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把此事告知了米克·费兰，他觉得安排他们一同受访可能有点刻意和做作。鲁尼的慷慨大度给C罗留下深刻印象。他觉得自己与队友反目成仇，英国媒体也会让他体无完肤，他已经认为自己不可能回到曼彻斯特了。鲁尼也多次打电话安慰他，劝他不必在意。这不是两名曼联队友第一次在国际赛场上发生冲突。1965年苏格兰对阵英格兰，是诺比·斯泰尔斯代表英格兰国家队出战的第一场比赛。他走到自己的曼联队友、苏格兰国家队球员丹尼斯·劳身旁说道：“祝你一切顺利，丹尼斯。”诺比很崇拜丹尼斯，但丹尼斯的回答却是：“滚开，你这个英格兰混蛋。”
听到这句辱骂，诺比蒙圈了，不知所措。
C罗当时确实跑到裁判那里施压，让鲁尼陷入麻烦，这在现代足球中很常见。但那是一场世界杯比赛，当时C罗只想着一件事——为他的国家赢得荣誉。他没有考虑下个赛季为曼联踢球的事。C罗确实后悔了，我们去看他时，他显然明白这究竟意味着什么，那个眨眼的动作被队友误解了。葡萄牙主帅告诉他不要惹麻烦，而那个眨眼动作并不是要向替补席上的人传达鲁尼在自己施压被罚下后的喜悦。当C罗对我说他不是表示“我把他弄下去了”的时候，我相信他。
我们在葡萄牙的一座别墅见面，并吃了午饭，豪尔赫·门德斯也在场。鲁尼的电话让C罗改变了离队的主意，并让他不再担心。我对C罗说道：“来到曼联，你就是最勇敢的球员之一，但离开可不是勇气之举。”我以1998年贝克汉姆为例子，“当时的情况和现在完全一样，他们在伦敦的酒吧外对贝克汉姆的假人施以绞刑，就好像他是魔鬼的化身，但贝克汉姆用勇气回击了这一切。”
那件事发生后，贝克汉姆在曼联的第一场比赛就是对阵西汉姆联，这可是在英格兰国家队经历了这样一场惨剧后最不应该去的地方，但贝克汉姆表现非常出色。“你必须挺过去。”我告诉C罗。回到曼联后，C罗的下一场比赛是在一个周三晚上做客伦敦对阵查尔顿。一开始，我在包厢里看到一个当地人破口大骂，那些辱骂简直不堪人耳，“你这个葡萄牙**！”已经算是好听的了。中场休息前5分钟，C罗接球后连续过掉4名球员，一脚射中横梁内侧入网。在那之后，那家伙再也没有站起来。他泄气了，也许他认为是自己的尖叫和辱骂刺激了C罗。

那个赛季C罗有一个良好的开局，并且和鲁尼相处得很和谐。这些年轻人之间难免会有冲突，就算C罗当时没有向裁判施压，鲁尼也会被罚下的。换句话说，C罗的介入对此影响不大。我很欣慰他们能化干戈为玉帛，得以让C罗留在球队里，最终我们披荆斩棘，并于2008年在莫斯科赢得欧冠冠军。2012年夏天，我和彼得·舒梅切尔以及山姆·阿勒代斯一同参加了由英国广播公司的丹·沃克主持的访谈节目。一位观众问道：“C罗和梅西，谁是更好的球员？”我的回答是：“C罗的身体素质比梅西更好，滞空能力更强，左右脚能力均衡，而且速度更快。梅西呢，当皮球碰到他脚下时，他身上会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就好像皮球落在一堆羽毛上一样。梅西的低重心感极具破坏性。”
舒梅切尔认为C罗可以在一支弱队踢球，而梅西不行。这是一个公正的观点，但梅西依然会用他脚下的皮球创造出伟大的时刻。舒梅切尔的观点是梅西依赖哈维和伊涅斯塔给他传球，其实C罗也一样，需要有人不断给他喂球。每当有人问我C罗和梅西谁是更好的球员时，我无法说出一个确切答案，因为把其中任何一人降到第二位都是不对的。
对我来说，和C罗在曼联的精彩表现几乎同样重要的是，在他离开曼联加盟皇家马德里之后，我们仍保持密切关系。这条情感纽带没有因为我们分离而中断，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在人人皆为过客的足球行业中，这是一个幸福美满的结局。

第九章 罗伊·基恩
罗伊·基恩是一名精力充沛、胆识过人、血性十足，对比赛和战术有着良好直觉的球员。在我们合作的那段时间里，他是更衣室里最有影响力的人。他能确保更衣室充满活力，为我分担了很多工作，一个管理者永远不会无视球员的这种帮助。
2005年11月基恩离开曼联的时候，我们的关系已经彻底破裂了，我对最终导致他加盟凯尔特人队的一系列事件有着强烈的看法。但首先，我应该说明为什么他是我们俱乐部巨大的推动力。
如果罗伊·基恩认为你没有为球队拼尽全力，他会立刻教训你。许多球员就因为犯下这样的错误而遭受基恩怒斥，而且他们没有任何办法躲避，我从不觉得这是基恩的性格缺陷。在我的执教生涯里，鲜明的个性对塑造团队气质很有帮助。布莱恩·罗布森、史蒂夫·布鲁斯、埃里克·坎通纳-这些球员体现了主教练和俱乐部的意志。
在我的球员时代，主教练很少在比赛结束后，趁着那些肾上腺素高涨的时刻立即批评球员。最初往往是球员在洗澡的时候相互指责，或者洗到一半就动手：“你错过了那个机会，你······”
球员时代，我总会因为球队失球把火气撒到守门员和后卫身上。因此我知道，如果我在对方门前错失一个进球机会，我之前批评过的那些队友就会冲我发火，这些就是口无遮拦带来的风险。如今，主教练们总是在赛后想要说上几句。如果他们想要分析、批评或表扬，在终场哨响后的时间，效果最佳。

在基恩试图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球队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严重的摩擦和充满戏剧性的事情。有一次，当我走进更衣室，基恩和范尼斯特鲁伊已经打起来了，其他队员不得不把他们拉开。至少范尼斯特鲁伊有勇气硬刚基恩，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胆量。基恩是个暴脾气，气场强大，他生气时的表现方式就是攻击别人，冲别人发火。
我相信卡洛斯·奎罗斯在这一点上和我意见一致——当罗伊·基恩意识到自己不再是以前的自己时，他的习惯天平就会被破坏。我们见他因为受伤和年龄增长而丧失一些优势，试图调整他在队内的职责，这对我们双方都有利。
我们想改变他的赛场角色，减少他的跑动和前插。每一次队友接到球，他都想让队友把球传给自己，这是一种令人钦佩的品质。曼联的信条是，当一名球员拿球时，所有人就动起来，一起参与进攻。当时罗伊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但他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我想他能明白我们对他的忠告真实性，但他的自尊心不允许他屈服。他是一个以个人激情为出发点的球员。在我俩闹翻之前的那个赛季，他状态下滑，前插后没有足够的体能跑回来参与防守，他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无处不在的基恩了，在经历了髋关节手术和十字韧带手术，并经历了这么多残酷的战斗之后，谁还能回到从前呢？
基恩在比赛中耗费的能量是相当惊人的。但在他步入30岁时，很难理解自己哪里出了问题，也无法改变让他收获成功的习惯动作。我们很清楚，我们已经失去原来的罗伊·基恩了。

我们的解决办法是让他留在中场，控制比赛节奏。我相信，在内心深处、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一点，但他就是无法让自己放弃“带头大哥”的角色。
这就是我们冲突的根源，他最终离开俱乐部并加盟凯尔特人。他以为自已是彼得·潘，但从来没有人能永远年轻。吉格斯或许是你能想到的最接近彼得·潘的人，但他从来没有遭受过严重的伤病。基恩则遇到过一些糟糕的伤病，髋部伤势是导致他力量大幅退化的元区。
在2005／2006赛季季前赛去葡萄牙训练营的途中，我们爆发冲突。这个季前训练营由卡洛斯·奎罗斯安排组织，因为到葡萄牙集训是他的主意。他把我们带到洛博谷，这里真的太棒了，有训练场、健身房和别墅，对球员来说是一个完美的训练环境。
我在法国度假结束后到达洛博谷，所有工作人员和球员都被悉心安顿在别墅里。没想到的是，奎罗斯在安排基恩住宿时遇了噩梦般的难题。
我问奎罗斯出了什么问题，他解释说基恩认为洛博谷的住宿条件低于要求标准，不愿意住安排给他的房子里。奎罗斯表示基恩拒绝入住第一套房子，因为其中有一个房间没有空调，第二套房子也有类似的问题。我亲自去看过第三套房子，非常漂亮，但基恩就是不愿意入住，他想和家人住在洛博谷隔壁的昆塔多拉戈村庄里。
第一天晚上，我们在酒店的露台上组织烧烤，整个活动非常圆满。期间基恩找到我，说他想和我谈谈。
“罗伊，现在不方便，我们明天早上再谈吧。”我说道。
训练结束后，我把基恩拉到一边：“怎么回事，罗伊？我看过给你安排的房子，感觉都挺不错的。”

基恩怒了，连声抱怨，其中包括空调问题。然后他把怒气转移到奎罗斯身上，指责他不应该安排球队在这里集训，这导致他与我们教练组的关系变得紧张。我认为他在那次旅行中变得让人难以接近。我很失望，因为为了证每个人在这次集训过得开心舒适，奎罗斯已经做的面面俱到了。
从洛博谷回来后，我决定把基恩叫到办公室，至少让他向奎罗斯道歉，但基恩根本不吃这一套。
有一次，当我们发生争论时，基恩对我吼道：“你变了。”
我回答道：“罗伊，我必须改变，因为今天不是昨天。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不同了，球队里有来自20个不同国家的球员。你说我变了？我希望我真的变了，不然的话，我不可能在这里干下去。”
他说道：“你已经不是以前的你了。”
我们真的吵起来了，我对他说，他的言行很不得体：“你是队长，却没有丝毫责任感。我们又不是让你住在茅棚里，这些都是很漂亮的房子，都是好地方。”
糟糕的感觉并没有消失，我们的关系就从那时开始恶化。接着是曼联电视台的采访事件。在采访中，基恩对一些年轻队员大骂特骂，骂他们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我们有一份曼联电视台的采访名单，那一期节目本来轮到加里·内维尔接受采访。在周一与米德尔斯堡的比赛后，一位新闻官告诉我基恩将接替加里·内维尔接受采访，当时我对这件事并不是特别感兴趣，所以没太在意。
在采访中，因为星期六的比赛落败，基恩大肆批评指责其他球员。
基恩把基兰·理查德森视为“懒惰的后卫”，他质疑为什么“主教练会对达伦·弗莱彻大加赞赏”，还炮轰里奥·费迪南德，称“他只因为12万英镑周薪，并在对阵热刺的比赛中踢了20分钟好球，就以为自己是超级巨星”。
新闻办公室立即给大卫·吉尔打电话，最后由我决定该怎么处理这盘录像带。我说道：“好，明天早上把录像带送到我办公室，让我看看。”

我的天啊。真是令人感到难以置信，基恩在采访中骂遍了所有人。达伦·弗莱彻、阿兰·史密斯和范德萨都躺枪了。
那个星期球队没有比赛，我本来想去迪拜参观我们的足球学校。那天早上，加里·内维尔从球员更衣室给我打电话，让我去一趟，我以为基恩要道歉，于是就去了。
我坐下来，加里·内维尔立即宣布球员对训练不满意。我简直不敢相信：“你们说什么？”基恩在更衣室里有很大的影响力，他想利用这种影响力扭转局势。
“卡洛斯·奎罗斯是一个伟大的教练，他的一些训练可能会有些重复和枯燥，但造就优秀足球运动员的正是不断地重复同一种动作。”我狠狠批评球员，“把我叫到更衣室里来，就是为了抱怨训练？你先别说了，你们两个······你们以为自己在跟谁说话？”然后我拂袖而去。
之后，基恩来见我。我告诉他：“我什么都知道了。你在那次采访中的所作所为是一种耻辱、一个笑话。你当着外人的面，批评自己的队友。”
基恩建议把采访的视频给其他球员看，让他们判断谁对谁错。我同意了他的提议，让全队的人都来看采访视频。大卫·吉尔当时也在大楼里，但不想观看录像，他认为，这件事最好由主教练下定论，但奎罗斯和所有工作人员都已经观看了。
看完视频之后，基恩问球员有没有什么想说的。范德萨表示，基恩批评队友的行为越界了。基恩攻击范德萨：“你以为你是谁？你对曼联了解多少？”值得称赞的是，范尼斯特鲁伊全力支持范德萨，所以基恩又调转枪头攻击范尼，然后攻击奎罗斯，但他把最难听的话都留给了我。
“你把和约翰·马尼耶（曼联前股东）的私人矛盾都带到俱乐部！”基恩吼道。
此时，斯科尔斯、范尼斯特鲁伊和福琼等球员纷纷离场。

基恩全身上下最坚硬的部分就是舌头，他有你难以想象的毒舌，能在几秒钟内击垮世界上最自信的人。那天我和他争论时，他的瞳孔开始变小，眼球几乎变成黑色枪口。让来自格拉斯哥、胆大如虎的我看着都觉得瘆人。
基恩走后，奎罗斯见我很难过，劝道，他这辈子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恶劣的事情，这是在职业足球俱乐部千年不见的。我说道：“基恩必须得走了。把他清理掉吧。”
我在迪拜给大卫·吉尔打电话，告诉他必须得把基恩弄走。听了我的分析后，吉尔认为球队已经别无选择。他和格雷泽家族表明意图之后，格雷泽家族同意了他的提议——俱乐部付清基恩合同中剩余的薪水，与他和平解约，并为他举办纪念赛，以防有人说我们对基恩不公平。
我周三回到俱乐部，格雷泽家族周五才能过来。吉尔给基恩的经纪人迈克尔·肯尼迪打电话，说我们想和他见面。我们把迈克尔·肯尼迪和基恩约到一起，详细说明了我们的决定。
罗伊后来公开表示，他对我没有私下沟通感到失望。他不知道，当他指着我的鼻子大骂时，我和他的关系已经结束了。我不想再和他打一仗，甚至不想和他有任何瓜葛。
我至今依然记得，在训练场向球员宣布这个决定时，他们难以置信的表情。
我一直觉得，作为主教练，必须在正确的时间，在铁的事实面前，果断做出决定。我很清楚自己应该怎样阻止这场危机。如果我投鼠忌器，会助长基恩在更衣室里野蛮生长的影响力，而且他还会蛊惑队友。但基恩错了，他所做的事情全错了。
当罗伊·基恩成为前曼联球员后，有太多的事情值得他反思和更正。排名靠前的是2002年的世界杯，基恩与时任爱尔兰国家队主教练米克·麦卡锡发生争吵后乘飞机回国。

我弟弟马丁在我60岁生日那天带我度假，吃晚饭时，我没有带手机。饭后马丁的手机响起，是迈克尔·肯尼迪打来的，说他一直在找我。迈克尔告诉我，塞班岛那边出了大问题，当时爱尔兰国家队正在那里备战世界杯。他说：“你得跟他谈谈，他只听你的话。”
我不知道什么事能把迈克尔愁成这样。他告诉我，基恩与米克·麦卡锡发生冲突，我们不能打基恩的手机，于是让迈克尔转告他给我打电话。
基恩打来电话。我问他：“罗伊，你到底在想什么？”基恩把他对麦卡锡的愤怒全部发泄出来。我说：“冷静下来。和世界杯相比，你和麦卡锡的冲突将会成为整个夏天最大的新闻。这将会是一个可怕的事情。我给你一点建议，你不能让孩子每天在这种压力下去上学。”
他知道我说得没错。我让他回去找麦卡锡，当面说开，把问题解决，然后请缨上场。基恩同意了，但是当他回去的时候，麦卡锡已经召开新闻发布会，将他和基恩的矛盾公之于众，彻底断了基恩在国家队的后路。
我全力支持和保护基恩。因为他来自曼联，一直享用高标准的训练设施，突然来到一个不入流的训练基地，也没有训练装备，他能不生气吗？作为队长，他完全有理由抱怨。但问题在于，他做得过不过分。
尽管韩国当地的设施条件很糟糕，基恩也不应该愤怒到这种程度。但那就是基恩，他是一个极端的人。
我总是保护球员，基恩也不例外，这是我的工作。因此，我不能为保护球员的行为道歉，哪怕有充分的理由证明事情并非这样。有时我会想，“天哪，你在想什么？”我的妻子凯茜也多次问过我类似问题，但我不能站在自已球员的对立面。我必须找到解决办法，而不是在公开场合严厉斥责他们。当然，有时我不得不对他们进行罚款或惩处，但我永远不会让这些事情传出更衣室。否则，我会觉得自己背叛了主教练的底线——捍卫球员的声誉。不，不是为了捍卫，而是避免他们受到外界干扰。

在现代足球中，球员的明星地位凌驾于教练的权力之上。在我踢球的那个时代，球员连一句关于教练的坏话都不敢说，因为那样做，球员是自断生路。在我的执教生涯后期，我经常听到有球员利用他们的权力对抗教练，有的人还得到公众甚至是俱乐部支持。球员可以把自己的不满讲给任何愿意听的人，但是教练不能这么做，因为他有更大的责任。
我想基恩在职业生涯末期，以为自己是主教练了。他承担起管理责任。当然，上曼联电视台怒骂队友并不是管理者的责任。
通过阻止采访事件外泄，我们让基恩避免被孤立。但在我办公室的面谈中恶语相加，他的曼联生涯就到头了。
我绝不能允许自己失去对球队的控制，因为控制是我最大的权杖。就和贝克汉姆的事情一样，我知道当一个球员试图驾驭俱乐部的时候，我们都将完蛋。真正的球员喜欢作风硬朗的主教练，至少在该强硬的时候可以强硬起来。
他们希望自己的主教练是硬汉，这对他们有好处。球员会想：“首先，他能让我们成为胜利者吗？其次，他能让我成为更好的球员吗？最后，他对我们信守承诺吗？”从球员的角度来说，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考虑因素。如果这三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他们可以在你手下克服任何困难。我曾在赛后出现过一些负面情绪，冲球员们大发脾气。我从不为自己发泄这些负面情绪感到骄傲。有些夜晚，我回家时心里会对发火可能造成的后果产生深深的恐惧。也许我下次走进训练场的时候，球员们就不会跟我说话了，也许他们会愤怒或密谋反抗。但到了星期一，他们怕我的程度会大于我怕他们的程度，因为他们看到过我发脾气，并且一定不愿让这种事再次发生。
基恩是一个聪明的家伙，我看过他在读一些有趣的书。当他心情好的时候，是个很好沟通的对象和伙伴。球队的理疗师以前会问：“基恩今天的心情怎么样？”因为基恩的心情将影响整个更衣室的氛围。这就是他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影响力。

于他性格偏激、情绪不稳定，前一分钟可能还满脸笑容，下一分钟就会变得敌意满满。他翻脸真的比翻书还快。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离开可能是最好的结果，因为很多球员在更衣室里都被他吓到了。那些球员在他离开后表现得都很好，约翰·奥谢和达伦·弗莱彻就是基恩离队的受益者。我们在2005年11月去法国巴黎和里尔踢比赛时，球员在热身时被球迷报以嘘声，部分原因是基恩在曼联电视台招惹的非议，牵连弗莱彻和奥谢吃了苦头。
我觉得基恩离开之后整个更衣室都轻松了，如释重负的感觉席卷了整个房间，他们再也不用听那些已经让一部分球员习惯的咆哮了。由于基恩的竞技水平正在走下坡路，所以他那时候离队影响不大。我看了他代表凯尔特人队出战流浪者队的比赛，赛前我对奎罗斯说：“今天他会是场上的明星球员。”
然而，基恩从头到尾就没有投入到比赛中去，而是充当着可有可无的角色。那个充满活力、紧握拳头、高标准严要求的罗伊·基恩消失了。他很喜欢在凯尔特人队的生活，我和他谈过这件事，他称赞了球队的训练、俱乐部设施和ProZone分析系统。我们的矛盾确实缓和了，他离队大约两个月后，我坐在办公室里与奎罗斯讨论球队事务时，一名员工打电话说基恩来了，想见见我。我吓了一跳。
“我只是想为之前的行为向你道歉。”基恩这样说道。然后，他就开始向我描述他在凯尔特人队的状况，告诉我他的工作进展多么顺利。当我看到他在对阵流浪者队的比赛中的表现时，我意识到他彻底走下坡路了。

在基恩离队之前，曼联的改革就已经开始了，但效果还不明显。关于曼联，有这样一个永恒的真理：我们总是有能力培养出新球员。当基恩离开的时候，一些新人已经崭露头角。弗莱彻逐渐成熟，越来越有经验。我签下朴智星，强尼·埃文斯正在破茧成蝶。
一线球员往往无法意识到球队重建，因为他们看不到自我以外的东西，也根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吉格斯、斯科尔斯和内维尔是例外，或许里奥·费迪南德和韦斯·布朗也是。但其他人对此完全没有意识，只专注于踢球。如果说起荣誉，那段日子对我们而言斩获不多，但我能看到球队根基不断夯实。然而，当你酝酿改革时，就得接受青黄不接的过渡期，并做好延续一年以上时间的准备。
我从来不会要求用三四年完成过度，因为曼联不会给你这么长时间，所以你要努力加快速度，有时也要大胆一点，让年轻球员上场接受检验。我从不害怕做这些事，这不仅是一种责任，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这就是我的执教风格。在圣米伦、阿伯丁和曼联，我都做到了。所以，处于重建时期，我们总是信任年轻球员。
在引援方面，奎罗斯非常喜欢安德森。在一天之内，吉尔前往葡萄牙体育签下了纳尼，然后驱车到波尔图签下安德森。签下这两名球员花了我们不少钱，但这也表明了我们作为一家俱乐部对年轻天才的态度。我们有一条由费迪南德、维迪奇和埃弗拉组成的出色后防线，在防守端我们是一个坚固的集体。鲁尼正在成长，我们让伤病缠身的萨哈离队给鲁尼腾出位子。租借亨里克·拉尔森的这段时间，他的表现非常出色。
在最初的和解之后，我与基恩的关系再次恶化。我在报纸上看到，他说说他已经把曼联从生活中抹去了，声称在他离队之后，我们都已经忘记他了。怎么会有人忘记他为俱乐部所做的一切呢？过去因为他对胜利的渴望，以及他带领球队前进的方式，媒体把他视为半个主教练，记者总是问我“你认为罗伊·基恩会成为主教练吗？”他成为教练后，一直是买、买、买。我觉得他没有足够的耐心去打造一支球队。

在2011／2012赛季，我和基恩再次交锋，当时曼联兵败巴塞尔，导致球队从欧冠联赛中被淘汰，他对我们的年轻球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我在回应时把他称为“电视评论员”。如果你关注他在桑德兰和伊普斯维奇执教的最后那段日子，会发现他的胡子变得更白，眼睛变得更黑。有些人可能会对他在电视上发表的观点印象深刻，并认为“真厉害！他有勇气去挑战弗格森”。从他成为电视评论员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他会蹭曼联的热度。
至于指责年轻球员？他不会把矛头对准鲁尼，鲁尼也不会容忍被他批评，有资历的球员都会反击他。弗莱彻和奥谢被批评后，我们在巴黎与里尔交手时，两人便遭到了自家球迷的嘘声。基恩在教练领域的两次经历证明，他只会砸钱。他在桑德兰和伊普斯维奇都花了很多钱，最后都打了水漂。
他接受了《星期日泰晤士报》记者大卫·沃尔什的采访，说我只关心自己，并以约翰·马尼耶和“直布罗陀之岩”（译者注：弗格森与马尼耶共同拥有的赛马名，后两人因马匹配种的利润分成对簿公堂）为例。难以置信。那天我和他在办公室发生冲突时，我看到了他的愤怒，他的眼睛变黑了。那天他也谈到了约翰·马尼耶，我无法理解他为什么对“直布罗陀之岩”事件如此关注。
我们在那个重要的星期五达成的协议中，要求对方对彼此的矛盾保密。要不是他违约在先，我会让这些破事烂在肚子里。当基恩在桑德兰指责曼联在他离开的过程中侮辱并欺骗了他时，俱乐部甚至要对此诉诸法律，而基恩则说他不会收回自己的言论。我的感觉是他想和曼联打官司，以此引起球迷关注。毕竟，他仍然是球迷们心目中的英雄，所以我建议大卫·吉尔撤销诉讼，我们只要维护好自己的名誉就行了，没必要太过在意他。

第十章 业余爱好
球迷们可能认为我是一个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曼联球队上的工作狂，很少留意我工作之外的兴趣和爱好。随着执教的压力越来越大，我便在众多业余爱好中寻求解压方式。我的书架上堆满了书，酒窖里放满了好酒。这些兴趣爱好让我的思维得到了拓展。
大家都知道我喜欢赛马，不过我对阅读和红酒的热爱却鲜为人知。当我们在卡灵顿训练基地的日常工作结束之后，或者比赛结束，点评和总结都完成之后，我会回到一个属于我的世界。在执教曼联最后10年左右的时间里，我让自己慢慢养成一系列兴趣，以此帮助我更有效地管理曼联。我依然努力工作，但同时也以一种更加多样化的方式充实我的大脑。从独裁者的传记，到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遇刺案的文件，再到我收藏的葡萄酒，都被我一一收纳。
从我在戈万造船厂当工会代表的时候起，我的政治信念就基本没有改变过。一个人的信仰可能会随着时间推移以及成功和财富的积累而改变，但在我年轻的时候，接触到的与其说是一系列意识形态的观点，不如说是一种对待生活的方式，一套价值观。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不是那种在每次工党竞选活动中都无处不在的活跃分子，也从不主动参加一场晚宴，但我一直支持当地的工党议员。我的妻子凯茜会说，一旦你投身政治，他们每次活动都会想让你出席。人们会对你产生一种期望，你需要时刻准备就绪，并且愿意为政治活动付诸行动。支持工党和信奉社会主义是一回事，成为一名积极分子则是另一回事。作为曼联主教练，我没有时间满足这些要求，我只会在选票上画x，用这种肉眼可见的方式支持他们。你没有看到我坐在戴维·卡梅伦身边，对吧？但你可能会看到我和一个工党议员坐在一起，我就是这样发挥个人影响力的。
我在工党内一直是左派，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我对戈登·布朗以及约翰·史密斯的工作评价很高。已故的约翰·史密斯本可以成为优秀的工党首相。我为尼尔·基诺克感到难过，他时运不济，我很想看到他入主唐宁街，他是那种天性火热的好人。原则上来说，我与布朗的理念相似，但我承认，托尼·布莱尔更亲民的方针才是赢得选举的关键，他的定位是准确的。此外，他还很有个人魅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很受欢迎，直到武装干预伊拉克降低了公众对他的好感。
我与阿拉斯泰尔·坎贝尔的友谊是通过吉姆·罗杰建立起来的。罗杰是苏格兰资深足球记者，也是几位工党首相的知己。他打电话给让我接受阿拉斯泰尔的采访。阿拉斯泰尔当时在《镜报》工作，和我相处得很好，偶尔会给我写信。他非常善于交际，后来成为布莱尔的新闻秘书。因为他在工党内扮演的角色，我俩成了好朋友。1997年大选前一周，我与阿拉斯泰尔、托尼·布莱尔以及他的妻子切丽·布莱尔在曼彻斯特的米德兰酒店共进晚餐。我告诉布莱尔：“如果你能让你的内阁成员同舟共济，你就不会遇到问题。政府的问题在于山头林立，心口不一。这些都是你控制内阁的绊脚石。”

布莱尔对我给出的建议深以为然。无论处于任何权力地位，都会有脆弱的一面。如果你在领导一个国家，我能体会和理解你高处不胜寒的孤独感。就好像我下午完成工作，坐在办公室里，希望有人陪伴。地位不同，往往使人和人之间产生距离感。布莱尔还很年轻，但他已经身居高位了。
布莱尔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当自己还是首相，而布朗担任财政大臣，就住在唐宁街11号的时候，他曾问过我对辞退布朗的看法。我记得他当时并没有具体提到布朗，他的问题是关于球队中的超级明星，以及我如何与他们打交道。我的回答是：“在我的工作中，最重要的东西是控制力。一旦有人威胁到你的控制权，他就必须走人。”
布莱尔也确实说过他和布朗之间有问题，但并没有具体问我觉得他应该怎么做。我给他一个比较笼统的建议，因为我不想介入私人恩怨。
如果你想解决问题，就必须迎难而上。如果你对你的一名员工感到担心，就证明出了问题。对我来说，要立即采取行动解决问题，因为每天晚上辗转反侧毫无意义。
如果你想用，那么权力是非常好用的，但我不认为把它用在足球运动员身上是明智的选择，因为对足球运动员而言，滥用权力并不受欢迎。但掌控球队是我的目标，如果我想控制，可以使用我的权力，而我也确实这么做过，但是当你经历了我在曼联经历的一切时，权力自然就随之而来了。你在这些工作中做出的重大决定通常会被外界视为行使权力，而实际上，有效控制才是关键所在。
撇开工党政治和葡萄酒庄园不谈，美国文化是我主要关注点。肯尼迪遇刺案、美国内战、文斯·隆巴迪杯和美国各种伟大的球类比赛，都是我工作之余的解压方式。纽约是我接触美国文化的窗口，我在那里买了一套全家人都能住得下的公寓。当曼联球员离开老特拉福德训练基地参加国际赛事时，曼哈顿就成了我的临时落脚点。
美国总是令我心向往之，那里的活力、广袤和包容性是我的精神食粮。1983年我第一次去美国，当时阿伯丁队赢得了欧洲优胜者杯，我们全家人例行去了佛罗里达州度假。那时，美国和它的历史已经进入了我的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