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斯起义虽然失败，但是其反映的邦联体制的脆弱与无能带给美国人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邦联制度面对经济萧条和群众起义的无能使得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包括“开国先贤”都开始反对这一原本被他们视作保障州权的制度。全国性的起义与萧条迫使美国这些曾极力维护州权的地主和有产者们聚集在费城制定一部新的宪法以取代《邦联条例》。
不幸的是，制宪会议事实上并不是人民公平民主的决定这个国家的未来，作为“开国先贤”的汉密尔顿曾直言：“我们这个制度是为了富人和有产者而设立的。”而也正如他所言，美国的农民和工人，妇女和黑人在这一体系中几乎被完全边缘化。与其说制宪会议是用民主的形式决定合众国的未来，不如说是一群吸着爱国者鲜血的权贵们的分赃会议。

而事实上，美国的制宪会议本身并非旨在确立某种特定的民主制度或民主精神，其根本目标在于建立一个拥有实际权力但权力同时受到约束的联邦政府，以挽救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美利坚邦联，并切实保障各州"主权"及各州人民"权利"的有效实现。在制宪会议召开之前，美国的各州已各自制定并施行了本州的宪法，因此制宪会议需要解决的两个核心问题便是：如何重新划分国家主权，以及如何设置联邦政府的权力结构。以杰斐逊等人为代表的民主共和思想倡导者，提出三权分立与政教分离的主张，其初衷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防范他们所忧虑的"多数人的暴政"；然而，这一最终为各州所采纳的政治架构，在日后的美国历史进程中，却时常被用于服务于白人有产阶层的利益。

经过与会代表深入而审慎的讨论以及必要的相互妥协，制宪会议最终确立了联邦制这一根本架构，由各州政府与联邦政府共同分享权力。而在前文的相关评述中我们已作过说明，《大地巡旅》中哥伦比亚所设置的三个政府分支，并非是对现实中美国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复刻，而是呈现为极其诡异的政府、议会与国防部三部门分立的格局。而反观历史，美国制宪会议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权力分立与制衡原则的创造性运用——这一原则的思想渊源主要来自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关于分权学说的系统阐述，并经制宪代表们的反复辩论与本土化改造，最终形成了一套精密的制度设计。（如果作为美国三权分立提出者的杰斐逊泉下有知，知道大洋彼岸他看不起的小黄人把他的三权分立曲解为了行政，立法和军权分立，想必会气的从坟墓里跳出来破口大骂。）此外，在征税问题上，宪法第一条第八款明确规定，国会有权“规定和征收税金……用以偿付国债、建立共同防御和增进合众国一般福利”。自此，联邦政府终于摆脱了以往对各州“乞求式”的财政依赖，获得了稳定且独立的财政来源。

对于哥伦比亚的总统选举方式及选举权问题，遗憾的是，《大地巡旅》的文本并未提供具体描述。我们无从知晓哥伦比亚的总统与副总统究竟通过何种程序产生，亦不清楚其是否设有任期时长与连任限制。书中仅有“马克·麦克斯被推举为哥伦比亚总统”“总统制由麦克斯提议建立”“通过民选产生总统人选”等极为模糊的表述。
反观现实中的美国历史，在制宪会议召开之前，并不存在一个正式的国家元首或总统职位。当时邦联层面事实上的最高职务由邦联议会议长担任。直至制宪会议期间，随着权力分立原则的确立与联邦权力的强化，选举权的制度设计问题才被提上议程，由此催生了著名的“康涅狄格妥协案”。

如前文所述，当时美国各州拥有相当程度的政治自主权及各自的州宪法。在选举权问题上，各州代表亦提出了不同的制度构想。弗吉尼亚州代表主张设立一个由两院组成的国家立法机构，其中众议院席位按各州人口比例分配，参议院成员则由众议院选举产生。这一方案显然将使人口较少的小州在国家政治格局中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因而一经提出便遭到小州代表的普遍反对。与之相对，新泽西州代表则提议建立一个“联邦”性质而非“全国性”的政府，保留现行的一院制立法架构，确保各州在该机构中享有同等数额的代表席位。
围绕选举制度的具体安排，制宪会议代表进行了长达数周的辩论与协商。最终，康涅狄格州代表罗杰·谢尔曼提出了一项关键性的妥协议案：国会由两院组成，其中众议院席位依各州人口比例分配，参议院席位则各州均等。这一被称为“大妥协”的方案确立了美国国会的两院制架构，至于总统选举的选举人团制度，则是制宪会议后续另行设计的制度安排。依据该后续设计，各州选举人票的分配普遍遵循“胜者全得”原则，即某一总统候选人在某州获得相对多数选民票后，该州的全部选举人票即归于该候选人名下。

关于《大地巡旅》中哥伦比亚选举制度的描述，有两点背景情况值得补充说明。其一，在哥伦比亚的设定中，该国公民在为总统选举感到自豪的同时，感染者群体亦被赋予了公民权——尽管他们仍需面对沉重的医疗费用与债务负担。然而，对比现实中的美国历史，建国初期对“美国公民”的界定其实相当狭窄且具有排他性。如前所述，新生的合众国在政体性质上更接近一种精英共和体制，民主参与及公民权利在很大程度上被限定于“拥有财产的白人男性”这一特定群体，而底层贫困白人、黑人、女性以及印第安原住民则被系统性地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这一特征在制宪会议达成的“五分之三妥协”中体现得尤为鲜明。为了平衡南北各州在国会众议院中的代表权及直接税的摊派比例，制宪会议代表经协商后最终规定，在计算各州人口基数以分配众议院席位与直接税税额时，每个被奴役的黑人仅按五分之三个人计算。此外，由于当时各州对选举权普遍设有财产资格等严苛限制，在乔治·华盛顿当选总统的时代，总统选举的实际投票率据估算尚不足3%。在《明日方舟》世界观对感染者存在极其严酷的迫害与压榨的整体背景下，哥伦比亚感染者享有公民权的设定，与现实历史中美国早期选举权和公民权的严格限制之间形成了颇为鲜明的反差。这一现象或许只能理解为创作过程中因考察未能尽全而偶然形成的刻板印象。

其二，在“总统谈话”一栏中，《大地巡旅》提及，哥伦比亚的总统选举与副总统选举系分别独立进行，且哥伦比亚民众更为看重副总统的选举。需要明确的是，在美国早期历史中，总统与副总统的选举最初并非分开进行，更准确地说，所有候选人是在同一份选票上共同竞逐，选举人团每人投两票，得票最高且过半者当选总统，次高者即为副总统。然而，在选举人团制度的实际运作下，1800年大选中出现了没有候选人获得过半数选举人票的僵局，直接暴露了这一制度设计的缺陷。这一危机最终迫使美国国会于1804年推动通过了宪法第十二修正案，明确规定选举人须分别投票选举总统与副总统。令人略感遗憾的是，在《大地巡旅》乃至《明日方舟》整体的剧情文本中，我们均未能寻获任何关于哥伦比亚宪法修正程序或类似宪法性文件的描述——甚至其宪法文本本身亦未见提及。

哥伦比亚现实政治吐槽篇第三部分：杰克逊民主的狂野征程
在哥伦比亚的设定中，该国呈现出一种持续的对外扩张倾向，这既体现于从未停歇的拓荒运动，也反映在从玻利瓦尔人手中“拯救”玻利瓦尔的军事行动之中。与此同时，在文化部分的描述中，哥伦比亚正经历着一场文化领域的激烈竞争，一方面积极宣扬哥伦比亚文化的优越性，另一方面则对其他文化加以贬抑。如此鲜明地强调扩张态势与排外主义倾向，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美国历史上安德鲁·杰克逊总统执政时期（即所谓“杰克逊民主”时代）的某些典型特征——而哥伦比亚副总统的姓氏恰好亦为杰克逊，这一细节进一步强化了此种联想。

但伴随着第二次大觉醒和美国西进运动的进行，运河的开凿与铁路的建设为年轻的合众国带来了交通革命；新型资产阶级和自耕农的政治力量不断壮大，并且对于传统的垄断阶层的厌恶和不满也在日益加剧；伴随着工业化浪潮而来的是大量作为曾经合众国支柱阶层的自耕农的破产，这种冲击催生出了美国强烈的反寡头与平等主义思潮（不过需要明确的是，这种平等局限于美国白人男性）在这一时期，美国诞生了诸如工人党（Workingmen's Party）和反共济会党（Anti-Masonic Party）这样带有强烈排外倾向和激进平等主义倾向的政党；虽然两个党的诉求和组织各有差异，但它们共同折射出了当时美国社会中更广大民众最普遍的政治诉求。

反观《大地巡旅》中的陈述，就哥伦比亚当局所推行的鼓励全民创业的政策而言，其显然不仅会催生出诸如莱茵生命和雷神工业这般的新兴工商业巨头，亦会导致数量相当可观的创业者因经营失败而破产失业，最终被迫加入拓荒者的行列；
而在哥伦比亚的时事剪报中，作为哥伦比亚老牌企业的“约翰老妈”，其“甜甜圈丑闻”暴露出了赤裸裸的金融犯罪和官商勾结。令读者感到惊讶的是，在哥伦比亚社会阶层分化日益明显，社会上个人主义式的赌徒心态的普遍与大量群众破产沦为拓荒者，以及梅兰德基金会和老牌企业毫不遮掩的官商勾结操控舆论的现状下，哥伦比亚社会居然还没有爆发大规模的社会和阶级冲突；甚至不论是剧情还是设定中，哥伦比亚人都鲜少表现出对哥伦比亚现状的不满，亦没有杰克逊时代前如工人党和反共济会党这样的激进平等民粹政党。
这实在令读者大为不解，鹰角一边塑造这种极端不稳定的社会环境，一边却让哥伦比亚人安于现状甚至对他们的国家感到满意，我们无法理解鹰角如此塑造除了对美国的社会现状进行非常迫真的黑屁外是否还能有其他的目的。

而且我们在上文提到过，哥伦比亚社会在设定中由于阶级对立的严峻和高压的社会环境将毫无疑问的处于极度的政治极化中，在这种情况下，哥伦比亚社会的共识只会变得愈发稀缺，即使是那些被奉为“伟大”的总统，在如此严峻的社会环境中，其支持率也难以维持高涨。鹰角在政治制度上照抄现实中的美国，却塑造了马克·麦克斯这样完全违背制宪会议精神与三权分立体制的存在。这种塑造毫无疑问是对现实中美国毫不负责任的负面刻板印象。
回到现实中的美国，现实中的美国的确存在过如鹰角笔下哥伦比亚一般底层群众疯狂内卷渴望获得阶级跃迁的时期，伴随着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美国西进运动的推进和工业革命的推动；当“平民总统”杰克逊乘着美国进步与激进平等的浪潮坐上总统之位时，美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市场革命。

伴随着工业革命带来的巨量的财富增长与产业变革，新的社会变革与社会阶层也在逐渐形成，在南方，奴隶制经济正在催生大量以黑奴劳动为基础的状元，而在北方，行会制度下的熟练工匠和工人群体也逐渐形成，成为新的小店主，小业主，小商人。在这一时期，早期工业资本主义在市场上无序的野蛮扩张在创造了无数诸如范德比尔特这般家财万贯的商业巨头的同时，也为那些富有冒险精神的中产阶级提供了大量的阶级跃迁机会和野蛮生长的空间，而在这个时代，个人的胆识和聪明才智也更容易转化为阶级跃迁的实际助力。
当然我们应该明确的是，这一时期的美国绝非人人都有金矿淘的净土；这一时期的美国政治充满了政治欺诈与腐败，恶劣的社会治安与司法体系制造了大量的社会动荡。而在经济上，由于州政府的职能羸弱，缺乏稳定的税收机制，市场中存在遍地的欺诈行为，事实上，倘若把这一时期的铁路大亨范德比尔特的发家史完整的展现出来，我们就会发现这完全是铁路工人的血泪史。

看上去明日方舟对于哥伦比亚社会这方面的描写似乎非常合理，随着科技进步和边境扩张促使所有人疯狂内卷；所有人都想借着狂野西部的淘金热摇身一变成为富有的企业家。但是我们需要明确的是，一切社会现象排除掉背后社会环境和阶级因素的影响，单谈论社会现象本身的行为都是耍流氓。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研究美国的这段历史，便会发现其背后的社会环境与阶级背景是鹰角笔下的哥伦比亚所完全不具备的。

在前篇论述美国建国历史的部分中，我们曾提及一个关键事实：早期的合众国，只有拥有一定财产的白人男性，才有资格享有完整的公民权并参与政治选举。而在当时以农业为经济根基的美国，实现阶级跃迁、获取财产的路径相对单一——那便是向西拓荒，获取土地。
对于当时广大的底层白人男性而言，土地的意义远不止于一种经济资源。它更意味着一种成为独立有产者的可能，进而意味着获得选举权，以及法律意义上更完整的自由人格。因此，向西挺进的拓荒运动，对他们来说绝非仅是一种经济生存策略，更是一条至关重要的社会上升通道。换而言之，若没有东部地区那种高度集中于精英之手的土地所有结构，以及建国初期以财产资格限定政治参与的精英共和体制所造成的社会压力，合众国早期如此大规模的群众性拓荒运动，是根本无从产生的。

然而，哥伦比亚的经济基础并非以农业为根基，其社会政治结构也并未呈现、更无从支持早期美国那种政治精英与土地资源高度垄断的格局。哥伦比亚作为一个依靠能源开采起家的殖民地，其依赖的是一种高度资本密集、技术驱动的经济，而非依赖土地分配的农业经济。而哥伦比亚也没有现实中那样“无地即无权”的制度压力。哥伦比亚的西进运动缺少了美国西进运动中最核心的“推力”：东部社会对底层白人的政治与经济压迫。
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明日方舟》设定中哥伦比亚所展现的西进运动，实质上缺乏与之相匹配的社会驱动力。我们只能遗憾地将这一设定，归为又一个因对美国历史缺乏深入理解、且未对世界观内部逻辑进行充分推敲，而造成的、照搬历史表象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