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老师对我们极为关心。我们去沙田中心小学念书要跨越棠岭港（丰溪河上游一重要水流），那里原来有一座浮桥，老乡叫“下浮桥”，据说是由沙田谢家湖塘底的大人物谢子丹（旧政府时当过横峰、弋阳县的县长）主持修建的；五四年发大水浮桥被洪水冲走了几只浮船，管理浮桥的户主为打捞被洪水冲走了几只浮船而落水淹死了，最后他的尸体在上饶一带才发现；
棠岭港下浮桥冲毁后，只要河里不发大水我们不论春夏秋冬、晴雨冷热都是脱鞋淌水过河，水深些就脱裤子过河，再深些就把衣服全脱了用手拿着举过头过河，冬天河水刺骨的冷，我们都是风雨不住照样过河。只有发大水是我们才走上浮桥。但我们从来没有出过事。
我记得饶老师教学有好多方法，有一次他要我们把“辫”、“辩”、“办”、“辨”几个字在黑板上写出来还要读出来，他点了好几个同学上去，没有一个同学能搞清楚的，最后他把记法要领告诉给大家，这件事至今我还记得十分清楚。
饶老师讲课讲得特别的好。我记得小学有篇课文叫“火烧云”，什么是火烧云我们农村孩子谁也不知道，于是饶老师就对我们说“火烧云”就是太阳下山时西边天上被太阳染成火红颜色的云彩。于是大家都懂了那篇课文为什么写得那么好那么美了。


那时饶老师还经常家访，每到中午时分走到学生家里那一位学生家长都会拿出最好的东西来招待他。我记得他到过我家一次，我的父母亲就把腊肉拿出来请他，没有过几天饶老师把我喊了过去，给我一份散发出油墨香味的少年儿童报，我心里高兴极了。后来我才知道，饶老师家访吃过人家的饭后都有这么的礼物送给这位同学，所以同学们只要谁能拿出少年儿童报来炫耀一下，那饶老师肯定最近家访过他家，这是件非常荣幸的事情，令其他同学侧目不已。

我突然感觉 这个爷爷好可爱啊。也会说。如果没有人顶帖子就不写了。哈哈

那时农村基本上没有什么娱乐的项目，天一黑农村人点着煤油灯吃饭，吃完饭到池塘里吧脚一洗就上床睡觉了。但农村也有几个多才多艺的人，如沙田街里有个叫“狗爪”的人，他在街面里蹬缝纫机。干这个活的人在七十年代在农村是很普通的人，农村许多妇女都会，但在五十年代干这个的则是龙鳞凤角的。“狗爪”就爱打篮球，在沙田的任何一场篮球可以说是“狗爪”在场上表演；沙田戏台有演戏，场场都有“狗爪”的角色；春节有演“花船灯”的，“狗爪”就是那摇扇子的丑角，弄得大家开怀大笑不止。所以“狗爪”在沙田的知名度远高于当时的乡长。当时人们不知道乡长是谁是正常的，而不知道“狗爪”的人那倒是要被笑话的，起码说你是孤陋寡闻。
饶老师多才多艺表现在他的业余爱好上。
我们的饶老师也是沙田的名人，他当老师，学生们及学生家长认识他。沙田如有文艺演出（有时需到县城里汇演先就在沙田小学里的戏台上预演），他就登台演出，在沙田小学校的戏台上穿着长长的长褂，手里拿着扇子用广丰话的相声，说得神采飞舞。当时因没有电视传播媒介，电影里也没有这方面题材的镜头，不知饶老师是如何学会说相声的。


沙田小学的校长叫什么名字我已记不得了，从他的说话就只知道他是个文化素质不高的人。那时中国人正与美国在朝鲜打得你死我活，那时候美国人动不动就要用原子弹打核战争来吓唬中国，所以社会里的老百姓最怕的是美国给中国打原子弹。有一次校长在大庙院子里给我们作国际形势报告说：我们中国不怕美国的原子弹，我们老大哥苏联有原子能，原子能比原子弹厉害多了，美国人如果敢给我们放一个原子弹，我们苏联老大哥就给美国放两个原子能！——那时候我们孩子还不知道原子能和原子弹究竟是怎么回事，只知道原子弹特别厉害，一个原子弹可消灭四十里长、四十里宽的任何生命；世界上只有三颗原子弹（农村孩子们只知道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在日本本土上扔下两个原子弹，还有一个原子弹还在美国鬼子手里），是一个叫“李三宝”（农村孩子们传说的武艺高强的神人，农村里有“李三宝打怀府”的小说，里面描写他的传奇故事）的人替美国鬼子造出来；小孩子不懂事就把校长这番高论就向大人们叙述一遍，也是为政府做稳定社会的宣传，哪知道农村还是有卧龙的：有文化的大人听了我的话后乐得直不起腰来。

到了六十年代全国就闹“文化大**”了，广丰比那一地方闹得更凶，俗语说“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广丰文革可能正说明这一简单道理。在文革年代里广丰受苦的或被人整死的以老师为最多。我以为老师在那贫穷的年代里地位较特殊，生活也优裕些，所以容易被一些人憎恨和妒忌，文革开始了那些对老师怀有憎恨和妒忌的人对老师施暴报复，但文革中老师队伍中也不乏一批整人的高手，许多老师是被自己营垒里的人（可以说这些人是老师队伍中的败类）整倒整死的。文革中的后期七一年我回广丰一趟，广丰还大整特整老师，许多老师被安上“地下翻共救国军”的师长、军长、司令的罪名，有的老师就被人活活打死了，也有识时务的老师就“失踪”远走他乡躲避这场灾难。这些惨不忍睹的往事已过去了几十年了，我想，我不知道这些打手以后是否会得到上帝的宽恕，这些毒打过老师的人死后是否会下地狱。
饶老师是个好人，在文革中也被一些人打坏了身子。文革后饶老师仍然做老师。老师为人平和，性情开朗，对打他的人并无芥蒂。以前我回家我父亲常常对我说起饶老师的近况，说他当时的近遇，但现在我父亲住在城里就不在提起饶老师的事情了，因他也不知道饶老师的近况。按推理饶老师现在应是七十五左右的老人，他是我们尊敬的老师，也是我们可爱的长辈。
我以前一想起在广丰的熟人，我就会想：广丰是个多事且易惹祸的地方，惹不起还躲不起？我能在外面好好混一辈子也好。往事不堪回首！
今天我在远方的桂林向老家沙田小学的老老师们祝福。

额。竟然要审核。这真是悲催。。

五七年上饶地区发生了一起花厅白塔事件，此时闹得很大，传说死了些人，最后是动用军队搞平了。事情发生的原因和经过不清楚，只后来贴出法院判决的报告上说十来名主犯已成立了什么国家，有人做皇帝，也有人做丞相做将军的，即想搞个太平天国洪秀全那样的行动，如真是这个样子我估计这些人脑子有问题，要不是缺氧、要不就是脑子进水了，当时已经是二十世纪了还有人想做皇帝的，如真是这样那时逆潮流而动，那老百姓是不会答应的。十来名主犯后来都予以枪毙了。不久我村的一个叫毛某某的人被遣送回来，说他参加了会道部门，花厅白塔事件也与他有关系，最终他也被定为“五类分子”中的“坏分子”。我见过他，他那凝迟的眼神和伤感的表情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他见到村里的人是从不吭声一句的，他好像又什么难言之隐的地方。不知道他现在是否还活在世上，他那一段经历也许他不会告诉别人，花厅白塔事件的真相不知道以后是否会搞清楚会公布于众。

@lv0918，哈哈。感觉好可爱啊。。

那年代又正值抗美援朝，政府需要钱财，就动员农民“捐钱”，老百姓管叫那“飞机捐”、“大炮捐”，因为国民政府的苦捐杂税多，老百姓思想一时还转不过弯来，政府要收钱就叫什么“捐”了。那“飞机捐、大炮捐”钱数不多，一家交一万元（旧币，相当于现在一元，但价值约值现在三十元），也有交两万元的，催缴人是一般由农村最赤贫的贫农家妇女担任。为什么由妇女去催缴我不得而知。

那时国民政府败退到台湾去还没有几年的时间，但它的空军军事力量还非常强大，那时大陆的军用歼击飞机技术还是落后些，没有安装先进的雷达，不具备夜间飞行作战的能力，所以台湾的军用飞机常常利用晚上飞临大陆上空收集情报、投放特务人员和物资，还投放大量的宣传品。所以只要晚上有飞机轰鸣声，第二天政府就要派出民兵、组织小学的学生上山受检反动传单。那反动传单都是用蜡光纸印制的，蜡光纸不怕水，所以雨水、露水弄不坏它，传单可以在荒山水田里存放好长时间。我们检到传单时不能仔细去看内容，更不能对同伴说传单的内容，一检到就要立即上交。我们总会瞧瞧里面究竟说些什么，那传单里不外乎是说毛主席、朱德的坏话，画些人民拿着扫帚撵他两的漫画，或是说苏联（以俄罗斯为首的联邦国）要在中国新疆试验原子弹，要中国老百姓做好核防护的一类谣言话而已。

那时每个乡村都有一个民兵排，民兵排由贫农家的青年组成，民兵背得是火铳、鸟枪。这些火铳、鸟枪都是本乡的铁匠铺加工的。我小的时候就曾整天坐在谭头村的铁匠铺里看那铁匠师傅加工火铳。火铳用的无缝钢管是政府提供的，火铳的木托是由木工专制的，那铁匠师傅负责加工火帽头、击发铁件，最后和木托连结直至完工，在火铳加工全过程村里没有派人去监控或监督。那些民兵如有点文化会认识几个字的且积极者后来都当上村官、乡官了，也有的人后来成了公社书记、副书记的。
再后来就是搞“三反五反”、搞“工商业改造运动”。这个运动对农村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好像是把那些做生意的商人和做实业、办工厂的企业家给搞苦了：城市里很值钱的商铺、店面，支撑着民族工业的大小工厂几乎一夜间就被政府低价强买或无赏收归国有，风光的老板们一夜间就成了两手空空的劳动者。运动结束后所有的商店、工厂变成国有的或集体所有的。这时我们农村孩子可以看到房墙上字体如同成人大小的宣传标语口号。

这年代城里忙着农村也没有闲着。城里搞“工商业改造运动”，农村就搞“农业合作化运动”。
五四年广丰的农村搞互助组。那时政府强行推行农村互助组制，即几户至十来户农民必须把田地组合起来，大的十来户，晓得也有两三户的，我父亲的互助组就只有我二伯父和我家，大家合起来种、合起来收。我最清楚记得是有一天互助组里种地时天上开始日食，天空霎时变得昏沉沉的，日头无光彩，大地昏乎乎。开始时农村互助组规模较小，一般互助组是依兄弟姐妹血缘关系后来组合；后来搞得的规模大些，则以地域划组。五六年广丰农村由互助组向初级社转变。我记得五六年时下半年放学回家，一走到村子中心只见我父亲和其它多人拿着黄色油漆瓶，在农民家弄来的较大型的农具如风扇（扇稻子用的）、竹簟、犁、打谷桶上写“某某六社”这几个标识子，这些农具是农民入社的资产，这时的初级社规模不大，一个初级社只有三十多户。再过一年就搞高级社，几个初级社组合成一个高级社。到五八年，政府又把高级社搞成“人民公社”，一个公社的规模与现在的一个乡相当。通过这一手法政府把分给农民的土地从农民手中轻松的收了回来，从此土地回归政府，他们只有使用土地的权利，而不是土地的持有者，直到现在征收土地的补赏费用多少纠缠呢。

中国的人民公社从五八年成立，到八十年代彻底解散，经历了二十五多个年头。人民公社集政、社合一的社会组织。所谓政、社合一就是人民公社是政府，它履行政府职能，同时它又是经济组织，相当于一个工厂、公司，农民在这里劳动挣工分吃饭。但那时的人民公社制度把农民赖以生存的私人土地一夜间就变成国家的，农民彻底失去了对土地的私有权和自主经营权；干部们随心所欲地无偿调用社员和生产队的劳力、资金、土地和财产，按劳分配的原则遭到破坏，平均主义“大锅饭”泛滥，严重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所以农民天天下地，一天收入两毛钱，辛辛苦苦干一年，吃没有吃好，钱也没捞到一分。
五八年、五九年的人民公社是与大食堂、大跃进、大炼钢铁运动相结合在一起，那时有许多事情可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大事莫过于一九五八年的人民公社、大食堂、大炼钢铁、大跃进了，那年我刚好是小学毕业考上五都中学的时候。
“大跃进”对我们孩子来说没有什么影响，那时工业、农业都是搞“大跃进”，都是在搞“吹牛”比赛，就是比看谁的脸皮厚敢吹，敢吹到什么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