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东晋时期,王隐所撰《蜀记》称隆中有诸葛亮“故宅”及习凿齿的《汉晋春秋》称隆中隶属南阳郡邓县,由此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南阳、襄阳躬耕地之争。自习凿齿肇始,南北朝时期不断有记载襄阳隆中与诸葛亮有关的文献,郦道元为《水经》作注时,根据东晋时期的王、习诸说,再加上自己的臆断,将诸葛亮的“家”、“宅”明确为躬耕之地,自此而后,诸葛亮躬耕襄阳隆中说正式形成。
此后唐、宋、元、明诸代,议者纷纷,争持南阳、襄阳者各执其说,互不相让,明代《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未知孰是,在书中既说襄阳三顾,复云南阳躬耕,云里雾里,让人不明就里。至清代时,双方争执到水火不容的地步,以至于当时在南阳任知府的顾嘉蘅作了这样一副对联:“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虽意图息事宁人,但却并不能让双方心服。
1987年,国家决定发行“三顾茅庐”邮票,“三顾”事件发生于何处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因此引发了一场波及全国的学术之争。待到邮票问题尘埃落定,南阳方面小胜一局的情况下,却又出现了舆论大哗的“教科书事件”,本报曾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教科书事件中的南阳襄阳躬耕地之争,已经不再是一场学术之争,而是变成了一种利益之争。”
《隆中对》这个名称,其实本应作《草庐对》。陈寿整理《诸葛亮文集》的时候,用的还是《草庐对》这个名字,至南朝梁昭明太子《文选》收录此文时,惑于习凿齿《汉晋春秋》所言,定名《隆中对》。后世以讹传讹,而清代流传最广的古文读本《古文观止》也沿用了这个说法,这大概就是中学语文课本的主要据。
之所以会出现襄阳与南阳的“躬耕地”之争,是因为诸葛亮既曾生活在襄阳,又与南阳有着不解之缘,他是先随叔父到襄阳投奔刘表,又因叔父病亡自己不愿投靠刘表,转入南阳并躬耕于此,所以襄阳有诸葛故宅,南阳则为躬耕之地,三顾茅庐的事就发生在卧龙冈上。
公元197~207年,是诸葛亮自表"躬耕于南阳"的十年。此时的南阳(郡),无论是《汉书》、《后汉书》、《晋书》,还是《襄阳记》,都无一例外的认为在"汉(水)以北"(习凿齿语)。所以,诸葛亮所说的"躬耕于南阳",只能是躬耕于汉水以北之南阳,也就是习凿齿所说的"诸葛亮在南阳"。当时的南阳(郡),是全国第一大郡,在"陪京之南,居汉之阳"(张衡语),不可能在"汉之阴",即"现在湖北襄阳一带"。"草庐对"较之"隆中对",更加符合诸葛亮"躬耕于南阳"的实际和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的记载。
作者:58.51.91.* 2010-6-18 10:29 回复此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