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现实政治吐槽篇第四部分：恩庇下的民主
当我们重新审视杰克逊时代的美国民主历程时，可以认为，杰克逊确实推动了美国政治形态从建国初期带有浓厚精英共和色彩的结构，向更具大众参与特征的民主模式转型。然而需要明确的是，这种民主参与的范围在当时的语境下主要仍局限于白人男性群体。与此同时，杰克逊民主在其后期运作中，亦逐渐显现出托马斯·杰斐逊曾深为忧虑的所谓“多数人暴政”的若干特征：杰克逊频繁诉诸民粹话语，以“人民”的名义压制激进改革派、废奴主义者以及各类持不同政见者。这一历史面向不免引发思考：民主机制本身，是否总能有效遏制权力的不当行使，并足以防止某种新型政治压迫的萌生？

在《大地巡旅》所描绘的哥伦比亚图景中，鹰角网络呈现出其特定的叙事取向：一个以政商利益深度交织、最高行政职位缺乏实质任期约束、秘密警察机制深度介入社会治理为特征的表面民主架构，而马克·麦克斯总统则被塑造为这一体制内缺乏实权的象征性人物。在鹰角网络的叙事导向以及部分玩家的理解中，这种政治强人通过与资本及其他政治势力协作来掌控选举的现象，往往被视作宪政民主的对立面。类似的看法在现实讨论中亦不鲜见。一些人受到欧美主流叙事的反向影响，形成了一种观念，即认为宪政选举软弱低效，似乎唯有具备超凡魄力的“天降猛男”才能将国家从困境中拯救出来。尽管这种观点在否定宪政民主的价值这一点上，与西方主流叙事站在了对立面，但究其思想内核，两者实际上共享了同一个基本预设——即强人政治与宪政民主是天然互斥、不可调和的两极。

而当我们回顾现实中美国政治与社会各界之间的关系时，我们会发现，美国历史上这两者之间的冲突与合作，远非《大地巡旅》中简单的一句“他们与哥伦比亚各界的社会机构与企业团体有着密切而微妙的联系。”可以概括的。尽管如今包括《明日方舟》笔下哥伦比亚在内的很多对美国的负面刻板印象会将美国塑造成“犹太资本操控的国家”或者“被企业寡头操控的国家”。但事实上我们需要明确的是，美国的宪政体制既不是光鲜亮丽的民主灯塔，也不是被寡头肆意玩弄的无趣程序。至少在很多地方它是充满了现实主义的精密计算和赤裸裸的灰色骨感的。强人政治与宪政民主在美国的宪政体制中并非绝对对立的两极。恰恰相反，在美国历史乃至民主党的发展脉络中，强人政治与恩庇主义始终在地方民主党机构乃至全国范围内政治人物的政治机器中都占据着不容忽视的位置。

如果各位读者有关注过美国新闻就会发现，美国的执法机关与黑帮之间维持着一种相当微妙的关系，执法机关容许黑帮在城市的部分地区施行一定程度上的自治。而警察的巡查范围则与黑帮活动范围秋毫无犯；实际上这并非现代美国才出现的事情，在美国历史上，腐败专制的黑帮与黑手党长期主导着城市基层，而在这个基础上，通过为支持者或利益集团定向输送资源（如公共项目资金）来维系权力。以政治腐败、腐烂基层和细致入微的移民控制活动为主的城市机器政治成为了美国北方政治的常态。

在《大地巡旅》的设定中，哥伦比亚自开拓区时代起便被认为拥有某种自治传统。然而，与之相对照，现实中同样以地方自治著称的新英格兰地区，其自治实践所依托的社会基础与最终呈现形态却迥然有别。新英格兰地区的社区自治，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逐渐塑造出一种相对内聚且注重地方事务的政治文化心理，其核心机制在于通过镇民大会、公民会议等直接参与形式，在最基层的社会单元内实现了较为广泛的民主实践。
然而，正如我们在前文相关分析中所指出的，哥伦比亚的设定环境在多个关键维度上均不具备孕育并维系此种基层自治传统的充分条件。因此，在哥伦比亚的叙事框架内，若要复现类似新英格兰地区那种基于稳定社区结构与特定文化心理的基层广泛民主形态，在逻辑上是颇难成立的。

而在美国南方，情况则更为复杂；美国南部自建国以来就受困于不同种族之间的矛盾，而在杰克逊时代后，美国南方给予白人男性作为民主主体的多数人暴政，依托建立在白人男性绝对男权社会与小农经济理想的基础上塑造出所谓"自耕农乐土"的“幸福共和国”幻想。然而伴随着美国内战后“激进重建”的失败与民主党因支持奴隶制而身陷龃龉，南方政治陷入了民粹主义者和波旁派民主党人的激烈冲突；最终，南方统治阶级利益的高度一致性与北方激进共和党夺权的失败使得北方最终同南方的政治精英们达成了妥协，南方的政治精英们得到了相当程度上的政治自治。随后南方的政治精英们便通过系统性的剥夺黑人的选举权，以承袭自杰克逊时代的“白人种族民主”为旗帜，将种族问题再度政治化，并由此缔造了以多数暴力压制异见的统治逻辑。而南方长期陷于种族矛盾与多数人暴政的现状，使得南方的民主党政治机器迅速滑向了强人政治和庇护主义政治相垄断的局势。

而在南方这些操控着政治机器的强人中，有许多我们熟悉的名字：休伊·朗，乔治·华莱士，汤姆·彭德格斯特以及爱德华·克伦普，这些政治强人通过政治献金、政法创新、贪污腐败、通过政治分赃构建个人政治机器以及煽动民粹主义乃至种族矛盾的方式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恩庇-侍从”体系为基础的政治机器；这些政治强人往往对当地的政治事物有着绝对的垄断权，克伦普没有参选过州长与发表公开演讲，却能控制田纳西州的政治经济事物乃至市长选举；而彭德格斯特甚至公开宣称：“我让谁当选，谁就能当选”（"I make the candidates, and they do as I tell them."这些政治强人构建起的政治机器往往呈现出官商勾结、腐败至极的场景，其中不乏非法的营生，例如彭德格斯特就通过酒类走私、赌场保护费、建筑合同回扣构建资金链每年赚取相当于当代3亿美元的巨额利润。而这些利润又被他用作政治献金和维护政治机器的润滑剂。

而提到彭德格斯特就不得不提到杜鲁门，杜鲁门作为著名的政治素人和穷人出身，在参与政治前破产多次，还参与过著名的“筹恤金进军”；这样一个人似乎很难和上文看上去极其腐败专横的美国政治机器扯上关系。然而，他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服役期间与彭德格斯特的侄子结识得到了同彭德格斯特见面的机会，并获得了后者的扶持；而杜鲁门很快在彭德格斯特的政治机器扶植下成为了密苏里州的参议员，他也因此得到了一个蔑称：“彭德格斯特的参议院”，尽管彭德格斯特后来入狱，其家族在密苏里州的政治机器也随之崩溃，但杜鲁门已经获得了踏入美国政界的“船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起码在现实中，民权与民主并不于强人政治所冲突，相反两者基于现实主义的精密计算，往往会颇为灰色幽默的结合在一起，并形成强力的纽带。

可以说，新英格兰地区以镇民大会为核心的文化人心态、北方城市中依托移民网络与公共资源分配形成的利益输送政治，以及南方以种族区隔与个人权威为基础的恩庇主义与强人政治，三者共同构成了美国基层政治复杂而多元的历史面貌。然而，当我们以此视角反观《明日方舟》中哥伦比亚的政治设定时，便会发现如下逻辑困境：哥伦比亚的拓荒社会结构与剧烈人口流动，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以及以工人和士兵为主体的人口使其在环境基础和社会构成上并不具备孕育类似新英格兰那种稳定社区自治传统的条件；而叙拉古黑帮势力因内部清洗所造成的实质空白，则使得类似于北方城市中借助帮派网络运转的政治机器难以在哥伦比亚落地生根；至于美国南方那种因长期种族对立与多数统治逻辑而催生的强人政治及相伴而生的庇护主义网络，在哥伦比亚的叙事语境中亦缺乏相应的历史动力与社会土壤。

简言之，哥伦比亚所呈现的基层社会条件，与现实中美国多元地域政治传统得以形成的各项前提之间，存在着显著的错位。因此，其最终呈现的政治体制若要与美国模式形成有说服力的对应关系，在逻辑上是颇为困难的。而鹰角网络在创作中为哥伦比亚强行赋予了诸多与美国政治体制高度相似的表征，并且在“甜甜圈丑闻”与多个哥伦比亚剧情中，将哥伦比亚的官商关系简单粗暴的理解为了官商勾结和资本利用政客；这毫无疑问是不经考究且不负责任的刻板印象。

哥伦比亚现实政治吐槽篇第五部分：哥伦比亚的昭昭天命
在《大地巡旅》的设定架构中，哥伦比亚被描绘为一个奉行优先发展军备与对外扩张策略的国家，这一取向在对其常备军规模的描述及“提前遏制”战略的相关内容中有所体现。此种塑造方式，显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现实国际政治中有关美国霸权外交行为的认知影响。然而，反观历史进程，美国对外政策中霸权倾向与扩张行为的形成，乃是多种地缘政治、经济结构及国内意识形态因素长期交织作用的结果，其军事力量的建设与全球部署的演变历程，亦远比文艺作品中常见的单维刻画要更为复杂与曲折。

与刻板印象不同的是，在美国历史上，其持有外交策略经常停留在孤立主义；这点在华盛顿的《告别演说》中体现的尤为明显，这与美国早期实力的弱小离不开关系。而美国的外交政策转向区域性扩张则要等到门罗与杰克逊时期。
伴随着拿破仑大军席卷伊比利亚半岛并废黜西班牙本土君主，西班牙与葡萄牙在拉丁美洲广袤殖民地的既有统治秩序遭受剧烈震荡。随着母国对其美洲殖民地控制力的显著衰退，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在何塞·德·圣马丁与西蒙·玻利瓦尔等杰出领袖的领导下再度高涨。至1823年前后，西属美洲大陆已基本摆脱欧洲殖民统治的束缚，一系列新兴民族国家相继宣告成立。这一地缘政治格局的根本性变动，既为美国提供了向西半球南部拓展政治影响力与商业市场的“新边疆”，同时也引发了美国国内对于这些新生国家内部治理能否保持稳定、以及此种不稳定态势是否会波及美国自身战略安全的深层忧虑。

拉丁美洲的独立浪潮被欧洲的旧君主制国家视为对既有君主秩序与殖民体系的重大挑战。因此，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以俄罗斯、奥地利、普鲁士等君主国为首，欧洲列强形成了以维护君主制正统、压制共和革命为宗旨的“神圣同盟”，其干预目标之一便是力图在拉丁美洲恢复殖民统治。与此同时，俄罗斯帝国已在北美西北海岸（今阿拉斯加一带）建立据点，并于1821年颁布敕令，将其在美洲的势力范围向南延伸，此举直接触及了美国在西海岸方向的扩张利益。尽管华盛顿总统在告别演说中曾告诫美国应尽量避免卷入欧洲的永久性同盟与政治纷争，但面对欧洲列强此时对美洲事务的积极干预态势，以及美国自身国力与战略利益的逐步增长，美国政府不得不重新审视其外交原则，并开始探索更具主动性的应对策略。

而这种倾向在1812年第二次独立战争后迅速增长，最终在詹姆斯·门罗击败了因二次独立战争期间反战投降而不得民心的联邦党并成为总统后成型；门罗在致涵安德鲁典杰克逊夺取东佛罗里达后；强迫西班牙签署《亚当斯—奥尼斯条约》，出售了佛罗里达地区。随着美国领土的扩张与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的进行，美国开始对欧洲列强位于拉丁美洲的殖民霸权发起了挑战；在1823年，英国外交大臣乔治·坎宁致函门罗，提议英美结盟，联合干预拉丁美洲事务。尽管门罗与前总统杰斐逊都认可了这一提议，但国务卿亚当斯反对这一决议。而门罗最终采取了亚当斯的意见，决定由美国单独行动，杜绝欧洲列强对拉丁美洲的影响；门罗1823年在其向国会提出的国情咨文中，提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在已经获得，并维持自由独立情况下的美洲大陆各国，今后不得被任何欧洲列强当做将来的殖民对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门罗主义”，这宣告了美国日后外交策略与扩张的方向。

尽管“门罗主义”为美国日后的外交策略与扩张方向提供了原则性的宣示，不过其本身仍与二战后的国际干涉主义外交相差甚远，此时的美国尚未形成向外强烈寻求商品市场与拓殖空间的普遍需求，因而这一战略目前尚且只是一种“以干涉主义的态度对待拉丁美洲、以孤立主义的态度对待欧洲”的“新大陆孤立主义”。但进入安德鲁·杰克逊总统执政时期，形势发生了显著变化：工业革命的深化与市场经济的扩展，带来了财富的急剧增长与产业结构的深刻变革，而持续推进的西进运动则促使越来越多的人口迁往西部成为自耕农。这些作为杰克逊重要选举基础的西部移民，对获取新土地、拓展市场空间有着日益迫切的需求。为回应这一诉求，杰克逊总统主要采取了两项政策：一方面，他对美洲原住民采取了系统性的强制迁移手段。通过迫使原住民部族接受不平等的《约耶寇塔条约》，美国当局以佐治亚西北部的土地换取了印第安人地区一块价值约500万美元但土地贫瘠的区域。杰克逊的继任者马丁·范布伦则以更为严厉的驱离手段，强制却洛奇人踏上向西迁徙的“泪水小径”，致使数以千计的人在途中丧生。这而这种强制迁徙、或者说侵略与驱逐，在此后的美国历史中还将反复上演，直至臭名昭著的伤膝河大屠杀事件，才在某种程度上划下了一个血腥的阶段性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