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安德鲁·杰克逊所主导的民主党看来，这种公然违反条约与法律的行为，恰恰构成了“真正民主”的具体实践。在他们的政治逻辑中，这批西部占地者在没有联邦授权的情况下自发组织选举、制定地方规则，这正是“自治”精神的鲜活体现；他们为承载“天定命运”的合众国开拓了土地与疆域，使自由的领地在事实上得以扩张，这便等同于“爱国”；而这些地区的人口自行组建地方政府，并最终作为新的选民将其意志通过选票输入国会，这本身就构成了不容否认的“民意”。
因此，在当时的民主党视野中，这些擅自占地的底层白人才是合众国精神最本真的代表——他们是实际的生产者，是基层民主的组织者，而绝非东部那些只会进行土地投机的商人与盘踞议会的政治精英。支持这些占地者，就意味着支持美国精神本身，支持民主的实质而非形式。正是基于这一整套政治逻辑，民主党系统性地炮制了“抢先权”这一概念及相应的法案体系。1830年，首部《抢先权法案》获得通过，使原本非法的土地强占行为第一次得以被追溯合法化；1838年的法案进一步将抢先权的适用范围扩展至更多区域，并延长了申请期限；而最终在1841年，国会通过了一项永久性的《抢先权法案》，将这项原则固化为美国土地政策中长期运行的一项正式制度。

而美国盛行的小生产者伦理，在驱动底层白人男性向西开拓、侵占印第安人土地的同时，也在家庭这一最私密的领域内部，塑造并强化着一种以男性为绝对中心的**制关系。在以农业为基础的生产模式下，男耕女织构成基本的分工格局。男性家长作为家庭对外的唯一代表，独断地掌控着财产与各项权利；而妇女与子女，则在法律与习俗层面沦为他的依附品。在当时的社会逻辑中，一个白人男性若想成为政治意义上享有完整权利的“自由民”，就必须首先在家庭——这个资本主义社会最微小的单位中——成为一位垄断绝对权力的“**暴君”。
进一步而言，当时美国以贸易自由与财产私有为核心的自由观，反过来又强化并赋予了这种家庭内部支配关系以正当性。妇女与子女在法律上不被视作拥有独立人格的完整之人，而是被定义为白人家长的人格延伸与财产。正因如此，白人家长对家庭成员的严厉管束乃至实质性支配，不仅被认为是正当的，更被标榜为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力”。这种极度扭曲的**制家庭伦理，甚至在意识形态层面为奴隶制提供了一种近乎自然的背书。在奴隶主们的自我想象中，自己就是整个奴隶庄园这个“大家庭”的慈父兼绝对主宰，而黑人奴隶，则被天然地置于这个拟制大家庭中最底层、永世不得翻身的依附者位置上。

而这种以白人男性家长为顶点的财产与权力结构，从根本上定义了民主的边界。对于当时的民主党人来说，他们已经缔造了一个杰斐逊所期望的，实现美国白人男性自耕农理想的“幸福共和国”；杰克逊总统的一系列政策非但没有挑战这一边界，反而通过废除投票财产限制将底层的白人男性也拉入美国的宪政机器，并通过掠夺原住民土地来让美国白人男性获取土地进而获得政治自由权；通过将经济伦理升华为了种族与性别化的身份政治，使得美国白人男性的话语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地，随之而来的便是“白人男性”这一政治身份空前的强化。

因此，杰克逊时代虽然实现了大多数白人男性都能从参与进美国的宪政体系，并通过投票权、陪审团权利、持枪权等特权使得白人男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民主参与感，而杰克逊也因此成为了美国民主的推动者；然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对于原住民的种族清洗、对黑人奴隶制的捍卫，以及对妇女公民权的持续剥夺这一系列极端排斥行为之上的。因为对于当时的美国政治家，尤其是杰克逊民主党来说，排斥这些群体，不仅是维护特权，更是维护“白人民主男性”这种身份认同的核心要求。
换句话说，对于当时的美国人来说：“因为我是白人，所以我民主，或者说因为我民主，所以我是白人。”而这种思维即使到了如今的美国也依旧存在。

最终，这对于“白人民主男性”身份认同的强烈维护，成为了美国民主与爱国情怀最清晰的边界；这种自豪感源于一种优越性的对比：他们相对于黑人奴隶，是勤劳、自由的；相对于原住民与其他拉美国家，则是文明与民主的；相对于被奴役的黑人，他们是勤劳而自由的；相对于原住民与拉丁美洲诸国的人民，他们则是文明与民主的代表。正是依靠这种对“非我族类者”的系统性压迫与贬低，使得美国的白人文化自信成为了社会一切的默认标准，并且使得美国的白人至上主义与种族压迫体系变得愈发稳固。
而讲到这部分，我们就不得不提到明日方舟本体的“哥伦比亚式文化”部分了，一些读者已经注意到了，在这部分的叙述中；哥伦比亚当局正在通过暗中贬低其他传统文化的宣传策略来影响下一代哥伦比亚人；对于一些读者来说，这种设定似乎与上文提到的杰克逊民主捍卫“白人民主男性”认同的方式产生了某种呼应，也能为哥伦比亚的文化政策提供某种内在合理性。

但是，正如我们所一直秉持的观点：明日方舟的设定，抽离掉了某种社会现象产生背后所有的社会经济基础，只留下了最空洞的表象；而杰克逊民主时代，构建并捍卫“白人民主男性”认同与爱国情怀的方式，并不是哥伦比亚那般将外来群体的文化接纳进本土文化并进行本土化改造，而是以“人民”为借口，以法律和暴力划分一条清晰的边界；哥伦比亚的方式，现实中的美国从未采用过，而且与明日方舟设定恰恰相反的是，美国历史上各个族裔群体之间的暴力冲突，历史上从未停歇过；从19世纪的“一无所知”运动与本土主义运动，再到20世纪的洛杉矶种族骚乱与“屋顶上的韩国人”，都是美国各个族裔之间冲突与摩擦最血腥的产物。而这一切，都是因美国白人至上主义与种族压迫体系的遗毒所产生的悲剧。
从根本上讲，驱动美国以这种方式构建其民主形态的，并非这样或那样的政治口号，而是一个极为朴素的要素：经济矛盾。我们在上文说到过，当时美国人西进是为了通过获取土地来换取权利与自由，而没有土地，白人男性的经济需求就无法满足；美国政治家的民主游戏就玩不下去了。

正是因此，当经济冲突蔓延到了不同白人群体内部中间时，美国当局也不忌惮露出他们的獠牙；在美国东部，代替了原住民和黑人被歧视的，是当地同为白人的爱尔兰劳工：纽约社会对于爱尔兰裔群体的系统性暴力与排斥从未停止过，从通过住房隔离政策将爱尔兰人驱逐到如同鸽舍一般狭隘的贫民窟木制公寓中，到遍布报纸上的"No Irish Need Apply"的经济排斥，再到将爱尔兰人妖魔化为“人形猿猴”的文化排斥。这一切的起因，都是因为1837年的经济危机期间，美国的资产阶级利用爱尔兰劳工压低工资，使得本土工人将失业归咎于这些群体。日后美国对于华工群体的歧视与排斥，乃至于法律上成体系的“排华法案”，其底层逻辑与此如出一辙。

而针对爱尔兰人的“一无所知”运动，与针对华工的《排华法案》他们的根本目的都不是为了清洗爱尔兰人与华工的文化；而是要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限制他们的移民、将他们定义为“他者”，以此捍卫美国民主的边界，清晰的界定“谁才是美国人民”。这一点，在切罗基人的经历上体现的尤为明显；切罗基人是美国原住民群体的一部分，与其他原住民不同的是，他们一直在积极接受所谓西方的“开化文化”；具体表现为采用了欧美式的农业、文字、宪法和政府体系，试图以此证明自己是一个“文明”的、拥有主权的民族。

然而这并不妨碍当时的杰克逊政府在面对土地争议，甚至联邦法院已经判处切罗基人在土地争议中胜诉的前提下继续强制推行原住民迁移法案；而杰克逊为了达成这一目的甚至不惜践踏法律，当伍斯特诉佐治亚州案切罗基人胜诉的消息传到杰克逊耳朵里时，他轻蔑的表示：“约翰·马歇尔（裁定此案的法官）做出了他的决定，现在让他自己去执行吧。”并继续推行驱逐原住民的法案。而此举造成了数千名原住民在迁徙路上死亡，，这便是美国历史上那条浸满原住民血泪的“眼泪之路”。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明日方舟》围绕哥伦比亚文化所构建的设定，与它在其他领域的设定并无本质不同，均是主创团队基于对美国的某种想象与刻板印象，未经系统转化与严谨推敲便直接移植到了哥伦比亚的设定框架之中。哥伦比亚式文化的设定，剔除了美国种族矛盾最根本的原因：经济矛盾、扭曲了美国进行排斥的目的：将非白人定义为“他者”而不是进行文化同化、缺失了美国文化排斥的众多要素：基于男性中心、白人中心的文化建构与系统性的种族暴力、倒转了“文化多元主义”产生的因果：美国实现“文化多元主义”并非美国当局政策，而是民权运动的成果。
正是因此，哥伦比亚式文化的设定本质上依旧是空洞乏味的表象挪用，鹰角只是向我们展示出了一个被净化的、无害化的、服务于叙事便利与刻板印象的“美国橱窗”。

总结：在黑暗与长夜之后
实际上作为哥伦比亚奶与蜜的写手，我本来可以把哥伦比亚照抄现实的吐槽塞进本篇内容中，写一篇如同乌萨斯一般单纯吐槽原版设定的奶与蜜；但是我和我的另一位朋友讨论之后，最终还是决定将结合美国历史进行分析的这部分单独拎出来写一篇内容。
促使我们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有很多，一方面如本篇所述：哥伦比亚篇对美国历史、政治体系乃至建国精神本身的某些描述，其偏差程度已经到了堪称离谱的程度。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把这部分单拎出来进行详细的分析与吐槽。

而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文艺作品的现实意义。
文艺作品，不论是游戏、动漫、还是小说，他们都应当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与现实基础；这种现实意义并不是意味着文艺作品一定要传达多么高尚的价值，而是意味着文艺作品作为特定群体所创作的内容，本身就包含着这一群体想要表达的价值观与他们世界观无意识或者有意识的流出。而作品的现实基础，则是因为作品的设定需要有自己存在的现实根基与发展规律，否则就是没有地基的空中楼阁。
然而不幸的是，明日方舟在这两者都表现的极其糟糕。

正如我们在此前无数次重复的观点：哥伦比亚的设定只不过是一种基于对于美国刻板印象所建立起的无害橱窗；鹰角的世界观设定基础是什么？是移动城市，是天灾，是矿石病。然而他们在编写哥伦比亚的历史和设定中。却没有选择根据他们世界观设定的基础出发，而是直接抽离了美国各个历史事件与现象产生背后的历史原因与社会基础，空洞的把一个有一个标签塞进了这个名为哥伦比亚的奇美拉中。文化熔炉、文化战争、西进边疆......你能从哥伦比亚的设定中看到这一个又一个抽象的词汇与标签，然而更具体的内容，不论是哥伦比亚的剧情还是《大地巡旅》中都语焉不详。它在历史逻辑、社会动力、制度因果等方面的缺失是系统性的、难以忽视的。

正是因此，我们才会在本篇内容如此详尽的叙述美国历史，讲明白一切事件的社会背景与演进过程，就是为了将鹰角标签化的历史词汇背后这些复杂的社会背景与历史重新呈现出来。当鹰角对于美国历史的叙述抽离了历史的核心驱动力，当他将独立战争与谢司起义士兵的鲜血，杰克逊时代原住民迁徙路途中的血泪，南北战争期间南方黑人奴隶的镣铐与伤疤，镀金时代工人手套中的断指与民权运动时代街头的花瓣与弹壳对于历史的推动力全部以马克·麦克斯这个前文明科技的“惊世智慧”取代时。他们所做的就不仅仅是简化设定，而是用虚构的设定抹去历史中的血与火。

而在这个扭曲的空中楼阁世界观上，鹰角为了卖卡捧高他们的卡池角色，写出了一个又一个更加扭曲的故事；从《绿野幻梦》到《未许之地》，鹰角用极其诡谲的刻画方式：通过将民众塑造的愚昧、残暴和麻木，去凸显他们笔下莱茵生命科学家和黑钢国际雇佣兵的高尚与远见。来传达他们的价值观：技术进步时代下小市民的得失。于是就这样，哥伦比亚的剧情最后变成了一个又一个脱离现实的“大小姐的蛋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