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既然美国的“穷兵黩武”是一种刻板印象，那么历史上的美国军队势力在美国的政治体系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呢？与大众印象相悖的是，美国历史上军队事实上长期规模极小而且缺乏影响力。甚至美国历史上有着非常深厚的“反常备军传统”，美国的“建国先贤”们一直对于建立一支常备军抱有深刻的厌恶与敌意，不列颠帝国运用常备军镇压北美独立运动的历史与美国依靠民兵与“一分钟人”战胜英国军队的经验让美国的“建国先贤”们坚信只有民兵才是北美独立与自由最坚固的堡垒。因此在独立战争胜利后，大陆军便被迅速解散；《联邦条例》签订前，美国正规陆军总兵力甚至一度被削减至约3000人。各地的国防与治安事实上由各州私有的民兵主导，这导致了在谢司起义期间美国当局与州政府缺乏忠诚的士兵可用，因为各州的民兵很容易同情为了士兵与农民利益而战的起义者。
正是出于这一现实需要，在制宪会议上，各方代表最终达成了应当组建一支常备军的基本共识。然而，即便是在此共识之下，对常备军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仍贯穿了整个立宪讨论的始终。与会代表为此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分割与约束军事权力的限制性条款。其中，“军队须服从文官权威”被奉为至高的组织原则。

基于此原则，宪法将军事权力进行了明确拆分：新设立的总统被授予军队统帅权，但宣战权、财政拨款权以及军队的组建与规模决定权则归于国会。与此同时，宪法对军权的多方掣肘、民间长久以来对常备军的戒备心理，以及对各州权力的主张，共同催生了一种“双重军队”的构想。在这一构想下，一支效忠于联邦中央的小规模常备军，与分属各州的民兵组织长期并存。许多政治精英，尤其是南方的种植园主们，相较于中央政府掌控的常备军，往往更倾向于信任他们能够施加更多影响的各州地方民兵。
除了“建国先贤”对于常备军的不信任，美国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及其建国初期的外交政策也是美国常备军规模较小的重要前提。正如我们前文所属，美国刚建国时实力十分弱小，同时在大西洋作为天然地理屏障的同时，南北并无能威胁到新生美国独立的强敌。这种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得美国的建国者们相信自己可以远离欧洲的纷争。同时，美国独特的政体与欧洲局势的变化也使得美国不愿意介入欧洲事物的同时，不愿意承担海外义务，这点在华盛顿的《告别演说》和门罗主义的提出中表现的尤为明显，综上所属，美国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孤立的外交政策与对常备军的不信任，使得美国军队在规模较小的同时完全由文官政府主导。

正如我们此前所述，现实历史中美国在一战前长期保持较小规模的常备军，主要受制于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建国先贤对职业军队根深蒂固的政治警惕，以及以孤立主义为导向的外交与内政传统。
反观《大地巡旅》中的哥伦比亚，情况则呈现出耐人寻味的差异。根据叙事设定，当年前往镇压哥伦比亚独立运动的是某位公爵的私人武装，而维多利亚官方对此保持了沉默。然而，这一历史记忆非但不会削弱、反而极有可能强化哥伦比亚建国者们对常备军的猜忌与防范——毕竟，公爵军队的擅自行动恰恰证明了，一支不受有效约束的武装力量可以轻易沦为压迫人民的工具。更进一步而言，公爵的独走与维多利亚中央对此的默许态度，很可能一并毒化了哥伦比亚对政治分权理念的信任：正因维多利亚中央政府对其下属公爵行为漠然置之，后者方能任意调动军队镇压哥伦比亚的独立诉求。这一创伤性经验甚至可能在逻辑上导向对联邦制本身的深层疑虑。综合来看，哥伦比亚独立战争这段高度摹仿美国历史的设定，就其内容而言非但不会令哥伦比亚对职业军队抱持比美国更为宽松的态度，反而只会催生出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忌惮与约束冲动。

而行文至此有一些读者会产生疑问：我们在上文提到了美国“穷兵黩武”是一种基于现代美国军事与外交政策产生的刻板印象，那么美国军队是如何发展到如今“军工复合体绑架国家”的情况的呢？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就要根据历史上美国的扩张与外交政策的演变来进行分析。
尽管在1812年战争中，美国军队的表现并不出色，但这场冲突无疑证明了一个关键事实：英国已无力重新在北美大陆建立有效控制。这一结果，对于美国奉行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而言，无疑是一种巩固。加上1814年的合约双方都没有得失；因此，战争并未动摇美国政治主流对常备军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战后军队规模依旧被压缩至极低水平。

此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美国的领土扩张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推进：一是移民自发性的占地活动，二是通过签署合法条约进行购买。在这些模式中，最具代表性并最终引发大规模武装冲突的，当属美墨战争。这场战争的直接导火索，源于墨西哥政府为开发其北部地广人稀的边疆——特别是德克萨斯地区——曾颁布法律，有条件地接纳美国移民入境。然而，事态很快超出墨方预期，美国移民如潮水般涌入德克萨斯及墨西哥北部其他地区。他们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无视墨西哥法律、大肆侵占土地，更在短时间内于人口比例和绝对数量上完全压倒了当地墨西哥居民。
在此背景下，受时任美国总统安德鲁·杰克逊扩张政策的鼓动，德克萨斯地区的美国移民发动武装叛乱，宣布脱离墨西哥独立，成立“德克萨斯共和国”，并积极谋求作为蓄奴州并入美利坚合众国。墨西哥政府则坚决拒绝承认德克萨斯独立的合法性。此后，美墨双方围绕边界划分问题爆发新的冲突：墨西哥方面主张以努埃塞斯河为界，而美国方面则坚持以格兰德河为界。这场由边界分歧引发的摩擦，在美国扩张主义势力的持续煽动与蓄意制造的边境紧张局势下，迅速从外交争端升级为军事对抗，并最终因格兰德河附近的一次武装冲突，彻底点燃了双方之间的全面战争。

然而，战争一经打响，美国便凭借其在国力和地缘上的显著优势占据了主动。与美国相比，当时墨西哥的人口规模和工业产值均明显处于劣势，而且其北方领土在战前就几乎已被美国移民实质占据。因此，战争伊始，墨西哥便近乎在未发一枪的情况下丧失了整个边境地带。加之墨西哥军队在兵员数量、装备水平和训练质量上均不及对手，美国得以迅速赢得了一场被亲历其事的尤利西斯·格兰特将军后来形容为近乎“恃强凌弱式的胜利”。
美墨战争的起因、进程及其取胜方式，都颇为典型地反映了当时美国领土扩张的基本模式。这一模式以周边政权的综合国力远逊于合众国为地缘前提，以移民占地或条约购买为获取土地的主要手段。即便诉诸武力，其进攻对象也往往是实力与自己完全不对称的政权或政治实体，例如原住民保留地和墨西哥共和国。至于境内的治安事务，则多由各州民兵及私人雇佣警察来承担——如长期服务于西部治安与镇压工人运动的平克顿侦探事务所。这种安排使得美国无需背负过高的安全需求与沉重的外部义务负担。

正是基于上述逻辑，可以说，保持一支规模相对较小的常备军，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符合合众国自身利益的。而美国自独立战争以来，首次需要展开大规模军事动员与全面作战，则要等到1861年爆发的南北战争。
根据《明日方舟》官方公布的地图及各地区背景设定来看，哥伦比亚的地缘环境似乎并不需要维持一支规模如此庞大的常备军。巨大的谢拉格山脉与南方荒凉的骸骨荒原，构成了哥伦比亚与泰拉核心圈之间的天然地理屏障；其北方也不存在类似现实中加拿大自治领那样足以威胁其独立地位的政治实体。西部的玻利瓦尔虽在相当程度上受莱塔尼亚影响，而哥伦比亚军队在干涉玻利瓦尔时的糟糕表现也证明，它仅凭一己之力难以击败当地力量并彻底驱逐莱塔尼亚的势力。但莱塔尼亚自身政局糜烂，加之玻利瓦尔随后深陷与联合政府的持续冲突，使得玻利瓦尔实际上缺乏威胁哥伦比亚国防安全的能力。更别提鹰角在设定中多次明确提及，哥伦比亚的崛起正在事实上削弱莱塔尼亚对于玻利瓦尔的影响。至于南方的萨尔贡，更是早已陷入长期停滞，对外扩张的意愿与能力均十分有限。

因此，从多个维度来看，哥伦比亚所面临的外交与国防环境，并不比19世纪的美国更为严峻。在这种情况下，维持一支规模极大且成本高昂的常备军，除了持续消耗国防预算之外，似乎难以产生与之相称的战略价值。
一些读者或许会拿私人军事承包商在哥伦比亚政治生态中所扮演的角色来类比现实中美国军工企业于政商两界的影响力，从而解释哥伦比亚为何会维持一支规模较大的常备军。然而这里需要辨明一点历史逻辑的先后：美国军工复合体在政商两界所拥有的可观影响力，恰恰是全球遏制战略推行的后果——是全球遏制战略造就了巨大的国防负担和军备需求，从而才使得军工企业发展壮大，膨胀到了能够反过来影响政界的地步，而非先有了强势的军工企业，国家再受其压力扩张形成了巨大的常备军。

正如前文所述，美国在1861年爆发的南北战争中首次进行了大规模军事动员，但这场内战并未从根本上动摇其传统的小常备军理念与国防政策。因此战争甫一结束，规模庞大的联邦军队便迅速遭解散。此后，美国依旧大体遵循内战前的模式进行领土扩张，军队的规模与作战能力长期维持在相对平庸的水平。甚至在多年后的墨西哥革命期间，潘乔·比利亚所率领的游击武装仍能在亚利桑那边境一带以袭击和劫掠美军的方式获取补给，足以说明当时美国边防力量的薄弱。
真正促使美国军事体制发生转折的关键节点是1917年。著名的齐默尔曼电报事件，最终促使美国加入协约国一方，首次真正意义上深度卷入了欧洲列强之间的全面政治与军事冲突。欧洲战场空前的战争规模与迥异的作战方式，迫使美国军方不得不采取全新的军队组织策略与动员手段：征兵制首次被引入施行，美国陆军也扩编至史无前例的规模投入欧洲战事。尽管受诸多历史遗留因素影响，当时美军的实际作战能力与质量仍问题颇多，但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参与本身，已无可否认地标志了其外交与建军思路的一次根本性转向的开端。

不过，当时美国愿意如此深度地介入欧洲政治事务，除了“齐默尔曼电报事件”所构成的直接国防威胁外，还与时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个人的政治理念密切相关。彼时美国正值进步主义时代的尾声，威尔逊本人是一位热忱的国际主义者，对构建一个基于民族自决与集体安全原则的战后欧洲和平秩序抱以极大的理想与热心。
然而，这段向国际主义倾斜的时期并未持续太久。随着威尔逊总统在任内中风并实质上退出政治生涯，以及战后“咆哮的二十年代”的迅速到来，美国的国防与外交政策，伴随着共和党保守派重新主导政坛及其国内政策的转向，一同迅速回归传统。孤立主义思潮再度占据上风，重新成为美国政坛的主流倾向。甚至就连威尔逊总统外交路线的继承人富兰克林·罗斯福与新政派民主党人也没能有效的扭转这一倾向。

最终，日本帝国在珍珠港投下的炸弹，以及太平洋舰队所遭受的直接威胁，彻底击碎了美国人可以置身事外、维持超然中立地位的长期幻想。轴心国的相继宣战，在将美国完全拖入世界大战的同时，也根本性地重塑了其外交路线与建军思路。伴随战后苏联迅速崛起并在全球范围展开持续扩张，美国被迫深度介入欧洲事务，以建立北约集体安全机制和施行全球性“提前遏制”战略的方式，一方面支撑当时已摇摇欲坠的西欧防务，另一方面在全球各方向遏制苏联影响力的蔓延。这无疑使美国背上了沉重的国防负担，尤其是古巴导弹危机更以切近的方式证明，美国本土在未来可能的核战争中已无法置身事外，将直接成为打击目标。在此背景下，美国的国防开支持续攀升，以应对来自苏联及其在全球范围内支持的各地区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所构成的复合压力。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下结论了：美国之所以维持较大规模的军队，且军工企业在其经济与政治体系中占据显著影响力，归根结底，是战后美国承担起全球防务责任、系统性地遏制苏联影响力这一战略选择的长期结果。一些读者或许会结合《未许之地》末尾锡人的宣言提出如下看法：哥伦比亚已因“螺旋桨天堂”事件被拖入与核心圈各国的军备竞赛之中，因而其相关的军事设定结合剧情来看，确有其内在的合理性。

然而，此处有两个问题需要指出。首先，《未许之地》的剧情发生时间在设定上晚于《大地巡旅》完成撰写之后，而《大地巡旅》中已明确记载，哥伦比亚在独立后便保留了一支“规模庞大的常备化陆军”。一方面，维持这样一支规模庞大的职业化军队，对于经济处于极不稳定状态的哥伦比亚财政而言能否负担得起，本身便是一个疑问；另一方面，即便是现实中独立后迅速解散大陆军的美国，各州在战后也都面临着极其沉重的财政压力。笔者在这里不觉得独立战争后的哥伦比亚所承受的财政负担与债务会比现实中的美国更少。

其次，在《明日方舟》的剧情中，哥伦比亚对玻利瓦尔的军事干涉发生在十一世纪中叶，在此之前的漫长时期里，哥伦比亚究竟有何理由与必要维持如此大规模的军队，颇难理解。仅凭设定中国防部作为开拓军的政治遗产拥有强大影响力、因而能够建立大规模军队的描述，并不足以为这一行为提供内在的合理性。现实中拉丁美洲并不乏由军政府长期主导的国家，而这些国家几乎无一采取哥伦比亚这般穷兵黩武的策略。军队的扩张在政治上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绝非仅仅依靠军队派系在政府中拥有强大影响力便可决定。军队主导政府固然能为军队争取到更好的待遇与更多的军费，但从“军队掌权”直接推导出“国家在没有外部国防威胁的情况下仍维持规模极其庞大的常备军”，这中间显然缺乏内在的逻辑关联与合理性。

再者，现实中美国之所以维持如此规模的兵力与军费开支，很大程度上源于其需承担西欧乃至整个欧洲地区的防务与集体安全职责。反观哥伦比亚的外交处境，除玻利瓦尔境内的联合政府勉强可算作其盟友外，泰拉各国与哥伦比亚之间既未建立成体系的集体安全条约或同盟关系，甚至在相当程度上彼此还构成一定竞争对象，在这一格局下，维持庞大军力的外部逻辑基础并不清晰。更何况，哥伦比亚作为一个总人口仅约一千六百万、大部分领土仍属荒地的新兴国家，要在军备竞赛中对人口规模远超自身的核心圈诸国取得优势，从资源禀赋与动员潜力的角度看，确实令人难以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