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前文所述，在美国历史的这一时期，科技红利与西进运动的确带来了阶级跃升的巨大前景，而个人的才智与胆识也的确能相对直接地通过创业和竞争最终转化为阶级跃升的助力。但事实上，这一时期美国社会所呈现出的看似因“机会均等”而普遍狂热的逐利图景，其根本支撑在于边疆的持续开拓与新兴市场的不断形成所带来的发展红利，换而言之在于庞大的潜在市场需求，若离开了这一基础，单凭借鼓励全民创业的政策——就像《大地巡旅》中哥伦比亚当局所做的那般——是不可能造就如此普遍的公民创业热潮的。

进一步而言，美国西进运动与随之而来的市场机遇之所以对基层民众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固然与其相对较低的准入门槛与颇具想象空间的高额回报密切相关，这使得不同能力禀赋的个体都倾向于将自身的胆识与才智投入其中，以期转化为改善处境的资本。然而，若对这一时期的社会结构作更为细致的考察便会发现，那些真正得以实现阶层跃升、跻身社会中上层的群体，其本身往往便拥有一定的初始财富积累或生产资料——他们多为拥有土地的自耕农、小规模奴隶主或中小企业家。他们实现阶层变动的路径，也鲜少是成为范德比尔特式的商业巨擘，而更多是借助市场革命所带来的结构性机遇，有效巩固并提升自身原有的社会与经济地位。也正是这一群体，在日后构成了安德鲁·杰克逊总统重要的政治基础与社会支持力量。

况且在鹰角网络的笔下，大型企业聚敛了惊人的财富，但这些财富的积累似乎与普通人的生活改善关系不大。社会竞争空前激烈，每个人都感到压力巨大。这种现象，更像是出现在一个市场已经基本饱和、发展空间有限的“存量社会”里——好比一个蛋糕的归属已经固定了，虽然社会的财富总量仍在增加（蛋糕依旧在变大）大家只能拼命争抢现有的份额，一个人的多得往往就意味着另一个人的损失。
然而，矛盾的地方在于，《大地巡旅》的设定同时又告诉我们，哥伦比亚的拓荒运动仍在继续，新的科技也在不断涌现。书中甚至明确提到，“拓荒至今仍在给哥伦比亚带来财富”。按照这个逻辑，哥伦比亚应该还处在一个蛋糕仍在不断被瓜分的“增量社会”阶段，整体机会应该是在增多的。
但奇怪的是，鹰角却在这样一个“蛋糕还在被瓜分”的背景里，塞进了许多“蛋糕份额已定”时期才会普遍出现的社会问题。这种社会阶段描写上的前后矛盾，也是鹰角在相关社会学认知层面所欠缺的一个例证。

借助白人民粹主义浪潮得以执政的杰克逊，在上任后迅速对美国行政体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改革。在显著扩张行政权力的同时，他积极向普通白人男性开放政府职位的准入门槛。通过推行“官职轮换制”，杰克逊将公职向更广泛的公众开放，并在其任期的第一年内即撤换了约1000名联邦官员。这一做法在打破建国以来政治精英阶层对公职的长期垄断方面产生了显著作用。
与此同时，杰克逊还打破了此前总统候选人由国会党团会议内部推定的传统模式，代之以全国性的政党代表大会制度，使总统候选人的提名流程趋于公开与透明，并开创了大规模动员民众参与总统选举的先河。杰克逊推行的这些改革措施，使得美国的民主参与不再如建国初期那般局限于少数政治精英圈层，而是逐步扩展至更广泛的普通白人男性群体——尽管妇女、黑人及原住民等群体依然被排除在选举进程之外。

在探讨杰克逊的经济政策之前，有必要先回到此前关于哥伦比亚“全民创业潮”的描述。在《大地巡旅》的设定中，哥伦比亚社会呈现出一种颇为畸形的形态，这种畸形在其银行与经济政策领域有着尤为极端的体现：一位小店主可以因一个虚无缥缈的构想而获得高利贷，一名杂货铺老板竟能从银行获取高达上百万的贷款，甚至一个小镇也可能背负起数以亿计且利率高得惊人的债务。而“螺旋桨天堂”的毁灭性事件，据描述更是导致了上百万哥伦比亚人破产——即便这一数字或有夸张成分，若一个国家的劳动人口中有近十几分之一骤然失业，其冲击烈度已堪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的毁灭性震荡相提并论。凡此种种，似乎暗示哥伦比亚的信贷业务对所有人皆门户大开。

然而，与现实中的美国历史相对照，情况则迥然不同。在杰克逊时代之前，美国的银行业务，尤其是贷款服务，对于其他阶层而言实际上近乎封闭。如前所述，杰克逊执政前的美国在相当程度上仍是一个由东海岸种植园主与商业精英所主导的贵族共和政体。为服务这一精英阶层而建立的银行及商业信贷体系，也自然会面向有产阶层。据历史资料显示，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国家银行体系在信贷政策上明显偏向大型农场主，而小自耕农的贷款申请通过率则相当之低。正是这种经济上的困顿与被排斥感，促使这一群体在日后成为杰克逊反对合众国银行政策的有力支持者，并转而寄望于通过对原住民施行驱逐政策来获取新的土地资源。

而杰克逊反对合众国银行政策最直接的体现，便是对于当时掌控了东北部绝大多数权力和资源的第二合众国银行；1832年大选前夕，杰克逊运用了总统的否决权，驳回了国会延长第二合众国银行特许状的议案；并宣称银行是“未经宪法授权，颠覆各州权利，危及人民自由”的机构；在胜利连任后，杰克逊采取了釜底抽薪般的策略，直接下令将联邦政府存款丛第二合众国银行中撤出，并撤换了两名拒绝执行该命令的财政部长；随后，政府存款被分散存入23家经过政治审查的州立银行，这招致了大量的反对，反对者们将这些经过政治审查的州立银行戏称为“宠物银行”，虽然参议院曾一度谴责杰克逊的行为违宪，但杰克逊的支持者最终于1837年成功将该决议从参议院记录中抹除。
在杰克逊的打击下，第二合众国银行迅速式微，对于全国金融的影响力也随着联邦特许状的过期而土崩瓦解，第二合众国银行的崩溃象征着美国对于银行业的统一监管也随之消失；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在银行业务和贷款上都高度放任的“自由银行时代”

在这一时期，由于联邦对银行业务缺乏有力的管辖，因此开设银行变得相对容易，只需要满足州政府的基本要求便可以开设新的银行；而且由于当时联邦对于纸币发行也不再有统一监管，这些新开设的州立银行可以自行发行纸币，许多新建城镇的银行甚至在没有足够金银铸币（specie）储备的情况下就发行自己的纸币；同时，这些银行采取了极其宽松的贷款政策，银行能够贷出远超其金银储备的资金，即过度使用“部分准备金制度”。
这种极其宽松的银行和货币政策与当时美国如火如荼的“西进运动”一拍即合，形成了大规模的贷款和投机浪潮，当时的美国人将在西部购买并拥有土地视为实现自己“美国梦”的重要手段，而当时的州立银行也以土地为抵押提供了大量的贷款。土地拥有凭证成为了去银行贷款的信用凭证，这些投机者通过贷款再去获取更多的土地，形成了新的循环。美国政府的土地销售额从1832年的250万美元飙升至1836年的2500万美元，短短四年内增长了10倍。

如果看过明日方舟剧情的人，可能会对我上面的描述感到眼熟；这段内容很容易令人联想到哥伦比亚相关的支线剧情《不义之财》（详细剧情可以去看明日方舟WIKI或者带元帅的《奶与蜜之公主的蛋糕：杰西卡，不义之财与鹰式人民史观》）
《不义之财》中讲述了一个地方银行大肆放贷，让哥伦比亚的达维镇欠下了其完全无力偿还的两亿七千六百万哥伦比亚金券；看上去这段与现实中杰克逊肢解第二合众国银行后美国的“自由银行时代”有高度相似之处。

然而，正如我们此前所反复指出的那样，任何社会现象的产生，均无法脱离其背后的社会环境与阶级结构而孤立地加以理解。在《不义之财》的剧情中，达维镇银行的放贷对象主要为本地的工人与普通市民。但反观现实历史，即便在州立银行放贷门槛显著降低的背景下，其信贷流向仍主要集中于那些本就具备一定资产基础的群体——诸如拥有土地的自耕农、小规模奴隶主或中小企业家。如前文所述，他们获取贷款的目的在于购置更多土地，进而以新增地产的产权凭证再次申请信贷，由此形成一种以资产增值为核心的投机循环。对于此类具备一定财产基础的投机者而言，信贷既是实现个人“美国梦”的重要工具，也是一种具有投资属性的金融杠杆；他们自身便拥有相应的消费能力与一定程度的偿还保障，其借贷行为在银行视角下更接近于一种风险可控的投资安排。相较之下，达维镇的普通工人显然既不具备通过贷款从事土地投机的实际需求与经济能力，其日常消费水平也难以支撑起剧情所述那般规模的债务负担。

此外，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美国历史上那种高度宽松的信贷环境，乃是杰克逊政府摧毁第二合众国银行之后，在联邦监管骤然缺位的情况下所催生的一段特定时期的投机现象。即便如此，当时新设银行的运营与信贷业务的开展，在相当程度上仍需遵循各州既有的法律框架，并接受联邦法律在相关领域的基本管辖。而《不义之财》中所描绘的哥伦比亚地方银行，其放贷行为甚至足以导致当地政府陷入财政破产的境地——此类情形在现实中虽不能断言绝无可能，但的确可称极为罕见。而《不义之财》的剧情和哥伦比亚随意放贷的设定引出了一个关键问题：既然哥伦比亚的政治架构并未经历过类似美国杰克逊时代那般从精英共和政体向大众政治参与的深刻转型，亦未曾发生所谓的“银行战争”以瓦解联邦层面的中央金融机构约束，那么，这样一种高度放任且由来已久的信贷体制，究竟是如何在哥伦比亚的制度框架内历史地形成的？鹰角给出的解释是哥伦比亚由来已久的宽松信贷政策，与其当局长期奉行的鼓励全民创业的政策导向紧密相连。然而，现实中的美国在“自由银行时代”刚开启时短期的因贷款投机产生的繁荣之后，是极其恶劣的通货膨胀和日后更加具有破坏性的1837年大恐慌，这毫无疑问证明了这种脱离实际的投机政策和金融泡沫是完全无法维持的。

伴随着各地管制宽松的州立银行与土地投机如雨后春笋涌现，随之而来的除了国内贸易的及大繁荣，还有严重的经济犯罪，投机欺诈与极其恶劣的通货膨胀；在自由银行时代，美国政府的土地销售额从1832年的250万美元飙升至1836年的2500万美元，而伴随着土地销售额激增的是井喷般的货币供应量：美国的总货币供应量从1833年初的1.5亿美元飙升至1837年初的2.67亿美元，短短四年间增长了84%，年增长率高达21%，伴随着井喷的货币供应而来的是严重的通货膨胀；美国的批发价格指数从1834年春的84点，一路飙升至1837年初的131点，不到三年时间涨幅达到了惊人的52%，年化涨幅约为19.8%。
而自由银行时代带来的危机还不止于此，极其宽松的贷款和土地贸易带来了恶劣的货币滥发和投机犯罪，自由银行时代美国州立银行可以自行发行纸币，联邦政府对此缺乏管辖能力，各银行的纸币价值不一导致了严重的货币碎片化，而且假币横行，甚至当时的假币数量一度占到流通总量的三分之一。而许多投机者利用联邦政府管辖的宽松进行恶劣的投机犯罪，当时许多投机者故意将银行设在缺乏联邦管辖的偏远地区来逃避兑现，许多不法之徒利用规则漏洞进行套利，将低于面值的债券存入州政府作为抵押，换取足额的银行券，然后卷款潜逃。

然而，最终触发美国经济危机的直接因素并非土地投机本身，而是杰克逊总统为抑制土地投机所推出的货币政策。作为凭借底层白人群体支持而当选的“平民总统”，杰克逊对银行体系与纸币流通抱有深刻的疑虑，认为它们是有违宪法精神、损害合众国人民利益的工具。而第二合众国银行特许状被终止后纸币发行的失控与土地投机的急剧升温，恰恰是杰克逊最不愿见到的局面。为此，他于1836年签署颁布了《铸币流通令》，规定此后合众国的公共土地交易必须使用金银铸币结算，而不得以纸币支付。杰克逊此举意在遏制当时愈演愈烈的土地投机活动，同时也希望通过此举降低国家的债务水平。然而，这一政策在贸易结构相对封闭的经济体中或可收效，对于当时深度嵌入大西洋贸易体系的美国而言，却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并最终酿成了灾难性后果。

《铸币流通令》的颁布迅速收紧了市场流动性。此前，各州立银行因大规模参与土地信贷与投机交易，已普遍贷出远超其实际贵金属储备的资金，金银储备普遍处于不足状态。为应对法令所催生的铸币需求，银行不得不加速回收已发放的贷款以补充库存现金。然而，由于贵金属储备的普遍匮乏，大量银行无力依照承诺兑付其发行的银行券，兑付期限被一再推迟。市场恐慌情绪由此开始蔓延。诸多实力薄弱的银行因储备枯竭而相继倒闭，即便尚能维持运营的银行也纷纷暂停了债务清偿。至1837年底，全美范围内所有仍在运营的银行——至少是那些尚未宣告破产的机构——均已中止了铸币兑付业务。与此同时，实行金本位制的英国为遏制本国黄金外流趋势而调高利率，此举导致英国对美国棉花等大宗商品的进口需求显著收缩，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经济的外部压力。多重因素相互叠加，最终引爆了1837年的金融大恐慌。

随之而来的是证券市场的急剧下挫，破产浪潮迅速波及几乎所有行业。据估计，全美约有九成工厂被迫停产，失业率攀升至罕见高位，更有数以万计的家庭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当若干州的州政府试图为其到期债务进行再融资时，却发现市场上已无人愿意认购其债券。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亦急剧萎缩，从1836年的5080万美元骤降至1837年的2490万美元。杰克逊时代最终以经济崩溃的灾难性收尾结束了，然而吞下杰克逊政策苦果的却是他的继任者范布伦，美国的萧条一直持续到了1848年，在加利福尼亚发现了巨大的旧金山金矿，新一轮的淘金热才促使美国的经济逐渐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