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这篇，真的假的？不是说钱老不善家务吗。
怀念四姨夫钱钟书
何肇琛

另外其他同事

　(二)我的社会意识很浓厚，而革命性则缺乏。
　　也有人说我不近人情，因为我不容易和私人妥协；尤其不受人抬举，人家不容易亲近我! 其实我的社会意识很浓厚；我不甚沾恋自己利益以出卖自身，出卖社会；不过我缺乏革命性，当然也有我的因素。
　　军政分府，最初我亦参与，然而革命虽然成功，人民并未抬头!一般国民党员，暴横不可以理喻，视旧式绅士尤利害! 所有地方恶霸，争求入党，作护身符；一隶党籍，言出为宪；良懦惕息，恶霸抬头；军政分府的人，欲得党为后盾，又多藉手假公济私，勾结一起。我一开口，就说我不革命，乃至杀人不问供；以农民抗租，派兵下乡，强奸女人；乡民抬妇女入城喊冤；兵士拦阻不许。我入告秦效鲁，虽派军法官出验妇女的伤；而以革命军人，含胡了事! 秦效鲁疑我别有作用，私交因此大伤! 我就自动退出，觉得革命并没有像理想一般美妙；革命仍是以大众的痛苦，造就少数人的地位与煊赫；革命情绪，从此萎缩。
　　我极爱护所在之学校，然而决不顾恋自身在学校之地位和利益。苟其和我中国人的立场有抵触，我没有不决然舍去。那时，上海有四个大学，代表“嫖”“赌”“吃”“着”四字；圣约翰大学，沾“着”字；学生无不西装笔挺。清华的洋化生活，和圣约翰一样；而同事的拜金主义，尤其严重!
　　我兴趣在教学，而不喜揽事权，然事涉全校利害，未尝以事不干己，置身事外；而恫心怵目，尤用吾全力斡旋的，是大学的党狱!当国民党得意时候，大学的学生，往往有些受政府或党的金钱津贴；做特务工作，监视同学，按月报告；有的因邀功，有的为挟嫌，常常无事生风，兴起党狱，被捕累累，其中真正有政治嫌疑的，据我旁观的眼光，不知十成中有几成!一次最多的，是民国二十二年十二月，上海各大学，被捕二百多人；尤可笑者，中有一女生陆姓，在我班上有课，耳微聋，见人羞缩，而也当政治犯捉! 有一天，张校长招我说：“吴稚晖，是同乡吗?”我说：“是!不过多年不见面!”张校长说：“这一案件，正式向党政机关请求，已僵；最好有人从旁讲一句话。”我说：“不管有效无效，我可以写一信给吴稚晖!”晚上，我就写信，尤其强调女生陆姓的情况，说明此女乃是中等人家一个平凡女儿，断不会有政治问题；依此而推，其中有政治问题者决不多而无辜系累；最后说：“从来政治领袖，只知道抓紧政权，不懂得牢系人心；政权抓得愈紧，人心离得愈远!” 吴稚晖因为前一年汉口行营密电拿我，而他知道得晚，对我有些抱歉，就复我信，说：“转呈委员长了!”我就给张校长看。张校长听得蒋中正回奉化扫墓；就跑到奉化去，见了面解释，总算取得手谕，由各大学取保释放。
　　我财产观念极薄；钱到手就空。然而“吃”“喝”“嫖”“赌”四字，我不犯一字；连纸烟都不吸。蔬菜，则我老妻自己种了吃，很少卖。衣服，鞋子，到现在，还是我老妻亲手裁，亲手缝给我穿；不必劳缝工。我老妻一生，手没有摸过牌，嘴没有衔过纸烟；讲到娱乐，生在上海附近，从没有进过影戏院的门；其他不讲了!我教书上海，前后几十年；然而我不知道影戏院的门，如何进；我生平只看过一回戏，就是在清华那年；孟宪承说：“如何到北京，不看梅兰芳的戏!”双十节那天，就约我去了；哪儿知道梅兰芳挂了牌，没有出演；始终没有瞻仰到。然而我十九岁就馆，月薪就银币二十元；到了二十三岁，游幕江西，每月送我银百两，合银币一百四十元左右；直到民国二年，我二十七岁，月入最多时，一百六十元；少则百元。后来做小学教员，第一年，月薪二十二元；第二年，就加十元。我初进中学，月薪五十元；到民国十二年，已加到每月九十五元。下半年，我到圣约翰大学，月薪一百五十元；到二十六年，抗日战争发生的那年，我在浙江大学，已加到每月三百六十元。在抗战最后一年，教部按级支薪，我底薪伍百四十元，比之最初每月二十元的收入，是二十七倍；然而我一家生活，不过加十倍；我三个儿子，一出学校，也没有一人一天闲住过；然而我未买一亩田；银行储蓄，从未开过户；我无锡许多大工厂，大商店，没有一家有我一股两股的股金。我不愿积了钱，供一家享用奢侈；我宁可送给人家用!我不愿送人家的礼物；而人家缓急，没有不量力应付!自我早年已如此；我深知社会罪恶，一切在占有；我不愿占有；做事四十八年，不失我的寒酸；总算幸免于罪。

　　(三)我不能劳动，而人家劳动的果实，则不敢糟蹋!
　　我父亲最爱惜谷粒。我小时同他吃饭，有一两粒饭米落在地下，他老人家必叱喝着，叫喊检(捡)在口中吃下去；常常说：“碗中一粒米；农民一身汗!”我还记得，有一天，他到厨房下，看到泔脚缸里有饭，发气说：“你们吃了现成饭，哪儿知道乡下人种田的辛苦!”女佣应着说：“饭馊了，所以倒掉!”他更发气，说：“你看我吃下!”就取一个淘箩，将饭沥出，取开水一泡，就吃下了；大家吓得不敢做声。及到上海，看见许多大学生，往往一碗饭吃了半碗，倒在地下了；粒米狼戾，劝说一两句；大家觉得我有些土气。乃至日本战争发生，我随着战争的蔓延，逃到江西，逃到湖南，到处听到，看到难胞没有饭吃，跑不动，就僵仆路上；然而一到学校，一般青年学生，吃了国家公费的饭，依旧不知道物力艰难。有一次，我和学生吃饭，一女生吃馒头，撕了皮吃，狼藉满桌。饭毕，余招问所以?她说：“因为脏，不卫生!”我厉声说：“国难严重到这般地步，全国同胞，饿肚皮，吃不到这般脏，这般不卫生的馒头皮者，不知多少!”
(四)我不愿自己腐化以腐化社会；尤其不愿接受社会之腐化以腐蚀我民族本能。
　　我读古人的书；我们的祖宗，总是教我们勤生节用；而现在贪污浪费，这是我们子孙的不肖，不要把责任卸给祖宗! 辛亥革命，蔡孑民，吴稚晖，发起进德会，认为革命必得革心；人有不为，而后可以有为，相约以不为自律；最高的八不：是不纳妾；不狎邪；不赌博；不饮酒；不吸鸦片；不吸纸烟；不做官；不做议员。会员各自认定几不；最少三不为末级。我眼前至要至紧的，是约束我的生活，不跟着人一同堕落；就认定“不纳妾”；“不狎邪”；“不赌博”；“不饮酒”；“不吸纸烟”五项。总算到现在六十六岁，“五不”，没有一项犯过；不过有时参加宴会，人家敬我酒，不能不举杯示意而已。
结束
　　我不愿泛泛认错，我要抉发我思想的根源，供大家改造。现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至要至紧，改造“个人主义”的我，成为“社会主义”的我。我觉得我中国，好比一条四千年的神蛇，现在正在蜕壳，当然周身不适；他身上组成细胞，哪是老废细胞，跟着壳蜕去以至死亡；哪是新生细胞，扩展神蛇的生命，将来发扬威力；这须看我们各个人的努力!
　　足后语
　　我早年讨厌学校生活的洋化，中途脱离了上海圣约翰，脱离了北京的清华；而且脱离清华的时候，我的老友俞丹石曾诚恳的介绍我进燕京；那时，我觉得燕京也是教会大学；如果燕京可以进，当初何必脱离圣约翰；坚决的不就。这是二十五年以前的事。那末，我为什么老不长进，来就华大的聘?
　　我尤恨的，恨我的力量小，不能转移社会风气；而社会风气，却来转移我了。我那时常常睡在床上，考虑我余生怎样自处? 我没有力量纠正地方的风气!我只有同流合污! 我做不到；我就想避地，避地来到我没有什么深厚关系的地方——华大，来作客，做我的教书匠；希望我紧张的神经，衰病的身体，休息一下；不料一脚跳出了粪坑，而一脚踏入了魔窟。
来源：《天涯》2003年第01期

知乎讨论：女权主义为什么会得到部分中国男人的支持？
提问者：从社会达尔文主义考虑，人都是自私的动物。西方女权随着五四运动渗入中国是必然，但为什么中国会有男人去支持妇女解放？实际上，中国男人是世界上在男权主义中最大受益人。因此“三从四德”极大巩固了中国男人婚姻的垄断，其收益是正无穷，而女权的男女平等，无论对处于权贵还是底层的中国男人的婚姻垄断都是破坏性的。

树神彧妖树师
有的东西啊，看起来对自己是有益的，实际上有害；看起来是对自己有害的，实际上颇有裨益。有的男人觉得反对女权可以巩固男权，事实却没想象中那么美好。举几个例子，一个男人想和相恋多年的女友结婚时，女友突然被家人许配给了乡下土财主，而他无能为力，因为他女友没有选择婚姻的能力；另一个男人的女儿被强奸了，警察却说她穿得太骚是她活该；还有一个男人，他不得不一个人拼死干活，因为让妻子出外工作是要被鄙夷的。对于绝大部分普通男人来说，女人拥有更多的权利是保护了他们的。
反女权确实巩固了男权，但巩固的不是绝大部分男人的男权，而是巩固极少数拥有社会地位与权力的中年老年男性的男权。这些中年老年男人及其男性家属才拥有支配他人的权力，因而才谈得上巩固和延展。对于普通男人来说，女权的萎靡反而让他们利益大幅受损，却又不得不承担起男权绑定的巨额责任（比如一人养全家、结婚必须男性买房等），啥好处也捞不着却劳损颇多，这账算起来是非常不值的。那些有权的中老年男性也是“多年媳妇熬成婆”，积累了一定的社会资源才翻过身来，可前半生的透支换来衰朽之年的恣睢，这账算算也真不好看。
有的男人觉得三从四德可以巩固男人在婚姻市场的地位，至少可以得到许配不至于找不到老婆，或是得以全权支配妻子，此乃他们最核心的守望。事实上，婚姻市场从古至今都是市场经济，男性永远只有掌握的资源足够才能得到满意的婚姻，女权低迷的时代更是如此，因为有许配权的岳父大人也是男人啊！男权越炽，他越要用更多的资源，君不见那些重男轻女最严重的地方，要的彩礼反而最贵。随着女性权利和地位的下降，会有更多的家庭愿意把女儿许给掌握资源的男人做小，那些在男女平权时代都难找老婆的人，在无女权时代更不可能了，别做梦了。至于可以全权支配妻子嘛，这个还真的存在，可不要忘了妻子的父亲、兄弟也是男人，妻子会被自己支配自然也会被岳父支配，家庭中会凭空出现掎角力量，岳丈和舅家介入或拆散婚姻在几无女权的中国古代是屡见不鲜的。
唉，许多男人暂驻或身为底层，却是为高层男性削女权固男权操碎了心，殊不知人家根本不和自己在同一战线的。

既然女性主义者承认两性并不等同，那么这种平等该如何实现？
最基本的，前文也提到过：不以性别为限制的选择权。世界上根本没有所谓的“女权”“男权”，只有“人权”——而这正是女性主义的目标。
最后，为什么会有男性的女性主义者？
为了母亲，为了女儿，为了妻子，也为了自己可以不再被迫承担不该属于自己的重担，为了自己可以选择成为怎样的自己。

评：以上讨论很有启发。像少安这种渴望有一个不要彩礼又能妻子家贴补自己家的贤妻良母的愿望不切实际（因为没有这么多这样的岳父）。高加林也陷入这种不切实际当中，要求还更高，不仅要照顾自己生活专职家务的家庭妇女，还要能帮助他调动工作和能进行思想交流的知识女性。亚萍的父亲会同意要这样的女婿吗？杨荫杭针对钱基博都旗帜鲜明的说，我培养的女儿不是到你们钱家做老妈子的。虽然五四时髦是追求男女平等，但不少男性做不到，例如胡适认为孩子教育主要是妻子负责，鲁迅的婚姻最终牺牲者是朱安。传统的婚姻市场其实是男人间的斗争，老岳父和年青女婿的斗争。钱钟书倒是做到了，从他对杨绛和女儿的态度看，很明显。他不会和父亲站一边要求杨绛呆家里做家务，更不会根据性别评价人的学识，竟然认为女儿是可造之材而严格要求。根据常识，女儿嫁个好人家才重要，而不是做个可造之材事业有成成为国家栋梁。也正是钱钟书这样的态度，家庭和睦，和妻子女儿女婿的关系亲密良好，反倒那些想损人利己的人最终结局往往是不利己。

女性主义大致意思是， 机会面前，人人平等，不考虑性别因素。两性平等的承担家庭和社会责任，根据个人能力和遗愿来选择侧重方面。红花、黄花都是花，没有高低之分。稻子，麦子，都是粮食，各有所用。例如护士，可以男的，也可以女的做。例如招聘，只要符合岗位要求，不论男女。。那男女毕竟有别啊，生理不同啊，同场竞技也不见得公平啊！那只根据生理因素来做例外限制，男女有别主要在体能上而不是智力上（这是生理结构不同决定的）。例如体育比赛，男的和男的比，女的和女的比。举重比赛还有重量级的限制。例如家务劳动，需要很大力气的男的做，需要小巧身躯的工作女的做。做了长颈鹿能吃树叶，就不能做小老鼠能钻地洞，这就是辩证法吧。

人民，也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MAO
一切稍微长久的革命时期中，广大的人民群众很容易轻信那些拼命挤到前面来的少数人的纯粹的欺蒙。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9页。）

钱穆：重要的历史只在比较少数人身上
历史是人事的记录，必是先有了人才有历史的。但不一定有人必会有历史，定要在人中有少数人能来创造历史。又且创造了历史，也不一定能继续绵延的，定要不断有人来维持这历史，使他承续不绝。因此历史虽说是属于人，但重要的只在比较少数人身上。历史是关于全人群的，但在此人群中，能参加创造历史与持续历史者，则总属少数。似乎中国人最懂得此道理，因此中国历史记载最主要的在人物。向来被认为正史的二十四史的体例，特别重要是列传。可见中国人一向以人物为历史中心。故要研究历史，首先要懂得人，尤其需要懂得少数的历史人物。如其不懂得人，不懂得历史人物，亦即无法研究历史。固然也有人脱离了人和人物中心而来研究历史的，但其研究所得，将总不会接触到历史之主要中心，这是决然可知的。

评：一直有英雄史观和人民史观的争论。以上摘录几条已经可以看出意见分歧。钱穆的观点，无论失败的英雄（文天祥、岳飞等）或是成功的英雄，都是史书关注的焦点，当然也是历史学研究的重点。毫无疑问，历史是人创造的。如果没有人，即使地球存在，其他生物存在，也和人的历史无关。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创造着历史，留下了痕迹。但对于后代而言，甲乙丙丁很少记载，朱安这样的女人，如果不是因为是鲁迅的妻子，根本不会被注意。千千万万的郝红梅的卑贱生活，悄无声息。列传记载的都是帝王将相和名人。而在历史中关键节点改变大多数人命运的，通常都是少数人。希望以后大多数人的命运由自己掌握，才能为自己立传。

评：以上钱钟书支持精神决定时代，是否就跟存在决定意识相反？但钱钟书信奉的哲学也不是唯心观。钱钟书和钱穆的看法也不大一样。他对各种野史、小人物感兴趣。说句离奇的话，过去也时时刻刻在变换的。我们不仅把将来理想化了来满足现在的需要，我们也把过去理想化了来满足现在的需要。这句话值得记录，意思是说历史是精神性的世界。所以柯亨Cohen教授在《理性与自然》(Reason and Nature)一书中要说马克思唯物史观是不革命的。意思是既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就无法改变了？过去决定了现在，而不是这时代的精神决定了现代？ 马克思的意思似乎是通过改变经济制度（例如公有制）来改变现实吧。不过要改变经济制度，首先还得有愿意改变经济制度的人（或者说这种思想）。又陷入鸡和鸡蛋的循环解释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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