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现实历史篇吐槽第五部分：不可容忍
在公爵宣布哥伦比亚处于“不可饶恕的叛乱状态”并急于远征哥伦比亚之后，故事中关于哥伦比亚独立武装的组织过程却显得较为模糊。我们不禁思考：在缺乏一个明确的打击目标时，公爵的“镇压”究竟要针对谁？首先，根据鹰角“哥伦比亚独立武装由开拓军叛军和地方民兵组成”这一描述来看，哥伦比亚开拓军内部显然仍存在不希望独立的派系。而独立一方的领导层，除了提到梅兰德·塞勒涅倡导了独立运动之外，几乎没有进一步的叙述。如果哥伦比亚方面缺乏类似大陆会议那样明确的组织团体，那么边境领公爵其实完全有可能仿效现实中的英国——在通过《不可容忍法案》之后，通过收缴民兵武器和弹药等方式，较为直接地摧毁哥伦比亚的独立势力。

回看现实历史，在《独立宣言》颁布之前，北美殖民地已经召开了两次大陆会议，并通过了《联盟条例》，此时殖民地与不列颠之间在经济上已经形成了明显的对立态势。而在1776年正式宣布独立之前，大陆会议已于1775年6月14日和10月13日分别组建了独立于殖民地驻军的大陆军和大陆海军。正式宣布独立，实际上是在《橄榄枝请愿书》与不列颠的和解尝试失败之后，面对英国方面的强硬态度，不得已而作出的选择。
相比之下，鹰角对哥伦比亚独立领导层及独立武装形成过程的描写却极其模糊，此后也未能对独立方面的领导层进行更详细的展开。我们理解架空作品在篇幅和重点上会有所取舍，但这种关键信息与过程描写的缺失对于叙事逻辑和结构的完整都是致命的。

哥伦比亚现实历史篇吐槽第六部分：泰拉不保佑你们
我们首先需要明确一点：尽管美国后来逐渐走上了帝国主义的道路，但其独立战争本身，作为一场反抗不列颠帝国殖民暴政的起义，仍然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列宁曾评价道：“现代的文明的美国的历史，是由一次伟大的、真正解放的、真正革命的战争开始的。”在独立战争期间，大陆会议和各州的爱国者也采取了大量动员手段，推动美国人民参与到反抗不列颠帝国的斗争中来。虽然我们有时会开玩笑说“美国的国父其实是路易十六”，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没有美国底层人民对独立事业的支持，单靠法国的援助，美国很难战胜来势汹汹的不列颠帝国。

而鹰角在《大地巡旅》中也确实写到了一些开拓区民众支持独立武装、反对边境领公爵的努力：“在前线以外的其他地方，移民商人们向家乡送去信使，买下每一双握剑的手，希望异国的雇佣兵能够充实对抗公爵的作战力量。” 或许有人会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明日方舟》所蕴含的人民史观。但遗憾的是，鹰角并没有在这方面进一步深入论述哥伦比亚基层人民的支持对战局的影响。相反，在《大地巡旅》的叙述中，移民商人们的努力似乎无济于事，独立武装力量（此处鹰角出现了一处前后不一致的问题——在描述败退时写的是“独立军”，而实际上哥伦比亚独立武装力量改编为“独立军”是在马克·麦克斯加入独立势力之后才完成的；前后不到三百字的篇幅中便出现了这种低级错误）依然在边境领公爵的攻势下节节败退。

回顾现实中的美国独立战争，初期由于大陆军组织较为松散，也一度处于节节败退的状态，纽约甚至大陆会议所在的费城都曾被英军攻占，退守福吉谷的华盛顿也曾备受质疑。然而，大陆军最终依靠以华盛顿为核心的军官团对军制进行改革，通过取得关键军事胜利，并借助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杰斐逊等人的外交努力赢得了法国的大力支持，从而逐步扭转了初期的颓势。尽管在这一过程中，华盛顿和杰斐逊等人的作用十分突出，甚至成为美国“建国神话”的一部分，但如果没有大陆军全体将士和大陆会议的集体支持与共同努力，华盛顿的军事改革是难以实现的。事实上，战争中最关键的从来不是某个个体的成功或单纯的战场胜利，而是组织、动员、制度与集体行动的综合作用。

而在《大地巡旅》中，独立军态势的扭转却被归功于马克·麦克斯的个人能力与某种“机械降神”式的安排。正如我们之前所讨论的，真实的军事决策依赖于情报收集、地形勘察、敌情分析、后勤计算和大量试错——这些绝不是某一个智库仅靠推演就能达成的。《大地巡旅》忽略了美国底层平民踊跃参军与后勤支援的重要作用，忽略了在福吉谷由华盛顿与普鲁士军官冯·施托伊本等人共同推动的大陆军重整与改革，也忽略了美国外交团队在欧洲争取援助的艰苦努力。所有这些都被简化为凸显麦克斯个人天才的叙事工具。这显然与人民史观相去甚远。哥伦比亚“边境领叛乱”的历史意义，也因而从一场殖民地人民奋起反抗帝国压迫的解放战争，降格为马克·麦克斯的个人表演。

在哥伦比亚开拓区叛乱的叙述接近尾声时，《大地巡旅》提到了哥伦比亚的国家格言：“泰拉保佑我们”。这句话也出现在哥伦比亚篇的封面上。不难看出，这一表达显然借鉴了现实中的“上帝保佑美国”（God Bless America）。在现实中，“上帝保佑美国”与北美殖民地的宗教历史有着密切关联，其中最为直接的影响来自新英格兰地区的清教徒文化。不过需要说明的是，美国并非单一的新教或天主教国家——除了新英格兰的新教信仰，还有弗吉尼亚的自然神论者、宾夕法尼亚的贵格会和平主义者，甚至在西部还存在着影响广泛的摩门教运动。 而在鹰角所描绘的哥伦比亚中，关于殖民地宗教发展的描述几乎是缺失的（这或许在很大程度上与国内的审核制度有关）。于是，“上帝保佑美国”被直接替换成了“泰拉保佑我们”这样一句含义较为模糊的口号。当然，这一设定也并非完全没有逻辑上的合理性：考虑到明日方舟是一个拥有盘古大陆的世界观，如果居民形成了对代表大地与自然的神灵的泛灵论信仰，并由此延伸出“泰拉保佑我们”的口号，也并非不可理解。但遗憾的是，鹰角并未对这句口号产生的具体原因作出任何解释。

哥伦比亚现实政治吐槽篇第一部分：没有常识
在此前单围绕设定本身逻辑展开的政治吐槽部分，我们曾提到过，就政制本身的设计而言，哥伦比亚的设定基本上是对现代美国堪称刻板印象式的复制粘贴（还粘贴歪了）；而现在，我们将结合它的参考对象——现实中的美国制度——进行延展。 不过，在展开这一话题之前，我们得先谈谈美国的历史，毕竟任何一种制度的形成和发展都与其历史和当下的需要脱不开干系，尤其是像美国这样政治体系与宪法内容均同建国初期相差甚远的国家。若没有谢斯起义，若没有制宪会议，若没有康涅狄格妥协案，若没有南北战争，若没有“激进重建”的失败，若没有老罗斯福，若没有两次世界大战、越南战争和民权运动，美国能从最开始的邦联转化为如今的联邦基本上是不可想象的；后者与托马斯·潘恩及“建国先贤”的构想几乎完全不同，下面我们将作一段简短的阐述：

《大地巡旅》的哥伦比亚篇提及，哥伦比亚的"联邦之父"梅兰德·塞勒涅认为，唯有建立一个比城市联盟更具凝聚力的政治实体，开拓区方能有效抵御来自维多利亚的潜在干预与压力。然而，在现实历史中，美国联邦权力的强化确实经历了一段相当漫长且错综复杂的演进之路。美国独立之初，其政治架构更接近于一种兼具精英共和色彩与地方高度自治特征的邦联形态。根据1777年由大陆会议通过、并于1781年获得各州批准生效的《邦联条例》第二条之规定，"各州均保留其主权、自由与独立，凡未经本邦联条例明确授予合众国国会之一切权力、司法管辖范围及权利，均由各州保留"。在这一体制下，美国并无独立的全国性国家元首，邦联国会作为核心机构，不仅在休会期间需依赖"诸州委员会"处理日常事务，更受制于一系列关键权力的缺失：国会无权征收税赋，无法设立全国性的司法体系，亦无强制力保障其政令的切实执行，邦联政府的运作经费主要依赖各州的自愿认捐。

在《大地巡旅》的叙事框架中，哥伦比亚与维多利亚、高卢之间的外交互动在独立后似乎迅速归于沉寂，而现实里的美英法三边关系则展现出更为丰富且耐人寻味的图景。独立战争以1783年美英双方签署《巴黎和约》、英国正式承认美国独立而落下帷幕；然而，革命的成功亦伴随着沉重的代价。长年的战争使新生合众国背负了巨额的财政赤字，尤其是积欠法国、荷兰等国的大笔外债。在国内，大陆会议为筹措军费而大量发行的大陆币因缺乏硬通货支撑，加之后期印制量激增，导致了灾难性的通货贬值，以至坊间流传着"不值一张大陆币"（not worth a continental）的俚语，来形容其近乎一文不值的处境。更严峻的是，当时美利坚的征税权归属各州政府所有，邦联国会既无此权力，也无力应对战后爆发的大规模经济萧条。面对沉重的战争债务与财政困局，各州被迫纷纷加强税收征管力度，以缓解财政压力。

在此背景下，那些曾在独立战争中浴血奋战的底层民众，尤其是大批返乡务农的老兵，陷入了格外艰难的处境。以经济状况尤为严峻的马萨诸塞州为例，为偿还州一级的战争债务，州政府加大了征税力度。据记载，该州不仅推行了沉重的财产税，还开征了一项不论男女老幼、每人约50美元的人头税——这对于当时一个四口之家而言，意味着高达200美元的税务负担。而同一时期，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年收入往往不足50美元，根本无力承担如此高昂的税负。许多曾在战场上为反抗不列颠帝国苛捐杂税而奉献一切的老兵，战后回到家乡，却发现因无力偿还累积的税款与债务，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和家园正面临被法院查封与拍卖的命运。新兴的邦联体制未能给予这些曾为独立事业奉献牺牲的底层民众以应有的庇护，战前即已存在的社会不公在革命后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消解，这无疑令广大老兵与农民阶层感到深切的失望与愤慨。

尽管对马萨诸塞州州政府的经济失败报以深切的失望，马萨诸塞州的农民们一开始依旧希望和平解决问题，但是在数年的上书和和平情愿被州政府一再无视后；州政府的无作为很快被愤怒的老兵与农民阶层视为了政治上的背叛，他们认为马萨诸塞州州政府是一个由沿海精英控制的、腐败且自私的政府。挤压的民怨最终沸腾，演变成了武装反抗；很快在前大陆军上尉丹尼尔·谢斯的带领与策动下，马萨诸塞州西部的农民开始自称为“监管者”，并组织武装阻止法院开庭，以制止债务诉讼和财产没收。

尽管动用了武力，但是农民们的手段和诉求在此时依旧是相对温和的，他们只是希望州政府中止错误的政策，减免债务以停止对农民的盘剥与对财产的掠夺，并改革偏袒富人的1780年州宪法；但是面对农民们的合理诉求，马萨诸塞州的州长詹姆斯·鲍登最终采取了强硬手段，由于《邦联条约》的缘故，此时的美国邦联政府无法组织军队驱散群众的武装，因此州长只能通过由富商资助的私人军队进行镇压。面对州长的暴力镇压，农民与法庭的和平对抗很快演变为了双方的暴力冲突。直到1781年1月，在丹尼尔·谢斯率领起义军夺取斯普林菲尔德联邦军火库的尝试失败后，史称“谢斯起义”的反抗运动最终走向瓦解。

谢斯起义暴露出了《邦联条例》的问题和当时美国邦联制度的脆弱；在《邦联条例》的约束下，邦联政府无法决定征税的适宜，而各州也无力有效解决自身的财政和民生危机。同时邦联政府无法组织军队驱散群众的武装，只能依赖私人资助的州民兵。而对于此时由有产者和种植园主所组成的邦联政府来说，“谢斯起义”是他们最恐惧的“民主暴政”和“无政府状态”的现实写照。以汉密尔顿等人为代表的秩序派开始认为应当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以保护财产权、防止社会动荡。谢斯起义虽然失败，但是它迫使美国当局反思《邦联条约》存在的必要性，并推动了日后制宪会议的召开和美国国会的成立。

哥伦比亚现实政治吐槽篇第二部分：生于不义的制宪会议
在《大地巡旅》的叙事框架中，哥伦比亚政治体系的诞生被归结为三个主要来源：高卢思想家洛克与德拉布雷德的理论学说、梅兰德·塞勒涅的政治主张，以及马克·麦克斯的建策建言，而总统制的设立则被完全归于马克·麦克斯的个人构想。然而，任何政治制度的形成，皆是特定社会环境与经济基础共同作用的产物，作为哥伦比亚原型的美国亦不例外。美国民主体制的确立，并非如《大地巡旅》所描绘的那样，单纯依赖某种抽象的"自治传统"而自然生成；事实上，当代美国政治架构中至关重要的三权分立原则、政教分离制度以及宪政框架，其直接渊源均需追溯至1787年召开的费城制宪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