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以上这篇，令人捧腹，杨荫杭也是幽默高手，讽刺功力不输钱钟书，且快人快语，怪不得杨绛说杨荫杭和钱钟书两人交谈很快乐。江南歧视江北佬，广东人排斥外江佬，湖北人目为九头鸟，四川人目为川老鼠，山西人则曰老西儿，北京人则曰京油子。平凡的世界虽然有浓厚的地域特色和乡土情结，但也有超越地域的视野，说河南人是中国的吉普赛，就为此意也。

《吃饭新语》（摘录）
杨荫杭
朝开会，暮开会，坛上之言，皆名言也，然从此而止，下坛后未尝有所行。朝打电，暮打电电文之言，皆名言也，然从此而止，电报外未尝有所行。
更有一种新人，吃一种新饭，谓之吃会饭。盖其人本无职业，以开会为职业。其人非无伎能，但其毕生所有之伎能,尽用于开会。试举其特长：一曰能演说，声音燎亮；二曰能拟电稿，文理条畅；三曰能算票数，若干人得若干张；四曰能广告，使大名出现于报章。

伴饭指挥使 杨蔭杭
唐卢怀慎称“伴食宰相”，世人所习知也。然此为时人所加之混号。至五代时乃有一种官名号曰“伴饭指挥使”。盖五代时日寻干戈，武人充斥，凡军头非有战功，悉称“伴饭指挥使”。及周、宋之际，“伴饭指挥使”乃在坑满坑，在谷满谷。宋太祖混一车书，亦仍其“伴饭”之名。然使有罪降黜者居之，“伴饭”者乃稍知愧恧。民国以来，袁世凯设“将军府”，其中人物，亦即“伴饭指挥”。但伴饭可以果腹，指挥可以作威福，具此两种资格者，实为督军。昔耶律德光谓安叔千曰：“汝在邢州已通诚款，吾今至此，当与汝一吃饭处”，乃以为镇国军节度使。五代时之节度使，即今之督军。五代时之吃饭处，亦即今之吃饭处也。某公有言：“饭大家吃。”此言虽鄙，而有至理。今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是率兽而食人也？呜呼！

太超前了，对比平凡的世界的价值观，马上能看到两者的差距。

评：杨荫杭强调自食其力，在世为人不靠儿子养老，若死后为鬼，也不会依赖别人，至死不变，豪气万丈，什么叫担当，无须多言！少平也和兰香说过类似的话。那杨公做到了吗？他自己做到了，但也并非如杨绛所言，不给孩子遗产。杨绛去世那会，记者去了解杨绛故居，也就是杨荫杭在苏州买的房子，1000多平方米，49后归公，现在是大杂院，住了好几户人家，查1947年的产权证，登记姓名为杨绛最小的妹妹杨必，不是儿子，倒是言行一致。但杨荫杭太超前了，很多人做不到。既是因为现实，也确实有依赖心理。

近几年不缺乏争议性案件，就是现在的评论文章，也比较少见这种直接表态的文章。

评：让人想到一带一路和战狼2，杨荫杭的先见之明。

以下杨荫杭谈司法改革，虽然自己做过检察官，却反对检察官垄断刑事案件起诉权，而让受害人和家属都有此权。我记得现在检察院仍然是垄断起诉权，也就是抄日本法，而日本法抄法国法，建国初期抄苏联法更多。

从《赤祸》一文可以看出杨荫杭对CPC的态度，起码不反对。

《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中的故事
读书文摘2017年1期
作者：毕婧
在近年出版的 《杨绛文集》 与 《杨绛全集》 的最后一卷中，都附录了杨绛自己撰写的 《生平与创作大事记》 （以下简称“大事记”），其中，有些故事与“记述”故事的方式读来令人觉得颇为有趣，值得研究者和“杨迷”细心考证。
一
“大事记”记录了很多杨绛的至亲，其中记述的最详尽的一是钱锺书，二就是杨绛的父亲杨荫杭。有人抱怨杨绛“心思狭隘”，其表现之一就是“护夫心切”，为了力保钱锺书的名誉与权益，不惜和某些重要的钱锺书“研究者”，甚至是从前的“友人”翻脸。读过“大事记”后会发现，杨绛的“狭隘”何止表现在“护夫心切”，父亲的清誉也是她不遗余力维护的。
在目前能够看到的史学材料、著作中，多是把杨荫杭塑造成一个典型的、积极的、彻底的“反清”革命斗士。一些近代史的研究者甚至希望杨绛能够提供帮助，以便了解清楚杨荫杭如何从一名“革命者”转为了“立宪派”。据中华书局出版的 《中华民国史》 记载：“江苏地方革命小团体发生最早，1901年夏留学生杨荫杭回到家乡无锡，聚集同志，创设了励志学会。他们借讲授新智识之机，宣传排满革命。”杨绛指出，这一事件严重失实，因为此时杨荫杭还未卒业回国。
“大事记”中，杨绛写“父亲于1910年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硕士回国，执教北京政法学校，兼为清室肃亲王善耆讲授法律。……不久辛亥革命，父亲辞职回乡照顾祖母等，父母遂携我到上海避难”。很显然，杨荫杭回国时曾经“身兼二职”，既执教于新式学校，又为善耆担任私人法律教师。这在当时的留学生中可能是很普遍的现象，但在后来的某些“历史学者”的眼中，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为了建构杨荫杭的“反清”志士形象，他们在著述中有意淡化甚至抹去杨荫杭曾为清末贵族业师的历史。
杨绛撰写 《回忆我的父亲》，这篇文章是应诸多历史研究者之邀而作的，但是并没有按照要求，多谈杨荫杭的“革命”事迹，在她眼中的父亲专注事业，更热爱生活，读书写诗，踏青赏花，“溺爱”孙辈，独独并不钟情谈论与参与“革命”。文末，她说父亲是那个时代常见的知识分子之一。言外之意，就是告诉大家不要把杨荫杭想象成激进的革命党人士，他只是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在“大事记”中，杨绛再次有意识地为父亲的“身份”正名，直言自己“出身开明知识分子家庭”；杨荫杭早年出国后就“脱离了革命，埋头书本”。试猜想杨绛反复地说明父亲“身份”的目的只有一个——反感他者有意识地虚构杨荫杭的“革命”形象，虚构的故事即使是“光荣”的，也会使先父蒙羞。
二
杨绛的“大事记”中多记录个人的经历，虽然只是记述大略事迹，但是文中却呈现出了明显不同的笔调。比如，谈与钱锺书初识、相恋以及结婚等事时，杨绛罕有地采用了抒情、俏皮的笔调，尤其写二人初恋的误会之事，充满着亲昵之情；再如，“大事记”中还详细地记述了钱锺书著作的出版、翻译、获奖，被编选入教材等问题。在后期出版的 《杨绛全集》中，还订正了几处之前有关钱锺书作品出版地时间、版本地记录的谬误。这看似流水账式的记录笔体单调、冗长、乏味，但其背后却饱含深情，正如她在《钱锺书集》 代序中写的，“我希望他毕生的虚心和努力，能得到尊重”。杨绛对丈夫的“尊重”就体现在细节之上，她小心翼翼地打扫“战场”，事无巨细，毫不马虎。此用心良苦，令人感叹。
杨绛一生中经历了诸多波云诡谲的政治事件，在“大事记”中，这些“大事”往往只是简要地记上一笔，并不做过多的议论。熟悉杨绛文风的读者会欣然地发现，这正是杨绛以其独特的方式展现个人与时代的关系，表达她对于历史与政治的思考。
少年时，杨绛经历了五四运动、北伐等重要事件。五四运动时期的杨绛刚满八岁，她曾亲见街上浩浩荡荡游行的大学生，却并未有特殊的时代感受。北伐战争时期，杨绛正读高二年级，此时，她的眼界与心思都逐渐地开阔起来，北伐的胜利使敏感的杨绛终于感受到了时代变化的明确信号——女子开始剪去长发。比较这两处有关杨绛青少年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的记载可以看出，杨绛完全采用的是一种个人的视角观察历史、政治、现实的变化。
杨绛在“大事记”写了一家人在日军侵华期间的生活经历，十分地耐人寻味。1935年，杨绛伴读钱锺书远赴欧洲留学，正在求学的关键之时，抗日战争爆发，两人毅然决定放弃学业，立即回国。夫妇俩回到国内便分隔两地，钱锺书应约到西南联大教书，杨绛带着尚在襁褓之中的钱瑗来到上海，不仅要独立抚养年幼的女儿，还要照顾钱家与杨家两边的长辈，生活的艰难与困窘可想而知。此间，杨绛身兼数职，一面帮助振华女中筹备上海分校，一面要做家教补贴家用，这样的生活坚持了近三年。上海沦陷后，钱、杨得以终止了“分居”生活，日子却并没有好起来，经济上反而更加地紧张了。虽然钱锺书很快在上海谋得了工作，但杨绛却失业了，她坚决辞掉了日本人接管的小学的教职工作。这段时间，她把大部分精力用于照顾家人的起居生活，钱锺书正是在此时写作了《围城》、《人·兽·鬼》、《谈艺录》 等重要的小说与文学研究著作。杨绛还利用业余时间编写剧本，她创作的话剧以喜剧为主，因为缺乏“斗争意义”，因而能够由“进步剧团”公开排演。正如杨绛所言，“上海虽然沦陷，但是文艺界的抗日斗争始终没有压没”——她的喜剧里的几声笑“表示我们在漫漫长夜的黑暗里始终没有丧失信心，在艰苦的生活里始终保持着乐观的精神”。
杨绛的父母皆逝于抗战期间。1937年侵华战争爆发，杨荫杭率家人避居乡下，在逃难的过程中夫人身染恶疾，客死他乡。1944年底时，谣传美军要轰炸上海，杨荫杭回到苏州寓所，不久之后，突发脑溢血去世。“大事记”中只简要记述父母离世的时间和原因，此外，1945年中还有一小段文字，“抗日战争胜利，夜闻消息，举家乐极不眠。我思念父亲”。即便是在后来专门怀念父母的长文之中，杨绛也从未疾声厉色地痛斥过战争带来的灾难，尤其在谈到父母仓促离世的事情时，笔调显得异常的冷静与节制。愈是平淡的叙述，愈能让人感到战争带来的无法言说的巨大的创痛。
1949年后，杨绛和钱锺书也被卷入到了一系列的政治活动之中。让我觉得有趣的是1972年的一条记录，“3月12日，钱锺书与我随第二批‘老弱病残者回北京。在北京的研究人员及干部仍在‘学习（即开会，不工作）”。这是杨绛的“大事记”中含有的一段充满了凌厉的反讽的记述……而有幸留在北京的研究员们、干部们，虽然没有困于乡下辛苦的劳作，这几年之中的生命也几近荒废——日复一日的“开会”，不工作。杨绛不像钱锺书一般于行文中随时洋溢着机智的讽刺，她只在不经意间露出讽刺的机锋，因而更显犀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