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二姑父得了不知是什么病，病的死去活来的，家人请算命先生算命，说是被雌狐狸缠身。于是他的亲人不知从那里弄来一只猴子，把我的二姑父和这只猴子关在一个封闭的屋子里。大家知道猴子是什么动物，它有什么特征，那猴子被关进一个陌生的屋子里怎么能安定下来？猴子在屋子里攀着屋子（过去的木结构房子）大梁、木椽，不停的上窜下跳，吓的我二姑父出了一身冷汗，在外面的人说是猴子在屋子里抓狐狸了。事情巧的是我那儿姑父病经这一折腾病就好了，于是他的亲人还给这个算命先生送了一件很重的礼。
我那比我岁数还小的舅舅死了以后，我外公外婆与我父母商量一番，于是我于一九五三年的春节后又回到外婆家读书，过上了那段我一生最幸福的童年生活。

我这次在潭头村看到的是有马头墙的高大漂亮的砖房，人们住的房子宽大干净，屋里有漂亮的家具，几乎没有低矮的茅草房。外公家生活条件好，外公喜欢吃鱼，特别喜欢吃河里的鱼。那年代人少、没有工厂作坊，河水没有污染，河流上无挡水坝，十五都港通长江大海，所以什么样的鱼都有，河里的鱼什么样的品种都有，好的品名有鳡条、鳜鱼，大的有近十斤的，那时鳊鱼有的是，但大家不兴吃它，鳊鱼价位一般为八佰元（折合后来零点零八元）一斤。那一带抓鱼的人在河里一抓到好鱼就给外公家送过来，一般价格是一千二百元（折合后来零点一二元）一斤（非标准称，一斤相当零点六七千克）；有一次抓鱼的人抓住一条四斤多的鳜鱼，走了好多地方都未卖出去，最后还是一定要我外公卖下，价格是两千二百元一斤。外公还喜欢吃白水炖猪脚，我除了喜欢吃鱼和猪脚外还喜欢吃蔗糖，早上吃稀饭时搞一大块蔗糖往稀饭里一搅，把稀饭搞成深酱油色，甜甜的，有时吃干饭也要放一块蔗糖。

在潭头小孩有较好的活动场所。潭头有许多有钱人的房子，在这些房子前大都有一片大的活动场所，这给我们游玩带来方便。但男孩子们玩的不外乎是：跳格，砸石块 和打扑克。跳格子这一玩法现在还有，我六十岁的时候在河南还见过小孩在地上画着那格子和我小时候的一模一样。“砸石块”的玩法是：先在场地里栽一块长条形的石块，再在五米外画一条线，几个小孩站在长条形的石块旁边向画线投一小石块以决定砸石的顺序：小石块不愈越画线者为第一批，超越画线者为后一批，两批都以以谁接画线距离短者为先。然后按顺序站在画线外拿着小石块砸那长条形的石块，谁砸中谁胜，未砸中者和轮不上砸者都算输者，输者被胜者打三下手心。孩子们玩的扑克是小扑克,每张牌长约五十毫米,纸质也很差,价格约一千(即后来的零点一元)多一点，我们一般几个人趴在一块大石头上玩。

谭头我外公家周围也有许多贫穷得很的农户，农村人除了一些生产农具、必要的生活家具外就没有什么别的值钱的东西了。一般的家庭只有一张吃饭的桌子，一个做饭锅灶台，一只水缸，一个盛粮的木桶，再只有一张木床，床上一般只有一床被子，所以一家两代人都是挤在一床铺里睡觉的。因为家里一贫如洗，所以农户家一般都是前后门不关的，我们孩子捉谜藏时都是随意进出任何一家的卧室，其大人是不管不问的。那时农村几乎全是老祖宗留下的木结构房子,房屋连成一大片，一家家农户通过前后门连成一片，我们小孩捉迷藏时一躲就很难被找着，所以捉谜藏的游戏是一件漫长的活动，往往搞成虎头蛇尾的结局。

那时农村人还没有科学这一概念。我有个远房的舅舅得了病，人瘦得不成样子躺在床上都快死了，家里人不是把他送到县城的医院去看病，而是请来一个“阴阳眼”人来“圆gvan“(广丰话亮的读音)查看是那个鬼来纠缠他要他的性命。我记得那天晚上大厅里围坐着十几位来看热闹的人和其亲人，那“阴阳眼”坐在一张吃饭桌上，桌上摆着一个“灯盏”，灯盏里装满豆油，豆油里浸泡着两三根“灯草芯”，灯草芯被点燃后生成一个明亮的火苗。那“阴阳眼”手里拿着一根铁丝不断拨弄那个极为普普通通的火苗，双眼盯住那“灯盏”的火苗，就信口开河说他已经看到几个死了多年的人的变成鬼进屋子里了，说什么现在进来一个白胡子白头发矮个子的老头，眼睛小，嘴有点大，再就说某某（指我那远房舅舅）欠他多少钱，现在要他不还钱就用性命来抵债。于是旁边的大人就议论纷纷，有的说是病人已经死去的叔叔，有的说是病人的朋友，因为这个被“阴阳眼”看到的鬼的长相样子既像他的死去叔叔也想他一个死去的朋友；经过一番讨论后最后大家认定是病人的一个死去多年的朋友，于是决定给这个死鬼烧了一大堆纸。接着又继续进行下去找第二个讨命鬼。。。。。。于此反复找了一晚上的讨命鬼。这边找到鬼，在病人房间里就有赶鬼抓鬼的人，那就是“师公”，我看见那师公一会儿拿着长鞭，打在地上啪啪直响，一会儿又吹起用水牛角做成的长角号，吹得嘟嘟直响，一会儿又拿着宝剑在病人床上挥来挥去。。。。。。。煞有介事地折腾了一晚上。我是外甥王，什么也不在乎，我就挤到那“阴阳眼”的身边看那油灯里的火苗，不管我怎么看也看不出火苗里会有鬼，于是我就大声问旁边的大人说，他怎么能看到火苗里有鬼而我什么也看不见呢？弄得那“阴阳眼”看着我哭笑不得什么话也不说，最后还是我外公吧我叫出去算完结了这件荒唐事。不久我这位远房舅舅就死了。

一九五四年夏我回到家乡，我随着年龄增大玩的种类也变了。我家乡春夏秋有许多的昆虫，有大小不一颜色不同的青蜓，有鸣蝉，寒知了，有全身绿色个子只有十五毫米大长相与鸣蝉长的一模一样的不知名的蝉类，我们都叫它小知了,有金虫，野水牛(一种有一对长触须背有圆形白斑点以吃树皮为生的害虫)。。。。。。我有时间就去抓这些昆虫玩。除了抓虫子外我们最喜欢的玩的是坐在地上玩“检石子”，我们那时每人都准备有几副石子，每副石子有五颗砾石组成，都是在河滩地检来的直径约为十五毫米的砾石，又圆又硬，色泽还要好；玩“检石子”的方法很多，要求的规则也可松可严，一般是分成几个阶段几个回合，玩法及玩的规则随阶段发展而难度越来越大，规则越来越严格。我到北方后也看过小孩玩那种游戏，不过不是用砾石子，而是用动物的骨头。
家乡与我岁数差不多的孩子很多，在有月亮的晚上我们这些孩子就会聚集在一起玩追逐打仗的游戏，其中以骑大马打仗最有意思；方法是一个人做“马头”，“马头”后面平排站两人做“马身”，左边“马身”的右手搭在“马头”的左肩上，左手与“马头”的左手拉紧；右边“马身”的左手搭在“马头”的右肩上，右手与“马头”的右手拉紧；这样两“马身”搭在“马头”肩上的两手臂就成了马背，两“马身”的另一只手与“马头”的手相握处就成了马镫，另一小孩做“将军”，“将军”则骑上马背两脚蹬在马蹬上空手与其它的大马组合拼打，大马组合在冲撞和拼打的战头中谁先解体了就算谁失败。在那游戏里因我个子小一般做“将军”多，所以打仗时要多攒些便宜——即很少被对方打着。

最后一位在新中国五五年制定军衔时定为上将军衔的吕正操于前几天辞世，吕正操活了一百零六岁。说实在的我一生中见过一次次吕正操将军的面。
一九**年我入学时铁道部的部长是滕代远，滕也是军人出身，兼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吕正操是第一副部长。一九六五年开第四届全国人大，滕代远因身体原因不再任铁道部部长，吕正操得任铁道部部长，兼任铁道兵政治委员。

一九六六年二月九日我们**年级的一百五十人去四川峨眉县参加建校劳动；二月十二日到成都，次日到四川峨眉县的黄湾；我们的住地被安排在黄湾乡（当时称公社）的大会堂里，床是用木料搭成的双层连铺，一学生占用一米宽两米长的地方；吃饭每月扣发十二元助学金，没餐吃什么吃多少随便，伙食标准也很高，这才是真正的吃“社会主义”大锅饭。一般上午上课，下午参加建校劳动，每星期六晚看免费的露天电影，有时候还有大文工团来学校工地慰问演出；缺点是学校把学生当成部队，办什么事都要排队，统一行动，吃饭前都要排好队让班干部检查一番，让我们心里感到压抑和难受。

那时候的人都把自己的真面目隐蔽起来，把自己打装扮成积极分子出风头；但地六五有一个叫段树的学生却不落此俗套，当时他住在黄湾大会堂的统铺上层，对上课、劳动他想去就参加，他不想去就在家睡觉；有一天有人发现他睡到下午四点还未起床，且中午没有吃饭就喊他起床，可怎么喊他他也不动，于是把他送到军队的一个医院（峨眉山脚下的一个铁道兵的医院），经抢救治疗才把他救活了；原来他不想活一下子吃了十多片安眠药，结果血液中毒，抢救他需换血，这些血是从我们系**、六五级的那些积极分子身上抽取的，段树被救后学校怕他再次自杀就把他送回西安老家了；段树被送走后，六五年级就开始组织批段树的活动，说段树思想落后，不愿意念铁道建筑，要改念医学，学医好找女朋友，等等如此而已。
一九六六年的五月十六日“文化大**”运动开始了。为此学校所有教职员工和学生全部搬迁到峨眉山新校。

再是我们孩子们喜欢做生意的人进村。那时做生意的人不多，只有挑鹅毛担的，补锅的之类。挑鹅毛担的人进村，他什么有用的东西都要，给农村人一些吃的糖或针线之类的小东西换他要的东西。我们孩子喜欢挑鹅毛担的人，我们经常用捡来的铁铜废件和破橡胶鞋换他吃的东西。所以挑鹅毛担人一进村，就有一群孩子跟在后面。或有补锅做手艺的人进村我喜欢看他们干活，所以我从小知道铁锅有漏洞怎么补，金属锡酒壶是怎么制造出来的。。。。。
那时也有些玩杂技的人进村卖药的。一般情况是先在村里找个地方摆个场子，就开始玩起杂技来，我小时见许多类型的杂技，但大部分是手上功夫。如变兵乓球，他手高高举起，手掌心里的兵乓球由一个变成两个、三个。。。。。，如底朝天的酒杯里转过身子酒杯里有满满的水，有一个人用双手抛甩四把飞刀的，有玩转碟的，有玩口吞钢球或钢刀的；也有玩武功的，如身上用铁线捆绑好，他一发气功铁丝全断了。。。。。。。那时农村很穷，看杂技围着一大群人，等到卖艺人推销那跌打大力丸之类的药时大人们一欢而散，所以杂技就白白给农村人演了。久而久之，玩杂技人就不再上农村人的当了，也就没有人进村表演这类农村很少看得到的杂技表演了。

一九六六年的八月底学校把我们安排到峨眉山周围农村里去帮农民收水稻，我们外地人不知就里就下了水田干活；没有多久时间学生一个个发高烧，烧得人什么也不能吃走路也迈不开步，上厕所都必需有两人架着，我因身体素质稍好，开始还没有事，最后也倒下去了，好像是天旋地转，什么也不能动，经大医院诊断才知是大家得了钩端螺旋体传染病；以后铁道部在铁路系统内组织了`一批医生到峨眉山校区给学生治病，治疗方法是给患者注射青霉素；那时青霉素是水质针剂，注射后人体一时吸收不了故人感痛庝难忍，有甚者打完针剂后下半身痛庝一两小时使之两腿都没有知觉，我班有一个福建籍的同学陈文成（已记不清是谁了）一看到大夫来打针就吓得往外逃跑，多数同学对打针有条件反射，我对打针也害怕不得了。

一九五六年我七十三岁的奶奶得病了，又是请沙田最有名望的医生俞舜兴老先生看病。据沙田一带的老人传说，俞舜兴兄弟做医生与他家祖坟风水有关，俞医生的祖坟是在一块风水宝地上，所以子孙享福出人头地。俞舜兴看的是中医，他认认真真“望、闻、问、切”一番，最后对我父亲说是我奶奶的的是肺病。可见那时的中医医生已经知道中医要与西医结合才能科学治病了。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一个人得了肺病就像是现在人得了癌症一样，在人们心目中是不可治愈的病。虽然我奶奶吃了许多中草药，最后还是辞世了。

我奶奶辞世后按照农村规矩做了七个“七”，每个“七”都要请六都附近双山的道士做功德，农村俗称“打路亭”，即意思为仙逝者顺利到达目的地做功德。每做“七”时，那道士总是咿咿呀呀唱说不停，再是让我们一个个以次跪在地上，道士口中念念有词说些奶奶要你好好种地啦，好好孝敬前辈之类的嘱托语。第一次道场里我跪在我奶奶灵柜前，道士口中念念有词说盼你大了勤俭治家之类的话，那辩卦打了七八次都不开，我只得一直跪在地上，引来好几个旁边看热闹的人围观；后来道士问我父亲说这孩子是干什么的，我父亲说是念书的，于是道士改口说盼你读好书以后当官发财之类的话，那辩卦就神差鬼使般打开了；在以后的道场里我都是在盼你读好书当官发财之类的话的声中一次开辩卦，使得我的堂兄弟和大人们都知道死去的奶奶要我读好书当官发财。这当然是一件偶然事件，这一事件无意也给我幼小心灵种下了好好念书的决心！


我是无神论者，从不相信迷信，确认世界上无神无怪，当然我对地球上生命发展史也很清楚：震旦纪以前地球只有海百合、海绵等腔肠动物，到震旦纪时有三叶虫、笔石，再有鹦鹉螺、珠角螺等，大量植物则在石炭纪及其后了，爬行动物在侏罗纪才出现，长类动物在第三纪末第四纪才有，现在人们认为真正的人只有五十万年的历史。我年青时去过北京的周口店那个类人猿住过的山洞，那洞子不大，中国几个地质学古生物学家在那洞里发掘出“北京人”头骨化石，还可以看到人的祖先使用火的痕迹，因洞内的沉积层里有一层烧火留下的有机碳沉积。化石这东西在地层里还可以随时找到，我在年青时还亲自找到好多种动植物化石，所以世上绝不会有神鬼之类的东西存在。
很可能许多奇怪的事情是人的幻觉。下面我说一个我父亲的亲身经历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