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椅禁锢得了肉体，但禁锢不了灵魂。病痛带给铁生的，不是怨天尤人、愤世嫉俗，而是一颗温情、细腻、澄明的心。

作 者：史铁生
出版年：2010-9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简介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短篇小说，当代著名作家史铁生著。在文章中，作者用平实而浪漫的笔法描绘了一幅令人憧憬的插队生活的画卷，并从清平湾这片古老而贫瘠的土地中，发掘出了整个民族生存的底蕴。本文感情深厚，娓娓叙来，令人回味无穷。

悲悯、理性和良知，是成为优秀媒体人最基本的素质

作 者：邓科
出版年：
出版社：南方日报出版社
简介
　　这是“追寻真相”的真相，这是“没有表达”的表达。 　　这本书，展现了一份影响全国的报纸新闻生产的秘密，展现了一个不断追求的媒体新闻后台操作的真相。 　　有人说，书中文章的价值甚至可能超过南方周末的公开报道。这当然是谬赞。不过，它确实从很独特的角度记录了新闻与新闻人、现实与反思者。 　　《后台》第一辑分“行动”、“思考”、“争论”三部分。“行动”展现了记者在采访报道过程中的辛酸苦乐：如何在垃圾里找到新闻线索；如何靠借宿减缩采访费用来确保客观报道而避免因靠赞助不得不在报道中“卖身 ”；如何与采访对象建立良好关系以获得持续关注；如何通过多方采访使报道更具“肉感”……。“思考”凝集了编辑记者的职业思考和经验心得：大到如何理解把握“客观报道”的标准与“道德化”的尺度、如何实现大尺度观察与细节化表述的兼容，小到如何与官员打交道、如何规范使用人名头衔、如何正确表述匿名消息源……而“争论”则借由报社内部对《平时是天使 周末是魔鬼》一文的激烈辩论，直观生动地呈现出南方周末内部评报传统与新闻操作后台。

喜欢师太笔下这样的女性，能体谅别人，但不委屈自己的内心。放得下，便不委屈，与钱无关，但没钱不行，所以能挣钱自己花最要紧

作 者：亦舒
出版年：1996-1
出版社：天地图书
简介
下午七时，亚热带的夏季天空还未完全暗下来，这正是所有人归队回家的时候，麦承欢下了车一抬头，只见整座屋灯光已亮起一半，那幢廉租屋看上去犹如挂满珠宝缨络的宝塔。
　　她从来没有第二个家，她在此出生、在此长大，一直没有离开过。
　　承欢与父母及一个弟弟同住，麦宅面积虽小，设备还算周全，最幸运之处是窗口面对南中国海，天气好的时候，蓝天碧海，一望无际。
　　初搬进来，许多亲友都讶异了，「廉租屋竟有此美景，真是政府的德政。」
　　这政府的德政还不止如此，承欢自小学读到大学，从来未付过一毛钱学费，全免，毕业后，名正言顺考进政府机关做事，回馈社会。
　　麦承欢的世界愉快、健康、乐观，她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个都会成长期的阴暗面，她只享受到它健全成熟的制度。
　　她代表幸运的一代。
　　今日与往日一样，她从办公室回家，刚好来得及吃母亲煮的可口家庭菜。
　　在电梯中她已碰到相熟的邻居，像麦家一样，他们也在此地住了好几十年。

情深不寿，强极则辱，果如是。爱情她是个难题，源于两人，最终确绝不仅限于两人。水木年华在歌中唱到：“爱是什么，我不知道”。余华说：“对于相伴一生的男女，相依为命才是真正的爱情”。

作 者：桐华
出版年：2006-4
出版社：海洋出版社
简介
十年来，你可曾被一段爱情感动？可曾为一段爱情落泪？一个倔强的、任性的女子带着对清史的洞悉进入风云诡变的宫廷。她知道自己不该卷入这场九王夺嫡的争斗中，可心不由己，因为这里有她所爱的，也有爱着她的……

再后来，丰子恺又被下放到上海郊区，从事田间劳动，乐观的丰子恺瞒着家人，称，管教的人看他年纪大了，很照顾他，因此自己过得很好。
直到有一年冬天刚下过大雪，女儿丰一吟去给他送御寒的衣服，女儿是在一个一望无垠的田野里找到丰子恺的，他孤独地站在寒风飕飕的地里，胸前挂着一个蛇皮袋，正在一点点地摘棉花，全身冻得直发抖。
之后，在丰一吟的一再要求下，丰子恺才带着她去了自己的住处——一间破得不能再破的旧牛棚茅草屋里，因为屋顶年久失修，女儿清楚地看到在父亲床上的草枕边上，还有一堆没融化的积雪……
即便是在如此简陋的卧室里，老人也很难睡上一个踏实的觉——管教他的人，经常会半夜三更，突然吹响集合号。
丰子恺年纪大，手脚又不灵活，自然每次起床都不能像其他人一般麻利，于是被推搡被斥骂成了常有的事情，后来，他干脆睡觉不脱衣服。
虽然遭受到如此非人般的不公虐待，但丰子恺依然没有任何的抱怨，从没想过要放弃绘画，从不敢忘记对恩师的那句承诺。
“护生即护心，慈悲在心，随处皆可作画”，劳动改造期间，他以苦为乐，只要一有机会，就会想方设法继续《护生画集》的绘画，并完成了第5集的90幅画。

但环境的恶劣最终还是击倒了老人。患上严重肺炎的丰子恺被允许回家养病，此时的他已经76岁的古稀老人了。
回到家中的丰子恺便没有按照医生的要求，好好休息，积极配合治疗，相反，他甚至偷偷扔掉医生开的药，全身心地扑到绘画上去。
他每天凌晨4点就起床，开始着手画《护生画集》的第6集。此时与恩师约定的最后一集还有6年时间，但丰子恺似乎隐约感觉到自己将不久于世，于是才拼命画。
儿女们怕他累坏身体，把他的笔和纸都藏起来了。丰子恺就向他哀求道：“你们这是要我的老命呀，快还给我吧。”
儿女们只好作罢，晚上即便睡在一个需要蜷缩起双腿才能睡下的小床上，他也一点感觉不到不便。他的所以心思都沉浸在画作中，《羔跪受乳》、《首尾就烹》等名画就是这个时候完成的。
1973年底，丰子恺终于完成了恩师的重嘱，画完了《护生画集》的最后一集的100幅画，这与他送给恩师第一集《护生画集》时，整整相隔了45年。两年后，老人与世长辞。
“在他之前，没有人画过，之后也没有人画过。”后人这样评价丰子恺独特的漫画。

【延伸阅读】文/牧徐徐
《护生画集》出版之后，有人认为，丰子恺的护生画是过于天真烂漫和过于理想主义的。动物有生命，植物也有生命，细菌病毒也有生命，若要彻底护生，人类就无法生存了。
对这个问题，丰子恺是这样回答的：“护生者，护心也。”
所谓“护生”，主旨在于“去除残忍之心，长养慈善之念”，然后拿这种对待其他生命的良善之心、恻隐之心、悲悯之念，同体之悲，来待人处事。
因为残忍的心，是一切暴行和灾难痛苦的直接起源，所以，要控制一切暴行和灾难，要消除不幸，就要首先从护持其心，令其少生、乃至不生残暴之念开始。
“护生”者，就是一种对心念的自觉与自控，是对残忍成性的预防，是对为了自己的欲望对其他生命任意施加暴行，对其他生命的痛苦毫不顾念的预防，是在残暴生起的萌芽状态，就把它化解掉，是对这种于自我无限爱惜与娇惯，于其他生命无比冷酷和狠毒的预防，只有心内没有恶念，世界才能减少恶行。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护生”，其实就是《金刚经》上所说的“善护念”。
它在外在形式上，是延续了其他生命的寿命，减轻了其他生命不必要的痛苦，在根本上，则是长养了天地的和谐之气，削弱着人间恶行暴力产生的那个内因。
在桂林讲话中，丰子恺进一步阐述说：“我们所护惜的，不仅是雪地本身，不仅是野花本身，不仅是蜻蜓本身，不仅是蚂蚁本身，而是为了自己的欲望动手毁坏或者残杀的人的心。”
为了不遭遇残忍的对待，不经历残暴的事情，就要在一切事情上来护持、增强、滋养我们的良善之心。
这是治本之策。

林语堂：中国人的冷漠
如果说中国人的耐心是举世无双的话，那他们则更是出了名地冷漠。我认为这同样是社会环境的产物。这里有个再明显不过的例子作为对照。英国名著《汤姆求学记》中有这样一个场景，汤姆·布朗临行前，母亲嘱咐他“要抬头挺胸，直截了当地回答别人的问题”，然而中国母亲对儿子的临别嘱咐却往往是“少管闲事”。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身处一个法律不保障个人权益的社会，不关心公共事务总是比较保险，对中国人来说这是冷漠吸引人的一面，西方人则难以认同。
但我觉得这种差异并非与生俱来，而是与中华文化相适应的产物，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产生并遗留下来的，而后人则接受着这种旧观念的熏陶。Taine（美国自然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译者注）曾说过恶行和美德好比硫酸和砂糖。若非持有这种绝对的观点，我们仍会认同多数人的看法，即认为任何美德都是“好的”，值得受到整个社会的广泛推崇，并极有可能将它作为生活中的一般准则。
中国人固守的冷漠态度就像是英国人随身携带的雨伞一样，因为风云多变的政治气候总是暗藏危机，这对于那些管得太多的人来说终归是一种潜在的威胁，换言之，中国青年和外国青年一样都热心公益，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也有热血志士，他们也热衷于“参与公共事务”。但等这些年轻人到了25~30岁之间的某个时候，大家全都变聪明了（中国人叫做“学乖了”），变冷漠了，而冷漠是判断一个人是否老练和有教养的重要标准。有的人自然而然就学会了冷漠，有的人则是在手指被灼伤一两次后才习的的。所有的老人都行事谨慎，因为所有曾经行为不羁的老家伙都已经受益于冷漠，他们要在这个个人权益不受保障的社会里生存下去，在这样的社会里，把手指头烫伤一次已经是足够倒霉了。
因此，在个人权益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冷漠也就获得了自己的“生存价值”。一个人太热衷于公共事务（或者中国人所谓的“闲事”）是非常危险的。邵飘萍和林白水这两位中国最勇敢的记者在1926年被东北军阀（张作霖，译者注）枪毙，甚至都没经过任何审判，其他记者自然会从中学会冷漠，开始“变聪明。”在中国，所谓的最成功的记者，是那些对生活，特别是对当下最迫切的社会问题没有任何自己看法的记者。他们又能做些什么呢？人们只有在个人权益得到保护的情况下才会热心公益，这时，大家只需注意诽谤法（国外把保护名誉的法律通称为“诽谤法”，译者注）。但当公民权益都得不到保护时，人们自我保护的本能便会告诉自己，莫谈国事才是对自己人身自由的最好保护。
换言之，冷漠并非一种高尚的美德，而只是一种社会态度，人们因为得不到法律保护而把它当作必需。冷漠是一种自我保护的表现，如同乌龟进化出龟壳。中国人的漠视眼神举世闻名，但这只是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在很大程度上这要归咎于中国的文化和中国人的自我约束。中国的强盗和土匪就是这一论断的事实依据，强盗和土匪无需仰仗法律的庇护，因而没有进化出冷漠的外壳，他们是中国社会中最具侠义心肠和公益精神的一个群体。这种有中国特色的骑士精神，以“豪侠”为名义，与白话小说《水浒》有着必然的联系。读者通过阅读小说，感受着这些好汉的生活与冒险，通过小说间接得到快感。这就像Elinor Glyn（英国小说家，性爱小说的先锋，译者注）受到追捧是因为她背后有大量美国老处女作为她的拥趸一样。因此，强者是这些富有公益精神的人，因为他们敢承担管闲事的后果，而弱者自然是剩下的大多数，他们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不搀和时事。

野夫：残忍教育
一
　　残忍，对人而言，究竟是作为动物的天性，还是家族血统的遗传？是某个特殊社会的迫使，抑或是个人教育的缺欠。我们是不是可以套用托翁的一句名言－－所有的善良都基本相似，而残忍却各自不同。
　　许多年前，我还在禁中时，母亲来信说－－我的女儿（当时不到六岁，也不识生父）性格变得有点乖戾。比如，她会用一壶开水慢慢倒进小鱼缸，看那些鱼绝望挣扎又无路可逃，最后被烫死。母亲对此充满忧虑，老人在这一纯粹的孩提游戏事件里，看见了残忍。这使我忽然惊觫，我隐约意识到，几乎人类所有的残忍都具有一种游戏的表象，而多数的游戏中，都埋藏着一种残忍的本质。
　　当然，我不能不原谅我的女儿。一方面可以推诿她的幼小和父位缺失，尚未获得文明社会某些宗教式的护生教育，她只是在重复早期人类的原始野蛮。另一方面，我想起了我在那个边区小镇所度过的粗野童年，想起了我在这个国家所经受的全部残忍教育。当成人犹在主持或者默许各种变态的残忍游戏时，我实在羞于去谴责一个孩子。
　　我从四岁开始进入那个著名的十年，于是我天生就是个野孩子－－没有幼儿院的正规学前教育，自然也缺乏什么益智的娱乐。乡村大孩子带我学会的第一种游戏，就是去田野抓癞蛤蟆。然后用泥巴糊一个小窑，里面铺一层生石灰，将癞蛤蟆关进去用稀泥封闭，上留小孔再注入冷水。生石灰遇水则发散，产生极高的温度，蒸汽袅袅中，一阵阵“呱呱”的受刑惨号由强变弱。汽散声绝，扒开泥窑，但见癞蛤蟆的丑恶皮肤完全剥离，露出初生婴儿般的晶莹胴体，在死亡中显出一种纯净的美丽。
　　如此残忍的游戏，最初又是谁来发明的呢？游戏源于摹仿，孩子们到底在摹仿什么？

二
　　若干年来，我几乎不断重复的一个梦境就是，我站在深秋的蓝天下，赤身裸体，抢着收集阳光过冬－－那时的冬天太冷了。我看见残阳越过高墙，把我的影子夸张地贴在对面墙上，而电网的投影恰好横过我的颈项，使我的头颅在墙的画面上，像悬挂在枯藤中的一只摇摇欲坠的野果。
　　我在那一刻开始知道，残酷的现实往往需要残忍的心灵去适应。这一曾经真实的场景，因其起点的令人不寒而栗，在往后的平淡生活中，被复制成了经久轮回的梦影。我在对往事地转顾中，力图去找到我对残忍竟能熟视无睹的源头－－我们从何时开始，把恶行和暴力视为情有可原且法无可惩的正常生活？
　　六岁，对，六岁时我是一年级的学生。1968年的初秋。放学集合，一个血气方刚的教师拆散大扫帚，给每个孩子发一根竹条。然后排队，去打强盗。当小街上走来我们这支武装童子军时，围着那个小偷的镇民们开始喝彩欢笑。小偷被罚站在一个水泥圆管上，衣衫褴褛，裤脚挽在膝盖上，似乎刚刚下田归来，脚下是一双草鞋。我深刻记得这些细节，是因为我们的高度只能够到他的踝骨。大人们不断吆喝“打，打”，于是小镇的狂欢节开始上演。
　　村小的孩子从六岁到十六岁不等，倚仗大人的鼓励第一次可以打大人，无不心花怒放。那个中年小偷被无数竹枝抽得像陀螺一般跳动，在水泥管上来回穿梭仿佛一场没有尽头的舞蹈。事实上他无处可逃，所到之处带动的只是更密集的鞭笞和喧嚣。我清晰地记得他的小腿－－那粗糙的还带着泥巴的皮肤，慢慢由红变紫，渐渐肿大发白一如半透明的萝卜。他不停地哀号，绝望地手舞足蹈，汗如雨下，双眼现出死亡的寒光。我挥了几下便因恐惧而悄然住手，而成人和孩子还沉浸在自己编织的绝妙游戏中。最后，我看见他喉咙嘶哑只剩鱼唇般的无声张合，身体摇晃如失去平衡的风筝，在极限地一击下砰然栽倒……
　　在围殴时我们已经从大人的咒骂中知道，他只是在试图偷裁缝铺的三尺布时被抓的，他是乡下来赶集的一个农民。在我成长的岁月里，我一直为此深深内疚。我总在想，他和我一样要面对人生的冬天，他的孩子还衣不蔽体，他实在没钱去给那个和我一样大的儿女增添一缕温暖，这时，他看见了那要命的三尺布。我每每想起这一画面时，内心的痛楚就在深化。走笔至此，我忽然泪流满面，我依稀可以确认，这，正是残忍教育的起点。

六
　　我常常想不清楚残忍究竟是基于愚昧还是源于仇恨——此中暂且排除被迫的残忍行为。除开这两种之外，还有没有其它的发生原因呢？读了母亲的信后，我想起了我女儿在更小年龄阶段时的故事－－那时我曾短暂地与之相处过一些片段时间。
　　大约在她一岁多时，还是一个与不熟悉的人难以和平共处的孩子。我这个过客似的父亲面对她的哭闹完全无技可施时，只好抱她到鱼缸前。果然，她很快就被那些妖冶扭摆着的鱼所吸引而停止了哭声。她先是睁大泪眼随着无声舞蹈的鱼转动瞳仁，当鱼们累了小憩不动时，她开始伸出小手拍打鱼缸兴风作浪，鱼们受惊又重新四处奔逃撞壁，一会才复归宁静。女儿又去拍，鱼再度狂奔，女儿终于破涕为笑，她可能意识到她竟能捉弄这些貌似天仙的小精灵而为此得意快乐。
　　当这种游戏反复多次失去新奇时，她开始表示进一步的要求，指挥我把她抱到更近的位置，她竟然伸手到鱼缸去直接捕捉那些穷途末路的鱼。她似乎充分相信这些弱小的动物不会使之受伤，她有些肆无忌惮。假设是蝎子蜈蚣呢－－是什么经验使得一个孩子本能地区别这种捉弄的安全和危险呢？人的天赋中是否具备从形体的美丑来鉴别安危和喜恶的能力？鱼的反抗挣扎是徒劳的，她如愿逮到了一条小鱼，鱼惊恐的扭动又使她略感害怕地把鱼扔到了地上，
鱼像一个机器玩具般蹦达了几下就躺着不动了，她开始咯咯大笑。
　　从这一连串的动作中，我看出女儿如我一样是喜欢鱼的——一种毫无根由的喜爱。但这种爱的体现方式则是折磨对方——一种小小的残忍的开始。我们在成年人的恋情里，司空见惯了这样一类因爱而起的折磨，以及发展到极致后的残忍。正如米兰昆德拉小说中所说－－他们相爱，但他们彼此置对方于地狱。这种因喜欢或者爱而诞生的残忍确实难以思议，然而却遍布于我们生活周围，我姑且称之为“抒情式的残忍”。

七
　　“整风”这个词语的诞生和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的消亡，大约也只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但是，这个看上去似乎并不严酷的语词，确曾经久地肆虐过我们民族的心灵，以致于在今天还能依稀窥见那些残留的阴影。
　　我们这一代人几乎是从小学开始，就被这个词语恐吓和绑架了。那时我还并不清楚它的来历，不知道它产自延安，曾经令我们的老一辈革命者闻之色变甚至肝脑涂地。但当它又频繁地侵入我们的童年领空时，我至今依然想起就心有余悸。
　　我不清楚这个国家的教育设计者，为何要把这种成年人的政党斗争残忍方式，引入到少不更事的孩子中去。我只知道童年的我，每个学期必将要提心吊胆面对的一次运动就是整风。而所谓对学生的整风，不过就是采取同样威吓利诱的手段，让一群天性纯良的儿童，学会怎样背靠背互相揭发。虽然今天看来那些检举的内容都十分荒唐可笑，但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却播下了人性恶的种子。当你看见一个你曾经信任的孩子，突然翻脸站出来大义灭亲似的举报你们一起所做过的顽皮之事时，你无法不觉得世事和人心的险恶。随背叛和揭发一起接踵而至的还有批判和哄笑，每一个孩子都要在这样的互相撕咬和报复之中颜面丢尽，人的最初的尊严和诚信轰然崩溃，代之以成人般的狡诈和以邻为壑。
　　我迄今依旧记得我初中的一位女同学，美丽温婉，有着一根粗黑的麻花辫。也许仅仅因为父母来自于省城，而比我们在心灵和情感上早熟了几天。在一次整风运动中，她被她的闺中密友――我们另一个女同学告发，说她亲口说过她喜欢看某个男生的水汪汪的眼睛，还时常梦见那个男生。
　　那个女生大义凛然的检举，换来了我们所有同学的哄堂大笑。我看见这位清纯的女同学在瞬间的惊愕之后，突然恍若雷击般面色苍白，又瞬间血脉贲张面红耳赤，埋首于桌子下嚎啕大哭起来。她的哭声仿佛一个被捉奸的嫠妇般苍凉绝望，令也在开始懵懂暗恋的我辈少年寒彻骨肉。一个十三岁的少女就这样在心灵刻下了耻辱的红字，她再也无法在这个学校生存下去，她的家人只好让她退学，寄养到武汉的亲戚家去，以后早早地结婚，成了一个卖早点的主妇。美丽红颜和单纯青春皆过早褪去，谁敢再寄望于童真的友谊？
　　背叛、告发、出卖甚至故意互设陷阱，这是我从童年开始就要防不胜防的世道。是怎样的祖国才要她的孩子，在本该稚嫩的年代，便要学习如此残忍的生存。我在今日之社会犹能时时处处感到的不安和危机，其实多数都是早在孩提时就被教育形成的阴谋和险恶。

　　后来，猪兄学会了汽笛叫，这个本领给它招来了麻烦。我们那里有座糖厂，中午要鸣一次汽笛，让工人换班。我们队下地干活时，听见这次汽笛响就收工回来。我的猪兄每天上午十点钟总要跳到房上学汽笛，地里的人听见它叫就回来——这可比糖厂鸣笛早了一个半小时。坦白地说，这不能全怪猪兄，它毕竟不是锅炉，叫起来和汽笛还有些区别，但老乡们却硬说听不出来。领导上因此开了一个会，把它定成了破坏春耕的坏分子，要对它采取专政手段——会议的精神我已经知道了，但我不为它担忧——因为假如专政是指绳索和杀猪刀的话，那是一点门都没有的。以前的领导也不是没试过，一百人也这不住它。狗也没用：猪兄跑起来像颗鱼雷，能把狗撞出一丈开外。谁知这回是动了真格的，指导员带了二十几个人，手拿五四式手枪；副指导员带了十几人，手持看青的火枪，分两路在猪场外的空地上兜捕它。这就使我陷入了内心的矛盾：按我和它的交情，我该舞起两把杀猪刀冲出去，和它并肩战斗，但我又觉得这样做太过惊世骇俗——它毕竟是只猪啊；还有一个理由，我不敢对抗领导，我怀疑这才是问题之所在。总之，我在一边看着。猪兄的镇定使我佩服之极：它很冷静地躲在手枪和火枪的连线之内，任凭人喊狗咬，不离那条线。这样，拿手枪的人开火就会把拿火枪的打死，反之亦然；两头同时开火，两头都会被打死。至于它，因为目标小，多半没事。就这样连兜了几个圈子，它找到了一个空子，一头撞出去了；跑得潇洒之极。以后我在甘蔗地里还见过它一次，它长出了獠牙，还认识我，但已不容我走近了。这种冷淡使我痛心，但我也赞成它对心怀叵测的人保持距离。
　　我已经四十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为这个原故，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

毕淑敏：幸福是一种内心的稳定
我到40多岁的时候才觉得幸福是那么重要，此前我一直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幸福的人。后来我才知道，是我错了，幸福不是那么惊天动地的，不是那么大张旗鼓的，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需要很多的金钱、需要那种万丈光芒的时刻。只要我们每一个人努力去争取、去奋斗，我们就会享有自己的幸福。
我最早关注到幸福这个问题，其实还是得益于一位德国的哲学家费尔巴哈。他说过，人活着的第一要务就是要使自己幸福。我当时看到这个说法挺惊讶的。我们会觉得我们有很多的小目标，我们会被这个社会的大的舆论所引导，被一些潮流所裹挟。可是，你一定要清楚，这一生你最重要的事情是让自己幸福。
我刚才说过，我到40岁的时候才明白了这些事情，源于那时我看到一个小的故事：西方某个国家在进行的一个调查研究，题目是“谁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因为在报纸上发出了征集答案的征文，成千上万的信函就飞到了报社。报社组织了一个评选委员会，想看看民众中对于幸福、对于谁是最幸福的人有怎样的答案。最后，按照得票的多少，第一名是给自己的孩子洗完澡后怀抱婴儿的妈妈；第二名是给病人治好了病后目送那个病人远去的医生；第三名是，孩子在海滩上自己筑起一个沙堡，夕阳西下的时候，这个孩子看着自己筑起的沙堡时自得其乐的微笑；第四名是给自己的作品划上句号的作家。
我看到这个答案以后，心里充满了悲凉。在某种程度上，这四种幸福在那个时候的我身上其实都已经历过。我有孩子，给他洗过澡，有抱过他的时候；我原来是医生，也有治好病人目送病人出院的时候；我可能没有在海滩上筑起过沙垒，但是在我们家附近工地上的沙堆挖过坑，然后看着旁边的人不小心掉进去；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写作，所以也给自己作品划上过句号。我之所以难过，是因为我集这些幸福于一身，可是我未曾感到幸福。我想，不是世界错了，是我自己错了。我对于幸福的认识和把握，对它的追求，其实有重大的误区。就在这种情况下，我写了一篇散文叫《提醒幸福》，后来收入全国统编教材二年级语文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