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以上讨论很有启发。像少安这种渴望有一个不要彩礼又能妻子家贴补自己家的贤妻良母的愿望不切实际（因为没有这么多这样的岳父）。高加林也陷入这种不切实际当中，要求还更高，不仅要照顾自己生活专职家务的家庭妇女，还要能帮助他调动工作和能进行思想交流的知识女性。亚萍的父亲会同意要这样的女婿吗？杨荫杭针对钱基博都旗帜鲜明的说，我培养的女儿不是到你们钱家做老妈子的。虽然五四时髦是追求男女平等，但不少男性做不到，例如胡适认为孩子教育主要是妻子负责，鲁迅的婚姻最终牺牲者是朱安。传统的婚姻市场其实是男人间的斗争，老岳父和年青女婿的斗争。钱钟书倒是做到了，从他对杨绛和女儿的态度看，很明显。他不会和父亲站一边要求杨绛呆家里做家务，更不会根据性别评价人的学识，竟然认为女儿是可造之材而严格要求。根据常识，女儿嫁个好人家才重要，而不是做个可造之材事业有成成为国家栋梁。也正是钱钟书这样的态度，家庭和睦，和妻子女儿女婿的关系亲密良好，反倒那些想损人利己的人最终结局往往是不利己。

女性主义大致意思是， 机会面前，人人平等，不考虑性别因素。两性平等的承担家庭和社会责任，根据个人能力和遗愿来选择侧重方面。红花、黄花都是花，没有高低之分。稻子，麦子，都是粮食，各有所用。例如护士，可以男的，也可以女的做。例如招聘，只要符合岗位要求，不论男女。。那男女毕竟有别啊，生理不同啊，同场竞技也不见得公平啊！那只根据生理因素来做例外限制，男女有别主要在体能上而不是智力上（这是生理结构不同决定的）。例如体育比赛，男的和男的比，女的和女的比。举重比赛还有重量级的限制。例如家务劳动，需要很大力气的男的做，需要小巧身躯的工作女的做。做了长颈鹿能吃树叶，就不能做小老鼠能钻地洞，这就是辩证法吧。

人民，也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MAO
一切稍微长久的革命时期中，广大的人民群众很容易轻信那些拼命挤到前面来的少数人的纯粹的欺蒙。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9页。）

钱穆：重要的历史只在比较少数人身上
历史是人事的记录，必是先有了人才有历史的。但不一定有人必会有历史，定要在人中有少数人能来创造历史。又且创造了历史，也不一定能继续绵延的，定要不断有人来维持这历史，使他承续不绝。因此历史虽说是属于人，但重要的只在比较少数人身上。历史是关于全人群的，但在此人群中，能参加创造历史与持续历史者，则总属少数。似乎中国人最懂得此道理，因此中国历史记载最主要的在人物。向来被认为正史的二十四史的体例，特别重要是列传。可见中国人一向以人物为历史中心。故要研究历史，首先要懂得人，尤其需要懂得少数的历史人物。如其不懂得人，不懂得历史人物，亦即无法研究历史。固然也有人脱离了人和人物中心而来研究历史的，但其研究所得，将总不会接触到历史之主要中心，这是决然可知的。

评：一直有英雄史观和人民史观的争论。以上摘录几条已经可以看出意见分歧。钱穆的观点，无论失败的英雄（文天祥、岳飞等）或是成功的英雄，都是史书关注的焦点，当然也是历史学研究的重点。毫无疑问，历史是人创造的。如果没有人，即使地球存在，其他生物存在，也和人的历史无关。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创造着历史，留下了痕迹。但对于后代而言，甲乙丙丁很少记载，朱安这样的女人，如果不是因为是鲁迅的妻子，根本不会被注意。千千万万的郝红梅的卑贱生活，悄无声息。列传记载的都是帝王将相和名人。而在历史中关键节点改变大多数人命运的，通常都是少数人。希望以后大多数人的命运由自己掌握，才能为自己立传。

评：以上钱钟书支持精神决定时代，是否就跟存在决定意识相反？但钱钟书信奉的哲学也不是唯心观。钱钟书和钱穆的看法也不大一样。他对各种野史、小人物感兴趣。说句离奇的话，过去也时时刻刻在变换的。我们不仅把将来理想化了来满足现在的需要，我们也把过去理想化了来满足现在的需要。这句话值得记录，意思是说历史是精神性的世界。所以柯亨Cohen教授在《理性与自然》(Reason and Nature)一书中要说马克思唯物史观是不革命的。意思是既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就无法改变了？过去决定了现在，而不是这时代的精神决定了现代？ 马克思的意思似乎是通过改变经济制度（例如公有制）来改变现实吧。不过要改变经济制度，首先还得有愿意改变经济制度的人（或者说这种思想）。又陷入鸡和鸡蛋的循环解释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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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计划生育、无后主义
我的儿子
胡适
我实在不要儿子，
儿子自己来了。
“无后主义”的招牌，
于今挂不起来了！
譬如树上开花，
花落偶然结果。
那果便是你，
那树便是我。
树本无心结果，
我也无恩于你。
但你既然来了，
我不能不养你教你，
那是我对人道的义务，
并不是待你的恩谊。
将来你长大时，
莫忘了我怎样教训儿子：
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
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

鲁迅一九三一年三月六日致李秉中的信中说：
孩子生于前年九月间，今已一岁半，男也，以其生于上海之婴孩，故名之曰海婴。我不信人死而魂存，亦无求于后嗣，虽无子女，素不介怀。后顾无忧，反以为快。今则多此一累，与几只书箱，同觉笨重，每当迁徙之际，大加擘画之劳。但既已生之，必须育之，尚何言哉。
一九三一年四月十五日，在还是致李秉中的信中，又一次谈到这一问题：
生今之世，而多孩子，诚为累坠之事，然生产之费，问题尚轻，大者乃在将来之教育，国无常经，个人更无所措手，我本以绝后顾之忧为目的，而偶失注意，遂有婴儿，念其将来，亦常惆怅，然而事已如此，亦无奈何，长吉诗云：己生须己养，荷担出门去，只得加倍服劳，为孺子牛耳，尚何言哉。

杨绛：
钟书的‘痴气’也怪别致的。他很认真地跟我说：假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说不定比阿圆好，我们就要喜欢那个孩子了，那我们怎么对得起阿圆呢。提倡一对父母生一个孩子的理论，还从未讲到父母为了用情专一而只生一个。

鲁迅：“父子间没有什么恩”这一个断语，实是招致“圣人之徒”面红耳赤的一大原因。他们的误点，便在长者本位与利己思想，权利思想很重，义务思想和责任心却很轻。以为父子关系，只须“父兮生我”一件事，幼者的全部，便应为长者所有。尤其堕落的，是因此责望报偿，以为幼者的全部，理该做长者的牺牲。（《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评：一九一四年胡适著文《家庭的个人主义》，批判中国家族嗣续传统的六个流弊，公开提出“无后”和“遗产不传子孙”的主张，推崇英国大哲学家培根的“社会为妻为子”、“无后者乃最能传后”的“无后”主张。当然，胡适妈妈是绝对不会让他这样做的，而他也没真正实施，以上也就是说说而已。倒是鲁迅，是真的想无后，结果意外有后。鲁迅妈妈很高兴，才不管是谁生的呢。钱钟书没有这么激进，他想要一个女儿。现在看来，像胡适、鲁迅这种想法的人还不多。胡适和鲁迅多少都有点理论上急先锋，行动上旧道德。农村贫穷，其中一个原因是人口多，一对夫妻生好多个，绝不像以上三位那样。有能力养育孩子的反倒不愿意养孩子，正像鲁迅说的，太麻烦。平书里这点没怎么表现，也就孙家孩子多点。

“你这狠心的人！你怎能不要咱的骨肉呢？打掉？那你先把我杀了！公家不给上户口，咱的娃娃就不要！反正这娃娃是中国人，他们总不能撵到台湾去！”
　　“台湾也是中国的……”少安苦笑着想纠正妻子。
　　孙少安扭不过秀莲的执拗，只好承认了这个现实——这意味着明年，他这个家就是四口人了！既然秀莲要这个孩子，少安和她一样，也希望是个女孩子，俗话说，一男一女活神仙！他们甚至在被离里已经给他们未来的“女儿”起了乳名——燕子。
评：从平书来看，鲁迅胡适所希望达到的人人平等（包括夫妻、父子平等，倡导父母与孩子并无恩情，孩子不是父母的私产，结束家长专制包办婚姻等等）的社会改造还差得比较远，尤其在农村，有顽固的传统势力，《白鹿原》描述的很生动。平书表现的理想，让我感觉还是追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男耕女织社会，而这点正好是五四运动不少前人所否定的。鲁迅将这种仁义道德都化成了吃人二字。另外，如果将鲁迅胡适的无后主义拿到农村宣扬，我怀疑胡适和鲁迅要被农民们吊打，钱钟书只生个女儿也是不孝，而这些农民却不是虚伪的卫道士，而是最朴实的玉厚老汉这一类人，甚至有钱基博这类德高望重的道德模范。香火的传承就是他们活着的意义，孩子就是他们的私产。玉厚打骂兰花不同意她和王满银结婚，心态和钱基博要求女儿嫁给德才兼备的自己的得意门生是一样的。只不过平书所有的女性形象都是为了爱情勇敢向前，男性形象都是为了生活努力承担责任。而实际更可能发生的是，钱基博的女儿尊父命嫁人（她没胆量反抗父亲，即使有哥哥等其他家人的支持）。朱安只能默默等待鲁迅垂青而不是愿意离婚走自己的路。贺秀莲希望生多一个孩子，少安这里做正面形象坚持计划生育，而实际上如果能生，农村更希望多生几个儿子。哎呀，这是小说，不要揪住不放了。好吧，想看贴近现实又不枯燥的，请转台报告文学。

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生命的价值和生命价值的高下，现在可以不论。单照常识判断，便知道既是生物，第一要紧的自然是生命。因为生物之所以为生物，全在有这生命，否则失了生物的意义。生物为保存生命起见，具有种种本能，最显著的是食欲。因有食欲才摄取食物，因有食物才发生温热，保存了生命。但生物的个体，总免不了老衰和死亡，为继续生命起见，又有一种本能，便是性欲。因性欲才有性交，因有性交才发生苗裔，继续了生命。所以食欲是保存自己，保存现在生命的事；性欲是保存后裔，保存永久生命的事。饮食并非罪恶，并非不净；性交也就并非罪恶，并非不净。饮食的结果，养活了自己，对于自己没有恩；性交的结果，生出子女，对于子女当然也算不了恩。－－前前后后，都向生命的长途走去，仅有先后的不同，分不出谁受谁的恩典。
　　可惜的是中国的旧见解，竟与这道理完全相反。夫妇是“人伦之中”，却说是“人伦之始⑹”；性交是常事，却以为不净；生育也是常事，却以为天大的大功。人人对于婚姻，大抵先夹带着不净的思想。亲戚朋友有许多戏谑，自己也有许多羞涩，直到生了孩子，还是躲躲闪闪，怕敢声明；独有对于孩子，却威严十足，这种行径，简直可以说是和偷了钱发迹的财主，不相上下了。我并不是说，－－如他们攻击者所意想的，－－人类的性交也应如别种动物，随便举行；或如无耻流氓，专做些下流举动，自鸣得意。是说，此后觉醒的人，应该先洗净了东方固有的不净思想，再纯洁明白一些，了解夫妇是伴侣，是共同劳动者，又是新生命创造者的意义。所生的子女，固然是受领新生命的人，但他也不永久占领，将来还要交付子女，像他们的父母一般。只是前前后后，都做一个过付的经手人罢了。

1947年6月29日凌晨，朱安孤独地去世了。临终前，她泪流满面地说：“希望死后葬到大先生之旁”。这当然未能如愿，她的葬礼按许广平的意思举行，下葬在北京她婆婆鲁瑞的墓旁。

以上，有批朱安迂腐的，有批鲁迅无情的，比如在鲁迅整理的公开发行的两地书与他儿子公开的原件不符，把涉及朱安的内容给删掉，后世为了维护鲁迅形象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都将朱安屏蔽掉。其实对于读者而言，鲁迅的妻子是谁不重要，鲁迅遭遇了什么也不重要，他的文章才重要。但对于文学研究者而言，显然以上八卦很重要。而我觉得，真实的故事往往比小说好看。朱安做了一辈子的向前，也没换回感情或正常的婚姻，只能说是换回了一份保姆的工作，能维持生计，但丢失了再婚的机会。如果向前没断腿，润叶会继续这样熬下去吗？如果向前提离婚，润叶同意吗？现在要好多了，即使离婚率上升，杜丽丽越来越多，也是前进中的问题。没感情了就离，喜欢上另外的就离，关键是财产和子女做合理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