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约翰·肯尼迪在达拉斯遇刺身亡，这件事至今让我印象深刻。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他如何被杀、被谁杀以及为什么被杀念念不忘。
我记得那是一个星期五晚上，我正在浴室水池的镜子前刮胡子，准备和朋友出去跳舞。有点耳聋的父亲大声问我：“约翰·肯尼迪遇刺是真的吗？”
“爸，你肯定听错了！”我大声答道。我擦干脸，什么也没想就出去了。半小时后消息传来，肯尼迪被送往帕克兰医院。
我永远记得，在戈万附近的火烈鸟舞厅，我听着平·克劳斯贝那首刚刚冲上流行榜榜首的《在星星上荡秋千》，舞厅突然因为肯尼迪遇刺沉闷下来。我们没有跳舞，坐在楼上谈论这件事。
对我这样的年轻人来说，肯尼迪承载着我无限想象。他应该是英俊帅气、魅力十足的人。也只有他这样生气勃勃、活力四射的人能够成为总统。尽管肯尼迪的形象在我的意识中固化，但我对刺杀事件的兴趣是被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激发的，在一次斯托克的晚宴上，我被布莱恩·卡特梅尔邀请发表演讲。
那时，斯坦利·马修斯、斯坦·莫滕森和吉米·阿姆菲尔德都在场。我记得当时自己很纳闷：“我来这里干什么？这里全都是伟大的球员，他们肯定更愿意听斯坦利·马修斯发表演讲，怎么会是我呢？”
但在晚宴期间，卡特梅尔问我：“你有什么爱好？”
“我没有时间搞业余爱好。”当时忙于执教曼联的我说道，“我家里有一张斯诺克球台，喜欢偶尔打一下高尔夫球，也爱在家看电影。”
卡特梅尔拿出一张名片对我说道：“我儿子在伦敦有一家公司，他有所有老电影的录像带。如果你想看电影，随时给他打电话。”
前天晚上，我刚到威尔姆斯洛的电影院观看了《刺杀肯尼迪》。布莱恩问我：“你对这件事感兴趣吗？”

当时，我已经收集了几本关于那件刺杀案的书。
“肯尼迪遇刺时，我在车队的第15辆车里。”布莱恩说道。
就这样，我们当时在斯托克，他突然对我说肯尼迪遇刺时，他也在车队里。
“你怎么会在车队里？”我问布莱恩。
“我曾是《每日快报》的记者，后来移民旧金山，并为《时代》杂志工作。”布莱恩说道，“1958年，我向肯尼迪政府申请参与选举报道工作。”
当肯尼迪宣誓就职美国总统时，布莱恩正在飞机上。
这种个人的关联让我对肯尼迪刺杀案更加着迷，开始参加各种拍卖会，收集相关资料。一个从美国来的小伙子通过媒体得知我对这件事感兴趣，就给我送来肯尼迪的验尸报告。我在训练基地保留了几张照片——一张是我在拍卖会上买的，另一张是别人给我的。我还在拍卖会上花3000美元拍下杰拉尔德·福特签名的《沃伦委员会报告》。
1991年，为了庆祝结婚纪念日，凯茜和我再次回到美国。我们去了芝加哥、旧金山、夏威夷、拉斯维加斯，还去了得克萨斯州的朋友家，最后到达纽约。自那以后，我们经常去美国。我补充藏书的速度加快了，约翰·肯尼迪最权威的传记可能是罗伯特·达莱克所著的《未完成的一生：约翰·肯尼迪1917-1963》（又译《肯尼迪传》），值得一读。作者查阅了肯尼迪的病历，发现肯尼迪患有爱迪生氏病和肝脏疾病。他能活着就是个奇迹。
在肯尼迪担任总统的3年时间里，经历了很多斗争，包括失败的猪湾入侵，他为此承受了不少指责，还有种族歧视、冷战、越南战争和古巴导弹危机。医疗保险是另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就像如今的美国一样，这可不是件小事。还有一则趣闻，说明足球是这个世界上最受欢迎的运动。你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如何在1969年意识到苏联正在古巴部署导弹的吗？答案是足球场。中央情报局通过航拍发现苏联工人在古巴修建足球场，古巴人是不踢足球的。亨利·基辛格胆大心细，他一下就懂了。

通过阅读肯尼迪家族的故事，我接触到了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大卫·哈伯斯塔姆所著的《出类拔萃之辈》我尤为推崇。它着重讲述了美国出兵越南的原因，以及肯尼迪兄弟被骗的谎言。甚至连肯尼迪家族的朋友、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也在误导他们。退休后，他为此向肯尼迪家族道歉。
2010年夏天的美国之旅中，我去了葛底斯堡，并在普林斯顿大学与撰写《自由的战吼》的美国内战历史学家詹姆斯·麦克弗森共进午餐。此外，我还参观了白宫。我对美国内战的痴迷始于有人赠予我一本关于内战将军们的书，内战双方都有十几名将军，有些将军还是教师出身。有一天，戈登·布朗问我在读什么书，我回答“美国内战”。布朗说他会寄一些磁带给我，很快我就收到了加里·加拉格尔的35段演讲录音。加拉格尔后来和詹姆斯·麦克弗森一起研究海军在内战中的作用，这是一个罕见的研究方向。
赛马是我的另一个爱好，也是另一种解压方式。前曼联主席马丁·爱德华兹有一天打电话对我说：“你应该给自己放一天假。”
我回答：“我很好。”
但当时我正处于凯茜所谓的“你会累死自己”的阶段。即便下班后回到家，我也会一直打电话到晚上9点，满脑子都是足球。
我在1996年买了我人生中的第一匹马。我在和凯茜结婚30周年纪念日那天去了切尔滕纳姆，第一次见到毫不起眼的爱尔兰驯马师约翰·穆尔赫恩，我们一起吃了午饭，晚上又和他们去伦敦共进晚餐。事后我忍不住问凯茜：“你想买匹马吗？我想我能够通过买匹马来减压。”
“怎么突然想买马？”凯茜问道，“亚历克斯——你的问题在于你以后会想买下所有该死的马。”
但它确实为我打开了减压的阀门，比起待在办公室里，或是在没完没了的电话尬聊中浪费时间，我可以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马场上。这是一种令人愉悦的消遣，可以让我从繁重的足球工作中解脱出来——这就是我投身其中的原因，让我能够摆脱工作的压力。和“好朋友”（马匹名）一起赢得雷克萨斯追逐赛以及安特里碗这两场一级赛事冠军是我的高光时刻。在安特里碗比赛的前一天，曼联在欧冠联赛中被拜仁慕尼黑击败。一天前我还垂头丧气，第二天我就在利物浦赢得了一场一级赛事。
我的第一匹马，“昆士兰之星”，是以我父亲参与建造的一艘船命名的。驯马师告诉我，这匹马之前从未拿过冠军。现在我已经有六七十匹马，对大约30匹马持有股份。我对海克利尔财团很感兴趣，经营这个财团的哈里·赫伯特很有个性，也是出色的推销员。你能通过他知道马匹情况如何，因为他每天都会给你反馈信息。
“直布罗陀之岩”是一匹神奇的马，是北半球首匹连续7次赢得一级赛事冠军的小马，打破了“米尔瑞夫”保持的纪录。它以我的名义参加比赛，这是我与爱尔兰的库尔摩尔赛马公司达成的协议。我认为我拥有这匹马的一半所有权，而他们却说我有权得到一半奖金。这个分歧后来解决了，当我们达成协议承认双方都有误解时，分歧就不存在了。
显然，我对赛马的兴趣和俱乐部股东对我的要求发生了冲突，当有人在年度股东大会上执意要求我辞职时，我感到很尴尬。我不得不说，我从来没有背离曼联主帅的职责，更不会为赛马过度分心。我有一位名叫莱斯·达尔加诺的优秀家庭律师，代表我处理了这个麻烦。这没有影响我对赛马的热爱。我现在和约翰·马尼埃关系很好，他是库尔摩尔赛马公司的主要负责人。

赛马让我学会放松自己，就和阅读书籍、收藏葡萄酒一样。1997年，我开始正式收藏葡萄酒，那时候我遇到了一些困难，并意识到我需要做点其他事情转移注意力，学习葡萄酒知识在这方面也起到了帮助。我开始与当代艺术的大收藏家、我的邻居弗兰克·科恩一起购买葡萄酒。弗兰克出国后，我就开始自己收藏葡萄酒。
我不敢自称葡萄酒专家，但我确实略知一二。我知道好的年份和好的葡萄酒，能品鉴葡萄酒的好坏并辨认出它们的一些特性。
为了钻研葡萄酒，我还专程前往法国的波尔多和香槟区，但我通常还是通过读书，以及在午宴和晚宴期间与葡萄酒经销商和专家聊天，补充葡萄酒方面的知识。这太令人兴奋了。我曾与葡萄酒专家兼电视节目主持人奥兹·克拉克和葡萄酒商人约翰·阿米特共进晚餐。而科尼和巴罗葡萄酒吧提供的午餐美极了。他们会谈论葡萄，还有葡萄酒的年份，他们的话题我不太懂，但我真的很着迷。也许我应该多了解一些关于葡萄的知识，那才是一切葡萄酒的基础，当然我很快就掌握了一些实用的知识。
2010年秋天，我被人问及关于退休的事情，我随意答道：“退休是年轻人的事，因为他们有其他事情可以做。”到了70岁这个年龄，一旦退休，由于无所事事，精神世界很快就空虚了。你必须为退休后的生活做好准备，让自己退休后马上有事可做。我指的是退休第二天，而不是100天后才有事可做。
当你年轻的时候，偶尔一天工作14个小时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你必须建立自己的声望，而唯一的方法就是努力工作。通过这些方法，你为自己培养了一种敬业精神，等到组建了家庭，这种态度就会影响家人。我的父母把他们的敬业精神传给我，而我也传给了子孙。趁着年轻，你可以为以后的生活打基础。随着年龄增长，你必须管理好自己的精力并保持健康。人们都应该保持健康，控制食欲。我从来不嗜睡，但我每天会保证睡五六个小时，这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有些人醒后赖床，而我永远做不到这一点。我醒来就会立即起床，整装待发，从不会躺在床上虚度光阴。

你已经睡得足够多了-这就是你醒来的原因。我会在早上6点或是6点15分起床，然后在7点抵达训练基地。我家和训练基地之间只有15分钟的车程，这是我的习惯，这种作息规律从未改变。
我是战时出生的一代，这也意味着你出生了，以后只能靠自己。你是安全的，有图书馆、游泳池和足球。你的父母一直都在工作，所以要么是你的奶奶来看看你是否安然无恙，要么是你到了能够自己照顾自己的年龄，就开始独立生活，这就是规矩。我妈妈过去常说：“那是肉馅，那是马铃薯，你要在下午4点30分把它们放进锅里。”所有东西都准备好可以煮了，我要先开火等父母下班回家。我爸爸会在下午5点45分左右到家，进屋就要吃饭——那是我的工作。然后把灶台清理干净，这些都是我放学回家后要做的家务。我和弟弟在晚上7点钟才能做作业。
那是一种简单的生活，少了很多现代化设备的帮忙。
现在，人们都生活在温室里。他们从来不去造船厂，也从来不进矿井，很少有人从事体力劳动。现在的人越来越溺爱孩子，包括我的儿子，他们为自己孩子做的，比当年我为他们的付出多很多。
他们参加的家庭活动比我多，例如和孩子一起野炊，我这辈子从来没有组织过野炊。我只会说：“孩子们，去玩吧。”我们在阿伯丁的房子旁边有一个操场，孩子们每天都在那里玩耍。我们1980年才有了录像机，画面都是雪花，很糟糕。科技进步带来了CD和DVD，现在我的孙子在电脑游戏中能组建自己的梦幻球队了。
我对孩子们做得不够，凯茜一直在照顾他们，她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她会对我说：“等他们长到16岁，就会理解爸爸了。”这确实是真的。随着他们渐渐长大，与我的关系变得越来越融洽，三兄弟也非常亲密，这让我非常高兴。凯茜得意地说：“我早就告诉过你了。”
“是你把他们培养出来的。”我这样告诉凯茜，“如果我对三个孩子说你坏话，他们会杀了我的，你还是家里的老大。”

在这个世界上，成功没有秘诀，关键在于努力工作。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的《异类：不一样的成功启示录》不如叫作《努力工作》或《努力奋斗》。书中的例子可以追溯到卡内基和洛克菲勒身上，我非常喜欢书中关于洛克菲勒的一个故事。这家人经常去教堂做礼拜，有一次，捐款盘快传到他们面前，每个做礼拜的人都捐了一块钱。小洛克菲勒对爸爸说：“爸爸，如果我们直接给他们50美元，算做一年的捐款，那不是更好吗？”
“是的。”父亲回答道，“但是我们会损失3美元的利息，孩子。”
他还指导管家怎样让同样的柴火多烧一个小时，以及如何用这种方法生火，要知道他可是个亿万富翁。
洛克菲勒认真对待工作的态度使他养成了节俭的习惯，他从不会浪费，这一点我感同身受。即使到今天，如果我的孙子剩饭，我也会吃掉。我对我的三个儿子也是这样要求。“不要在你的盘子里留下任何东西”是一句箴言。现在，如果我接近马克、杰森或达伦的食物，他们会砍掉我的手！
努力工作是最重要的。
当然，努力工作的强度随着年龄增长，会对身体造成一种无形的负担。在这些因素作用下，我的心脏出了问题。有一天早上在体育馆，我看到心率带上的数字从90跳到160。我找到力量教练迈克·克莱格，并抱怨道：“这心率带一定有问题。”
我们换了另一条心率带测试，还是一样的结果。迈克说道：“你需要去看医生，这样的心率不对头。”
医生把德里克·罗兰德斯推荐给我，他曾为格雷姆·索内斯治过病。我的病是心脏肌纤维震颤，他建议我尝试电击疗法控制心率。7天后，我的心率恢复正常。然而，在下一场比赛中，我们输了，我的心率又加快了。我责怪球员，用一场胜利就能让我的心率保持在正常范围之内。电击治疗的成功率是50％-60％，但现在我知道自己需要对心脏采取保护措施。医生建议安装心脏起搏器，并每天服用一片阿司匹林。

2004年3月，植入心脏起搏器手术花费了半个小时，我在屏幕上观看了手术的整个过程，我永远记得那喷涌而出的鲜血。通常一个起搏器能用8年。2010年秋天，我再次更换起搏器。那次手术我全程在睡觉，随后通过会诊，我被告知仍然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比如锻炼、工作、喝葡萄酒。
我承认，最初心脏出问题确实让我不安。前一年我做过一次健康检查，心率是48。球衣管理员阿尔伯特·摩根曾对我说过：“我还以为你没有心脏呢。”我当时的身体非常好，然而一年后，我的心脏却需要一个起搏器辅助了。这件事告诉我，变老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都会受到年龄增长的影响。你以为自己坚不可摧，事实上我也确实这样想过。你要知道，生命之门总有一天会在你面前关上，但那一天到来之前，你总觉得鬼门关离你很远。事实上，上帝随时都能把索命索套在你身上。
我年轻时，会在球场边上蹿下跳，踢脚下的皮球，让自己沉浸在比赛的每个细节当中。随着年龄增长，我变得成熟温和了。最后，我倾向于观察而不是投入其中，尽管有些比赛仍然让我恨不得披挂上场。我时不时还是用行动向裁判、球员和对手证明我宝刀未老。
关于健康，我想说的是，如果你得到了这方面的警告，那就得注意了。听从你的医生，遵从医嘱，接受身体检查，控制体重和饮食。

我很高兴，自己只需要读书，就能从工作和生活的纷扰中解脱出来。如果我把客人带到我的书房，他们会看到关于总统、首相、纳尔逊·曼德拉、洛克菲勒、演讲艺术、尼克松、基辛格、布朗、布莱尔、蒙巴顿、丘吉尔、克林顿、南非以及苏格兰历史的书籍。戈登·布朗关于苏格兰社会主义政治家詹姆斯·马克斯顿的著作也在其中，还有关于肯尼迪的所有资料。

身心轻松时，我会拿起埃德蒙·希拉里和戴维·尼文的作品。然后再探索犯罪的黑暗面，例如读些关于科雷兄弟和美国黑手党的书。

在我的工作中，我是如此地专注于体育，以至于我平时很少阅读体育方面的书，但书架上也有一些入门类的，如戴维·马拉尼斯所著的《当自尊仍然重要时》是绿湾包装工队的伟大教练文斯·隆巴迪的自传。读这本书时，我在想：“这本书写的就是我，我跟隆巴迪没什么区别。”我俩对体育的那种痴迷如出一辙。我非常认同隆巴迪的一句名言：“我们没有输掉比赛，只是时间不够而已。”

第十一章 范尼
2010年1月的一个雪夜，我在家中收到范尼斯特鲁伊发来的一条短信：“我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我，但我需要和您通电话。”我的老天，这是怎么回事？我对妻子凯茜说道：“他4年前就离开曼联了。”凯茜回答：“他想干什么？想回曼联？”
“不，别傻了。”我告诉她。
我完全不知道范尼斯特鲁伊想干什么，但我给他回了短信：“OK。”于是他给我打了电话。我们寒暄过后，他说他经历了一些伤病，现在已经康复了，却得不到比赛机会。然后他表明了来意：“我想为自己在曼联最后一年的行为向您道歉。”
我欣赏那些勇于承认错误的人。在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现代文化中，人们已经忘记了还有“对不起”这个词。足球运动员被主教练、俱乐部、媒体、经纪人或是朋友宠着，他们只会告诉球员他有多棒。遇到一个人，能在很久以后拿起电话说：“我错了，我很抱歉。”感觉非比寻常。
范尼没有过多解释，或许当时我应该抓住机会问他：“为什么当初事情会发展到那种地步？”

那个冬夜，我仔细琢磨范尼给我打电话的意图，我知道当时有两三支英超球队想签下他，但我认为这不是他想向我致歉的原因。他没有必要为了在英格兰的另一支球队踢球而修复自己与曼联的关系。也许这是一种内疚情结，他可能已经想了很久，在那个阶段，他无疑变成了一个更成熟的人。
我们关系出现问题的最初迹象，来自于范尼开始对卡洛斯·奎罗斯喋喋不休地说C罗的坏话。他和C罗有过一些冲突，但没有严重到无法控制的地步。然后范尼把枪口转向加里·内维尔，不过加里已经做好准备，范尼没有得逞。大卫·贝利昂似乎是另一个让范尼生气的人。在范尼效力曼联的最后一个赛季里，球队内部有不少争吵，但主要还是范尼攻击C罗。
在2004／2005赛季末，我们打进足总杯决赛，对手是阿森纳。当时范尼的表现很糟糕。就在前一个星期三，他的经纪人罗杰·林斯找到大卫·吉尔，提出转会申请，范尼想离开。
吉尔表示球队周六要踢足总杯决赛，主力中锋此时提出离队非常不妥。吉尔问罗杰·林斯为什么范尼想离队，罗杰·林斯的回答是范尼认为球队没有发展，不相信我们能赢得欧冠冠军，还断定我们无法靠鲁尼和C罗这样的年轻球员问鼎欧冠冠军。
在足总杯决赛后，吉尔给罗杰·林斯打电话，让他带范尼来和我们一起开会。我们的态度很强硬，因为皇家马德里不会为范尼支付3500万英镑转会费，这是显而易见的。我相信这就是范尼要求离开的原因。如果皇马爽快地掏出这笔钱，他就没有必要亲自推动转会。他希望能和俱乐部讨价还价，找到曼联可以接受的最低价。这真是个愚蠢的想法。
会上，范尼明确说明他不想等待C罗和鲁尼成熟。
“但他们都是伟大的球员。”我告诉他，“你应该引导这些年轻球员，帮助他们。”但范尼还是说他不想再等了。

“听着，我们打算在夏天签一批球员，让球队回到正轨。”我说道，“我们不喜欢输掉决赛，不喜欢输掉联赛。但当你打造一支球队时，必须有足够的耐心。不仅是我，球员也要有耐心，相信球队会好起来的。”范尼最终接受了我的观点，我们握手言和。
那个赛季，我们在1月的转会窗签下了维迪奇和埃弗拉，没想到他们间接引发了我与范尼最大的一次冲突。在联赛杯中，我始终让萨哈当主力。最后当我们杀入决赛时，我对范尼说：“听着，现在球队进入决赛，如果我这个时候不让萨哈首发，对他就很不公平了。我知道你喜欢踢决赛，希望我能给你一点上场时间。”我确实说过这番话，这是毫无疑问的。
对阵维冈竞技的那场决赛，我们稳稳地控制住局面，我认为这是让埃弗拉和维迪奇体验大赛的绝佳机会，感受一下与曼联一同赢得冠军的滋味。让他们占用了最后两个换人名额。我转身对范尼说：“我要给两位新人一点比赛时间。”范尼直接骂街了，“你这个···”我永远记得那个场景，奎罗斯怒了，替补席的其他球员都愤怒地呵斥范尼：“你得规矩点。”
他已经断了自己的后路，那次事件之后，他的行为越来越出格。那就是范尼曼联生涯的尽头了，我知道我们永远不会让他回到队中。
在那个赛季的最后一周，我们需要赢下和查尔顿的收官战。萨哈当时有伤在身，球队不堪一击。即便如此，我依然不想给范尼机会。
奎罗斯到范尼的房间告诉他：“我们不会带你参赛，回家吧。你这一周的行为让我们无法容忍。”
那一周，范尼在训练场上踢了C罗一脚，并说道：“你想怎么样？向你爸爸告状？”C罗那时刚刚丧父。范尼口中的“爸爸”指奎罗斯。他可能是说话没过脑子，但C罗却怒不可遏，冲上去想教训范尼。奎罗斯也被这样的冒犯弄得很不高兴。正如你所预料的那样，奎罗斯在曼联很照顾C罗，两人也都来自葡萄牙。C罗刚刚丧父，如果他不能向平时无微不至照顾他的奎罗斯求助，又有谁可以倾诉呢？

整个事件非常令人寒心，范尼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不知道。我无法确定他是不是为了离开老特拉福德故意这么做。其实这样破罐子破摔，对他没有任何好处，反而会失去其他球员的尊重。
范尼的离开真让人遗憾，因为他的数据太出色了，他是我们俱乐部最伟大的射手之一。不过，他为球队效力两个赛季以后，就出现了问题。当时他正在争取一份新合同，要求在新合同中加入可以允许他离队加盟皇家马德里的条款。具体来说就是，如果皇家马德里给出一个特定的金额，曼联就得将他出售。这个条款相当于一个违约金条款。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很久，我认为，如果我们不让步，范尼就不会续约。相反，如果让步，我们会失去主动权，下个赛季就有可能失去他。
因此，我们在新合同中标注了3500万英镑违约金，我们认为这个数字会吓退他的所有追求者，包括皇家马德里。范尼和他的团队同意了。我对吉尔说道：“如果皇家马德里明年再来求购范尼，并给出3500万英镑，至少我们也在他身上赚了一倍。如果皇家马德里不来求购，我们就可以把范尼剩余的两年合同履行完，那时他已经29岁了。届时我们就已经用了他4年，可以让他离开。”我们的设想很好，但范尼签完合同就变了。效力曼联的最后一个赛季，他变成刺儿头，从球迷追捧的偶像，变成不得民心、人人喊打的反面典型。
回想当初，我的弟弟马丁·弗格森留意到为海伦芬踢球的范尼，他对我说：“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小伙子，他看起来确实很有能力。”球探评价如此之高，我需要采取行动了。我们再次考察范尼，得知他在一个月前就和埃因霍温签约。这让我感到很遗憾，但是没有办法，那笔交易似乎已成完成。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持续关注他的动态，并在2000年采取了行动。

国际比赛日期间，我在西班牙短暂度假时得知范尼没有通过俱乐部的体检。队医查出范尼十字韧带损伤严重，但埃因霍温不接受，并坚持说范尼只是韧带轻微拉伤，不会影响他通过体检。然而曼联队医迈克尔·斯通拒绝在体检报告上签字，我们便把范尼送回埃因霍温。埃因霍温为了证明范尼身体没问题，让他上场训练并全程拍摄。在训练中，范尼膝盖彻底报废，倒地后痛苦地尖叫。我们该怎么办？
我告诉马丁·爱德华兹：“如今这个时代，如果照料得当，几个月后球员就能从这种严重伤病中恢复过来。”
范尼接受美国科罗拉多的理查德·斯蒂德曼医生的治疗，赛季末回归，缺阵近一年时间。在埃因霍温对阵阿贾克斯比赛中，他的移动能力没有因为这次重伤受到影响，速度没有变慢。其实他不是依靠速度的前锋，禁区内的敏锐嗅觉才是他的杀手锏。最终，我们在2001年签下他。
在他康复期间，我去了他家看望他，并告诉他，无论伤势如何，我们都将把他带到老特拉福德。这对他来说是一颗定心丸，因为我觉得他在职业生涯的那个阶段，应该不会那么目中无人，毕竟他只是个来自乡下的淳朴孩子。
忘了所有的拉边和抢断吧，范尼是那种典型的意大利式传统中锋。在20世纪60年代，尤文图斯就有一位名叫皮埃特罗·阿纳斯塔西的中锋，他在比赛中看似作用不大，但就是能突然用进球帮助球队赢得比赛。
这就是称霸那个时代的中锋类型，你让他们在禁区里做自己的工作就好，范尼就是这种球员。球队必须为他创造机会，他才是完美的门前终结者，也可以完成一些不可思议的进球。
实际上，范尼是我见过最自私的终结者之一。他痴迷于自己的进球数，这种对进球和个人数据的执着精神使他成为伟大的门前杀手。他对参与球队进攻组织、一场比赛跑多少距离和冲刺多少次都不在意，他唯一感兴趣的就是自己进了多少球。他一剑封喉的能力炉火纯青，闪到对方防守球员一侧，然后快速起脚射门，完成致命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