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碧湘:《杨绛先生二三事》
那是在1970年秋,河南息县学部(“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的简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五七干校在中心点上开大会。会间休息,我正和哲学所周礼全先生闲话,忽然望见钱先生和杨先生就在近处。我下干校后认识了钱先生,却尚未认识杨先生。钱先生替我做了介绍。初次见面,无非是客套寒暄。杨先生从北京下来不久,我遂问:“女儿好吗?”杨先生笑眯眯地答道:“好的,好的,谢谢!”我没话找话,又问:“女婿好吗?”杨先生仍然笑眯眯地答礼:“好的,谢谢。”他们走后,周先生转身责备我:“你怎么问她女婿?他们的女婿自杀了!你难道不知道?”啊呀!我真该死!我一点儿都不知道。初次见面,我这样失礼,戳了她心中巨创,杨先生竟然笑面不改。她的自制忍耐,令我惊服。她的宽容大度,令我感佩。
那是在1970年秋,河南息县学部(“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的简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五七干校在中心点上开大会。会间休息,我正和哲学所周礼全先生闲话,忽然望见钱先生和杨先生就在近处。我下干校后认识了钱先生,却尚未认识杨先生。钱先生替我做了介绍。初次见面,无非是客套寒暄。杨先生从北京下来不久,我遂问:“女儿好吗?”杨先生笑眯眯地答道:“好的,好的,谢谢!”我没话找话,又问:“女婿好吗?”杨先生仍然笑眯眯地答礼:“好的,谢谢。”他们走后,周先生转身责备我:“你怎么问她女婿?他们的女婿自杀了!你难道不知道?”啊呀!我真该死!我一点儿都不知道。初次见面,我这样失礼,戳了她心中巨创,杨先生竟然笑面不改。她的自制忍耐,令我惊服。她的宽容大度,令我感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