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是一位怪才，他游学西方二十三年，“奔走东西洋数万里”，足迹所至有日本、德国、美国、法国、瑞士等国，先后就读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士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等著名学府，但未曾获得一个学位。因为文凭在他眼里，不过是一张废纸而已。
在留学期间，陈寅恪学习并掌握了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言，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陈寅恪国学基础深厚，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学问深不可测，独步成绝学，在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空前绝后。
1925年起，陈寅恪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一道成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当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是非常有名的高级学术机构，不论后来的有志者如何想重建这样的机构，实际上谁也没有重建起来。在“四大导师”这样的名师面前，培养了很多了不起的第一流学人。赵万里、徐中舒、姜亮夫、刘盼遂等后来的大学者，都是当时国学研究院的高才生。他们在这里的学习生活非常愉快，师生之间，如沐春风。陈寅恪曾经写过一副对联给他的学生，说他们是“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说国学研究院的学生是南海圣人的再传弟子，是因为梁启超的老师是康有为，而康有为有“南海圣人”之称，既然是梁启超的学生，不就是南海圣人的再传弟子吗?而王国维是溥仪的老师，你们现在也是王先生的学生，岂不就跟溥仪是同学吗?同学一听高兴得不得了。

最重要的是，陈寅恪讲课，从不拾别人牙慧。他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因而，陈寅恪上课的教室，总是坐得满满的，一半是学生，一半是慕名而来的老师，就连朱自清、冯友兰、吴宓那样的名教授也一堂不漏地听他上课，人称他是“教授中的教授”。
陈寅恪先生一生追求真理，崇尚学术自由。和他同为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因生命困惑而投湖自尽后，陈寅恪亲自为王国维撰写碑文：“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纪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陈寅恪和王国维一样，以生命捍卫了思想的奔放与学术的自由。他一生从未写过一篇媚俗的文章，从未无感而发地去“遵命”写作。这是中国文人学者最可宝贵的性格。
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请陈寅恪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他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是一种极高的荣誉。因为二战爆发交通断绝，牛津大学虚位等待陈寅恪多年，才另请他人。
1949年前后，陈寅恪谢绝了一切关于移居海外的劝说，携全家前往广东岭南大学，就是后来的中山大学，从此开始他最后二十年的岭南生活。陈毅看望。陶铸照顾。胡乔木、郭沫若、周扬过访。许多重要人物到了广州，总是以目睹陈氏风采为荣，一惯狂横的康生竟然被陈寅恪堵在门外。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几乎都在中山大学度过，失明与膑足的痛苦，并没有消磨掉他喷薄欲出的创作才华。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两篇著作，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完成的。1953年夏，陈寅恪病了一场。他让历史系的同学到中大图书馆为他借回了一堆弹词小说，其中有清代陈端生所作的《再生缘》。助手黄萱便在陈寅恪病中休养的那些日子为他诵读了这些弹词小说。于是，他那积蓄已久的生命感受终于找到了一个喷发口。他把生命情感体验与感慨身世之浩叹，全都倾泻于陈端生身上，一篇意境气象万千、文采光芒四射的《论再生缘》诞生了。有趣的是，这篇气如长虹、势若飞瀑的佳作之创作过程，被陈寅恪谦虚地幽默为“聊作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
柳如是紧随陈端生步入陈寅恪的历史之梦中。陈端生长于“承平之世”，柳如是活在动荡的时代；陈端生是深闺女子，柳如是则为风流放荡之，“不类闺房儿女”。活在盛世的陈端生忧伤而死，不为世所容的柳如是因理想与人生倚托的消失而亡。陈、柳二人人生有异，但留给历史的痛感却相同。陈寅恪为陈、柳而伤，也为自己而伤。从1954年至1964年，足足十年时间，陈寅恪在迹近湮没的历史废墟之中艰难地发掘。《柳如是别传》全书八十余万字，此书犹如一堆需不停地添加燃料才能旺盛燃烧的火，耗尽了这位还有很多愿望尚要去实现的老人的心血……

陈寅恪一生学贯中西，倡导以诗文证史，能运用十几种语言文字从事文史研究，并能以外文资料与中土旧籍相参证，他在历史学、宗教学、语言学、考据学、文化学及中国古典文学等领域取得了罕见的成就。但使人深为遗憾的是，这位文化巨匠留给后人的著作，与他渊博的知识系统相比实在是太少了。陈寅恪生前，中国学界便一直翘首以待陈寅恪能写出通论性的中国通史或中国文化史，一时有“天命所归”之切望，但陈寅恪没有写出这种体系性的著述。直到今天，依然有学人认为陈寅恪耗费十余年时间撰写《柳如是别传》是不值得的。
十年动乱期间，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他曾预作挽夫人唐筲联：“涕泣对牛衣，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令人不忍卒读。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在广州含恨离开人世。
陈寅恪一生治学秉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身为一文史名家，不仅在治史上有卓越贡献，在相当早的时候就提出与乾嘉学派治学风气不同意见，他认为若是要了解诗词典故的深意，除找出古典(第一出处)之外，还要找出作者当时的今事，这样才能古今融为一体，这种古典今典共鸣的新传记批评，实际上已经超越中国历来诗词评论的窠臼，乃陈先生晚年著作与早期著作的会通处，也就是陈先生的心史所在。

徐晓：我的朋友史铁生
我们相识是在一九七四年夏天。那时的中国，一切都发生着令人难以预料和不可思议的变化，惟独人类的声音——信任、友爱、希望似乎猝然中断了。我相信，许许多多的人都不会忘记，在那阳光照不到的岁月里，我们这一代人是多么孤独！那时候，我常常徘徊在地坛公园，不知道消磨了多少清晨和傍晚的时光。
也许因为他坐在轮椅上，我认定残疾人绝不会是时代的宠儿；也许因为我总是夹着旧报纸包着的外国名著，而他总捧着厚厚的英文字典；也许因为他有着吸引姑娘们的宽肩膀、黑皮肤和厚嘴唇……总之，时间长了，没有第三者介绍，我们认识了。除了明摆着的一双残废的腿和他自己所说与白卷英雄张铁生一样的名字以外，他对我完全是陌生人。然而，一种神差鬼使般的直觉使我自信：他是个好人。尽管这种自信不仅是荒唐的而且是危险的。我向他传播了不少“小道消息”，讲了许多在那个年代来说要杀头、要坐牢的话。他听，也谈，然后吓唬我说：“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不怕我告发你？”我也吓唬他：“这里没证人，如果你告发，我就全推到你头上。”

我们的友谊就这样开始了。这样的一种友谊，在那个亲友间也只能用手握得紧一点儿来表示心照不宣的年代，几乎不可想象，只有在充斥着苍凉、伤感的自然气息的地坛公园才是可能的。那年我二十岁，二十岁的女孩儿，有着怎样一种寻觅知己、倾吐心声的渴望！为此，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半年以后，受朋友牵连我身陷囹圄，我们的交往被迫中断了两年。
一九七七年初，一个寒冷的夜晚，我又一次敲响了他的房门。还是那张铁床，还是那盏台灯，还是那真而纯的目光，但是，从他脸上的表情，我清晰地感觉到了时间给我带来了怎样的变化。他不相信生病住院的解释是我突然失踪的理由，许多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都发生了，人们已经习惯于接受现实。
从那以后，我们的交往多起来。我知道他放弃了英文，开始写作。我想，他之所以选择写作，并非因为这条道路更加轻松，而是由于命运的坎坷使他备感人生的忧郁和孤独。人在快乐的时候，往往愿意同别人接近，同亲人们以至路人分享自己的快乐。人在忧伤的时候，也需要与人交流，只不过用的是完全不同的方式，陌生的耳朵是无法懂得忧伤者的语言的。正因如此，他的作品总带有一丝伤感的情调。这种伤感，不是那种使人落泪的伤感，而是令人无可逃避、无可奈何的伤感。一九七九年，西北大学中文系的刊物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爱情的命运》，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的作品印成铅字。过了没多久，他写了又一个短篇《兄弟》。当时，我和一些朋友正在编辑文学刊物《今天》，他看了以后很感兴趣，也很钦佩那些在《今天》上发表作品的作者，我准备把《兄弟》拿到《今天》去发表时，他似乎并不那么自信，结果却受到了极高的评价。很快《花城》便转载，并引起了极大的注意。他创作初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没有太阳的角落》最初也发表在《今天》，《青年文学》杂志转载时，将题目改为《就是这个角落》。

十几年过去了，他从一个街道厂的临时工成为一个著名的作家，然而在我们彼此的心目中，仍然是普通的、又是不可缺少的朋友。他把爱和理解带进我的生活，他帮助我摆脱了许多烦恼和怨恨，他帮助我希望、热爱、生活。他知道，我需要；我也给他同样的回报，我知道，他也需要。在经历了够多的人生的悲欢之后，我们越来越感到，这是多么难得，因而又是多么珍贵。许多次，我梦见他像健康人那样迎面走来，高大、健壮……是的，我多么希望他能重新站起来，行走、奔跑……但梦醒之后，我又想，如果他不病，我们便不可能相识，在这匆忙而又短暂的人生中，我将失去这份珍贵的友情。不，不仅仅是自私，我是想说，也许上帝终归是公正的，把他放在火上烤，同时也使他有了涅的可能。他没有腿，但他会比许多健全的却是平庸的人走得远，他经历了常人经历过的一切，还遭遇着常人不可能遭遇、甚至无法想象的一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失去双腿，确实是命运对他的恩宠。
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他住在前永康胡同一个大杂院的最里边，从院门到屋门，手摇车得走过小几十米坑洼不平的土路，他的小屋只有六七平米，屋里除了床和写字台，剩下的空间仅够他的轮椅转个小弯儿。最初是奶奶照顾他。看过《奶奶的星星》那篇小说的人都可以想象，他的瘫痪对于奶奶和奶奶的死对于他意味着什么。当时，他父亲下放到云南的林学院还没迁回北京，妈妈只好请了事假照顾他。在我的记忆里，她显得非常年轻，戴一副白边眼镜，不像我们许多同学的妈妈已经是老太太了。现在挂在他书柜上的一块白底深蓝色图案的花布是他当年的窗帘，那块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在那近乎于寒碜的小屋里，惟有那块优雅而又朴素的花布，流露出母亲的趣味和素养。看见这块布，我便想起那位文静的中年知识妇女的形象。她病得突然，死得更突然。那篇每每使我泪下的散文《秋天的怀念》，没有写在妈妈病危的日子里，他怎样摇着车到药店和一个又一个熟人的家里去寻找可能使人起死回生的“牛黄安宫丸”。一位四十九岁的母亲，能够承受为儿子治病欠下的几千元债务的重负，能够承受后半生服侍一个病人的磨难，却怎么也承受不了生龙活虎的儿子失去双腿的打击。她走了，留下残废的他和十三岁的妹妹。由于生活拮据，他不得不摇着车到街道工厂去上班，日复一日地在鸭蛋上画仕女，每月挣十几元钱贴补家用。大约有两年，他每星期奔波于民政局、知青办、房管局，终于得到了政策明文规定的伤残补贴和面积增加了一倍的房子。一九七九年，由于下肢麻痹、肾功能受到严重破坏，尿毒症威胁着他的生命，不得不造漏排尿。紧接着，由于肌肉萎缩，血液循环受阻，再加上每天长时间地坐压，褥疮发作，前景是败血症。一九八六年，前列腺引起的疼痛，使他不得不停止写作整天卧床……冬天，他那毫无知觉的腿，经不起寒冷，如果冻了，就有坏死的可能；夏天，全身的热量只能从上身排出，额头的痱子从来不断……

提起这样的境遇，人们往往会想到忧郁、凄凉、孤独这些字眼，想到一个夹着纸烟，闷闷不乐、敏感而又古怪的形象。但是，这种形象不属于他，他代表的是无论怎样冷酷的境遇都具有的积极的一面。只要见过他笑的人，就绝不会认为我的话有丝毫的夸张——他笑起来十分热情，小眼睛眯成一条缝，有时还透着几分孩子般的狡猾，像是对某个恶作剧彼此心照不宣似的——你绝不可能在他那个年龄的其他作家的脸上看到那么单纯而又灿烂的笑。
遗憾的是，我没有能力描绘一个尽善尽美的形象，就如同对他的作品——我爱他的作品，但我说不清楚，是他作品本身的魅力呢？还是因为它们生动地反映了他写作时的心境和生活？我没法退回到一个对他一无所知的读者的地位，把那些作品仅仅看成是一篇小说；同样，我也无法像一个崇拜者那样，把他仅仅看成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或一个身残志坚的英雄，我所能介绍的，是另外一个史铁生，是一个具体的、实在的、在北京一个大杂院中一间普普通通的平房里活动着的史铁生。
如果说他有什么特别的话，最突出的要算是嘴馋并且胃口好。他爱吃肉，又正好属虎，所以朋友们都叫他“食肉动物”。他喜欢所有好的和好吃的东西，对文学的迷恋都远不如对吃的迷恋更甚。患尿毒症住院，高烧连日不退，大有活不下去的危险，他躺在病床上，想的全是吃，把生平能想到的东西像过电影似的过了一遍，可惜筛选出最想吃的是猪蹄。好在，他并不特别挑剔，对于那些杂七杂八的红白下水、蹄子、脑子，不管是猪的、牛的、羊的总是一视同仁。有的人馋，但苦于吃不下，他可总是来者不拒。煮好的茶鸡蛋放在桌上，他一会儿吃一个，压抑了又压抑，还是能连续吃六个而不觉得满足；买来的豆腐丝，还没等做成菜，他就一撮一撮全抓着吃了。无奈，怕他吃坏了，他父亲只好像防猫或防老鼠一样把吃的东西紧着收起来。在他的嗜好中，尤以北京风味小吃为甚。因为地坛庙会有小吃，开张第一天我们就去了，吃了爆肚、炒肝、茶汤、豌豆黄还不算，又买了灌肠、白水羊头带回家接着吃，边吃还边给来做客的法国朋友讲各样小吃的来历和吃法。他常给我这个不正宗的北京人讲街头挑担、夜晚叫卖的旧景，还每每感叹北京小吃的今不如昔。当然，如果你问他烤鸭或炒肝哪个更好吃，他肯定会说是前者，但是他总也脱不掉“土”劲儿。如果让他选择，他宁愿每天吃炒肝而不愿每天吃烤鸭。看到他托着碗吃炒肝时的那个香劲儿，那种有滋有味的模样，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一个精于品味北京小吃的美食家的形象。
谈这些似乎不太雅，但这确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就像他作为一个孝子要为父亲操持生日家宴，作为一个兄长要为妹妹准备结婚的陪嫁一样。他接受他所看到的现实世界，作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他的身上充满着矛盾和变化。
刚得病的那几年，有人嘲笑他的腿，他说他恨得想抱着炸药包冲过去，和那些人同归于尽；现在有人嘲笑他的腿，他有的不再是恨，而是怜悯。一次，我们骑车推着他的轮椅去紫竹院公园，路上一个警察硬说我们是扶肩并行，要扣我们的自行车，还要让我们去派出所罚款。他怎么容忍得了这种欺侮！便和警察吵了起来。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发火，气愤得直发抖，大有要拼命的意思。几年之后，他看到一个警察训斥一位骑车带孩子的妇女，等耀武扬威的警察罚了对方钱把妇女打发走了以后，他把车摇过去，心平气和地对警察说：如果你自己的妻子每天必须要带着你的孩子送幼儿园的话，你又会怎么想？大家活着都不容易，应该心怀善意。

有一次聚会是难忘的。聚会的理由我已记不清楚了，只记得相邀的有力雄、潘婧、陈志伟和他怀着身孕的妻子。那是八五年初春，为了能把这些人装进我家的小屋，前一天还特意拆了炉子。大家聚在一起各自谈了许多趣闻轶事。当然，席间最中心的话题是谈吃。羊肉片的价格蹿着往上涨，使这几个酷爱吃涮羊肉的大为惊慌。对于涨价，铁生的哲学是，如果不打算“戒”掉，最好抓紧吃，否则明年还涨。然而抓紧吃需要钱，大家七嘴八舌不知是谁提出要搞点儿“涮羊肉文学”，也就是不费脑子、又容易来钱，来了钱不干别的，专门吃涮羊肉的那种通俗小说、电视剧本什么的。我们谈得很细，不光谈了怎么写，还谈了怎么“卖”，然后是怎么吃。如果把那天说的写出来，可能会是一篇不错的黑色幽默，可惜那点儿素材都让大伙儿当下酒菜吃了。酒喝了不少，饺子也吃了许多，午餐结束了，大家仍然谈兴未减，话题转到写作、往事、社会，最后谈到人生。尽管我仍然记得那一次谈话的调子，但具体内容却忘掉了不少，可有一点我却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铁生爱吃爆肚，我家又离北京最有名的“爆肚王”很近，他便把他的观点命名为“爆肚主义”。他说，只要是喜欢，吃爆肚和登珠穆朗玛峰给予人的享受是一样的，尽管在别人看来登山很苦很危险，就像不喜欢吃爆肚的人认为那很膻很脏一样，对于本人却是一种享受。之所以说登山并不比吃爆肚更为高尚，是因为二者的目的都是为了某种满足——英雄欲和食欲的满足，这种满足使人愉快，这种愉快正是人类所共同追求的自我实现。运用什么方式达到自我满足的目的固然有审美趣味、价值观念的差别，但这种差别只有在特定的社会范畴里才具有道德的意义，而就人的意义来讲，任何选择都应该受到尊重，因为事实上它们是同等的。
我不知道我的记忆力和理解力是否可靠，这样来表述他的观点是否准确，但我总也忘不了他的形象。为了寻找合适的措词，他会突然把谈话的对方甩在一边，不是仰头看着天花板，就是低头在轮椅的胶皮轱辘上蹭那半支熄灭了的香烟，眼里充满了紧张、急切的神情，等他考虑成熟寻找到了合适的词句，足以击败对方时，马上变得兴致勃勃，就像一个顽皮的男孩儿找到了自己心爱的玩具手枪，得意地玩味着自己的发现。天已经黑了，大家争论的声音很大，我直怕骚扰同院的邻居，一再要求他们把声音放低，却全然无效，直到每人端上一碗热气腾腾的小豆粥，才把大家那口干舌燥的嘴堵上。
我之所以描述那次聚会，是因为那次谈话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至少，它使我进一步了解了他对人生的看法。他本人不是一个“爆肚主义者”，也不是一个登山的英雄主义者，写作才是他得以自我满足的手段。但他的自我满足不是成功的喜悦，而是寻找的喜悦，用他的话来说，写作是为活着寻找理由。重要的是“找”，而不在乎是否找得到或找到的是什么。事实上，对于他来说，成功的喜悦和付出的艰辛相比，前者是那么微不足道，以至于当成功的现实摆在面前时，竟无暇去品味其中的快乐，更多的是为它带来的干扰而烦恼。
所以，确切地说，他活着，而且快乐，是因为他在写，而不是因为他写得成功。就像他在爱，在恨，在悲伤，在欢乐一样，他在用笔完成生命的过程。
也许有人说，他活着，而且坚强，是因为他悟出了佛性、禅性。

一九七二年，他从延安回北京治病，走着住进友谊医院，一年后被抬着回到家里，一个刚二十一岁的小伙子，从此永远失去了行走的自由。“我为什么活着？”他一次又一次问自己。然而，一个人在那样悲怆、迷惘的情况下，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对这样一个简单而又深奥的问题做出解释的。对于一般人来说，使人觉得值得活下去的理由是极其有限的，对于他来说就更加微乎其微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一次又一次想到死，想到解脱。《人间》那篇散文写了亲人和朋友的爱如何温暖了他，把他挽留在人间。但人毕竟不是为他人而活，别人可以安慰你，帮助你，但没人可以替你忍受任何一点儿心灵和肉体的折磨。他必须为自己寻找到能够说服自己活下去的理由。
那么，他找到了吗？我说不好。我不知道是否有人能够找出合理而又永恒的答案。我只知道，他从来没敢放弃，也没敢放松过寻找的努力。
一九八五年夏季的一天，正是吃晚饭的时候，他来到我家，丈夫背他进屋坐在专为他准备的躺椅里，一贯食欲极佳的他不吃不喝，连西瓜都难以下咽。我家那窄小而昏暗的小屋，以往盛得下他那么多欢笑，那么多诙谐，那么多神奇幻想，那么多连珠妙语，那天却盛不下他那么沉重而又深刻的痛苦和悲哀；我自以为得意的烹调手艺，常使他一饱口福、尽兴而归，这次却无法弥补他对人生无限遗憾和茫然于一隅。见他不说话，丈夫只好陪他出去走走。我丈夫是个内向的人，他们之间除了情趣相投以处，更主要的是那种尽在不言中的理解。在故宫墙外的筒子河边，他没有诉苦，他也没有询问。面对暗绿色的河水，他对铁生说：“你是条汉子，活着应该痛痛快快，活不下去，我推你一把，也没什么了不起。能不能闯过来，全看你自己的了。”

患有“人类文明缺乏症，人文素养缺乏症，公民素养缺乏症”的，岂止是中学生？我曾经多次说过，中国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带来精神的高扬，却陷入了物质主义、实利主义、消费主义、虚无主义、犬儒主义的泥坑，造成了精神的危机。而精神危机的集中表现，就是马老师这里所说的三大缺乏症。
需要提醒注意的，今天中国并不缺乏关于人类文明、人文素养、公民素养的宣传、鼓噪，甚至可以说，高谈人文素养、公民素养，也成为一种时髦。正是鲁迅说的，中国是一个文字的游戏国，有的人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多次谈到的“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就是如此。所谓“绝对”，是指一己的利益成为他们一切言行的唯一驱动力，为他人、社会所做的一切，都是一种“投资”；所谓“精致”，是指他们有很高的智商、教养，所做的一切在表面上都合理、合法，无可挑剔；同时，他们又惊人的世故老成，经常作出“忠诚”的姿态，很懂得配合，表演，最善于利用体制的力量，最大限度地获取自己的利益，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因此，他们要成为接班人，也是顺理成章的。而正是这样的高智商的利己主义者，他们讲起“人文精神”却是头头是道，比谁都漂亮。但这对他们来说，不过是炫耀的知识，而正如本书里的一篇文章所说，“人文知识不是人文素质”，必须让知识“渗透到他的生活与行为，才能称之为素养”。这些高能人精的灵魂，已经被权欲和利欲所浸透，知识（包括人文知识）都成为他们获取权力和利益的工具和手段。而我们现行的人才培养、评价、选拔机制，是极容易，并且已经源源不断地将这样的懂得配合和表演的“尖子”选作接班人了。这是真正要危害社会，影响国家、民族的未来的。

“英国著名学者汤因比曾提出过‘与灾难赛跑的教育’，即要赶在灾难尚未毁灭人类之前，把能够应对这种灾难的一代新人给培养出来。这是一个很紧迫的问题。
“一位教育家说，我们留给什么样的世界给后代，关键取决于我们留什么样的后代给世界”。
正是怀着对国家、民族和对人类前途的双重责任感，怀着十分紧迫的危机感，这位普通的中学教师，在身患绝症的情况下，决定将生命的最后一息，贡献给人文素养教育这一“和灾难赛跑的教育”工程，为它铺垫一砖一瓦。这是怎样的教育战略眼光；借用鲁迅的话说，这又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啊！”
接着的问题是，如何着手进行人文素养教育？或者说，我们如果想提高自己的人文素养，公民素养，该从哪里入手？
马老师编选了一本《人文素养读本》，并开设了相应的阅读指导课。——从阅读开始：这是马老师的回答。
马老师在中选编了一篇《人是寻求意义的生物》（作者秦光涛），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人之为人，或者说，人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有精神的追求，而精神的追求，说到底，就是对生命、人生“意义”的寻求。而这样的意义寻求，不可能自发的产生，而必须通过文化的传承和教育，进行意义的引导，完成从自然人变成文化人，由自在的人变成自为的人的精神蜕变。
那么，怎样实现这样的文化传承呢？“阅读”是一个关键环节。正是阅读，可以突破时空的限制，成为我们和自身之外的广大世界相连接的重要渠道。每一个阅读的文本，都是一个我们所不熟悉，而又极有魅力的意义世界，经典的文本更是积淀了人类文明的意义成果。正是通过阅读，特别是经典的阅读，我们和无缘谋面的历史巨人或不相识的朋友进行精神的对话，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文化意义的交流与传承。我们每个人，在营造自己的物质世界的同时，还应该营造一个书籍的世界，沉湎于其间，进行精神的修养，享受人的生命的快乐。阅读应该成为我们的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生命存在方式。
正是在这本《人文素养读本》里，马老师给我们打开了无数道宽阔的大门，通向一个又一个思想的高地，在那里，追寻人生的意义；讨论公民如何诞生，怎样用灵魂的力量抵御暴力；探讨全球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关系；追究人权、民主、自由、科学的价值和意义；思考如何唤醒沉睡的心灵，怎样诗意地栖居大地，让思想伴随我们生命到永远；研究怎样拯救因生态破坏而沦落的每个人的故乡，实现传统文化的更新与再生，又如何用“有温度的词汇”来表达我们自己……。每一次阅读与讨论，都是生命的高峰体验，我们自身潜在的生命力量获得健康的引导和高强度的激发：所激发的是一种自信，对于人，对于人类文明，更是对自身的自信，以及一种渴望，这就是马老师说的，使自己成为主宰者，最广泛地吸取知识、文化、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以最大限度地充实、发展自己，并主宰自己的命运。这最终建立起来的，是孕满生命意义的人的主体性。这是真正的精神与灵魂的洗礼。完全可以想象，我们每个人读了《人文素养读本》，必定是目光炯炯，精神焕发，思绪绵绵，神态自如，心灵自由而开放！
在结束这篇序言时，我又想起了马老师的学生黄素珍写给他的信：“您让我在忙碌的日常生活中沉静下来。您让我摆脱庸俗，再次审视自己的灵魂，再次重检和重建自己过去的种种观念。或者说，您给我指出了许多道门，门还是关着的；而现在及将来，我都将努力去叩响每一道门，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去打开它们”。
让我们也打开马老师为我们指出的这一道道门。在那里，再和马老师相遇。
2011年7月28日初稿，2012年8月9日删改补充
注：此《人文素养读本》后更名为《叩响命运的门——人生必读的一百零二篇人文素养经典》，由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9月出版

薛嵬：世间再无马小平

有百年校史的湘潭市一中在八十年代还带着盛名，考进去的都是全市的尖子生。我考进一中时是全市总分第28名，这和我后来数学考了28分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反差。为什么成绩下降得这么多？现在的很多家长会问。
其实，整个中学时代是我读书最扎实的时候。母亲从事民俗学研究，在她的带动下，家里每人都有一个书柜。我的姐夫是湘大中文系的研究生后又留校执教。姐姐在市里分了一套房子，她和姐夫平时住在湘大，周末才回来。他们的房子在顶楼, 楼下有一个大的荷花池。家中有两个大书柜的藏书。我借了这房子复习，其实是没日没夜地开始了读书。什么书都看，大部分是经典名著，每每是从一本书里看到另一本的引释，然后又跳到另一本的阅读……常常读到了这样的程度：睡着了然后醒来看见灯开着又继续读，读着读着又睡了，然后又醒来读书……这样就到了清晨, 路边买根油条赶去学校。作业肯定是很少交了，马老师没有罚我，我照样干着“纂改”《史记》之类的事情，一学期下来我把那两柜子书基本看完了。感谢老师没有骂我，感谢父母亲没有逼我，感谢那个让我无比幸福的纯读书岁月。就这样，我把一个中学读成了大学。
八十年代是一个觉醒的年代，欲望才刚刚开始，许多东西还被精神和温情笼罩着，是理想还是欲望呢？很多人其实分不清楚，在后来的日子里离理想渐行渐远。正因为不是一个赤裸裸的年代，这个年代还充满了细节。
马小平老师身上一直保留着八十年代理想的纯净。
在我眼中，那时的湘潭一中像一所大学，或者说比现在的很多大学更像大学。在自由但是热烈的学习气氛引导下，我们班出现了空前高涨的文学创作热情。整个教室的后面贴满了学生的作品，诗词、散文、评论什么都有，谁都可以抒发己，自己拿纸写了贴上墙。涌现出了唐伟、董克纯、王亚林等一大批文学新秀，有些人字写得不好看，每每还让书法最好的黄勇同学誊写了贴在墙上。每天都有新作品，教室整墙都飘着文字。过了几天，奇怪的事情发生了。第二天早上一来几乎每张作品都会有红色的陌生字迹在旁边点评。这不是马老师的字迹。谁也不知评论者是何方神圣。有同学戴炯带领好事者深夜潜伏在教室。谜底揭开后才知，原来是其他班的同学看着这里热火朝天，每晚进来，效仿语文老师的评论，题字后过瘾而去。
正是在湘潭市一中，我举办了平生第一个讲座《西方现代艺术思潮》。开讲那天，我用颤抖的声音说着莫奈、梵高、高更、毕加索……坐在台下的前两排全是我的授课老师，除了语文历史的，物理化学的老师也来了，连白发苍苍的退休老师也来了。老师们怕我冷场，前来给我打气。看着台下的老师，我在心里暗暗发奋：一定要好好学习！要对得起这些老师！20年过去了，我还记得当时的开场白：“这个教室的门是敞开的，我希望大家的进出像思想一样自由……”听完我稚嫩的演讲，天已经黑了，坚持到底的老师们向我表示祝贺，那天真是一生中最令人难忘的时刻。给学生办讲座，现在恐怕很多大学都做不到。
在高一下学期我们就面临着文理分科的预选。我在美术老师李湘源的引导下，把当时较冷僻的美术史论作为专业，准备报考中央美院史论系。美术史论需要绘画的基本功更需要较高的文化成绩，尤其看重美术评论的写作。我有一个学美术史论的师兄，连续三年专业成绩考了全国第一，却因为文化成绩没达标没被录取。成了艺术考生，也意味着不用参加高考的数学考试。

你去坚持你的好，因为好是你的本心和本性。不能说这个世界有好多坏人，你就不去做好人了。你会发现，坏人的事，你想不到，也做不出。看到这个世界的坏，你都会痛苦，若你变坏了，将会使自己更加痛苦。
你耐不了这痛苦，是因为你原本慈悲。好人，是行走在这个世界永恒的慈悲，也是这个世界最后的温暖和希望。

既然不是一路人，他玩他的，你玩你的好了。一个人，看清了就容易平衡，平衡了就容易平静，平静了就容易平和。你不是一个喜欢走心的人，就让愿意走的人去走，不必去管别人走到了哪里，走得如何。
你不钻营，却为钻营的人活得春风得意而闹心，就真是应了一句话：人家在吃，你在自讨苦吃；人家走路，你却走投无路。
人太爱折腾了，终会被折腾所伤；事太急功近利了，终会被急功近利所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