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家语》保存了最原始和可靠的材料。《家语》保存了一大批比较原始的文献资料,有许多地方明显地胜于其他相关古籍,具有重要的版本、校勘价值。(王承略,论《孔子家语》的真伪及其文献价值,《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家语》是“孟子以前遗物,绝非后人伪造所成”(庞朴,话说“五至三无”,《文史哲》,2004年第1期。),并且学术界已有学者考证《家语》是由孔子的孙子子思领编而成,(杨朝明,孔门师徒与原始儒家学派的构成,杨朝明著《出土文献与儒家学术研究》,台北:台湾古籍出版社,2007。)根据今本《家语》所附汉孔安国后序,可知《家语》的材料是由孔子弟子“各自记其所问”而成,所以《家语》保存的材料应是最原始的,这一点通过传统文献的比较也可看出。如:在《家语》中的《哀公问政》又见于《礼记·中庸》,将二者对勘,会发现《礼记·中庸》语言更为简练,似曾进行过修改、润色,这种改动明显带有西汉时期的政治风貌。本篇“为政在于得人”,在《礼记·中庸》中作“为政在人”,前者强调贤者的重要性,后者却是强调统治者的重要性。本篇“爵其能”,《礼记·中庸》改为“尊其位”;“笃亲亲”、“敬大臣”、“子百姓”、“来百工”几句,分别变成“劝亲亲”、“劝大臣”、“劝百姓”、“劝百工”,都反映了西汉政权高度统一,封建专制主义正在逐渐加强的特征。至于本篇中的“举废邦”在《礼记·中庸》中改为“举废国”,显然是避汉高祖刘邦的名讳。由此可断定,《礼记·中庸》晚于《孔子家语·哀公问政》显而易见。又如《贤君》部分可见于《说苑·政理》,在《家语·贤君》中作“孔子见宋君”,而在《说苑·政理》作“孔子见梁君”。清俞樾曰:“仲尼时无梁君,当从《家语》作宋君为是。”(向宗鲁,《说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这也说明《家语》早于《说苑》。尤其是战国竹简的出土进一步印证了《家语》材料的渊源有自。正是因为《家语》材料的原始性,所以其所记载的材料比其他传世材料更为可靠。例如关于颜回的生卒年寿,可以根据《家语》纠正《史记》传本之讹。(王承略,论《孔子家语》的真伪及其文献价值,《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其次是,《家语》记载的内容比其他研究孔子的资料更为完整。在有关孔子的研究上,《论语》是传统的第一手材料,但是《论语》篇幅短小,语言简略,难以尽展孔子等人思想言行的全貌。有一说,“论语”的“论”,有“选择”、“别择”的意思。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屯部》曰:“论,叚借为抡。”《国语·齐语》“权节其用,论比其材”韦昭注:“论,择也。”《荀子·王霸》“君者,论一相,陈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照之,以观其成者也”杨倞注:“论,选择也。”如果《论语》书名的“论”为选择之意,则《论语》应该是选自“孔子家”之“语”中的材料,这样《论语》就是“孔子语录”,《孔子家语》则相当于“孔子文集”(杨朝明,新出竹书与《论语》成书问题再认识,《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3期。),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内容上,《家语》都要高出《论语》很多。仅从规模上讲,《论语》仅有一万六千多字,而《家语》却比《论语》多出近四倍。朱熹在谈到读《论语》的方法时,引程子的话说,如果不通读全书,“终是不浃洽”,说的应该是准确理解、融会贯通的问题。《家语》详于《论语》,所记全面,又有孔子言行的生动情节,与《论语》相比,显然更能展现孔子的人品和思想。已有学者通过比较研究,证明《家语》从某种意义上讲,其价值甚至要超出《论语》。(杨朝明:《孔子家语·执辔》篇与孔子的治国思想,杨朝明著《儒家文献与早期儒学研究》,齐鲁书社,2002。) 第三是,利用《家语》有利于解决早期儒学中的一些学术问题。《家语》保存了某些独一无二的文献资料,是研究孔子、孔子弟子及先秦两汉文化典籍的重要依据。(王承略,论《孔子家语》的真伪及其文献价值,《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这些独有的文 献资料,有利于拓展对于孔子及其思想和有关学术问题的研究。例如:《家语》一书中有《弟子行》和《七十二弟子解》等孔子弟子的材料专篇,所列孔子弟子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人物有不同,经学者考证《家语》中所记弟子在许多方面显示出更为准确、可靠。(同上)这一研究有助于反思孔子弟子研究在资料运用及方法上的一些不足,进而开拓孔子弟子研究的新局面。同样,利用《家语》中的材料,可以推动因材料短缺而一直困扰学术界的“孔老关系”和早期“儒道”关系的研究、孔子的“五帝”“三王”观的研究等许多早期儒学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