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是一个穷村子，没有一家人家是有钱有地的，在一九五零年搞“土地改革”，除了两家人家一家是因祖上留下了很少的田地，另一家是个寡妇，长期在上饶给人当保姆，为了养老用做保姆的辛苦钱买了几亩田地而被定为富农外余者都是贫农、下中农。但穷人间也有矛盾，也要在那社会舞台里扮演不同的角色。我村参加红军的是一些不安分的年轻人，平时他们的一些个人行为为村里的人不认同，闹红军了这几个年青人自然就参加红军了；当时村庄还是传统保守的，村内同姓人互相打击报复是全村人不容许的。那时各村有权威的族长，村里人不听话惹祸是要遭到村里惩罚的。但红军来了，村里族长就没有发言权了，年轻人参加了红军村里已无能为力，只能听之任之，从而开始了本村的穷人暗地串通外地人攻击本村人的先例。

打斗时需要成本的。到了三十年代，广丰的红军发展起来了，真正的红军是有组织纪律的，但那时的红军装备还是很差的，穿着没有标准的样式，枪支很少，许多战士还是背一大刀片。村村都有人参加红军，一些与红军有瓜葛的人为私利就利用或打着红军的背景、关系和旗号去外村闹事，从而引发这村与那村的械斗。我村有一参加红军的年轻人在一场械斗中被人家鸟枪击中跑不了只好装死在外面，于是村里的一些人就把他从械斗现场抬回到村子里，想不到他身上棉衣有一不起眼的火星把棉衣引烧成铜钱大的一个洞，可能火花烧灼了他的皮肤引起痛疼，他就用手去扯拉棉衣去，这一动作招来杀身之祸：在他旁边的人看他还活着怕他以后报复大家就拿起鸟枪向他补开了一枪，接着就不管他是生是死就把他给埋了。

还有一件事是我村有另一参加红军的（我估计是外围组织，不是真正的红军）的年轻人在五都那边抓住了，因他的红军身份搞不准就要我村里派人把他从五都押送回村里，押送他的人有两个年轻人，其中有一个叫wa某某的；当他三人走到我村水口时（离村子之有二百米之距）这个参加红军组织的年轻人生怕回到村里受到惩罚就乘押送他的俩人不防备时跳到路下面两米多高的地里，接着又快速跨越了五米宽的支河、再跑过了近两百米的河心滩地，再又跨过了水深齐腰、宽一百多米的棠岭港主流河道向港口村方向的河岸奔去，在港口村的河岸上有高达一米三以上的石砌河岸护坝，这个参加红军组织的年轻人因双手被反捆而不能爬上河岸，结果被后面追过来的wa某某在背后扎了一梭标，可能这一梭镖扎在他的心脏上了，他当时就死在在河岸上，wa某某他俩一不做二不休就用梭标把这年轻人的头颅给割了下来拿回村子交差。

那时在五都镇驻守有刮民党的军队。驻守在五都镇的刮民党军队会在白天派一些人装扮成老百姓或红军的模样翻过大坑尖山到沙田乡一带找在田野里干活的人（一般这样的人不敢进到村落农户家里）谈话，了解你心里的真实的想法和政治立场，问你是红军好还是政刮民党的国军好，那时老百姓活动小，范围仅是几公里，得不到社会真实的信息，也没有许多文化和见识，社会经验也差，一些农民因分辩不清这些人的真实身份而表达了不该表达的思想，说错了话，结果当场被枪杀了；我们村在一九三二年插秧的时候（应是四月份）有两位老乡在田里操作，突然来了几个戴着广丰人特有的尖尖斗笠的手臂上套着红套套的人来到田边叫他两上来说话，问是红军好还是刮民党军好。我们这两位老乡不知道这几位不速之客是哪方神仙，但一看到他们手臂上的红套套就以为是红军的人，就没有再去想红军在白天是不敢出来的这一桩，于是就随口说应是红军好一些，红军不抢穷人的东西。这几人当时掏出枪就把我们两个老乡打死了，我们村里人听到枪响出来一看那几个人已大踏步向五都方向跑了，躺在地上的两人的头也被砍走了。后来这两个人头挂在五都镇街道的木柱上挂了好几天，他们造谣说这是在沙田打死了的红军战士的头颅，可恶的刮民党军队就是这样坑害老百姓的。

睡觉咯。下次转吧~~~

大吧啊！你太敬业了！这一刷起码刷了原帖的三十页处了吧！那应该还有四十页在等待！

不知道为什么这次红军敢大白天出动离开大山来到沙田一带，或有什么重大军事行动。
闹红军最大的事莫过于红军打五都了。
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编写的县志记载红军打五都发生在一九三二年农历五月。我爷爷和我父亲对我说红军打五都准备时间很早，沙田一带的人都知道红军要在那一天打五都；当时五都刮民党驻军是汤恩伯属下的一个营，营长叫方剑秋，方经常穿着宽大的白色绸衣裤双手拿着两把大刀在操场上或在五都十字街头上练武让老百姓驻步观看。战争还没打起来的时候有些老百姓为了躲避战争风险就开始找地方躲避了，不知道为什么我爷爷却带着我父亲等人就躲避在与五都相邻不足两百米的六都我二姑家里。五都和六都是一河之隔，丰溪河从中间流过，河宽有一百米以上，秋冬时节河水深只有一米，春夏时节河水有两米多深，两地有一浮桥联接，浮桥位置在浮桥头处，在现在石拱桥下游大约一公里处，是五都向东去福建方向的为一通道；所谓浮桥就是几十只木船用两根铁锁链联接起来，木船间距约四米，两根铁锁链的两端固定在两河岸的石柱上，然后在木船上连续铺设宽一米五的木条板作为人行道；如遇洪水两根铁锁链受力太大时浮桥可以断开来，如人为不让浮桥通行可以把浮桥上的桥面板撤去，没有桥面板人很难在浮桥上通过。
不知道为什么这次红军敢大白天出动离开大山来到沙田一带，或有什么重大军事行动。
闹红军最大的事莫过于红军打五都了。
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编写的县志记载红军打五都发生在一九三二年农历五月。我爷爷和我父亲对我说红军打五都准备时间很早，沙田一带的人都知道红军要在那一天打五都；当时五都民国政府驻军是汤恩伯属下的一个营，营长叫方剑秋，方经常穿着宽大的白色绸衣裤双手拿着两把大刀在操场上或在五都十字街头上练武让老百姓驻步观看。战争还没打起来的时候有些老百姓为了躲避战争风险就开始找地方躲避了，不知道为什么我爷爷却带着我父亲等人就躲避在与五都相邻不足两百米的六都我二姑家里。五都和六都是一河之隔，丰溪河从中间流过，河宽有一百米以上，秋冬时节河水深只有一米，春夏时节河水有两米多深，两地有一浮桥联接，浮桥位置在浮桥头处，在现在石拱桥下游大约一公里处，是五都向东去福建方向的为一通道；所谓浮桥就是几十只木船用两根铁锁链联接起来，木船间距约四米，两根铁锁链的两端固定在两河岸的石柱上，然后在木船上连续铺设宽一米五的木条板作为人行道；如遇洪水两根铁锁链受力太大时浮桥可以断开来，如人为不让浮桥通行可以把浮桥上的桥面板撤去，没有桥面板人很难在浮桥上通过。


没有多久到达五都南部（现在五都中学附近）从二十三都方向来的又一部红军主力从大庙附近的小山上的树林里（即五都中学大门对面的山，那时上上草木茂盛，绿树成荫）发动冲锋进攻五都刮民党军队的营部，一时枪声大作，如过春节的辫炮般响彻连天，这六都的红军借此机会又组织新一轮的进攻，其过程是第一次进攻的过程的重复，红军又有一批战士伤亡。再过了一段时间从二十三都方向来的红军主力已经攻陷五都大庙里的刮民党军营部，此时五都镇内刮民党军队快乱了方寸了，急急忙忙向五都街上收缩，六都方面的红军乘机组织第三次冲锋，这次冲锋虽然红军又有一批人伤亡，但有几位红军战士在机枪响的同时跳到河里利用浮桥的船体作掩护爬上了五都侧的河岸上，巧的是桥头工事里刮国军在这关键时刻要更换重机枪的枪管子（可能是马克沁机枪，枪打的子弹多了需更换枪管），这几位上岸的不怕牺牲的红军战士抓住时机勇敢地冲到五都的浮桥桥头的工事前与方剑秋部机枪手抢夺机枪管，在六都一侧的红军一见时机到了就高呼“冲啊”、“杀啊”飞奔上桥冲向五都，方剑秋部的士兵那见过此阵势就吓得丢下机枪撤腿就跑，六都一侧的红军快速地通过浮桥冲进五都镇里。
到中午时分五都的刮民党守军全部失守最后就全部撤退至五都街中心的连部里，于是红军把方剑秋部紧紧地包围起来进行强攻。由于方剑秋部所占的地势好，居高临下，武器火力强大，虽然红军人数占多数的优势但没有办法攻下方剑秋营部，反而方剑秋营部用机枪扫射打死了一些红军战士和在大街上抢掠商铺的老百姓。在这样形势下方剑秋本人得意忘形竟敢一个人手拿大到冲出营部跑到五都街上砍杀红军战士，被红军战士击毙而当场丧命。


我祖父过了二十多年对我说起红军打五都还能记得当时的事，他说第二天他由六都去五都看打仗现场，看到浮桥的人行道板上和浮船里到处都是血迹，浮桥下游两百米处的堆石堰坝顶面还拦挂着多具红军战士的尸体，五都街道的地面也淌流着鲜血；在六都的田野地里到处是准备到五都街面上抢东西的桐坂沙田一带的老百姓丢弃的小三角红旗和箩筐挑子,这些东西是红军第一拨进攻五都时被刮民政府军阻击时，许多跟在红军后面准备进入五都街面抢东西的流民一看大势不妙吓得屁孔尿流跑回沙田桐坂时留下的。据说后来刮民党的高官看到六都这个状况后说，看来红军已把桐坂沙田全部赤化了。
红军在打五都取得了战场上的胜利，但在这一仗中牺牲了许多战士，从而元气大伤，而刮民党政府军队却没有受到什么大的损失。红军在当时是军事力量是处在劣势地位，面对刮民党强大的正规军面前红军去主动发动进攻，这是无疑是一十分愚蠢的行为，这与毛主席的“农村包围城市”、“敌进我退、敌疲我扰”的高明政策相差不止有多少距离！从此以后红军在广丰就一蹶不振了，在广丰一带就再没有什么重大的行动了。以后毛主席批判这种行为叫“左倾盲动主义”、是“是犯了方向性和战略方针的错误”。
红军打五都应当在红军史上有一笔记载，相反我们现在很难看到有关这方面的文章，这可能与组织指挥这一战争的人以后遇到了政治麻烦或已不在人世有关。


你们加油 我在精神上支持你们··········

红军自身还有一个问题是肃反扩大化、自相残杀，从而失去了很多好战友。红军生存环境很恶劣，那怕有一个人变节叛变就会招来灭顶之灾，所以对异己，对不同于自己路线的人总是采取无情打击和一杀百了的手段来解决。我父亲在岭底上司坑村住了近一年多时间，他听上司坑村的老人说，当年红军把县政府设在上司坑村，因领导层的关系不和就会被主流派打成“托派”（指苏联**时被打成判徒的托洛斯基）分子而拉出去杀掉，上司坑村的地里就埋了好多位这样不是死在敌人手中而是被自己人杀死的红军领导。
广丰闹红军的人有少数人就在“闹”中死去了，死者长已矣，给活着的人留下一些遗憾；有些人闹了一阵后就在村里当他的农民，仍然过着农村平凡而清贫的生活；有一些当红军离开了广丰，这些人中在后来许多在战争中牺牲了，他们牺牲在哪儿永远是个谜，他自己不知道，他的亲属也不知道，他们就这样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就离开了人世间；有的人参加了长征且安全走完了长征路，能经过这无数次惨烈的战争仍然能活下来的人那真是凤毛麟角了。


红军自身还有一个问题是肃反扩大化、自相残杀，从而失去了很多好战友。红军生存环境很恶劣，那怕有一个人变节叛变就会招来灭顶之灾，所以对异己，对不同于自己路线的人总是采取无情打击手段来解决。我父亲在岭底上司坑村住了近一年多时间，他听上司坑村的老人说，当年红军把县zheng府设在上司坑村，因领导层的内部关系不和就会被主流派打成“托派”（指苏联**时被打成判徒的托洛斯基）分子而被处理掉，上司坑村的土地里就埋了好多位这样不是死在敌人手中而是被自己人手里的红军领导。
广丰闹红军的人有少数人就在“闹”中死去了，死者长已矣，给活着的人留下一些遗憾；有些人在“闹”了一阵后就消沉下来，就老老实实地在村里当他的农民，仍然过着农村平凡而清贫的生活；有一些当红军离开了广丰，这些人中在后来许多在战争中牺牲了，他们牺牲在哪儿永远是个谜，他自己不知道，他的亲属也不知道，他们就这样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就离开了人世间；有的人参加了长征且安全走完了长征路，能经过这无数次惨烈的战争仍然能活下来的人那真是凤毛麟角了。

听前辈人说闹红军的时候沙田乡一带的老百姓就很多有人不安心种田了。原因一是红军攻打下城镇后，红军要带走的是黄金、白银和银元（用于买枪支弹药），而粮食、布匹、生活和生产资料一般一概不取，就被跟在红军后面瞎起哄的人抢分走了，这一做法助长了一些游民不劳而获的错误倾向，致使一些人不愿意种田地就整天等待红军攻城掠地时好抢东西去。二是如果这个农村是真正的苏区，那是要向“苏维埃”政府缴税的，老百姓一定会过上安定的生活。倒霉的是处在苏（苏维埃）白（刮民党管区）交接缓冲区，红军实力还不能完全控制该地区，红军只能在夜里到该地区宣传一番，到天亮就跑得无影无踪了；而国军则在大白天对这些地方进行无休止的骚扰。在那兵荒马乱的时候农民那能安心种地？有些人就弃家出走，有些人则躲进城镇亲戚家去，所以许多田地荒芜无人耕种。前辈人说如果那时红军不是北上**去了，而是在广丰再闹几年，则广丰即使是几年都不受自然灾害也会因缺粮少吃有人被饥荒饿死的。
以史为鉴，史当照人。翻看二十四史，可知人一生在世，生在政局稳定时，一辈子不受战乱困扰，则是人生一大幸事。至于一生的生活好孬，则是属第二层次标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