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管理的数千名球员的周薪，从6英镑上涨到年薪600万英镑。
曾经有一个伙计给我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我至今仍然保存着。他说在1959年到1960年，他在戈万的船坞工作，并经常光顾一家酒吧。他记得有一个年轻的政治狂人带着一个募捐学徒罢工基金的罐子来到这里，发表了具有煽动性的演讲。他所知道的关于这个年轻人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他为圣约翰斯通俱乐部效力。他的信以一个问题结尾：“那个男孩是你吗？”
起初，我对这次政治活动没有任何印象，但那封信勾起了我的回忆，最后，我想起自己去我们地区的酒吧为罢工筹集资金的事。我并不是为了投身政治界，而把我的胡乱叫喊美化成“演讲”。我记得当我被问及要钱的理由时，我像个白痴一样咆哮着。每个人都很耐心且饶有兴致地听着那个年轻筹款人解释自己正在推进的事业。
在我早期的经历中，酒吧占了很大一部分。我最早的商业理念是用我微薄的收入来进入特许经营行业，来作为未来生活的保障。我的第一家店在戈万路和派斯利西路的交会处，很多码头工人在那里聚集。酒吧教会了我关于人、人们如何面对梦想和挫折，这在某种程度上增进了我对足球行业的理解。
例如，在我的一个酒吧里，我们有一个“温布利俱乐部”，顾客支付两年的费用，就可以去温布利大球场观看英格兰代表队对阵苏格兰代表队的比赛。而我要把这笔钱翻倍，让他们可以去伦敦待四五天，至少理论上是这样。我会在比赛当天加入他们的行列，我最好的朋友比利会在周四出发前往温布利，在七天后回来，不可避免的是，这意料之外的旅行延期会导致他和家人的争吵。
有一个周四，比利的妻子安娜往我家打电话，我妻子接电话。安娜说道：“凯茜，去问问亚历克斯比利去哪儿了。”

温布利大球场上周六已经踢完比赛，我表示不知道。也许我们的40个客户会去参观双子塔，但我真不知道比利为什么没有和家人请假。对于我们那一代的工人来说，观看一场大型足球比赛是神圣的朝圣活动。他们热爱这项运动，也热爱这种兄弟情谊。
布里奇顿大街上我们的酒吧，处于格拉斯哥最大的新教区。在奥兰治漫步活动的上周六，邮递员大个子塔姆会对我说：“亚历克斯，大家都在问你下周六早上什么时候开门。这次游行我们要到阿德罗森（位于苏格兰西海岸）。公共汽车10点发车，届时所有的酒吧都会开门，你也得把门打开。”
我感到困惑：“哦，我应该什么时候开门呢？”
塔姆说道：“早上7点。”
因此，那天早上我6点15分就到了，和我的父亲以及兄弟马丁一起，还有一位我们雇用的身材矮小的意大利酒保。我们做了充分准备，因为塔姆告诉我：“备好货，你需要准备大量的酒。”早上7点开门后，酒吧很快就挤满了嗓门洪亮的奥兰治兄弟会的人，警察从旁边走过，一句话也没有说。
从早上7点到9点半，仅两个半小时我就赚了4000英镑，大多数人都点了双份伏特加。我父亲坐在那直摇头。到了9点半，我们还在尽力为迎接其他顾客做准备，把酒吧打扫干净。尽管一片狼藉，但我们却足足挣了4000英镑。
经营酒吧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到了1978年，我已经准备好摆脱经营两间酒吧所带来的繁重压力。执教阿伯丁让我没有时间和精力去与酒客们角力，但那些年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太多美好的故事，你甚至可以写一本只关于这些故事的书。码头工人会在周六早晨和妻子一起来到酒吧，他们周五晚刚领到工资，然后把钱交给我，再由我存到酒吧的保险箱里。在周五晚上，我觉得自己像个百万富翁，分不清保险箱里的钱是我的还是他们的。起初，凯茜会坐在地毯上清点这些钱，可周六早上这些人来取钱的时候，钱又被拿走了。我们有一个专门的账本记录这些交易。

一位名叫阿楠的老顾客特别在乎丈夫钱花在哪里，她说话的语气就像码头工人，盯着我问：“你以为我们都是***？”
“什么？”我会这样回答，尝试争取时间。
她问：“你认为我们都是***？我要看看那个账本。”
“不，你不能看账本。”我一边拖延一边思考如何应付，“这是机密，税务人员不会让你这么做的，他们每周都会查账，你不能看。”
这时候阿楠会转过身问她的丈夫：“是这样吗？”
她的丈夫说：“哦，我不清楚。”
“暴风雨”过去了，阿楠说道：“如果我发现账本里面有我男人的名字，我就再也不来你们店了。”
这些深刻的记忆都是我年轻时留下的，当时我身边围绕着个性鲜明、彪悍和适应力强的人，跟他们打交道很难，有时候我会头破血流或黑着眼圈回到家。这就是酒吧的生活，当气氛变得剑拔弩张或发生打斗时，我不得不在混战中维持秩序。我会尝试分开打斗双方，但经常会在混乱中挨揍。然而，当我回首这段往事时，总会觉得那才是无比美好的生活。那些形形色色的人们，让我忍俊不禁。
我一直记得某一天，一个叫吉米·韦斯特沃特的人走进来，他呼吸困难，脸色灰暗。我问道：“天啊，你没事吧？”吉米从码头偷了一大捆山东丝绸，为避免溜出来时被抓住，用丝绸把自己包裹起来。但他把自己裹得太紧了，几乎无法呼吸。
另一个叫吉米的是我的员工，负责酒吧的卫生。一天晚上，他打着领结出现在酒吧，一位老顾客对他这身装扮感到莫名其妙：“在戈万这种地方还打领结？你肯定是在逗我。”
一个周五的晚上，我回来时发现有人在酒吧旁边卖成袋的鸟食。在格拉斯哥地区，每个人都养鸽子。

“这是什么？”我问道。
“鸟食啊。”那人给予我的简直是世界上最显而易见的答案。
一个名叫马丁·科里根的爱尔兰小伙子，吹嘘自己能满足任何人的需求，无论陶器、餐具还是冰箱，任何你喜欢的东西他都能找到。还有另一个家伙走进酒吧问：“有人要双筒望远镜吗？我已经身无分文了。”他拿出一副用防油纸包裹的美丽的望远镜，“只卖5英镑。”
我说道：“只要你在这里喝酒，我就花5英镑买下它，且不能去巴克斯特家的酒吧。”他是一个不错的人，只是有点口吃，于是我买下他的双筒望远镜，他立即在酒吧里消费3英镑。
当我把自己买的东西带回家里，凯茜会冲我发脾气。记得我曾带回一个漂亮的意大利花瓶，是我在酒吧花25英镑买的。后来凯茜在商店看到同款花瓶，才卖10英镑。还有一天，我带着一件看起来质量很好的羊皮夹克大摇大摆地走进家门。
凯茜问：“多少钱？”
我得意扬扬地回答：“7英镑。”然后把衣服整齐地挂好。
两周后，我们去凯茜的姐姐家参加一个小型聚会。我穿上那件夹克，站在镜子前欣赏它的款式。你知道人们整理衣服时都有拽两只袖子的习惯，我也有-结果两条衣袖被我拽下来。突然之间，我就穿着一件坎肩站在那里。
凯茜笑得在地上打滚，而我则大叫着：“我要杀了那小子！”因为这件夹克甚至连里衬都没有。
在我的斯诺克室的墙上挂着一张比利的照片。比利连一杯茶都不会沏，但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有趣的人。有一天我们外出吃饭后去他家里，我对他说：“烧点儿水，给我泡杯茶。”他离开15分钟还没有回来，他到底去哪了？原来他在给妻子安娜打电话，询问怎么泡茶。

一天晚上，安娜把牛排派放在烤箱里，比利看电影《火烧摩天楼》。两小时后安娜回到家，发现厨房冒着烟。
“我的天啊，瞧这烟，你没有关掉烤箱吗？”安娜气呼呼地问。
“我以为是从电视里传出来的呢。”比利说道。他以为这是电影中摩天楼燃烧的特效。
大家都很喜欢聚集在比利家里，就像飞蛾聚集在灯泡下一样。不过，我们都叫他麦凯尼。他的两个儿子斯蒂芬和达伦是他和安娜的骄傲，且和我的儿子们至今仍保持着很亲密的关系。如今，比利已经不在人世了，但我仍然记得我们之间共同度过的欢乐时光。
我在格拉斯哥那段时间交了一群挚友，我与邓肯·彼得森、汤米·亨得利，还有4岁在托儿所认识的吉姆·麦克米兰。邓肯是一名水管工，在格兰杰默斯的英国化学工业公司工作，并且很早就退休了。他在佛罗里达的克利尔沃特有一个不错的小地方，他们一家人都喜欢旅游。汤米患有心脏病，他和吉姆都是工程师。第四个人是安格斯·肖，正在照顾他生病的妻子。我和约翰·格兰特关系也很亲密，他在20世纪60年代搬到南非，他的妻子和女儿经营一家批发公司。
当我离开哈莫尼街俱乐部前往德拉查普业余队踢球时，我和戈万的伙伴们产生了巨大的分歧，他们认为我离开的决定是错误的。哈莫尼街俱乐部的经理米克·麦高恩再也没有和我说过话，他是一个决不妥协的人。“独眼”米克·麦高恩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哈莫尼街俱乐部的铁粉，所以我离开后，他就把我给忘了。但戈万的男孩们仍然会和我一起去跳舞，直到19岁或20岁，我们都是从那时候恋爱的。
然后我们就分开了，各奔前程。我和凯茜结婚，搬到西姆希尔。他们也都结婚了，我们之间的友谊看上去似乎破裂了，但实际上偶尔还有联系。1958年至1960年，约翰和邓肯曾与我在女王公园一起踢球。

做教练之后，我几乎没有时间做任何工作以外的事情，在圣米伦我就这样了。但我们的联系并没有完全断绝，大约在我1986年离开阿伯丁前的两个月，邓肯打来电话，说10月某天是他结婚25周年纪念日，问我和凯茜是否愿意参加宴会，我说我们很愿意去。这是我人生的转折点，当年所有的伙伴都到场了，这次宴会让我们重新聚到一起。我们都已成家，也都是成熟的男人，接下来的一个月我去了曼联，从那以后我们一直很亲密。
到了大约19到20岁的年纪，儿时的伙伴总会面临分别，但他们依然都待在一起，只有我离开过着一种不同的生活。这绝不是逃避，只是我的生活就是这样展开的。我经营过两家酒吧，还是圣米伦的主教练，1978年又执教阿伯丁。
这些友谊支撑着我在曼联的生活，他们都会来到我位于柴郡的家中吃自助餐、唱唱歌，我们会播放所有的老唱片。他们都是好歌手，轮到我献唱时，在红酒的作用下，我会对自己的唱功产生一种夸张的自信。我会认为自已与弗兰克·辛纳屈在歌唱水平上势均力敌，我毫不怀疑自己能够为来宾们演唱一首精彩的《月亮河》。唱了两句之后，我睁开眼睛发现房间里已经空无一人。我会抱怨道：“你们来我家吃饭，我唱歌时你们却到隔壁房间看电视。”
他们会回答：“别人唱歌要钱，你唱歌要命。”他们都是可靠的人，大多数婚龄超过40年了。天哪，他们经常调侃我，但我从不生气，因为他们太像我了。他们与我是同类人，我们一起长大。他们对我非常支持，当他们来到我这里时，曼联往往会赢得比赛。如果我们输了比赛，他们可能会同情地说“比赛真的很艰苦”，却从不会说“踢得真垃圾”，反而会鼓励我“你们已经很努力了”。

阿伯丁的朋友和我依然很亲密，我对苏格兰的了解是，越往北走，那里的人就越内敛。他们需要更长的时间建立友谊，一旦友谊建立起来，就会非常深厚。戈登·坎贝尔会和我们一起度假，还有我的律师莱斯·达尔加诺、艾伦·麦克雷、乔治·拉姆齐以及戈登·哈坎。
随着我在曼联的工作越来越稳定，我的社交生活减少了。我不再在周六晚上外出。足球使我筋疲力尽。下午3点开球后，我要到晚上8点45分才能回到家，这就是追求成功的代价，因为比赛结束后，会有7.6万人同时回家。我外出的冲动就这样减弱了，但我还是与一些人建立了牢固的友谊：阿尔德利埃奇酒店的经理艾哈迈德·库尔塞、索提里奥斯、米姆莫、马里乌斯、蒂姆、罗恩·伍德、彼得·当恩、杰克·汉森、帕特·墨菲和彼得·摩根、吉德·梅森，了不起的哈罗德·莱利，当然还有我的员工，他们都忠于我。詹姆斯·莫蒂默和威利·豪伊是我老乡，纽约的马丁·奥康纳和查理·斯蒂利塔诺，以及德国的埃克哈德·克劳特松，他们都是好人。当我们闲暇时，会与他们一起度过美妙的夜晚。
在曼彻斯特的头几年，我与时任曼城主教练梅尔·马钦成为好朋友，他带领球队5：1击败我们不久后就被解雇了。我记得曼城老板当时给出的理由是他不喜欢笑，如果这种逻辑在曼联也适用的话，我早就被解雇了。西汉姆主教练约翰·莱尔在那些年里让我很有安全感。我不认识英格兰的全部球员，也不确定曼联的球探是否可靠。我经常给约翰打电话，他会给我提供球员报告，补充我手头上的资料。我可以信任他，并向他倾诉很多事情。他总会用“这不像是弗格森的球队”的说法，提醒我曼联踢得并不好。
脾气暴躁的前流浪者主教练乔克·华莱士有天晚上也在一家酒店对我说：“我在那支球队里看不到弗格森，你最好让弗格森回到队中。”这些人主动为我提出建议，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建立友谊的基础，我愿意接受这最好的友谊。

当时，博比·罗布森爵士是英格兰国家队的主教练，所以一开始我们的关系很微妙，但后来我们也变得很亲密。伦尼·劳伦斯是我在那个时期结交的朋友，如今我们仍是好朋友。
博比·罗布森爵士和我在葡萄牙举行的尤西比奥纪念赛中重新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当时他在那里执教过波尔图和葡萄牙体育。坎通纳在那场比赛中完成首秀。我永远记得，博比来到我们的酒店，找到史蒂夫·布鲁斯，并当着所有球员的面对史蒂夫说道：“史蒂夫，我在你身上犯了一个错误。当初我应该让你代表英格兰国家队上场，我想为此向你道歉。”
在职业生涯末期我懂得的许多道理都是在那段早年时光中学到的，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些经验教训正在被我逐渐参悟，早在我南下曼联之前，生活就已经教会我如何了解人性。
其他人看待比赛或世界的方式和你不一样，有时你必须接受这种现实。戴维·坎贝尔是我在圣米伦执教时的球员，他能像鹿一样奔跑，但球商却不高。中场休息时，我正在批评他，突然之间更衣室的门被推开，他的父亲闯进来吼道：“儿子，你踢得太棒了干得漂亮！”他的父亲吼完就离开了。
有一天，我带领东斯特灵郡在考登比斯踢比赛，我们犯了一个错误，没有注意天气。场地冻得像砖头一样硬。所以我们去镇上买了12双棒球鞋，要知道那时候我们没有橡胶鞋底。中场休息时，我们0：3落后。在下半场，我感觉有人在我肩膀上轻轻拍了一下，那是我的前队友比利·伦顿。他说道：“亚历克斯，我想向你介绍我的儿子。”
我说道：“看在上帝的分上，比利，我们现在正0：3落后呢。”
就在同一天，对方的主教练弗兰克·康纳，一个有魔鬼般脾气的可爱的人，看到裁判做出了不利于他们的判罚，气得直接把板凳扔到球场上。我说道：“见鬼！弗兰克，你们现在3：0领先呢。”
弗兰克回应道：“这裁判简直是个耻辱。”这就是我当时生活的环境，充满激情。

我想起一个关于乔克·斯坦和吉米·约翰斯通斗争的故事。吉米是一名出色的球员，同时也是一个刺儿头。一天下午，乔克在比赛期间把吉米换下，作为他不愿意在一场欧战客场比赛中登场的惩罚。吉米下场后骂道：“你这个跛脚的大混蛋！”并对教练席踢了一脚。吉米随后跑入球员通道，而乔克则在后面追，吉米就把自己反锁在更衣室里。
“把门打开！”乔克大喊。
“不，你会揍我的！”吉米回答。
“把门打开！”乔克重复道，“我警告你！”
吉米打开门，然后跳进浴缸。浴缸里的水是滚烫的。乔克喊道：“快出来！”
“不，我不出来！”吉米说道。而此时，比赛仍在进行当中。
管理球队是一项永无止境的挑战，其中很多内容都是对人性弱点的研究。有一次，一些苏格兰球员喝了一晚上的酒后决定出去划船。小不点儿吉米·约翰斯通在唱着歌出发时，有人把桨拿走了，于是潮水把他冲了出去。当消息传回凯尔特公园时，乔克·斯坦被告知吉米已被海岸警卫队从克莱德湾的一艘划艇上救起。乔克开玩笑地说道：“他就不能淹死吗？我们会给他举办一场纪念赛，会照顾好阿格尼斯，我的头发就不会愁得掉光了。”
乔克非常幽默，我们在苏格兰国家队共事时，我记得我们1985年5月在温布利以1：0击败英格兰，然后我们飞到雷克雅未克和冰岛国家队比赛，那时我们对自己的表现非常满意。抵达雷克雅未克的那天晚上，员工们坐下来吃了一顿包括大虾、鲑鱼和鱼子酱的丰盛晚宴。乔克从不喝酒，但我靠在他身上，让他喝了一杯白葡萄酒，庆祝我们战胜了英格兰。
对阵冰岛的那场比赛，我们1：0取胜，但球队的表现堪称灾难级。赛后乔克把怒火转移到我身上：“看到没有？都怪你和你的白葡萄酒。”

尽管有这些经验可以利用，我在曼联的早期工作还是需要摸索着前进。暴脾气对工作很有帮助，因为如果我发脾气，我的个性就会显露出来。吉格斯也有脾气，但他没那么暴躁。我的暴脾气是一个有用的工具，它帮助我维护权威，让球员和工作人员知道不能惹我。
总有一些人想要挑战我、藐视我。当我开始在东斯特灵郡执教时，我就和球队的中锋吉姆·米金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他是俱乐部董事之一鲍勃·肖的女婿。
吉姆告诉我，他全家人决定在9月的一个周末外出旅行，这是他家的传统。
我问：“你是什么意思？”
他回答：“你懂的，周六我就不踢比赛了。”
“好吧，”我说道，“那我告诉你，周六不上场，以后你也别上场了。”
于是他决定出场比赛，赛后他直接开车前往布莱克浦与家人会合。
周一我接到吉姆的电话：“老板，我的车抛锚了，回不去了。”我想他现在肯定在卡莱尔，他认为我很蠢。我马上说道：“我听不太清楚，把你的座机号码给我，我再打给你。”
一片死寂。
“你不用回来了。”我说道。
俱乐部董事鲍勃·肖对我非常不满意。这件事持续了好几个星期。当时主席对我说：“亚历克斯，拜托你了，让鲍勃·肖别再烦我了，让吉姆归队踢球吧。”
我说：“威利，这不行，他不能继续留在球队了。你是在告诉我，我的球员可以自由决定自己的休假时间吗？”
威利说道：“我理解问题所在，但是已经三个星期了，还不够吗？”
第二周，威利跟我走进福弗尔球场的厕所，站在我旁边说道：“求求你了，亚历克斯，如果你还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停了一会儿，我说道：“好吧。”
他亲了我一口。我说道：“你在干什么？你这傻老头子怎么能在公共厕所里亲我！”
1974年10月，我积累了一些执教经验后，去圣米伦执教。第一天，《派斯利快报》刊登了我上任的照片。在照片上，我注意到球队的队长在我背后做“V”字形手势。接下来的周一，我把他叫到办公室：“如果你想踢球，可以自由转会离队，因为这里没有你的位置了，你不会得到上场机会。”
“为什么？”他问道。
“首先，在主教练身后摆出＇V＇形手势并不能向我说明你是有经验的球员，或是成熟的人。如果我需要一个队长，那么我要寻找具有成熟特质的人。你那种行为是小学生的把戏，你必须离队。”
我必须给我的球员留下深刻的印记，正如乔克对我说的那样-永远不要爱上球员，因为他们会背叛你。
在阿伯丁，我不得不处理球员各种各样的违规行为。我抓住很多违规的球员，但是他们的反应会让我笑得岔气。
“我？”他们会带着最委屈的表情问。
“是的，是你。”
“噢，我去见一个朋友。”
“噢，是吗？去了三个小时，结果喝醉了？”
马克·麦基和乔·哈珀最让我头疼，还有圣米伦的弗兰克·麦克加维。1977年的一个星期天，我们带着1.5万名球迷去菲尔公园和马瑟威尔踢了一场杯赛，但1：2输了。我还因为说裁判表现不够强硬而被举报到了苏格兰足总。

那个周日晚上，朋友约翰·多纳奇打电话对我说道：“我不想在赛前告诉你这件事，因为我知道你会疯的，但周五晚上，我在酒吧看到麦克加维喝醉了。”随后我打电话到麦克加维家中，他的母亲接的电话。我问道：“弗兰克在家吗？”
“不在。”她说道，“他到城里去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我说道：“他回来后，你能让他给我打个电话吗？我等他，我要和他谈过之后才能睡觉。”晚上11点45分，电话响了，电话那头有杂音，所以我知道他使用公用电话。弗兰克说道：“我在家。”我说道：“但我听到了杂音。”他回答：“是的，我家有个公用电话。”这倒是真的，但我不相信他在家给我打的电话。
“星期五晚上你在哪里？”
“我不记得了。”他说道。
“好吧，那我告诉你。当时你在滑铁卢酒吧，你在我的球队永远不会有位置了，别回来了。我也会告诉苏格兰U21代表队，让他们不再征召你，你这辈子别想再踢球了。”然后我挂断了电话。
第二天早上，他母亲打来电话：“我的弗兰克不喝酒，你认错人了。”我告诉她：“我不这么认为。我知道每个母亲都认为她们的儿子非常优秀，你最好再去问问他。”
这次“终身停赛”持续了三周时间，球员们都在抱怨。
一场与克莱德班克的榜首大战临近了，我告诉助手大卫·普罗万：“我需要弗兰克回来参加这场比赛。”在与克莱德班克比赛的前一周，俱乐部在佩斯利的市政厅举行活动。我和凯茜走进市政厅，弗兰克突然从一根柱子后面跳出来，乞求道：“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这简直是上天赐予我的礼物。我还在思考如何不失颜面地把他带回球队，突然之间他就从一根柱子后面跳出来。我让凯茜先进去，然后用最严厉的口气对他说道：“我告诉过你，你这辈子完了。”一直注视我们的队员托尼·菲茨帕特里克走上前说道：“教练，再给他一次机会吧，我确保他能好好表现的。”

“明天早上再来跟我谈吧！”我大吼道，“现在不是时候。”我走进大厅找凯茜，内心得意洋洋。最终我们以3：1的比分赢得了与克莱德班克的比赛，弗兰克进了一球。
面对年轻人，你必须尝试传递一种责任感。如果他们能更多地关注自己的精力和才能，他们就能获得伟大的职业生涯。
刚开始做主教练时，我就有自主权。我从来不害怕做决定，即使在学生时代敲定球队阵容也一样。那时我就已经在指导球员，经常告诉他们“你踢这个位置，你踢那个位置”。我早期的主教练之一威利·坎宁汉会说道：“你应该清楚，你真是个讨厌鬼。”我会对他谈战术，并问：“你确定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他会回答：“烦人，你就是烦人。”
其他球员会坐在那里听我的讲话，并认为我即将因为不服从命令而被教练雪藏，但我总能做出决定。我不知道这一特质从何而来，但我知道自己从小就是一个组织者、一个教练、一个团队的决策者。我父亲是普通工人，他非常聪明，但不是任何类型的领袖，所以我没有遗传我的父母。
另一方面，我知道自己有一部分性格是孤傲的，与世隔绝的。15岁我为格拉斯哥学生队踢球，在对阵爱丁堡学生队的比赛中破门后，我回到家中。那是我生命中最伟大的一天，父亲对我说，有一支大俱乐部想要和我谈谈。我当时的回答让我俩都大吃一惊：“我现在只想出去看电影。”
“你怎么了？”父亲问道。
我想将自己与这件事分离开来，却不知道为什么，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那样做。我就想独自静一静。父亲对于大俱乐部想和我谈谈感到非常自豪和开心，母亲高兴得跳起舞，说道：“太棒了！儿子。”我奶奶也乐疯了。对阵爱丁堡学生队取得进球是一件大事，但我必须躲到自己的小空间里，你知道吗？

从那时到现在，恍如隔世。1986年我刚到曼联的时候，威利·麦克福尔是纽卡斯尔联队的主教练，曼城主帅是吉米·弗瑞泽尔，乔治·格雷厄姆掌管阿森纳。我喜欢乔治，他是一个好人、一个伟大的朋友。当我和马丁·爱德华兹在合同谈判上遇到问题时，罗兰·史密斯爵士是曼联公司的主席。曼联公司有时候会制造一些复杂的问题，你将不得不等待。一天，罗兰爵士建议我和马丁·爱德华兹以及俱乐部律师莫里斯·沃特金斯，一起到马恩岛敲定我的新合同。乔治当时在阿森纳的薪水是我的两倍，他对我说：“如果愿意的话，我可以把我的合同让你看看。”
我说道：“你确定你不介意吗？”
于是我带着乔治的合同来到马恩岛。马丁·爱德华兹对我而言，是一位好主席。他很强势，问题在于，他认为每一分钱都是他的，他想付给你多少就付给你多少。不仅对我，他对每个人都这样。
当我给他看乔治的合同时，他不愿意相信。我建议道：“你可以给大卫·邓恩打电话。”他照做了，阿森纳俱乐部主席大卫·邓恩否认乔治的薪水有合同中那么高。这简直是一场闹剧，乔治给我的合同上都有他的签名。要不是莫里斯和罗兰·史密斯，我那天就离开曼联了，反正当时我也接近离队了。
这也是我的人生哲学，就像我在前线战斗的39年一样。你必须站起来捍卫自己的权益，坚持自己的立场，除此别无选择。

第三章 退休急转弯
2001年圣诞节的晚上，我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时睡着了。厨房里正在酝酿着一场“叛乱”。在这个平时全家人一起坐下来吃饭的地方，正在进行一次将改变我们每个人生活的讨论。“叛乱”的带头人走进来，把我踢醒。我认出站在门口的三个人：我的三个儿子排着队，最大限度地挤在一起。
“我们刚才开了个会。”凯茜说道，“我们已经决定，你不能退休。”当我权衡凯茜的这番话时，毫无反抗的冲动。“第一，你的身体状况很好；第二，我可不想让你整天待在家里；第三，你现在退休还太早了。”凯茜包揽了第一段发言。三个儿子也支持她的说法，这伙“叛军”非常团结。“你这是做傻事，爸爸。”孩子七嘴八舌地说道，“别退休，你还有很多能量可以释放，你还可以打造一支全新的曼联队。”这件事让我意识到，瞌睡5分钟，就会让我再继续工作11年。
我当初决定离开曼联的原因之一，是对马丁·爱德华兹的言论做出的反应。1999年在巴塞罗那举行的欧冠决赛后，有人问马丁，我退休之后他是否会在俱乐部给我安排一个角色，他说道：“我们不想出现马特·巴斯比的状况。”我对他的判断不满意。我和巴斯比是两码事。在我的时代，需要考虑经纪人、合同和大众媒体的利益冲突。任何明智的人一旦退休，都不想再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