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书：田福军现在腰里束着他爱人的围裙，正忙着拌凉菜。徐爱云在案子上给他备炒菜的材料，看丈夫这模样忍不住抿嘴微笑。他一边拌菜，一边不时问爱云某种调料搁在什么地方。爱云就转身给他指点，或者干脆停了手中的活，亲自给他拿在跟前。
《我们仨》：
我把做午饭作为我的专职，钟书只当助手。我有时想，假如我们不用吃饭，就更轻松快活了。可是钟书不同意。他说，他是要吃的。神仙煮白石，吃了久远不饿，多没趣呀，他不羡慕。但他作诗却说“忧卿烟火熏颜色，欲觅仙人辟方”。电灶并不冒烟，他也不想辟。他在另一首诗里说：“鹅求四足鳖双裙”，我们却是从未吃过鹅和鳖。钟书笑我死心眼儿，作诗只是作诗而已。
平书：吃饭是现实需要，而作诗赞美老婆让老婆开心则是情趣。假如能不吃饭就不用做饭，但省事的同时也不能享受口福了。能不能只吃不做？不能，谁叫没钱呢。有得必有失，既如此，就当把不利化为有利。钱杨两人一起做饭，倒也把枯燥化成了情趣。再做做诗歌，化成文学作品，生活感悟也成了工作成果，一举多得。而爱云也深懂此道，对福军多加鼓励，而不是抢过围裙，或骂福军心不在焉。杨绛也如此，对钱钟书在生活技能上的进步和尝试多加鼓励，而不是斥责他实在太笨了。

杨绛先生表面看似理性、清冷，其实她是很多情的。她一向把读者当成朋友，把理解她作品的读者视为知己。她存有许多对她作品反应的剪报。她拆阅每一封读者来信，重视他们的批评建议。她对中学语文教师对她作品的分析，发出会心的微笑。孩子们听说她跌跤，寄来膏药，让她贴贴。许多自称“铁粉”的孩子，是由教科书里的《老王》开始阅读杨绛作品的。有位小青年因为喜爱杨先生的作品，每年2月14日，都给她送来一大捧花；后来他出国留学去了，还托付他的同学好友代他继续送花，被杨先生称为她的“小情人”。前些年，她还常与读者通信。她鼓励失恋的小伙振作，告他：爱，可以重来。她劝说一个绝望的癌症患者切勿轻生，而要坚强面对，告诉他忧患孕育智慧，病痛也可磨炼人品。她给人汇款寄物，周济陷于困境的读者而不署名……
评：杨绛可谓对钱钟书、自己的后事安排细致，该捐得捐，该送得送，该退得退，该毁得毁，尽量不留糊涂账，免得后辈难做或起纷争。甚至连别人写给自己的涉及隐私或敏感内容的书信，也征询来信者的意见，是退回还是交由她处理。指定两名遗嘱执行人共同处理，和众位亲戚交代遗愿，是不是为了互相监督呢？看了此文，觉得她心思也太细密太理智了吧！但又确实是看似理性、清冷，其实很多情，尽量堵住各种漏洞。亲兄弟明算账，因为遗产继承亲友反目的例子不在少数，因为皇权继承血流成河的例子也不少。有决断力和预判力的人，面对困难总能迈过不会被轻易打倒，甚至在矛盾产生之前就把矛盾掐死了。

评：不知这封信感动了多少人，少平是兰香的偶像，有这样一个哥哥真是兰香的幸运。不要鄙视自己的出身，哪怕再低微，它也将带来另外的好处。懂得辩证法的人应该知道，没有十全十美，高手知道如何将劣势转化为优势。自强自立，勇敢面对，陌生的世界充满了危险，但也充满了机会。

[一种声音]资中筠访谈：如果还要依靠我们这一代人 是很悲哀的事情
以下内容为资中筠口述，由龚龙飞采访整理。
自我完成、自我迷失和自我回归
每一个时期，都需要年轻力壮的人来做事。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刚好在1949年之后参加工作，只能在当时的政治和现实条件下发挥作用。理工科知识分子对国家的工业化做了巨大的贡献，有不少人还为此牺牲了自己。这不仅仅是体现在“两弹一星”的研制，整个重工业的基础建设也都是如此。尤其在文革前，他们很受重视，明显感觉到他们要比文科（人才）提拔得快，工资也更多。但不能说在这期间他们没有遇到过挫折，比如在“大跃进”期间搞的反科学工程等等，有的顺从，留下败笔，有的直言，就付出代价。而文科知识分子的功过，就相对更难说清楚。在改革开放之前那几十年，报刊杂志所发表的大批判稿，上面有多少名人的文字, 还有一批职业的笔杆子在做的事。而现在看，有几个能站得住脚？又有哪些观点是正确的、推动社会前进的？不过那时我只是做做翻译、起草公文的小职员，还没有权利以自己的名义发表言论，所以造成的错误少一点，这是我的幸运。但几十年来，我们大多随波逐流，其中也有一大段时间是迷失的。只是如今，我们中的一些人文知识分子，在退休后，想明白了一些问题，发出了一些声音，因为资格老，引起了比较大的关注，产生了一些影响。
当然，大多数人在时代中都是被动的，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人在没有觉悟之前，在每一个阶段，不可能没有人追随过错误的指令。这里还是有一点特色和共性可以谈。
出生于1930年前后的知识分子，大多是在民国时期接受了中小学教育，解放后上大学，在1952年院系调整前从大学毕业。我就是1951年从清华毕业的。冯友兰的女婿给冯友兰的一生做过一个总结：“自我完成”“自我迷失”和“自我回归”，这个总结在我以及很多同代知识分子身上也同样适用。1949年前，我还来不及“自我完成”，但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给我打下了做人的底色。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末，我努力“思想改造”，经历了各种运动，经历了个人崇拜迷信的自我迷失。到了文革后期，我开始一点一点“自我回归”。
那些民国教育的底色，使得我们还有精神家园可以回去。
关于这个底色的具体内容，我总结起来有三点：其一是有许多“君子不为”（的底线）；其二是“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其三就是对自己的专业和事业充满责任感。
我经常推荐一套民国元年（即1912年）出版的小学国文和修身课本。当时的课文还是由文言文写成的（等到我上小学时已经是白话文课本，像我的师长杨绛先生也用过这部教科书。算起来，我的父母从私塾进入“新式”小学时，学的应该也是这套课本）。小学三年级的课程就讲，人是自由的，每个人都有自由，但一个人不得侵犯他人的自由。高小的课本内容已经涉及民主国家的概念了，我读到这个时是很吃惊的。也就是说，自晚清以来，仁人志士已经引进了公民的概念，思想先进，视野开阔，到今天，已有一百年。
我出生的第二年，就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我记得我最先熟悉的歌之一就是“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这是当时收音机里最流行的歌曲，几乎人人都会唱，这种记忆是刻骨铭心的。当时，“救亡，强国，振兴民族”是所有人最迫切的愿望。但公民教育并没有因为救国而取消。当时小学的公民课，内容包括：不要随地吐痰，不要闯红灯，上街要靠左边走（那时是靠左边走）等等，教授现代公民社会的一些基本观念和行为规范，同时也讲“君子有所不为”。高年级的公民课就有“民主原则”“少数服从多数”的内容了。不过因为日本侵略，我没赶上读那些课本。我在小学时学唱《礼记·礼运》篇那一段，我还记得，“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中学的英文课，朗诵过美国《独立宣言》。在这些教育中，“道德”和“文章”是结合在一起的，讲求做人的底线。作为“五四”标志的“德先生”“赛先生”，都化为文化的底色，“君子不为”和“自由平等博爱”也是融会贯通的，从来没有感到有什么冲突。
我们在精神和人格层面，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我当年就读的耀华中学在天津英租界，许多北洋军阀政客下台以后在这里当寓公，我们学校有曹汝霖的孙女、袁世凯的孙女这样背景的学生。徐世昌的侄女、袁世凯的孙女就是我的同班同学，但他们没有获得任何特殊待遇，自己也不觉得有任何特殊之处。大家只是知道他们而已，没觉得这是了不起的事。这里有大资本家的孩子，也有衣服上打补丁的家境比较差的，但彼此都没有什么区别。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谁功课好就受到大家尊敬。当时的清华大学不收学费，还设有助学金，家庭贫寒的学生饭费可以免，虽然伙食很糟糕，但至少可以维持生活，很多寒门子弟在清华读书相当用功。
我非常反感现在的校园里盛行着趋炎附势，嫌贫爱富，欺软怕硬这些风气。当时如果有学生表现出来这样的习性，是要被老师批评的，也为人所不齿。那时老师很敬业，从来没有人给老师送礼，我们想都没想过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常常感慨，较之百年前的先辈，我们在精神和人格层面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清华大学100周年校庆时要给我发请柬，我婉拒了，因为我觉得那种形式官气太重，已经失去校庆的味道。我曾经说过现在的清华大学是“聚天下之英才而摧毁之”，流传很广。这句话是极而言之，我指的就是把学生弄得非常势利，因为当下的清华最以出大官自豪，一天到晚讲出了什么大官。不管多高智商的学生，他的注意力被引导向这个方向，这是在精神上对学生的摧毁。他们在科技上或许有很多成就，但在精神上，培养的是一种趋炎附势、嫌贫爱富的取向，把“成功”和“升官发财”等同起来，这是我们教育最大的失败。
而我上学的时候直到1945年以后那几年，国民党政府腐败不堪，但整个社会没有腐败，教育、文化、新闻界没有腐败，知识分子也没有腐败，他们都还在追求正义。觉得受不了这个腐败的政府，所以要想办法反对它，或者到解放区去，认为那里是廉洁、自由、平等的。
当时的家庭教育也是同步的，父母会告诉我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很重要的一条是：不能说谎。这个观念根深蒂固地贯穿我人生始终，直到现在，我都觉得要说假话是很困难的。
社会风气也和现在有很大差别。那时官场的风气很差，人们都不愿意做官，不像现在大家对考公务员这么急切，首先小公务员的工作不被人羡慕，因为缺乏尊严和自由，待遇也不怎么样；而大官总是被人觉得是另外一种人，他们依附政权，人们侧目而视，知识精英是不屑的。
比较优秀的有理想的青年大多“左倾”，当时的大潮流也是“左倾”。中国多少年没有统一，一直在打仗，而共产党提出的“富强，民主，统一”等等口号，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当时，地下党发展的对象也都是学习好的学生。我个人因受到魏晋南北朝文化的影响，觉得政治太复杂，想做隐士。进步同学觉得我（思想）落后，但也认为我是纯洁的。参加不参加各种活动是自愿的，但那时反对国民党统治在青年学生中几乎成为共识。
那些年我们上缴了自己的“是非判断权”
我们这一代人是在国家危难和民族遭受屈辱的时代里成长，新政权的诞生，我们欢欣鼓舞，一心想着从此可以献身于新中国建设。成立新中国后不久，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清华全校3000名学生，90%的人都报名参军。我也报了名。当时报名参军是光荣的事。但最后总共只批准了50名清华学生参军，还不一定都到前线。我们得到的反馈是，不论是清华的工科还是外文系学生，都是国家建设非常需要的人才，所以要留下来。我们当时还觉得挺自豪的，觉得国家特别需要我们。50年代早期，国家因重视发展，建设上也缺乏人才，我们的“一技之长”确实得到了重用。但接踵而至的是一系列的思想改造和一波比一波紧的政治运动，这也是知识分子一个渐变的过程。
思想会产生变化，其中一个原因是大家认定这是全世界的大潮流。列宁说，这个时代是帝国主义走向灭亡和社会主义走向全面胜利的时代。所以，站在历史哪一边很重要。只要接受了这样的一个大前提，我认为我应该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所以，组织要改造我，我是全心全意接受的。我的家庭出身被定为资产阶级，不论我们的父母品德如何，在广大劳动人民都失学的情况下，我居然能够上大学，就充满了原罪感，我也真心承认我的出身不是无产阶级，我想加入无产阶级，决心与过去的自己决裂。
当时有“谁养活谁”的讨论，我们听的政治报告也说，“400个农民养活一个大学生”，特别是下乡看到农村真实的生活状况以后，我们觉得很对不起劳动人民。一旦接受这个“原罪”，我就逐渐养成思维定式：凡自己的看法与“最高指示”不一样时，一定是自己错了。于是，就上缴了自己的是非判断权。1953年，我烧掉了自己的独奏音乐会纪念册。那是1947年我中学毕业举办音乐会时的记录，我感到当时别人在为新中国浴血奋战，我却沉浸在小资产阶级的钢琴中，觉得很羞愧，就一把火烧了。这是纯粹自愿，没有人逼我，甚至除了家人外，也没人知道。
之后因为种种偶然机遇，我与几次重大的运动都擦肩而过，这是我的幸运。1956年春，团中央号召大家读苏联小说《拖拉机手与总农艺师》，提倡大家向娜斯佳（小说的主人公）学习，敢于向领导提意见，反对官僚主义。青年们都热情满怀，我们单位的团组织也正式传达，组织讨论，准备好要向领导提具体意见。但到了4月，我突然被派往国外，之后又临时决定安排我常驻维也纳，一待就是好几年。第二年因工作临时回国，发现有好几个同事都成了右派，或因“犯右倾错误”而受批判、检讨。因为这次出国，我幸运地没有成为右派，以我当时学习“娜斯佳精神”的热情和我有话憋不住的个性，十之八九在劫难逃。那次回国只是短暂的，很快又调回去了，所以也没有参加后来的“反右”，避免了表态，批判别人。我还有一个幸运，是没有留在学校当老师。我的同学有的留在高校当老师，在文革时，直接面对学生“小将”，饱尝了各种批斗酷刑。而文革中，我因为在中央机关还是“小”字辈，当时批斗“走资派”，对象是处长以上，我还没有资格。
反右派时，理工科知识分子挨整较少，但到了“大跃进”时期，就被整得厉害，因为他们不少人有专业知识，很难接受那种违背科学常识的做法，在各个工厂里面提意见。我们这些年轻人当时认为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又血气方刚，一些事看不下去了，就觉得不得不说话。后来那些政治运动，把一批一批的人都打压下去了。有人说，说假话成风是从“大跃进”开始的，可能有道理。
我们这一代人“痛点”比较低
直到文革中后期，我在五七干校时，才开始大胆怀疑，慢慢给自己“启蒙”。而一旦开始觉得可以自己思考，就这么一直思考下去了。直到1978年“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之后，我觉得自己有权利完全按照逻辑、按照事实去独立思考问题。
回溯起来，1949年以前，我还来不及“自我完成”，但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给我打下了做人的底色；中间的二十多年，我从事涉外工作，和大家一样，经历了各种运动，努力“思想改造”，经历了个人崇拜迷信的自我迷失；直到文革后期，我开始一点一点地觉醒。
我们这一代人，如果运气比较好，活得长，能够坚持到1979年之后，就有机会真正做点事情。80年代，中国将窗口转向了欧美，对外交流变得密集起来，很多学科也有了新的发展。在还算壮年的知识分子中，我们算是最后一批懂英文的。因为在民国时期要考上大学，英文水平必须达到一定程度。前面的人都老了，后面的人学的是俄语，加上有些人在50年代早期就有不错的工作经验，这群懂英语的人就在改革开放初期脱颖而出了。
此时，民国教育的“底色”就发挥出作用了。人文社科类的知识分子这时候开始比较深入地反思政治和社题，而理工科知识分子继续在自己的科学范畴进行研究。大家对这个社会、对整个国家都担负起了责任，只要他知道是不好的，他们会提出来，比较敢说真话。不少人都信奉一个原则：如果真话不能都说，至少不说假话。

评：上文很让人感动，但主要是针对知识分子说的，呼吁知识分子要坚守道德底线。但就我看来，职业有不同，无论在哪个职业都能出彩，不知为何弄出个知识分子的概念，是为了方便对某类人群进行管理吗？如果说49时读大学的人还算少数，多半是富裕家庭或书香门第家庭出身（阶级论的基础），现在则完全不是当年的样子了。理想当然是人人都接受教育，农民也读书科学种田，农民也可以随意转变职业，今天种田，明天做工，后天进写字楼。

老鬼：还原一个真实的杨沫
新京报：在《血色黄昏》、《血与铁》中你的写作保持着一贯的真实。读完《母亲杨沫》后，我同样觉得很真实。因为你写的是自己的母亲，你是如何把握客观性的？
老鬼：作为一个写作者，在写到自己母亲的时候我不可能做到100%的客观，但我尽力做到客观，实事求是。决不能犯“子不言父过”这类带有封建意识的毛病。
新京报：《母亲杨沫》里面有一段情节很让人震惊，就是你父母相互揭发那一段。这时，人性最真实的一面没有任何遮掩地暴露了出来。这样做的原因在哪里？
老鬼：这是“文革”的残酷性所致。在那种高压之下，人首先要生存，为生存而奋斗。别的如夫妻之间的感情、伦理、道德、亲情等等全顾不上了。我父亲揭发母亲1936年没有入党这个事情其实不是啥重要问题，只是一个入党手续不完备的问题。在巨大的压力下，他为了表现自己听党的话，忠于革命路线，才把母亲的这个事情交代出来了。
新京报：但是，正如你在书中所说，只要他不说，这件事情谁也不知道。
老鬼：这就是人性的软弱吧，所以母亲就不原谅他。本来他俩关系就不好，“文革”造成了他们俩的彻底分手。以后母亲就一直住在香山，跟父亲事实上分居。
新京报：你父亲在入党问题上的揭发让杨沫陷入了四面楚歌的被动情况，这导致了她反过来揭发你父亲，从你在书中披露的情况来看，她的揭发也非常要命。
老鬼：对，这就是“文革”时期的高压和当时狂热的宣传所导致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凶险。连家庭内部，夫妻之间也开展残酷的斗争，有时候你死我活。
新京报：我还注意到书中你对自己的一个描述，因为看了很多英雄人物的电影，里面的人物都特别脏，也不美，所以你就故意把自己弄得很脏，不讲卫生。你的审美观发生畸变与当时的价值导向有关吗？
老鬼：绝对是这样。那时候我们以穿军装为荣，能够搞上一套军装是梦寐以求的事情。那时候没有西装革履，即使有你也不敢穿，否则同学们都会鄙视你，视你为坏人。整个社会舆论就崇尚军装，鄙弃西装。那时候只有反面人物才穿西装，电影里凡资产阶级、特务、叛徒、反动派等都穿这种衣服。而那些英雄都是在战火中冲杀出来的，都身穿军服，满脸污垢，所以，潜移默化中我就觉得不讲卫生、脏，穿军服才好看，才是革命传统。

说不出口的暗恋的故事好多，但像这种多年后还难以忘怀的不多，少安结婚后也不会再想润叶。女神和谁结婚了？像钱老师这样的人，仁者爱人也被人爱，但成功的都是勇敢追求者（两任先生都是）。每年祭日的时候，会有一位老者送上一束花，默默站立良久。纪念逝去的青春，还是纪念永不忘却的感情？如果早点这样做，结果会不会不同？这样想来， 少平还是勇敢作出表示的，无论是对郝红梅还是田晓霞。哪天我也愿意站在这棵树下，时间不会停留，但是美好的感情却会停留。

为免晓霞尴尬，钱瑗抢话：爸爸那时怎么就看上了妈妈呢
钱钟书：你妈与众不同。
钱瑗：怎个与众不同？
钱钟书不说话了，眼神飘向了远方。晓霞心想，少平也有种说不出的特别。
杨绛：我刚转学，就听说了你爸的大名。据说风度翩翩，可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穿着青布长衫，一点也不翩翩。
钱瑗：你们这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杨绛：这倒没感觉，刚认识时说的官话，不说家乡话。为了练习，写信都经常用英语。
田晓霞：怪不得英语好！
钱钟书：读书人如叫驴推磨,若累了,抬起头来嘶叫两三声,然后又老老实实低下头去,亦复踏陈迹也。
杨绛：钟书爱看小说，翻译的不过瘾就看原版的。我也爱看小说，曾立志写出好小说，可惜一事无成。我们三个志气都不大，但好歹有个想法。（对晓霞）年青人要有志气，坚持不懈才可能有成就。即使中途遭遇变故，尽力了也不虚此生。
钱瑗：妈妈，这你就不懂了。做好老师可不容易。现在太缺好的老师，有点本事的都不愿意做。教育为天下之根本，师范为培养教师的根本。爸爸妈妈要不是接受了好的教育，会有今天吗？
杨绛：圆圆的志向不小啊。
钱钟书：圆圆是个小学究教书狂，小小人儿胸怀天下！能贡献一生做做学问，我就知足了。
杨绛：看来我最普通，只是想看遍天下小说再写本好的小说。
田晓霞：人人都实现自己的理想，就够不凡了。

我们仨回家团聚了，以上胡思乱想先告一段落。如果王世才碰到钱钟书们，才更好玩呢。原来回家的隐喻，早已有之。再看看冰心和钱钟书写的回家文。
【冰心《我的家在哪里?》原文】
　　梦，最能“暴露”和“揭发”一个人灵魂深处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向往”和“眷恋”。梦，就会告诉你，你自己从来没有想过的地方和人。
　　昨天夜里，我忽然梦见自己在大街旁边喊“洋车”。有一辆洋车跑过来了，车夫是一个膀大腰圆，脸面很黑的中年人，他放下车把，问我：“你要上哪儿呀”?我感觉到他称“你”而不称“您”，我一定还很小，我说：“我要回家，回中剪子巷。”他就把我举上车去，拉起就走。走穿许多黄土铺地的大街小巷，街上许多行人，男女老幼，都是“慢条斯理”地互相作揖、请安、问好，一站就站老半天。
　　这辆洋车没有跑，车夫只是慢腾腾地走呵走呵，似乎走遍了北京城，我看他褂子背后都让汗水湿透了，也还没有走到中剪子巷!
　　这时我忽然醒了，睁开眼，看到墙上挂着的文藻的相片，我迷惑地问我自己：“这是谁呀?剪子巷里没有他!”连文藻都不认识了，更不用说睡在我对床的陈大姐和以后进到屋里来的女儿和外孙了!
　　只有住着我的父母和弟弟们的中剪子巷才是我灵魂深处永久的家。连北京的前圆恩寺，在梦中我也没有去找过，更不用说美国的娜安辟迦楼，北京的燕南园，云南的默庐，四川的潜庐，日本东京麻布区，以及伦敦、巴黎、柏林、开罗、莫斯科一切我住过的地方，偶然也会在我梦中出现，但都不是我的“家”!
　　这时，我在枕上不禁回溯起这九十年所走过的甜、酸、苦、辣的生命道路，真是“万千恩怨集今朝”，我的眼泪涌了出来……
　　前天下午我才对一位年轻朋友戏说，“我这人真是‘一无所有’!从我身上是无‘权’可‘夺’，无‘官’可‘罢’，无‘级’可‘降’，无‘款’可‘罚’，地道的无顾无虑，无牵无挂，抽身便走的人，万万没有想到我还有一个我自己不知道的，牵不断，割不断的朝思暮想的‘家’!”
　　(本篇最初发表于《中国文化》1992年第6期)

说“回家”
钱钟书
中国古代思想家，尤其是道家和禅宗，每逢思辩得到结论，心灵的追求达到目的，就把“回家”作为比喻。作客就是有家不归或者无家可归，换句话说，思想还未彻底，还没有真知灼见。这个比喻在西洋神秘主义里也是个基本概念。新柏拉图派大师泼洛克勒斯把探讨真理的历程分为三个阶段：家居，外出，回家。黑格尔受新柏拉图派的影响，所以他说思想历程是圆形的，首尾回环。早期浪漫主义者也受新柏拉图派的影响，我以为诺梵立斯下面一句话就是好例证：“哲学其实是思家病，一种要归居本宅的冲动”。
中西比喻的相同，并非偶然。道家，禅宗，新柏拉图派都是唯心的，主张返求诸己，发明本心。这当然跟走遍天下以后，回向本家，有点相像。不过，把唯心的玄谈撇开，这比喻还是正确贴切的，因为它表示出人类思想和推理时一种实在的境界。
回是历程，家是对象。历程是回复以求安息；对象是在一个不陌生的，识旧的，原有的地方从容安息。我想，我们追思而有结果，解疑而生信仰，那些时的心理状况常是这样。
正像一切战争都说是为了获取和平，一切心理活动，目的也在于静止，恢复未活动前的稳定。碰见疑难，发生欲望，激动情感，都是心理的震荡和扰乱。非到这震动平静下去，我们不会舒服。所以疑难以解决为快，情感以发泄为快，欲望以到达为快。思想的结束是不复思想，问题有解答就不成问题，怀疑克服了而成信仰，或者坐实了而成怀疑主义——那是把怀疑在心里养家了，使它和自己不再捣乱。假如一时得不到结论，就往往人云亦云，盲从现成的结论，或者哄骗得自己把这问题忘掉，仿佛根本没有这回事。总而言之，人心遭遇困难而感觉不安，就用种种方法，消除困难的感觉以便回复到心安虑得。当然另有新的困难会发生，不过对于这个已解决的困难，心是一劳永逸了。《乐记》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我们常把“止水”、“静水”来比心的本体。剥去一切神秘玄妙的意义，本心像“止水”这句话跟西洋心理学所谓“意识的流水”，并不相反。“止”可以指上面所说的安定情境。心的基本要求是尽量增加无所用心的可能，获得暂时的或某方面的安稳。精神上和物质上的麻醉品——例如酒和宗教——的流行是个间接的证据。
所谓回复原来，只指心的情境而说，心的内容经过这番考索，添了一个新观念，当然比原来丰富了些。但是我们千辛万苦的新发现，常常给我们一种似曾相识，旧物重逢的印象。据研究思维心理者的解释，这个结论在被发现之先，早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酝酿盘旋，所以到最后心力圆满，豁然开朗，好比果子成熟，跟我们不陌生了。这种认新为旧的错觉，据我所知，柏拉图拈出最早；他在对话Meno一篇里把学算学来说明人类的知新其实是忆旧。
照此看来，“回家”这个比喻，不失为贴切。但无论如何贴切，比喻只是比喻。思想家的危险就是给比喻诱惑得忘记了被比喻的原物，把比喻上生发出来的理论认为适用于被比喻的原物。许多思想系统实际都建立在比喻上面，例如《中庸》的“中”，潜意识的“潜”等等。假使我们从修词学的立场研究这些比喻的确切性，也许对思辩有些小帮助。
（原载《观察》1947年第二卷第一期有删节）

评：刻意在故乡寻找诗意的田园与乡愁的，这部分人骨子里是充满优越感的，他们对生活在上面的农民已经没有感情。这句话部分成立吧。有的人是因为骨子里的自卑，所以对苦难进行美化。还有的人遵循子不言父母丑，是为了替父母也是替自己遮丑。不过不言也就是了，如果将很丑说成很美，或者只说美不说丑，那也就只能作为文学作品来审美和寻找历史线索了，当不得历史作品来求真和严格考据。再有的人作的是命题作文，遵命文学，写作不也就是一份工作吗，关键要摸准上面的所好，通过它升官发财获得名誉以便不朽，对这些人都可以理解，但就不必吹捧了。

大师开宗立派之流弊
钱钟书
文化长河的发展中，不论文派、学派、教派、艺派的一些大师，不论他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一旦成为膜拜之偶像，皆逃不脱被拜倒的命运，只不过倒下的时间疾徐不同而已，这是由于：辩证法从不承认任何偶像，一家开宗之前，立派之后，契合授受之渊源归趣，总是处在变动之中。

武惠良是无法理解杜丽丽的浪漫火热之心的，正如田晓霞相对粗犷大条不知道少平的细腻心思，才叔不知道曼倩的失落。有人说钱钟书属于心热冷眼嘴毒的人，不适合写小说和诗歌，因为把人看得太透。写小说和诗歌需要朦胧美和浪漫，不需要太多理智和透彻。我倒不这样看，各有各的风格，刀子嘴豆腐心的人写小说有另外的魅力，而生活中碰到这样的人更是万幸了。心肠好的人说话毒点是为了你好，正是热心肠的表现。

以文观人，自古所难
然所言之物，可以饰伪：巨奸为忧国语，热中人作冰雪文，是也。其言之格调，则往往流露本相；狷急人之作风，不能尽变为澄澹，豪迈人之笔性，不能尽变为谨严。文如其人，在此不在彼也。【附说十五】譬如子云欲为圣人之言，而节省助词，代换熟字，口吻矫揉，全失孔子“浑浑若川”之度。即《法言·问神》篇论圣人之词语。柳子厚《答韦行书》谓子云措词，颇病“局滞”；以王弇州早年之好为挦撦，与子云宜有合契，而《四部稿》卷百十二《读扬子》亦深病其文之“割裂、聱曲、闇曶、淟涊”，以为“剽袭之迹纷如也。甚哉其有意乎言之也。圣人之于文也，无意焉”。【补订一】阮圆海欲作山水清音，而其诗格矜涩纤仄，望可知为深心密虑，非真闲适人，寄意于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