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后来，老高的PTSD好了。
似乎也不会去想那些事情。
但我相信，一刺激，他依然痛彻心扉的。
说他忘却看化，我觉得矫情了。

大概我在这个问题上，难免价值观有偏狭之处吧。我只是看不惯，徐阶他们总是一口一个“刁民”“民风败坏”，却丝毫不言因果。

我也不认为他会忘却。那样的往事，应该很难忘却吧。不过，他不去主动跟世人提起，把惨痛回忆自己消化，我觉得是很了不起的。

另外，也不觉得高和徐谁比谁记仇。
老徐只是有报复的机会，老高没有啊。
如果老高还可以写信影响当权者，估计恩怨说得更难听。他是不得不独自吞咽这仇恨啊。可怜的娃！

是的。大概也有无能为力的因素，不能公开述说冤屈也不能报复，只有忍了。

猫猫啊，高拱不至于在贫病交加中去世，他的侄子们打官司，说他钱很多。
从他老婆送张居正遗物，也可见老高经济条件不错。
ps：张四维也会周济高大人的。

关于《病榻遗言》一书在万历三十年以后才问世的史实，我来上证据了。感谢岳金西先生！
引郭正域所作墓志铭：
公素好读书，作《问辨录》十卷，《春秋正旨》一卷，《本语》六卷，《边略》五卷，《纶扉外稿》四卷，《掌铨题稿》三十四卷，《南宫奏牍》四卷，《政府书答》四卷，《纶扉集》一卷，《程士集》四卷，《外制集》二卷，《日进直讲》十卷，《献忱集》四卷。
这就是当时（万历三十年时），高拱面世的全部书目。没有《病榻遗言》。如果这本书之前已经出版，或者哪怕有抄本，似乎此处都不应该完全不提。更遑论万历十一、十二年时人奏牍、言论中，毫无此书踪影。
后来（约在万历三十一年），高务观（高拱嗣子）整理书目，又补充《病榻遗言》和《诗文杂著》两部著作，成为后世高拱文集的雏形。


郭正域记录这个不是搞书目，而是有目的的，要突出高拱的经济之臣的好形象。
你没看到这些都是经济或学术之作吗？而《病榻遗言》可能有争议，上不得台面，所以不写。

当时老高的记录，肯定有人看到，但可能没独立成书。

“他的侄子们打官司，说他钱很多”——沈德符说的这一条，乃咋就取信了呢？ （对徐阶那事，乃那么慎重。。。。。）
要知道，高家三代为官，是官宦世家，到高拱这一辈父子三人同朝，非常有名（王世贞都把这事当做“盛事”来记述）。高家有点家底很正常，比起出身起家寒微的徐阶、居正，不可同日而语啊。
再说，我只看见沈德符说，他的嗣子辈争产（当然沈德符用的是批判嘲讽的语气），乃是从哪里看到谁说的他家钱很多？钱少就不能争吗？我家楼下卖西瓜的，为了一毛钱砍了别人一刀。
遗物问题，高家家仆自己说，只有这么个值钱东西了，来敬奉张相公。当然他们自己说的话，真实性还有待商榷。
至于张四维救济，高拱和张四维的文集中都没有提到，其他当世人的类似说法我也没有看到过。也许有，但毫无证据。
对于高拱的清廉家风，除了王世贞，当世人只要谈到这件事，没有不高度评价的。这一点就让我们遵从公论吧。


可是乃怎么解释《诗文杂著》一书也不录？这书也影响高拱良好形象了么？

乃这样说的证据是什么？乃看到了什么我没有看到的记录，在当时（万历十一、十二年）已经提到跟这本书有关的事了吗？

张冯矫诏，陷害顾命元臣；还有王大臣案，扭曲案情，玷污司法尊严。这都是多好的题材啊，怎么没有人利用一下？
时人只提到王大臣案，但说的跟《病榻遗言》里又不一样。说的是：冯保自己引来刺客，刻意制造出刺杀皇帝大案，想构陷冤狱。（但是没提张居正。）《病榻》里可没那么说啊。皇帝听到这个事情，确实生疑了，也很愤怒，想追查王大臣案，还是张四维劝阻的。


打官司在明，搞阴谋在暗，明的事情自然取信无妨。
《杂著》者就是些杂物，不是经世宏文，所以不录嘛。
所谓没独立成书，我的意思是可能没书名，我一直怀疑题名《遗言》的话，不会是事先取名，也不是本人取名。

连《日进直讲》这种给裕王的教案都列进去了（此书内容极其浅显，语言也是白话，谈不上什么经济学术价值），我想不到不列《诗文杂著》的理由。
（难道《诗文杂著》就是未整理、未问世，《病榻遗言》就是故意隐晦？高拱在《本语》后边的章节里言辞间也有电光石火啊，怎么不隐晦？虽然该书总体上是哲学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