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足球需要强硬,这一点我早就知道了。以戴夫·麦凯为例,我在16岁的时候和他交过手。那时候我在女王公园预备队踢球,他刚刚从脚趾伤病中康复,在哈茨的预备队踢比赛找状态,那时的哈茨有一套强大的阵容。
我当时是影子前锋,他是右前卫。他的胸肌像公牛一样发达,身体也非常强壮。我第一次触球时,他就毫不留情地给了我一个下马威,那可是一场预备队比赛啊!
我可咽不下这口气。
第二次碰上他的时候,我狠狠地还击了。
戴夫冷冷地看着我:“你还想活着踢完比赛吗?”
“你刚才,你刚才踹到我了。”我支支吾吾地说。
“我只是铲了你脚下的球而已。”戴夫说,“如果我故意踹你,你现在早就不能站在这儿了。”
从那之后,戴夫就让我感到害怕,而在此之前我从不惧怕任何人。戴夫的气场非常强,也是个非常优秀的球员。我的办公室里至今还挂着一幅他拉拽比利·布莱纳的照片。我曾经厚着脸皮问戴夫:“你最后打赢比利了吗?”在汉普顿公园挑选苏格兰历史最佳阵容时,我正好在场,但戴夫的名字一直没有人提及,每个人都为此感到尴尬。
我也会公开批评我的球队,但我从不会在赛后当着媒体记者的面指责某个球员。我认为球迷有权利知道我对球队的整体表现不满意,但他们不必了解在主教练看来究竟哪个球员没有发挥好。时光回到乔克·斯坦时代,我一直缠着他问东问西。在凯尔特人时,他非常谦逊,但我的死缠烂打差点把他惹怒。当我问他对吉米·约翰斯通和博比·默多克的看法时,希望他把所有的功劳都归功于自己对战术和阵容的安排上,但他却说:“哦,吉米今天的状态真是太棒了。”他从来不会夸奖自己。我希望他对外公开说“是我决定今天踢4-3-3阵形的,真的奏效了”。哪怕只有一次就行,但他从没说过。是的,他就是这样谦逊,从不自夸。

乔克因为一场车祸错过了凯尔特人的美国之行,肖恩·法隆把三名行为不端的球员打发回家。我问乔克如果是他,会怎么处理这件事,乔克回答我,“如果是我的话,绝不会这么做,而且我和肖恩也是这么说的”。他接着说道,“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会在无形之中给自己树立很多敌人”。
“但球迷会认可这种做法的。”我反驳了一句。
“不要管球迷。”乔克告诉我,“这些球员都有母亲,你认为他们的母亲会觉得孩子糟糕到这种程度吗?他们还有妻子和其他亲人朋友,打发他们回家,会使你和他们的亲朋好友都产生矛盾。这种事关上门解决就可以了。”
有时候冷处理比发脾气更奏效。2010年纳尼在维拉公园被罚下后,他一直偷偷看我,期望在我这里找到一丝安慰,但我置之不理,让他自己消化。
我知道伤人不是他的本意。记者提及这个问题时,我称纳尼的行为很“幼稚”,他不是一个恶劣的球员,但这的确是一次双脚离地的铲球,理应被罚下。我说得很直接,这样不会给纳尼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我只提到他铲球时犯了一个错误,但我们都是人,都会犯错,更何况足球就是一个容易让人“上头”的运动。
人们总是揣测我在和温格打心理战,还总想着激怒他。但其实我不觉得我何时挑衅过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的确有过一些心理博弈的小动作,比如公开对记者说些无关痛痒却又模棱两可的话,因为我知道记者们一定会把这些话列入心理战范畴。
我记得时任阿斯顿维拉主帅布莱恩·里托曾在我们两队交手前,就我此前发表的言论给我打过电话。
“你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他开门见山地问道。
“没什么意思啊。”我感到很困惑。

“你是不是又开始玩心理战那一套了?”布莱恩问我。当他放下电话的时候,很显然,很纠结“他到底想干什么?他到底什么意思?”
让对手在赛前焦躁不安,有时的确会对我们有帮助,但大多数时候,我无需刻意和他们玩心理战,凭实力也同样能解决战斗。换言之,我没有意识到所谓的心理战能起到这么大作用。

第十九章 灵动华丽的巴塞罗那(2009—2011)
毫无疑问,巴塞罗那是我执教曼联时遇到的最强对手,没有之一,他们对比赛的态度是格外积极。我们英格兰联赛的中场球员,例如帕特里克·维埃拉、罗伊·基恩和布莱恩·罗布森等,都是非常强壮的战士,也是冠军球员。而巴塞罗那拥有一群极具天分的一米七左右的球员,如狮子一样充满勇气,凭借无与伦比的控球能力在球场上躲过对手的侵犯。巴塞罗那阵中诸如
梅西、哈维、伊涅斯塔等人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2011年,在温布利击败我们夺取欧冠冠军的巴塞罗那,和两年前在罗马与我们交手时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2011年的他们已经达到其他球队难以企及的高度,并且球队中无论球员还是打法都非常成熟。赛后我尽力让自己相信,我的球队已经很优秀了,只是两次在决赛中遇到了比我们更优秀的球队而已。
我希望罗马决赛的第二天两支球队能重踢一次,是的,第二天立刻重赛。罗马奥林匹克球场的氛围非常好,在那个美好的夜晚,我经历了5次欧战决赛中的第1次失败。拿到欧冠亚军的感觉是非常苦涩的,尤其是我非常清楚,我们原本可以表现得更好。
和巴塞罗那交手,一定要勇敢无畏。毕竟那支巴塞罗那所向披靡,能与之一战的恐怕只有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皇家马德里。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AC米兰。当时巴塞罗那围绕梅西建立的世界级攻击体系无人能敌。我并不嫉妒巴塞罗那,当我输给他们的时候,会感到遗憾,但从不会妒忌。
与巴塞罗那的两次欧冠决赛中,每当我们摆出防守阵形就能限制住对手,但我们不能这么赢球。在2008年对阵巴塞罗那的欧冠半决赛中,我摆出了防守阵形,尽管最终赢下比赛,但“摆铁桶阵”非我所愿,也让球迷难以接受。我希望在对阵巴塞罗那时,我们的阵形更具攻击性,尽管这么做可能导致我们输球。如果我们龟缩半场进行防守,也许能够赢下比赛,但我不会自责,我只是希望曼联能用开放的打法取得更好的结果而已。
在罗马击败曼联一役,加速了巴塞罗那前进的步伐,一时之间,几乎没人能击败他们。是的,一场胜利就足以引发这种蜕变。战胜曼联之后,巴塞罗那拿到了四年中的第二个欧冠冠军,至此,瓜迪奥拉的球队成为西甲历史上第一支在同一个赛季拿到联赛、国王杯和欧冠三项冠军的球队。面对巴塞罗那,曼联没能延续胜利,没能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成功卫冕欧冠冠军。
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我们不应该在罗马输掉比赛,其实我们之前验证过对抗巴塞罗那的踢法,找到了能限制住他们的球员,甚至限制住梅西的方法。一年前客场对阵巴塞罗那,我让特维斯后撤,把C罗顶到中锋位置,这样能保证我们在前场有两个攻击点。利用C罗和特维斯的渗透踢法,我们能把球控制住。
当然,即便如此,我和球员也觉得,面对巴塞罗那全队长期压倒性的控球战术,球员们的注意力很容易被带跑,逐渐沦为赛场上的观众,眼睁睁看着巴塞罗那控球倒脚。
我本来计划我们得球之后,C罗寻找传球空间,特维斯前插得球后进行射门。但当巴塞罗那控球时,他俩用眼神防守。半场结束后,我对球员说:“你们就是来看球的,完全没有反击!”我们和国际米兰不同,他们是诱敌深入后,快速展开反击。下半场开始后,我们改头换面,开启了进攻模式。

现在我不得不说,在罗马唯一让我不爽的,就是我们下榻的酒店。那里真是一塌糊涂,餐厅灯光昏暗,食物冰凉,食材也不新鲜,他们后厨的人还不让我们的随队厨师插手。比赛那天早上,我们有些队员明显感觉不太舒服,尤其是吉格斯,其中有几个人那天还是咬牙坚持上场了。本来我给吉格斯安排的任务很重,在理想状态下,吉格斯应该扛住巴塞罗那后腰布斯克茨,然后再前插时扮演影子前锋的角色,同时还要回撤防守。但在身体抱恙的情况下,很难100%完成任务。
考虑到吉格斯平时在俱乐部中的表现,我不能把这场比赛完全怪在他头上。只能说我很遗憾,在罗马那天晚上,吉格斯并没有展现出他的正常水平。
那场比赛中,曼联开场占尽优势,短时间内C罗三次威胁到巴萨球门: 第一次是一个任意球,后两个是远射,压力已经来到巴萨门将巴尔德斯这一边。但10分钟后,由于中场球员防守失误,伊涅斯塔摆脱我们的防守后传球给埃托奥,范德萨没能挡住埃托奥的射门,我们落后了。
巴塞罗那开场的站位是梅西在右侧,埃托奥居中,亨利在左。进球后,埃托奥换到右侧,而梅西后撤到中场。他们之所以这样换阵形,是因为开场后埃弗拉给了梅西很大的压力。埃弗拉在巴塞罗那的右侧横冲直撞,瓜迪奥拉意识到这一点后,决定变阵限制埃弗拉,顺便解放梅西。
在这之后,梅西回到了他熟悉的位置,踢得游刃有余。我的四后卫逐渐陷入了迷茫,不知道应该积极上抢,还是求稳留在后方。 埃托奥进球后,由于梅西回到中场,巴塞罗那在中场势不可挡,伊涅斯塔和哈维几乎整场都把球控制在脚下。他们传控的技术远强于我们,所以我识趣地放弃了控球。

把球权让给瓜迪奥拉的球队势必要付出高昂代价,因为在他们的阵形中,中场比我们多一个人,所以我们就又回到“围观比赛”的阶段。为了夺回控制权,中场休息时我用特维斯换下安德森。结果,我在场边目睹了特维斯错失良机。他本已过掉了一个后卫,却决定再戏耍一下对方,结果却丢掉了球权。在巴塞罗那打进第一球60分钟,又攻入了制胜球。哈维传球给梅西,梅西头球得分。
后来我和巴塞罗那前主帅范加尔讨论过巴塞罗那的踢法,他们的足球哲学奠基人是克鲁伊夫,正是这位杰出的教练奠定了巴塞罗那宽阔的视野和注重控球的打法,并且他们总会在中场多安排一人。博比·罗布森爵士离开后,巴塞罗那又回到了荷兰教练的手中,从范加尔到里杰卡尔德。瓜迪奥拉在前辈的基础上增加了一条——高压逼抢。瓜迪奥拉带领下的巴塞罗那有一个3秒训练,意思就是防守的一方要迫使控球方持球不超过3秒。
在罗马击败曼联夺冠之后,瓜迪奥拉说:“我们很幸运拥有克鲁伊夫和雷克萨奇这样的传奇人物,他们造就了巴塞罗那,而我们只是跟随他们的步伐而已。”
我想不通他们的球员为何能踢那么多场比赛。那段时间,他们几乎每场比赛都派出同样阵容。成功总是有周期的,起起落落才是常态。巴塞罗那崛起后,就开始和皇马相互追逐、较量。我不愿承认我们被一支伟大的球队击败了,从我嘴里绝不会说出这些话。我最多只能说:“两支同样伟大的球队在决赛中相遇,而我们输掉了比赛。”曼联的目标是长期位列“欧洲豪强”阵营中,永不掉队。
在当时,如果要击败巴塞罗那,球队需要囤积几个拼抢积极的中后卫。
维迪奇和里奥因为年龄关系,更倾向于拖后求稳,这一点都没错。但对阵巴萨,你不能按常理出牌。球队需要那种必要时刻敢于阻击梅西而不去顾虑身后情况的中卫组合。只有让梅西在中路尝不到甜头,他才会走边路。虽然边路上的梅西依然是一个威胁,但至少没有他在中路时的威胁那么大了。

巴塞罗那拥有皮克、哈维、伊涅斯塔和梅西世界级的球员。无疑,皮克是全队最被低估的人。在他早年间还在为曼联效力时,我就知道他是个非常出色的球员,时至今日,我依然这么认为。在一场关于欧洲足球的会议上,我和瓜迪奥拉相遇了,他告诉我,得到皮克是他们迄今为止最成功的一笔签约。皮克有速度,传球精准,也有自信,甚至还有一脚长传的功底。正因如此,我在赛前排兵布阵时强调前锋一定要积极前插,尽量抢先触球,贴身逼抢对手,从他们脚下抢球。在比赛前二三十分钟,曼联对这套打法贯彻执行得很出色,但当巴塞罗那射门得分后,我的球员们就仿佛泄了气的皮球。
巴塞罗那球员深谙“脱身术”。打个比方,钓鱼时你放饵下去,鱼可能会上钩,也有时候不会。在球场上,哈维给伊涅斯塔传球时,会营造一种假象——对手总感觉自己有能力拦截,但实际上他们在联手耍你。两个人之间传球的速度、力道和角度,让对手陷入一种“我是谁,我在哪”的迷茫。是的,他们深谙这种“骗术”。
英超球队非常需要在劳工证的问题上放松管控,尽管这样可能会泛滥,从而产生更大的问题。一旦放松要求,英超球队肯定会大量引入不够格的球员。但我觉得对大俱乐部应该相应放宽要求,因为他们有能力挖掘优秀外援。我承认这个观点有一点精英主义,但如果英超想在欧洲站稳脚跟,改变劳工证制度就是其中一个办法。在欧盟国家,我们最早可以在球员16岁时就进行交易。
两年后,曼联再次闯入欧冠决赛。那次的决赛场地是温布利。我们的目标和罗马那场决赛一样——赢得欧冠冠军。过程几乎如出一辙,我们开场踢得很好,但后劲不足,最终1:3输掉决赛。那场比赛我摆出的首发阵容包括门将范德萨,以及后卫线上的法比奥、费迪南德、维迪奇和埃弗拉,中场吉格斯、朴智星、卡里克和巴伦西亚一字排开,鲁尼和埃尔南德斯出任前锋。

但我们还是没能防住梅西,曼联中后卫不习惯跟着球跑,反而更倾向于拖后。当然,为这场比赛做准备时,曼联呈现的状态是我印象中最好的一次。赛前10天左右,我们一直在演练阵容。但你知道这样的问题在哪儿吗?训练的东西无法在比赛中得到充分表现出来。以鲁尼为例,他那场比赛的表现就令人失望。我们原本计划让鲁尼找空当绕到对方后卫的身后发动进攻。埃尔南德斯负责吸引防守球员。埃尔南德斯做得很好,但我们没能合理利用好对方后卫身后的空当。安东尼奥·瓦伦西亚那晚的表现非常糟糕,他太紧张了,在赛场上不知所措。当然,我这么说并不是在吹毛求疵。
尽管巴塞罗那的首发左后卫刚刚伤愈复出,但我们没能对他造成什么威胁。我们本以为这是巴塞罗那最薄弱的点,值得我们好好利用,无论是阿比达尔还是普约尔打这个位置,对我们来说都是利好消息。瓦伦西亚随球队一路打到欧冠决赛,在决赛前他的表现都无可挑剔。两三周前,他把阿什利·科尔折磨得叫苦不迭,对阵沙尔克的比赛中,他也把对方后卫耍得团团转。对阵巴塞罗那时,最好的方法还是退守到本方半场打防守反击,但我们理应在防守梅西的时候表现得更好,那晚卡里克也没能发挥出他平常的水准。
那场比赛开打前,队内曾有一点不和谐的声音,因为我最终决定把贝尔巴托夫排除出大名单,欧文取而代之。贝尔巴托夫气急败坏,而我则有一丝内疚。温布利球场有一个非常隐秘的教练休息室,我把贝尔巴托夫叫过去,想向他解释一下。对我来说,他的状态有些下滑,和欧文比起来,他显然是更合适做替补。我对他说道:“如果我们和对手纠缠到了最后一分钟,有一
个机会出现,我觉得欧文禁区里的射门感觉会更好。”我知道这对贝尔巴托夫来说并不公平,但现实情况确实如此,我必须做出正确的决定。
2008年夏天,我签下贝尔巴托夫,他用在禁区内的沉着冷静打动了我。我认为他能很好地弥补队内现有进攻球员的短板,但显然这也无形中压缩了特维斯的出场时间。他在曼联阵中从替补变成首发球员,现在又变回替补。公平地说,特维斯跑动积极,依然能有上佳的发挥。他可能离队的消息传出去,也给他的团队留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出乎我意料的是,贝尔巴托夫极度缺乏自信。他完全没有坎通纳或安迪·科尔那种舍我其谁的气质,退一步讲,他在场上的气场甚至不及泰迪·谢林汉姆。反观埃尔南德斯就很有自信,阳光又健谈。贝尔巴托夫的不自信并不是源自他能力不足,而是因为他的踢法。曼联有一套固有的速度型打法,这使他不能完全适应。他不是那种可以进行快速反应的球员,更倾向于慢节奏的比赛——以他的方式,在他所认可的时机下,带球进入禁区射门,或者在禁区外组织进攻。他的能力对曼联很重要,尽管在2011年夏季转会期,曼联接到了几份对他的报价,但我并不想让他在此时离开。我们花了3000万英镑才将他买下,我不希望仅仅因为他一个赛季错过了几场重要比赛,就把他卖掉。我倾向他留队,给他机会上场。
在训练中,他一直努力提升自己的接应速度,但当比赛没能如他所设想的那样进展时,他就不会持续跑位了,这是我不能接受的。我们必须快速站好队形,否则就会因为阵形整体前压而在身后出现太多的空当。我们需要一个丢球后能够迅速反应、持续给对方后卫施压的球员,而他显然无法做到,即便他在某些时候依然能打入精彩绝伦的进球。他还有一点和巴特很像,都是大胃王,吃不了时打包回家。
在温布利对阵巴塞罗那一役,即使我把贝尔巴托夫放进大名单,也不会让他上场。根据场上的情况,我被迫用纳尼换下法比奥,使我手上只剩下两个换人名额。由于我需要一个富有经验的球员稳定军心、控制传球,因此我用斯科尔斯换下卡里克。在那之前我已经和斯科尔斯就他退役的问题谈过好几次,试图挽留他再踢一个赛季,但他认为一个赛季踢25场比赛,不足以维持他的竞技状态。同时他也承认,他的体力不足以支撑他踢完全场比赛,当比赛进行到60分钟左右,他就有点跑不动了。他曾经做过两次膝盖手术,并且饱受眼疾困扰,这让他有几个月无法上场。可他一旦上场,便又能恢复到大师级水平。真的,他是现象级球星。

斯科尔斯在他的纪念赛上打入的那粒进球堪称完美,皮球像火箭一样钻入球网,门将布拉德·弗里德尔望球兴叹。作为客队主帅的埃里克·坎通纳甚至为此进球拼命鼓掌。在赛后的体育访谈节目上,解说员认为,斯科尔斯排不进现代英国足球代表人物的前四名,加斯科因、兰帕德和杰拉德都比他强,我觉得这个人完全是在胡扯。
第二次在欧冠决赛中输给巴塞罗那之后,我不禁问自己:问题到底在哪呢?首先映入我脑海的事实是,决赛中我们的一些球员发挥远在正常水平之下。另外一个可能的影响因素是,以前我们习惯将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一旦角色反转,球员的信心和注意力就大打折扣。当曼联球员不能在比赛中处于主导地位时,就会显得无所适从。即便是对阵切尔西时可以满场飞奔的吉格斯和朴智星等人,对阵巴塞罗那时也变了一副样子。毕竟对手派出的是闪闪发光的黄金首发:巴尔德斯;阿尔维斯、皮克、马斯切拉诺、阿比达尔;布斯克茨、哈维、伊涅斯塔;梅西、比利亚和佩德罗。
佩德罗接到哈维的精准传球(当然,哈维的每脚传球都如手术刀般精准),起脚射门为巴塞罗那首开纪录,随后鲁尼在与吉格斯快速换位后打入了扳平比分的进球。接下来,巴塞罗那开始他们擅长的传控打法,梅西掌控着比赛的节奏。这是范德萨为曼联出战的最后一场比赛,但梅西和比利亚的进球让我们吞下了失败的苦果。
半场结束后我犯了一个错误,我依旧想迅速拿下这场比赛,于是嘱咐鲁尼应该不断努力深入对方后卫身后的开阔地。“只要你这么做,我们就能赢下比赛。”我一直敦促他。我忘记了我们的对手是巴塞罗那。大部分时候,他们在下半场开场15分钟之内就能让比赛失去悬念,这么重要的一点,我却忘记提醒球员。如果可以重来,我也许应该让朴智星在下半场前15分钟贴防梅西,同时让鲁尼游走左边路。如果这么安排,说不定可以偷到一粒进球。我们也许还能打出防守反击。这种变阵在一定程度上会解放了布斯克茨,因此我们要回收到本方禁区。不过只要鲁尼在左路发起进攻,曼联还是能够制造更多威胁的。

下半场开场10分钟后,我本打算换下瓦伦西亚,但法比奥的再次抽筋,让我被迫重新调整换人策略。以往我总是在决赛里被幸运女神眷顾的那一方,但这次她好像忘记了我。平心而论,考虑到以前我经历过的那些重大比赛,以及种种胜利时刻,温布利其实算是曼联的福地。毕竟1968年,曼联曾在此大胜本菲卡。
我们本以为可以通过角球创造机会,但他们一次都没让我们得逞。在我们输球已成定局后,巴塞罗那并没有为此得意忘形。终场哨响,哈维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斯科尔斯交换球衣。在我看来,足球运动员应该有自己的偶像,看着自己的偶像默默鼓励自己,“我想达到他的成绩”。丹尼斯·劳就是我的偶像,他比我大一岁半,我曾看着他,暗自说道,“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失利的第二天,我开始认真钻研曼联青训的教练体系。加里·内维尔、保罗·斯科尔斯和我进行深入探讨,我觉得应该在青训队中安排一个技术教练。我们的俱乐部是巨星的摇篮,而且巴塞罗那的下一代青训成果并不一定比我们强,不,是绝对不可能比我们强。蒂亚戈·阿尔坎塔拉和维尔贝克、克莱维利实力相当,其他人不足为惧。
目光长远很重要。早在欧冠决赛之前,我们就想运作菲尔·琼斯的转会了。2010年,我本想买下他,无奈当时布莱克本不卖。另外,我对阿什利·扬的定位是吉格斯的接班人。让我安心的是,门将位置已经在12月就尘埃落定。诚然,大卫·德赫亚在曼联的开局很难熬,但我相信他一定会成长起来的。斯莫林和埃文斯也都是前途无量的年轻人。同时我们还有正在逐渐走向成熟的法比奥、拉斐尔、维尔贝克和克莱维利。那年,纳尼才24岁,鲁尼也不过25岁。显然,我们的核心球员刮起了一股“青春风暴”。
那个夏天,我们清洗了5名球员,琼斯的到来进一步压缩了韦斯·布朗和约翰·奥谢出场时间。他们都是非常勤恳的球员,所以作为教练,我很难开诚布公地告诉这种兢兢业业的球员:“你不在我的计划内了。”英超冠军巡游后,我们冒雨回到训练基地。我和达伦·吉布森聊了聊他的未来,也许基地并不是适合进行这种对话的场所,但吉布森很快明白了我的意思。他那天晚上就计划去休假,因此我们必须要尽快谈一谈我对他的未来规划。我忖度良久,最终还是打通了韦斯·布朗的电话。让那些经验丰富且对球队忠诚的球员,从我嘴里听到这些决定,真的很残忍。
那个赛季结束后,有5名30岁以上的老将离队,同时离开的还有哈格里夫斯。我们召回了租借在外的维尔贝克、克莱维利、马默·迪乌夫和马切达,还签下3名新援。至此,球队阵容的平均年龄降到24岁上下。
对于斯科尔斯和内维尔,我希望他们能留在曼联发挥余热。针对青年队、青训营和预备队,我们三个人想坐下来一起聊聊。我需要依靠他俩一起规划球队的未来,因为他俩本身就是球队的成员,比任何人都了解如何在曼联获得成功。我年复一年都想做同一件事——用我培养出来的优秀球员,以老带新。
斯科尔斯是一个有真知灼见的球员,他的评价总是一针见血,简明扼要且直戳要害,连“也许”这种不确定的字眼都很少从他嘴里说出来。当我和范尼之间出现问题时,斯科尔斯立刻意识到不能让范尼在球队中发出不和谐的声音。他总是很果断,加里有时会打趣地问他:“你真这么确定吗?”但我们都知道他对自己的判断坚信不疑。
当时在教练团队里,我们拥有布莱恩·麦克莱尔、米克·费兰、保罗·麦吉尼斯、吉姆·瑞恩和托尼·惠兰。他们都曾经效力过曼联,或出自曼联的青训,我想沿用并且强化这种运营模式。克莱顿·布莱克摩尔以及昆顿·福琼也对培养青少年球员做出了一些贡献。
经过一番反省后,我告诫自己:“如果下次还有机会与巴塞罗那在决赛中会师,我会派出斯莫林与琼斯或者埃文斯的组合去防梅西。”我绝对不会让巴塞罗那再这样折磨我们了。

第二十章 媒体
我曾经从朋友保罗·多尔蒂那里得到过一些关于如何应对媒体的建议。他是特别棒的小伙子,后来去格拉纳达电视台工作了。有一天他找到我说:“我一直留意你接受采访的状态,觉得你需要做出一些调整。你完全没有掌握主动权,被他们牵头鼻子走,以致你很焦虑。现在你看着镜子,拿出真正的亚历克斯·弗格森的样子。”
他说得没错,表现出焦虑并不能让媒体放过我,苦大仇深也不能帮助球队进步,或者带领球队赢下周六的比赛。保罗找到我时,恰逢我在工作上遇到很大压力。我暗下决心,不能让新闻发布会成为我的刑场,我有义务也有责任维护俱乐部的尊严。镇定自若地站在镜头前,尽量掌握全局,对教练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当我推开新闻发布室的大门,需要做好一切心理准备。这时候,我丰富的经验可以帮到我。我记得有一次,周五的赛前发布会之前,我拿到记者列的采访大纲,顺着大纲,我能凭借经验分析出他们究竟想了解什么。我知道有时多家记者会抱团合作,比如他们会和对方说:“接下来你先问那个,然后我马上追问这个。”我能从他们的访谈大纲里读出这一切。另外,面对记者的时候,我浑身所有的机能都会被调动起来。我很喜欢记者问我冗长的问题,因为那样我就有时间思考如何回应。相反,我最害怕特直接的问题,比如:“你为什么这么难过?”
这种直截了当的提问,很难回答。你需要一边组织语言,一边思考,因此往往会说得特别多。到最后,甚至把你的世界观都拿出来和对方分享。如何隐藏队伍的弱点,是一门艺术,也是必须要做到的事情。比如三天后我就有一场比赛,我需要时刻保持警惕不要说漏什么。在新闻发布会上,记者只关心你有没有赢球,并不会关心你的球员如何赢球。
面对记者的第三个要点,是不要给出愚蠢的回答。不过当我被记者反复追问的时候,总会忘记这一点。当然,巧妙地回答问题,并不是一门能立刻掌握的技能,我就花了很长时间才参透其中的精髓。当我还是年轻球员的时候,有一次记者问我如何看待自己被苏格兰足协停赛6场的事情,我支支吾吾地对着镜头说道:“这就是苏格兰的‘刑事法庭’吧,真公正。”
很快,苏格兰足协的信就寄到了俱乐部。的确,有时候我只顾着表现所谓的幽默,而口无遮拦地说出让自己后悔的话。最终我不得不给苏格兰足协上交一份书面说明,解释我的言行。球队经理问我:“你怎么会说这种话?”
我对他实话实说:“我正在读一本相关的书,觉得这个引用挺合适的。”
当然,我和BBC曾经打过一场持久战,直到2011年7月,在忍受7年之后,我实在是受够了。BBC一直在挑战我的忍耐极限,包括在《英超精华》杂志中发表过一篇针对我的文章。但2004年5月7日,在BBC三台播出的《弗格森父子》纪录片真的惹恼了我。这部纪录片对我的儿子杰森进行了非常过分的无端指控。他们调查了斯塔姆去拉齐奥和泰比去雷吉纳的两笔交易,并认定杰森从中谋利。在播出之前,曼联董事会已经查明,我、杰森以及精英公司在转会中没有暗箱操作。但为了避免引发类似不必要的麻烦,董事会决定不再让杰森参与俱乐部转会事宜。

BBC并没有为此片的不实内容道歉,即便他们在片中做出的所有指控都是虚假的。
纪录片播出后,BBC的彼得·萨勒曼来找我。我劈头盖脸地问他:“你看完之后告诉我,这部片子有没有给BBC增光?”我想起诉他们,但我的律师和杰森都认为没有必要闹得这么大。萨勒曼也试图用我们过往的交情劝我消消气。
“BBC已经在曼彻斯特开设分部了。”他说。
“很好。”我回答道,“你们必须向我道歉。”
他没有回答。他想请我做客克莱尔·巴尔丁的访谈节目专门聊一聊《弗格森父子》。我凭什么答应?最后我们各退一步,在这之后我依旧接受BBC采访,但我想我已经表达清楚了自己的态度。
天空电视台逐渐崛起改变了英格兰媒体环境,让业内也充满竞争。同时,各家媒体为了销量更是不惜过度解读。拿2013年春天苏亚雷斯咬人这件事来说,当时在新闻发布会上,记者问我对此有何看法。我原话是:“我能体会利物浦现在的心情,当时坎通纳因为飞踹球迷被禁赛9个月”。结果第二天报纸标题却成了《弗格森同情利物浦》。我的意思明明是,禁赛10场和禁赛9个月怎么比?但到了媒体那里,却成了我在同情苏亚雷斯。
还有一个例子,当时媒体采用的标题为《弗格森说何塞·穆里尼奥要去切尔西了》。其实他们问我的问题是:“你觉得明年谁是你最大的对手?”我的回答是:“如果如媒体所言,下赛季穆里尼奥回归切尔西,那么蓝军将是我们最大的争冠对手。”结果标题却在暗示读者,我知道穆里尼奥回归的内幕。
这使我不得不给穆里尼奥发短信解释。他回复我说“没事,我明白你的意思”。这则标题在当时引起了极大轰动。尽管最终穆里尼奥的确回归切尔西了,但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我说,和媒体打交道会特别紧张,也不是每次都能发挥好,我必须承认,我不擅长和媒体打交道。刚到曼彻斯特的时候,我面对媒体谨小慎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依然没有改善。约翰·比恩、彼得·费顿特别好,比尔·桑顿、大卫·沃克、史蒂芬·米拉尔也不错。他们都是我早年认识的媒体朋友和我关系很亲密。
我们外出比赛时,我经常会和关系不错的媒体朋友一起出去玩。有一天晚上我们从外面回来,大家一股脑来到了我的房间,比恩穿着非常抢眼的衣服在我的桌子上跳踢踏舞。还有一次,晚上11点左右,我已经睡下了,结果电话响了,那头传来约翰·比恩的声音:“亚历克斯,你承认今晚和马克·休斯坐了同一辆出租车吗?”
我回答:“怎么可能呢约翰,他今晚可是在为拜仁慕尼黑踢欧冠呢。”
“哦,也对,那场球我还看了,”约翰说。
然后我直接挂断了电话。
周五约翰来找我,“亚历克斯,非常抱歉,我知道你会接受我的歉意。”然后我们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继续聊天。
后来,新闻行业中逐渐冒出来很多穿着随意的年轻记者,他们的着装和我早年认识的那些老朋友们大不相同。也许这是个潮流,但我并不喜欢。我能理解年轻记者受到了主编施加的各式各样的压力,因此需要努力写稿博眼球,但与此同时,我们之间也再不会有“私下聊聊,不上报纸”这种说法了。我曾经在2012/2013赛季禁止好几个记者随队采访,因为他们把和我“私下聊”的内容公之于众。曾经有一个记者造谣说,我和鲁尼在训练场上互不理睬,这绝对是凭空捏造的,俱乐部的所有人都能作证。而我自那之后拒绝接受他的任何采访。

我不是每份报纸都读,但是我们媒体部的同事总会过来找我,并指出一些关于我的莫须有的报道。这个过程很折磨人,早年间我还会反击,但最终的结果只能是白费力,甚至可能是白花钱。有些媒体可能会道歉,但也只是在没人注意的版面刊登豆腐块大小的道歉信,和用加粗字体刊在头版头条的胡言乱语相差甚远。所以,我后来想通了,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
对于那些被我“封杀”的媒体记者,我一般会明确表示“不能接受你写的那些内容”。很明显,我在和他们的交锋中处于强势地位,毕竟我是
曼联老帅,且执教成绩不错。如果换成一个可怜兮兮的、在保级泥潭里挣扎的球队主帅,情况就会出现反转。其实我很明白,正是因为媒体行业竞争非常激烈,所以记者才会夸大其词,写一些博人眼球的标题或文章。小报记者们就是靠这一套来和天空电视台、网站以及其他社交媒体频道争夺读者的。
每个英超主帅都需要一名得力、有经验的新闻官,这个人必须能够读懂媒体的想法,并且对于一些报道进行快速反应。也许新闻官无法阻止所有的不实报道,但他们至少应该能提醒读者,记者这样的报道是在骗人,并且尽量说服媒体进行更正。或者说,一个优秀的新闻官可以把球队主帅从媒体疯狂逼问的漩涡中拽出来。天空体育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滚动播出各种新闻,同样的故事或者报道可能一天内出现无数次。如何面对媒体,逐渐成为让主教练们头疼的事情。
以保罗·兰伯特为例,当他带领的阿斯顿维拉战绩不佳时,可以想象到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一定会对他穷追猛打。只有熟悉记者的新闻官才能帮助教练渡过这一关。当我带队成绩不佳时,保罗·多尔蒂就对我说:“你看起来太紧张了,他们绝对不会放过你。你去出席新闻发布会之前,先照照镜子,搓搓脸,然后微笑,努力演戏就行。你要坚信记者不会把你怎么样。”
这个建议让我受益匪浅,我需要这样去做。很多时候我只要跟着记者的节奏走,小心讲话就可以了。我经常会遇到一个常规问题:你感受到压力了吗?我当然会被压力笼罩,但我绝对不会给记者用这个大做文章的机会。比起其他教练习惯在训练后召开记者会,我更倾向在训练之前。因为这样我可以专注于接下来的训练课,而不会在训练中还琢磨一会儿要怎么回答记者问题。早上9点召开记者发布会之前,我会让我们的媒体总监菲尔·汤森德给我一份简报,里面罗列着媒体可能问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