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啦，我也不知道《遗言》的传世情况究竟如何。
但，我觉得郭正域不提，不代表当时这书仍未问世。

《日进直讲》列进去很正常，一是表明死者对皇家的功劳。二是郭正域也当皇家家教，肯定很熟悉这东东，重要参考嘛。

我认为《病榻遗言》就是后人整理。（考察该书语气、人称转换的突兀程度，也不像是一气呵成的。）
而且，我真的找不到任何该书在万历十一、十二年反张风潮期间，就为世人所知的证据，哪怕是暗示。

你看有些版本的馆课**，还真收录教案滴，这可是翰林备课参考啊。

设若此书问世，为何当时对居正的抨击、诋毁中，一点影子也没提到呢？

我采信史料可能有偏颇，甚至相当偏颇。但是，我也不会妄言毫无踪影的事。

我也没发现啊，但是郭正域写墓志时已经很晚了。

小S很相信此书在反张风潮中就存在。但我也一直不知道她有什么证据。
（先前我写过一篇批评郦波的文，文后讨论中涉及到《病榻》一书。那时刚认识小S不久，为这事还跟她闹得不愉快过。）

就是因为很晚了嘛。“文襄”的谥号确定，怎么也是万历三十年以后的事了，大概在三十、三十一年左右。

关于该书是张居正身后罹难“催化剂”的说法，据岳氏考辨，最早出自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后来就为世人深信不疑。
我的阅读量肯定远远不如岳氏。我也没有发现近当代较有名气的著述中，在《万历十五年》之前，还有哪本提到此事的。

小郭是写墓志先，还是被妖书案赶跑先呢？
若写墓志先，他是被高拱的霉运传染了。
如遭祸先，那是同病相怜啊。

黄氏信口开河也不是一回两回了。

妖书案都三十一年十一月了，有点晚。高拱得到赐谥是三十年的事。我觉得可能是在妖书案之前。

没那么快吧，拿到谥号，就让郭正域写墓碑。
郭一写完，就霉星附体，妖书案发，差点要自杀。
这也太巧合了。

乃们的意思是写《病榻遗言》不是为了报复，只是为了写私愤而已，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