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现实中美国之所以维持如此规模的兵力与军费开支，很大程度上源于其需承担西欧乃至整个欧洲地区的防务与集体安全职责。反观哥伦比亚的外交处境，除玻利瓦尔境内的联合政府勉强可算作其盟友外，泰拉各国与哥伦比亚之间既未建立成体系的集体安全条约或同盟关系，甚至在相当程度上彼此还构成一定竞争对象，在这一格局下，维持庞大军力的外部逻辑基础并不清晰。更何况，哥伦比亚作为一个总人口仅约一千六百万、大部分领土仍属荒地的新兴国家，要在军备竞赛中对人口规模远超自身的核心圈诸国取得优势，从资源禀赋与动员潜力的角度看，确实令人难以置信。

正是基于上述分析，可以认为，哥伦比亚的军队与国防部设定在本质上构成了一种对历史表象的符号化挪用。在构建这一部分设定时，编剧似乎并未充分考虑社会结构、政治逻辑与国际环境对国防政策及建军路线所可能产生的复杂影响，而是将他们对于“美国式霸权”的某种想象，未经系统转化与推敲便直接移植到了哥伦比亚的设定框架之中。它或许能满足鹰角某种对“美国式霸权”的想象或批判需求，但作为一套涉及地缘政治构架的设定参考，它在逻辑自洽性层面所存在的缺陷，是难以被忽视的。

哥伦比亚现实政治吐槽篇第七部分：哥伦比亚噩梦
在哥伦比亚设定的最后一部分“文化与社会”中，鹰角网络赋予其一个十分简明的标签——“多元”。事实上，这也确实是现代许多人对美国所持有的一种典型印象，“美国是一个多元的文化熔炉”之类的说法，甚至早已被写入教科书中。然而，当我们深入考察美国历史便会发现，作为哥伦比亚设定原型的美国，其文化与社会根基并非筑于平等与多元之上。往更根本处说，美国的社会文化在相当程度上，是建立在深刻的种族区隔与白人至上的历史基础之上的。

要理解这一论断，我们需要回到美国建国之初的历史现场。正如前文已指出的，美国的建国一代，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群奴隶主与拥有财产的白人男性。独立战争结束时，新生合众国的绝大多数资产与土地，正是被这一群体所垄断：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的土地为新教徒精英所牢牢掌控，东部沿海地带则被革命前即已形成的工商业寡头与大地产生所高度把持，而南方广袤的腹地，则由生活方式近乎古希腊罗马贵族般的种植园主阶层所主导。这一格局意味着，在当时的社会结构下，底层白人、黑人以及妇女群体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被排斥于土地分配之外，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甚至连基本的法律人格与人权保障都无从谈起。甚至作为美国建国者之一的杰斐逊所一直鼓吹的，事实上是“纯洁的白人共和国”

在《大地巡旅》的设定描述中，哥伦比亚人对其民主选举制度怀有相当的自豪感。然而，反观现实历史，美国建国之初不仅谈不上推崇民主，相反，其建国一代精英对民主普遍抱有深层的恐惧与厌恶。在他们当时的语境中，民主往往与暴民统治和激进的平均主义联系在一起。尽管有托马斯·潘恩这样不遗余力的思想鼓动者，以及谢司等率领底层民众奋起抗争的激进平等派，但在合众国创立初期，他们始终是少数派。真正主导美国政治走向的，仍是如托马斯·杰斐逊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这般手握权柄的政治精英。

对他们而言，民主意味着由他们所深深畏惧的、不加节制的多数民众直接行使统治。以汉密尔顿为代表的政治精英真正追求的，是一种精英共和体制。在这一构想中，他们规定中的人民可以参与选举，但选举的对象应当是那些被认为具备“智慧、爱国精神与稳固财产”的杰出代表，由他们代替民众进行理政。这一思想的深层前提，是一种强烈的精英自我期许：他们自认比那些他们眼中易被煽动、目光短浅的普通大众更具远见与判断力，更能辨识并服务于国家的长远利益，从而在决策过程中，有能力滤除民众意见中那些在他们看来难以避免的短视、嘈杂与情绪化成分。
看上去是不是很眼熟？是的，因为主线第十七章就出现过类似的内容：

而考虑到阿洛伊泽此人在剧情中是偏正面的形象，我们有理由认为鹰角是认可，或者至少是部分认可汉密尔顿这些人的精英共和主义的。

在汉密尔顿等政治精英的设想中，有资格行使选举权的“人民”究竟应是哪些人呢？在他们眼中，这一资格理应归属于那些“爱国、虔诚且拥有独立财产”的白人男性有产者。曾参与费城制宪会议的古维诺·莫里斯就曾毫不避讳地表达了这样的忧虑：若将选举权赋予无产者，他们很容易用选票换取金钱，到头来，政治仍旧会被富人所掌控。基于此种逻辑，当时占据国家人口多数的底层白人、全体黑人以及妇女，均被系统性地排斥于正式的“公民”队伍之外。归根结底，费城会议所精心构建的，正是一套以服务富人和有产者利益为核心导向的体制。

那么，对于那些作为广大奴隶后裔的黑人群体，美国的建国者们又是如何看待的呢？事实上，与后世许多人的笼统印象不同，不少奴隶主——至少是其中一部分——并未将奴役黑人当作一种理所当然的自然权利来标榜。诸如是乔治·华盛顿这样的人物，倾向于把奴隶制视为一种在现实条件下“不得已而为之的罪恶”，而非一项值得永久捍卫的制度。只不过，这种认知并未改变一个根本现实：绝大多数建国者仍将黑人奴隶视为自己合法持有的私有财产。在他们所秉持的价值排序中，捍卫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是捍卫自由最核心的方式之一。正是基于这一逻辑，如前文提及的谢斯起义这类以“多数人”名义侵犯债权人财产权的行为，在他们看来，便是对自由根基的最大破坏。循此思路，强制性地解放黑人奴隶，自然也极易被他们理解为一种对既定私有财产秩序的严重侵犯。至于杰斐逊这样的伪君子，则直接认为黑人是天生低劣于白人的种族。

正是基于这样的观念背景，费城制宪会议的根本目的，并非在于确立或保障某种纯粹的民主选举机制，而恰恰是要筑起一道道制度性的防波堤，以防范和约束民主可能带来的冲击。从并非由普选直接产生、而是起着缓冲作用的总统选举人团，到最初由州议会遴选而非民众直选的联邦参议院，再到实行终身任职以保证其独立于民意波动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以及那套设计得异常复杂的宪法修正程序——所有这些精巧的制度安排，其共同指向并非促进民意的顺畅表达，而是为了缓释、过滤，甚至在某些关键时刻阻止民意的迅速直接实现，从而确保国家的最高权力能够稳定地掌握在这些政治精英手中。

而对于黑人群体，建国者们则毫不掩饰其制度设计的真实意图。从宪法中臭名昭著的"五分之三妥协"，到1793年颁布的《逃奴法》，新生合众国通过一系列法律向奴隶主阶层反复确认：黑人不过是他们可以随意买卖与支配的财产。这些法律在将黑人的法律地位无限贬低乃至彻底物化的同时，也造成了一个深远的历史后果——这种将人物化的法律实践，不仅永久性地固化了黑奴的低下地位，更在合众国奠基的时刻，便为其注入了制度性的种族主义基因，使这个自诩为"自由灯塔"的新生国家，从一开始就构建在自由与奴役的尖锐悖论与奴隶制遗留的原罪之上。

将视线转回《明日方舟》的设定框架之内，我们不难注意到，哥伦比亚的建国叙事中恰好缺失了这一层“原罪”。事实上，明日方舟的世界观并不缺乏对特定群体的系统性仇恨与压迫：乌萨斯的设定中明确提及对异族的排斥与仇视，伊比利亚在大静谧后对阿戈尔人展现出极不友善的态度，萨卡兹人在泰拉各地皆是遭受歧视与迫害的对象，更遑论整个泰拉世界对感染者群体那近乎极端的仇视与屠杀。然而，在哥伦比亚自身的建国史中，却几乎看不到这一维度的阴影。鹰角网络塑造了一个基于现代刻板印象的、没有“原罪”的美国式社会——哥伦比亚的“多元”与“平等”被呈现得仿佛毫无代价、未经斗争。它似乎无需经历废奴运动、内战、战后重建乃至漫长而激烈的民权运动，仿佛从一开始，它就是一个天然站在历史终结处的、“正确”的社会。

可以想见，有人会提出这样的看法：鹰角网络此举，或许是为了规避现实政治中的敏感议题，也可能仅仅是因为编剧对美国历史的认知，止步于教科书式的“熔炉”比喻。我们固然可以接受这种解释，但不幸的是，这一设定选择恰好错过了美国民主演进与文化自豪感的产生中一个最根本的驱动力。种族矛盾，以及围绕这一矛盾展开的漫长而惨烈的斗争，正是塑造美国民主形态的核心动力之一。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历史上那场旷日持久、代价惨重的种族斗争，美国的民主根本不会演变成今天这副模样。

尽管我们在上文中逐一剖析了汉密尔顿等人对民主的深刻不信任，以及费城立宪会议为防备民主浪潮而设下的层层制度屏障，但若将此完全归咎于建国者个人的保守倾向，则不免有失公允。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一套精英共和的制度设计，同样带有深刻的时代认知局限。
当时的建国者们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政治难题：在人类过往的经验中，还从未出现过疆域如此辽阔、人口如此众多的共和制国家。这意味着一套现成且行之有效的制度模板根本无从借鉴。彼时，卢梭更为激进的人民主权思想尚未在美国知识界普及，而如托马斯·潘恩与谢司这类激进的平等派，要么影响力有限，要么直接被排除在了制宪会议的殿堂之外。因此，建国精英们所能倚重的智识资源，主要还是17至18世纪英国的自由主义思想谱系，如洛克、哈林顿，乃至来自法国的孟德斯鸠。然而，这些思想家在本质上大多是精英主义者，或对纯粹民主抱有公开的警惕与排斥。于是，一个历史性的悖论便由此浮现：美国的建国者们，事实上是运用一套本质上旨在“防范民主”的旧理论，来着手建立一个名义上宣称“主权在民”的全新国家。

而到了法国大革命结束后，人民主权思想普遍普及的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情况已则大不相同：
伴随着西进运动的持续推进与“市场革命”的深入开展，一个由白人小有产者构成的中间阶层正在显著扩张——从东海岸的独立手工匠，到南方的小型奴隶主，再到西部拓荒地上新兴的小农场主。这一日益壮大的群体，已不再满足于建国初期那种将政治权力高度集中于精英阶层的共和制度。与此同时，从欧洲席卷而来的大革命平等精神，也在美国土壤中悄然生根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