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杰克逊积极的策动德克萨斯地区从当时的墨西哥中独立出来，对于当时的美国来说，获得德克萨斯对美国从大西洋向太平洋扩张至关重要。在就职总统前杰克逊就多次提出购买德克萨斯，在成为总统后于1829年再度向墨西哥方面提出购买德克萨斯，但最终遭到了墨西哥方面的拒绝；而最终，德克萨斯的独立得益于当时美国与墨西哥的奴隶政策，1830年，墨西哥禁止美国在得克萨斯殖民和输入黑奴。1835年，墨西哥宣布要在得克萨斯境内根绝奴隶制，于是，美国南部奴隶主在得克萨斯境内策动了武装叛乱，成立得克萨斯共和国，于1836年宣布脱离墨西哥而独立。

然而，德克萨斯却没有立即并入当时的美国，自1820年“密苏里妥协案”勉强划定蓄奴州与自由州的分界线后，南北双方在参议院的政治平衡已极其脆弱。任何新领土以蓄奴州身份加入，都会打破权力平衡，引发北方激烈反对。而作为坚定蓄奴地区的德克萨斯，直接承认其独立或者兼并进美国都必然会爆发宪政危机；而杰克逊最终在他任期接近尾声，且美国大选已经结束的情况下才签署协议，以美国政府的名义承认了德克萨斯共和国的独立地位。德克萨斯的独立地位得到承认后，杰克逊的继任者马丁·范布伦以担心战争和激化国内矛盾为由，明确予以拒绝。此后近十年间，德克萨斯的兼并因奴隶制和墨西哥的战争威胁被一再搁置，直到詹姆斯·波尔克于1845年就任总统后，局面才被打破。1845年，美国国会最终通过决议，正式宣布德克萨斯并入美国。

回顾美国早期的扩张历程，不难发现其扩张策略带有较为明显的区域扩张主义与孤立主义相交织的特征。这一特征的形成，是由多重因素共同塑造的：美洲大陆相对独特的地理与社会环境、美国独立初期相对有限的国力，以及神圣同盟对美洲事务的干预威胁等，均在其中发挥了作用。同时，美国的领土扩张进程，始终与西进运动中自耕农阶层对土地的大量需求、联邦政府对原住民系统性的驱离与迫害，以及蓄奴势力与工商业利益集团之间的持续冲突紧密交织在一起。
相较之下，在《大地巡旅》对哥伦比亚西进与扩张的描绘中，上述构成美国扩张历史复杂肌理的社会基础与内在驱动，被显著地简化乃至抽离，最终主要呈现为扩张行为本身的轮廓。这毫无疑问是对美国扩张历史缺乏考究导致的。

美国的外交走向在此后又经历了扩张主义与孤立主义之间的数次徘徊到了老罗斯福与威尔逊为代表的美国进步主义时代，前者主张以胡萝卜加大棒的外交政策强化美国对拉丁美洲的政治影响，而后者的外交主张带有鲜明的理想化资本主义国际主义色彩。然而，随着国内红色恐慌情绪的蔓延，以及后《凡尔赛条约》时代欧洲大陆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演变，威尔逊总统所倡导的国际主义理想很快被暂时搁置，美国的外交政策再度回归到孤立主义的轨道之上。尽管小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执政期间有意继承威尔逊的外交传统，力图重振美国的国际主义路线，但国内国会中浓厚的孤立主义情绪使他的相关努力举步维艰。最终，日本帝国海军在珍珠港投下的炸弹，彻底终结了美国的孤立主义时代。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散去，呈现在美国面前的，却是一幅无论孤立主义者还是进步主义者都未必乐见的全球图景。英法等传统欧洲强国的全球霸权，随同德国军国主义一道走向终结，其殖民帝国在亚非拉人民日益高涨的抵抗浪潮中摇摇欲坠；与此同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已牢固掌控东欧，并展现出持续向外扩展影响力的态势。从远东到非洲，乃至拉丁美洲，全球范围内社会主义运动与反殖民革命浪潮风起云涌。这一局面在引发美国国内第二次全球性恐慌并催生麦卡锡主义的同时，也促使美国转而采取更为积极而强硬的外交姿态，以遏制其所认知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持续扩张。

1946年2月22日，时任美国驻苏联代办乔治·凯南向美国国务院发回了一篇后来被称为“长电报”的深度分析文电。文中明确主张，应将苏联视为政治上的竞争对手，并对其采取坚定而强硬的应对策略，这一分析为日后的遏制战略奠定了理论基础。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哈里·S·杜鲁门在向国会发表的咨文中宣称，美国有责任支持那些正在抵御“极权政体”压力的自由国家。这一政策宣示被普遍视为美国外交方针的一次重大转折，标志着其外交策略全面转向遏制苏联及其势力范围的扩展，也意味着通常被称为“提前遏制”的战略政策由此正式成型。

在《大地巡旅》对哥伦比亚的设定中，我们同样看到了名为“提前遏制”的战略。就其宣示目标而言，它与现实中美国所奉行的遏制战略相似，均旨在对战略对手的外交扩张进行预先防范，以保障联邦的外交安全。然而，两者所依托的外交基础与时代条件却截然不同。当美国在冷战初期正式提出并实施遏制战略时，其自身已凭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获得了全球性的强大影响力：日本与德国已战败投降，并处于部分或完全被美国占领的状态；美国实质上掌控了太平洋与大西洋的海上霸权，具备在全球范围内部署兵力与投送战略力量的能力。与此同时，作为美国战略假想敌的苏联，正在土耳其、伊朗及远东等方向持续扩展其影响力，双方的势力范围已产生激烈的交互与冲突。

反观《明日方舟》设定中的哥伦比亚及其“提前遏制”战略所指向的对象，情况则大相径庭。哥伦比亚自身无法有效应对理应被其视为后花园的玻利瓦尔地区——即便哥伦比亚国防部曾抱持能从外部势力手中“拯救”玻利瓦尔的信心，这一目标也未能实现。而哥伦比亚“提前遏制”战略的两大重点对象——萨尔贡与玻利瓦尔，且不论它们在国际影响力与战略投送能力上能否与现实中的苏联相提并论，仅就扩张倾向与需求而言，玻利瓦尔深陷内部动荡，显然不具备对外扩张的能力；萨尔贡则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其最近一次被记载的对外扩张是近一个半世纪前对米诺斯的征服，无论如何也看不出迫在眉睫的扩张需求。最为关键的是，这两个对象均不具备苏联对美国所构成的那种意识形态层面的根本性威胁。至于泰拉大陆上的其他核心圈大国，不论是维多利亚、卡西米尔还是乌萨斯，当时都不同程度地陷入内部纷争，显然亦难以对哥伦比亚的国防安全构成即时且重大的外部威胁。那么，哥伦比亚究竟是在自身实力相对有限、且其所处外部环境中扩张压力远不及现实历史中苏联那般严峻的前提下，形成并推行其“提前遏制”战略的呢？从叙事逻辑的角度看，这一政策设定的出现，恐怕只能理解为编剧对美国外交策略演变及其特定时代背景缺乏充分认知，从而在创作中形成的一种刻板印象。

哥伦比亚现实政治吐槽篇第六部分：从越南人手中拯救越南
关于哥伦比亚无力应对玻利瓦尔局势这一点，就必须提及该国设定中一项关键事件：哥伦比亚于十一世纪五十年代在玻利瓦尔遭遇的惨重失败。从国防部“从玻利瓦尔人手中拯救玻利瓦尔”这一口号，以及“一首老歌”显而易见的现实原型（即《Lyndon Johnson Told the Nation》）来看，哥伦比亚对玻利瓦尔的武装干涉，显然借鉴了现实中越南战争的某些元素。然而，就历史影响而言，越南战争给美国带来的冲击，远比游戏设定中干涉玻利瓦尔所呈现的要复杂、深远得多。

简而言之，越南战争的直接起因可追溯至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之后。随着法国殖民势力退出中南半岛，国际社会于1954年7月达成《日内瓦协议》，规定以北纬17°线作为临时军事分界线，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共和国双方停火。规定将会在指定时间内进行选举，实现越南的和平统一。然而在这一时期南北越政权的对立日趋加剧。北越作为社会主义政权，因其政治体制属性而遭到美国的警惕与排斥；与此同时，北越方面也在积极对南越施加政治与军事影响。1960年12月，越南南方解放武装力量正式成立，并逐步动摇和侵蚀南越政权的控制基础。为遏制北越社会主义力量南下，美国总统肯尼迪于1961年决定派遣特种部队进入越南，此举标志着美国正式介入越南内战。此后，越南南方解放武装力量在北越的支援下主动出击，一度控制了南越约三分之二的土地，南越政权陷入严重不利的态势。美国为扭转战场形势，借助北部湾事件作为扩大军事行动的关键依据，于次年派遣地面部队在岘港登陆，越南战争由此全面扩大，美国地面作战力量亦开始成规模地直接投入战场。

而哥伦比亚介入玻利瓦尔，根据哥伦比亚和玻利瓦尔的剧情以及设定我们可以推测出一个大致的时间轴；伴随着哥伦比亚的崛起切断了玻利瓦尔与莱塔尼亚之间的商路，在1020到1047这段时间中，哥伦比亚对玻利瓦尔局势的影响开始超越莱塔尼亚；而随着玻利瓦尔一些割据势力开始支持哥伦比亚，哥伦比亚认为莱塔尼亚已经无力掌控玻利瓦尔，最终在国防部的承诺下，哥伦比亚同意了入侵玻利瓦尔。

然而，哥伦比亚的军队在玻利瓦尔迅速陷入不利，而当时实际统治玻利瓦尔与莱塔尼亚的“巫王”赫尔昏佐伦也向玻利瓦尔派出了大军，在玻利瓦尔陷入不利的哥伦比亚在拉乌尼达组织起了由财阀议会主导的玻利瓦尔联合政府，但低估了玻利瓦尔混乱程度的哥伦比亚与联合政府最终没能迅速夺取玻利瓦尔，反而陷入了泥沼，国防部“从玻利瓦尔人手中拯救玻利瓦尔”的口号也最终成为了泡影。

那么，哥伦比亚人未能从玻利瓦尔人手中拯救玻利瓦尔人的失败行动带来了什么呢？带来了《准备法》与“提前遏制”战略，而就如我们在哥伦比亚本篇所阐述的一样，《准备法》并不能在事实上遏制国防部，而且就“未许之地”的剧情来看，哥伦比亚也从未因为玻利瓦尔的失败而停止扩张的步伐，相反“提前遏制”战略意味着哥伦比亚的外交政策变得比原本更具有进攻性。然而哥伦比亚此举毫无疑问是让在地区冲突中都表现乏力的军队去承担全球性干预任务。鹰角试图借用美国战略的外壳，却忽略了支撑该战略所需的物质与制度基础，现实中的美国即便拥有压倒性优势，其遏制战略仍饱受“过度扩张”的批评；而哥伦比亚以远逊于美国的国力去执行同样激进的战略，叙事中却未展现任何资源捉襟见肘、顾此失彼的困境，甚至在《未许之地》的剧情中还妄图挑起对核心圈国家的军备竞赛。丝毫不顾及仅仅只有一千六百万人口而且已经施行严苛征兵制度且自然资源匮乏的哥伦比亚几乎没有任何战略动员能力可言。这进一步暴露了设定者对外交政策与实力匹配关系的认知盲区。

在《大地巡旅》的叙事中，干涉玻利瓦尔的失败在民间似乎被局限于一种刻板印象式的“创伤文学”表达，除了“玻利瓦尔综合症外，这场败绩似乎并未推动哥伦比亚社会发生更深层次的变革，最终只凝结为一句简单的叹息：“没人愿意让税金变成大炮了。”
然而，作为哥伦比亚干涉玻利瓦尔在现实中的原型，越南战争对美国社会造成的冲击，要远为复杂、深刻及多维度得多。要理解这一点，我们有必要先回顾一下越战爆发时的美国社会面貌。

彼时的美国，正处于二战之后经济持续繁荣与社会深刻变革相互交织的第二波进步主义浪潮。这一时期的美国社会，被两种并存且时有冲突的趋势所塑造。一方面，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了普遍的乐观情绪，曾被大萧条和世界大战压抑的国内改革诉求集中迸发，促使政府着手处理贫困、种族平等及城市衰败等结构性问题。以总统林登·约翰逊为代表的政治力量，启动了名为“伟大社会”的宏大改革蓝图，其目标不仅是消除物质的匮乏，更试图从教育、医疗、环境等多维度提升生活质量，并从根本上保障所有公民的民权。这可以被视为进步主义运动在战后达到的一个高峰。
但另一方面，改革的深化正触及美国社会最深层的矛盾。围绕系统性种族隔离的《吉姆·克劳法》存废问题，以马丁·路德·金为代表的民权运动力量，与坚守传统秩序的南方保守主义白人群体之间，正爆发日益激烈的对抗。争取种族正义的游行、静坐与联邦强制执法，在多个州引发了尖锐的暴力对峙。同时，校园中的言论自由运动、对传统清教徒伦理的质疑，以及初现端倪的反文化潮流，也预示着时代交替之间深刻价值观分歧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