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如此神奇的无线电传输！

要审核悲催啊。只好用截图了。。可怜的手机党。。

悲催的。。。这个比较敏感？

现代一些人没有很好把握住党的政策，所以控制言论。我是老党员，我坚定不移地拥护党的领导。当然我们党历史上不会是没有一点点缺点的，我们要正视这点现实我们党才会有进步，才会得到广大人们的拥护。我在这儿不过想把历史的经验告诉大家，为祖国繁荣富强做出自己的努力而已。

“闹红军”了，红军方面宣传的**道理是为什么他们是富人，为什么他们不劳动却有那么多的钱和土地？而广大的老百姓为什么是是穷人？为什么辛辛苦苦劳动却过不上好生活？红军说是因为富人剥削了穷人所以才会富裕的。红军就用这种大道理教育群众、动员群众参加**的。
红军需要枪支弹药，需要给养，这些东西需用钱才能买到，那时只有生活富裕的人家才有钱，富裕人家当然也不会把自己辛苦挣来的钱送给你，于是红军给这些人戴上一顶“土豪”、“劣绅”的帽子，接着就提出一个“打到一切土豪劣绅”口号，有钱的人家就成了红军打倒的对象，红军需要的是银元，“土豪劣绅”的钱被红军拿走了，土地、家产红军拿不走就被红军分给本村的穷苦人。
那时富裕人家大多数住在城镇里。五都镇当时还算是个繁华的，浙江、福建和江西三省交界地有个叫四十八都的地方，有许多有钱人家，这些地方就成了红军攻击的目标。

富人当然也不会老老实实把钱交出来，于是一些有钱人就倒向国民政府以求得国民政府的保护，而穷苦的一方家里什么都没有，一听红军能给穷苦人翻身的解放，能给他田地房子，有一些人则投向红军；一方看到人家有钱就要夺取人家的财产和姓名，这种行为谁不害怕？于是有钱的人家就要找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和生命安全的政治势力。两派都想借社会政治势力以达到摧毁对方的目的，“土地**”就这样热火朝天发展开了。最后就是经常发生一些人带着所投靠的政治势力来到村里攻击自己的仇人的事件。闹红军以富裕的农村最有戏剧性,广丰谭头村最有代表性。谭头村在民国政府时期很多人因在外（上海、浙江）做烟、茶生意而发财，这些人有钱了在老家谭头村就建了许多高级的砖房子（据说现在成了“历史古建筑群”，以后有可能成为旅游景点），有钱人的好房子、好生活自然就成了红军**的对象，也是红军攻击的重点目标。这个村的两派政治力量在那年代杀得天昏地暗，两派政治势力仇视越结越大，恨是越搞越深，互相攻击事件也是越来越升级的。开始是互相大打出手，后来就是用刀互砍，再后来就发展成经常带领自己的政治武装力量（指军队）进入对方家里进行见人就杀，见物就抢，进行恶性循环报复攻击，据说攻击方一旦进入对方家里没有见到仇人，就拿他人的家具发泄心中的愤恨：给扫地的笤帚把、扁担、锄头把都砍上一刀，说是“样样过刀、斩草除根，不留一草一木”。这种过激行为使附近的普通老百姓都不能过上安宁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