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钱钟书和杨绛多少还是沾了家庭的光，出生于书香门第，受到良好的教育和熏陶，加之个人努力，一切水到渠成。难能可贵的倒不在他们的学识和文学成就，而在于他们的品德，在困难时期也能坚守道德操守，为后辈表率。少平、少安，条件比他们差得多，身处底层，如何才能晋级？这是平凡的世界的生命力，作品关注的是底层人尤其是农村男青年的晋级之路。少安从土里讨生活到自主创业，有多少是算他自己的本事？书里并没有多少交代。少安农活好，这点和俊武一样，政策好的条件下吃饱肚子有零钱花没问题，这就是广大农村的普通人。但要自主创业，没有资金和人脉是难以成功的。资金最终也可归为人脉，历史上多少名人靠着自己的出色表现和潜力受到青睐和资助。少安没钱，那就需要具备其他优势。比如他有好的想法、勤奋不怕吃苦能干别人干不了或不愿意干的事情、良好的判断力等。天上不会白白掉下个林妹妹或刘根民，通常需要表现优异的少安去努力争取秀莲或刘根民的支持，而不是等着别人送货上门。想和秀莲结婚，需要努力向秀莲和秀莲家证明自身的潜力。想和晓霞结婚，至少不能自己就胆怯，时不时怀疑这个那个人。

玉厚老爹支持少安、少平、兰香读书，现实中可能是因为贫困或对教育不重视，老爹不给孩子读书，我们需要回家帮补，否则就要抗争。少安少平全力支持妹妹读书，现实可能是女孩更不受重视，就是一件商品或赔钱货，早早就嫁人了。城乡不平等，男女不平等，害的不仅是女性，男性一并受害。买房买车成为男人的痛，人身交易成了女子的痛。平凡的世界主要是年轻男性的视角，少平因为对煤矿充满感情希望有所作为而留下，现实更多是根本没更好选择所以留下，而福利待遇好的煤矿已经是农民获得正式编制成为公家人的不易途径（电视剧给予了赤裸裸的展示，少平让晓霞帮忙保住工作，说得就是如果没她帮忙连挖煤都没机会，这或许是他能进入体制内的唯一途径），用的是生命作为代价。总体上，少平少安兰香比起很多当年的普通人，十分幸运，这种幸运是作者赋予的主角光环。就作者自身而言，也还是幸运的。对他的苦难和贫困的描述一如海波所言，有夸大之嫌。能过继到无子的伯父家，就已是向读书迈出了第一步。贬低养父母实无必要。若在本家，作为长子，需要干农活和拉扯弟妹，一如少安，很多农村子弟因此失学。8个孩子，即使在当前城市小康家庭，也难以负担他们的上学费用。但是少平少安对于现在处于蜜糖中的00后而言，无疑是天方夜谭般的硬汉。吃饭问题，早已不成为现在多数人的问题了。

掌握自学这个武器
钱钟韩（工程热物理和自动化专家、中国机电结合的动力工程学科的创建者、中国科学院院士）
我自己也算是“正途出身”，上过小学、中学、大学。在上海交通大学毕业，也曾到外国去留学。但我却感到对自己成长影响最大的还是自学以及自学的方法。这要从我幼时的经历和时代背景说起。
我的家庭是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和伯父读很多中国古书，有相当深的造诣。从五岁开始，他们就教我们读中国古典文学和诸子百家，教我们写文言文，连家信都不许用白话文。我伯父是几个大学的中国文学教授。他希望我们跟他走，学文科，最好是搞中国古典文学，不得已时也可以考虑改学西洋古典文学。我的堂兄钱钟书就是按照这个计划培养出来的。我是家庭中第一个学理工的人，在这方面得不到家里的帮助（因为他们对现代科学一窍不通），也得不到他们的支持。
祖父很反对“洋学堂”，因此，我开始时读了四年私塾。所谓私塾，就是在家里请个老秀才，读点线装书，练点毛笔字。我们兄弟的语文水平和历史知识都远远超出当时小学的一般水平，但最严重的缺陷就是没有学过算术，没有学过加减乘除。后来家里亦看到时代不同了（那时已是民国初年，1920年），才同意我们进入公立学校，直接上高等小学”，相当于现在的小学五年级。为了应付升学考试，在暑假里临时突击学会阿拉伯数字，学了一点加减乘除。
进入高小后，由于缺少了四年基础教育，学习困难很大。学校里有一套功课，有一套作业，家里却从不过问；只是另行安排一些课外学习任务：继续读些古典文学，读些中国历史，写些议论文章。在这几年里我学得很狼狈，成绩不佳，有时还不及格，只能靠自己的阅读能力来勉强应付学校功课。我们家里还有个特别的风气，就是看不起教科书，因为那些都是无名小卒写的，要读书就读大本的名著。但在小学里，不读教科书又能读什么呢？
后来读初中，进了一所美国教会办的教会中学。它的教育另有一套，对英语非常重视，而数理课程相当落后。到了高中一年级时，北伐战争胜利，教会学校亦受到冲击。国民政府规定，学校里不得强迫学生上宗教课，外国教会就把学校停办，以示抗议。这对我是个思想解放的机会和学习方向的转折点。
北伐胜利后，民族工业和国营工业都有了发展。社会上开始看到这方面的出路，学校里更加重视数理化的教学。同时，我的家庭环境亦促使我从理工方面找出路。我父亲、伯父和堂兄都是博闻强记，才思敏捷，下笔千言，相比之下，我显得很笨。自己早就知道不是学文学或哲学的料子，因为在那些领域里，如果没有天才和灵感，就没有出头的日子。我立志要学理工，走自己的路，首先是离开他们远一点，可以少受一点批评，减少一些心理上的压力。我亦觉得理工科比较实事求是，注重逻辑思维，比学文史哲容易得多。
当时交通大学的入学考试竞争激烈，淘汰率很高，我以前所在学校的数理课程达不到要求，为了投考交大，还须通过大量自学来进行准备。我的数学、物理、化学等各门课程，都是加码自学的。由于在中学里掌握了自学方法和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所以在进入交大后，我觉得对一些新课，例如力学、电工、机械、热工等，并没有什么困难，因为这类理工课程的基本路子都是相似的，可以触类旁通，举一反三。
此外，还有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在起作用。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国内局势一直非常动荡，并影响到学校。军阀门每隔几年就要打一次内战，一打仗学校就要停课。不打仗时，学生还要罢课、游行，以反对政府和日本人签订卖国条约，或抗议外国人在中国土地上的暴行，如“五四”、“五卅”等“国耻运动”。因此，学校上课很不稳定。我在学校读书期间，就经历过军阀战争、北伐战争、淞沪抗日战争，从初中到大学多次停课。假如要依靠老师们一门一门教下去的话，就永远毕不了业。但是学校有它规定的进度，不管停课不停课，老师还是每年照常考试。在这样的条件下，不会自学是上不去的。
我从初中二年级起就开始自学数学。最初是由于内战停课，在家里闲着没事干。后来逐渐成为业余爱好，特别是对整数论问题（如费马定理，哥德巴赫猜想等）觉得很有兴趣，自愿花时间去搞。到了高中，差不多全部课程都是提前自学的。这就是我当年的学习过程。基本上每一步都得自学，可以说是由于家庭特点和学校教育的脱节而逼出来的。当时学校里几次停课或罢课，虽然不利于常规教学的进行，却有助于自学习惯的养成。
在学校里我有过许多老师，对他们是很尊敬的。究竟哪些老师对我帮助最大呢？我总结一下自己的经验，觉得还是某些公认的“蹩脚老师”对我帮助最大。他们每次讲课，只能提出问题，不能解决问题。由于他讲不清楚，就会引起我的注意，把脑筋集中到真正的难点上去。听课之后总觉得不满足，就只能自己去学。这些老师讲过的内容，必须经过自己摸索才能弄清楚，在自己脑子里反复思考，按照自己的思路找到答案，花了不少力气，所以印象深刻，不会忘掉；将来用到它的时候，即使事隔多年，还能想得起来。这不就是我们所希望的教学效果吗？
1985年10月，我与我校少年班大学生专门谈了自学成才的问题，我对他们说：“我们那一代人（在四五十年代里）所做的工作，已经不是上一辈老师所教的东西，必须依靠自学来补充自己所缺少的知识。现在新中国提出了建设四个现代化，提出新技术革命的任务，更将要求你们这一代要超过我们。在学校学**过程中，你们很快会发现，或许你们已经发现，老师教不了你们了。如果真是到了老师教不了你们的时候，就表明我们的教育改革已取得初步成功。今后的问题是你们该如何进一步独立学**。因此在分手之前，老师还应该送你们一段路，就是教会你们如何自学。只要掌握自学这个武器，你就可以脱离老师，跨出校门，开拓前进，走入下一个世纪。现在你们14岁，到了20世纪末，大致在30岁左右；到60岁退休时，你们将在21世纪里生活和工作30年。我们希望这个30年将是一个高速度发展和富有开创性的年代。你们必须为这个前景做好相应的准备。”
总之，把自学精神贯穿到整个学校教学过程中去，这可能是保证学生能够超过老师并不断前进的方法。当然，如何在各级学校中建立这种激励自学的机制，培养更多开拓性的人才，还需要大家共同来探索；而且也可以说，这就是今天教育改革的主题。
评：少平们想自学数理化，不妨看看钱钟韩的自学经历和成长过程，也替理工类的人才长长脸。文科的人通常要比理工科的名气大，就如作家一般比工程师名气大。虽然如《围城》所言，一些理工人眼里文科的实在不咋地，说多于做，逻辑思维实证精神都比较弱。由于专业的缘故，理工类专业著作不面向大众，不是小说人人可读，有专业门槛，也降低了这些界别大牛的名气。钱钟韩的名气就远不如钱钟书，虽然论学术贡献他一样是宗师级人物。而钱钟书又主要是因为他自己并不满意的小说《围城》而被大众熟悉，实际上他的学术贡献也是小圈子人士才看得懂。钱钟韩和钱钟书兄弟间感情亲密，但却也是竞争对手。从小开始钱钟韩就深感家里有个天才哥哥日子不好过，所以转向学理工。但二人有一点相同，从来不相信权威，是个叛逆的孩子，而且都异常勤奋，养成良好的自学习惯。钱瑗学术成就没长辈高，是否就是少了那么点淘气和调皮，乖乖女一点了呢？

评：看了钱家的家教，也就理解了为什么能出这么多专业人士了。“五不准”中四不准都不错，就是为何不准跳舞呢？跳舞是挺好的一项运动啊。

顶一下

不会是我想多了吧？马克思扬弃了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但也继承了对孔子的某些看法，在中国就成了批判孔老二和传统的声势浩大的运动。钱钟书一上来就针对黑格尔，大胆而有智慧！！！

八、 结 语
　　回顾本文所述，我想人们自然会明白：钱钟书先生何以特别看重《管锥编》一书？但是，书中对专制统治的揭露与鞭挞与其说是直接针对“文革”当年的“全面专政”，不如说是在为之追溯历史与文化的渊源。如果说这一追溯在20年前出版的《管锥编》中尚不够显豁，那么在八十年代初出版的《管锥编增订》中他索性挑明用意，直截了当地写到：“孟德斯鸠尝论亚洲之专制一统不足为训，政体当如音乐，能使相异者协，相反者调，归于和谐。”（第23页）因此，说《管锥编》是一部鞭挞专制的思想录当确有所据。

五十三、保护文化
历经各代兵匪战乱之后，从外观看，这座著名的古迹只留下了一片瓦砾和枯草中立着的一座石牌坊——“文化革命”初期，这座石牌坊也被破“四旧”的红卫兵推倒了。不过，这里还留有一个千佛洞。基本上保持完好。
田福军一边抠脚，一边对张有智说：“应该把石佛寺好好修葺一下，建个围墙，修两个风雨亭，拿石板把院场铺好，再把拉倒的石牌坊立起来。这是一座珍贵的古迹，再不整修，恐怕就要毁了。如果石佛寺最终毁在我们手上，子孙后代都会唾骂我们的……”

很好

在田间地头放炮、搓麻将、打牌、走象棋、拉家常、抱着电脑、不停刷手机、在厨房忙忙碌碌、来来往往拜年，希望这时候大家都是笑脸。人生不缺愁苦，但有了乐观的心态和多点豪杰之气，愁苦就有了转变的可能——从精神上转化为实际生活。喜欢看笑脸，特摘几张图片。
路遥和曹谷溪的合照，据说路遥喜欢此照，我也喜欢。

看到了钱钟书寄人的信，信封地址上海陕西南路，瞬间出戏到了黄土高原，就是路遥照片的背景的千沟万壑。

以下钱钟书从年青到年老的照片，如果说年青仅仅是英俊小伙颜值高，那年老照片则更动人更阳光，这就是笑的魅力。过年放上来喜庆一下。
如果是彩色照放到现代都不觉得年代久远


什么事笑到这样，在照片外的我都被感染到了


搞怪照片，狡黠的笑


钱钟书杨绛合影


钱的腿竟然搭在椅子扶手上

以上照片，年轻时候属于今天说的小资风格，相信会吸引不少爱美之人的注意力。帅哥美女总是受人欢迎的，年轻时的钱钟书放到今天也不错，看看现在年青白领们的打扮，也基本同一风格。即使是少平，也是爱美青年，很注意自己的形象，尤其在晓霞面前。看老照片，可以看到时装反映的时代风格和身份的变化。时间走了一个圆，出身于书香门第的钱钟书家庭境况不差，出国留学更是获得高额奖学金，穿着也显得讲究，起码和那时的时尚是一致的，但是这样的穿着显然与工农差距巨大。教授月薪三四百银元，可以养活好多个工人农民。建国后，钱钟书的收入没多大变化，但是显然再这样穿不行了。中山装、蓝色黑色，一时成为主色调。再到现在，时装又变得缤纷多彩，花花绿绿，西装也不再少见多怪。能如钱老这样开怀大笑比穿什么都好，过年也无须奇装异服回村，像金富那样穿着可不再能获得好评了。

　每年腊月，在临近春节的十几天里，兰花和她的两个孩子，总是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期待着久离家门的王满银从外面归来。
　　外出逛世界的王满银，一年之中很少踏进家门。但他象任何一个中国人一样，每年春节还是要回家来过年的。当然，过罢春节不久，他屁股一拍，就又四方云游去了。他在外面算是做生意；至于生意赔了还是赚了，没有多少人知道。
　　不论怎样，这个逛鬼总还有点人味，每年春节回来，也知道给两个孩子买身衣裳，或给他们带点外面的新鲜玩艺。对于孩子来说，父亲永远是父亲；他们想念他，热爱他，盼望他回到他们身边。猫蛋和狗蛋天天等着过年。人家的孩子盼过年是为了吃好的，穿好的，为了红火热闹。他们盼过年还有另外的想往——那就是能和自己的父亲一块呆几天。这对缺乏父爱的孩子来说，比吃好穿好和红火热闹更重要。
评：我们很多人都是满银。能过年回一下家算是不错了，有的人多年都不曾回家。

鸡年怎能缺了走地土鸡。

插播，由以上钱钟书的照片，联想到爱因斯坦，以下两张爱因斯坦年轻和年老时的照片，年老的照片和钱老的一样搞怪，像个老顽童。也许，寻找知识和真理的人有相同的孩童心态，顽皮而豁达，并不随时间流逝而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