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在平静中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有人这么描述所看到的不丹:不丹就像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孩子，纯净清澈、质朴天然。有信仰、有自由，复杂和世俗顿时能在不丹的空气里净化为简单，最后回归平静。
或许不丹人的幸福感，离不开他们悠闲的生活态度，由于当地人长期受佛教教义的熏陶，宽厚待人、与世无争的思想早已渗入当地人的生活中，不论王室还是平民都拥有开阔的胸襟和温和的笑容。
当下，国人普遍感到苦恼的是在忙碌中丢失了生活的意义。找不到意义的生活是没有精神寄托的，不可能真正幸福。GDP看起来在快速增长，但很多人的安全感、平衡感和幸福感并没有同步增长，相反，问题依旧、压力上升、挑战更大。没有心灵的满足和宁静，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
虽然无幸身为不丹人，但是不丹人珍惜所有、活在当下的生活态度绝对值得我们每个人借鉴。能够赋予你内心宁静的，惟有你自身的感悟。在这个年代，我们如此富有，不断占有更多的物质来征服世界；我们又如此贫穷，每天都在被各种欲望所奴役。在追逐世俗意义成功的同时，我们的心灵更加需要出口和依托。活着，是为了用心生活而不是用脚匆忙的赶路。在每一个匆忙追逐的时刻，我们是否应该在嘈杂的世界里静下来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在这个复演着患得患失、物欲的世界，所有的一切都变得毫无意义，我粗糙的心被孩子那双稚爱的眼睛和柔软的小手抚摸得热浪汹涌。
在我倾心的照顾中，女儿的精神状态一天天好起来。她和我一起感受着万物的死亡和复苏。海上升明月，长河落日圆，在大自然的循环中，她认识并接受了死亡。她开始觉得自己就是一棵树，一滴水，周而复始，循环往复，与自然的能量场相融合。
2012年1月，我带女儿来到丽江。这是我们近2200个日子走过的第22个城市，它宁静闲适，空气清甜。一家旅馆老板得知了我们的故事很感动，将最好的 一间房以每晚60元租给了我们。一推开窗户就可以看见玉龙雪山，女儿把画架支在窗边，画累了，就靠在我身上小憩。博士学位，高薪体面的工作，这些我曾经是我梦想的一切！但现在我全都不在乎了，眼前宁静的生活，在我们父女心目中最美的画面。
我查阅资料时，惊喜地发现女儿是全世界有文献记载的患者中坚持时间最长的一位！是对生活的这份热爱缔造了奇迹吗？远在美国的导师也打来越洋电话，称如果有特效药，无论在世界哪个地方，都会亲自给我寄去。我开始为女儿整理这一路的收获。我将女儿的千余张画稿、旅行日志寄给了北京的几家出版社，目前，已经有了出版意向。
此外我旅途中收集整理出800万字的护理笔记，这些关于尼曼尼克的资料将会对罕见病的研究提供宝贵的资料。也许我的女儿无法等到有特效药的那天，但它可能会给将来的患者带来生的希望。
今日，我仍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和女儿真正告别，可我知道这告别将不再悲痛欲绝。因为彼此相携，努力走到了最远。孩子生命的最后时光是从容、宁静和满足的。我作为候鸟爸爸将一路用温暖的翅膀拢住我的女儿……

C兄，我有时间就过来读

重新翻当年自己在开心网上的日记，看到这一段，忘了是从哪里摘抄过来的，拿来与姐妹们分享:
或许我也热爱自己的国家，但我小心翼翼地不让他们知道。因为一个人可能会一辈子披着一件爱国主义的外衣，衣衫褴褛，招摇过市，不仅在中国，而且到国外去炫耀自己。我可以坦诚相见，因为我与这些爱国者不同，我并不为我的国家感到惭愧。我可以把她的麻烦都公之于世，因为我没有失去希望。中国比她那些小小的爱国者要伟大得多，所以不需要他们来涂脂抹粉。她会再一次恢复平稳，她一直就是这样做的。
什么是中国人？中国人能够在三十三年中熬过二十五场运动。
鸳鸯浮在水面上，一动不动，很平静，但是如果从水下看去，它的双脚却在一刻不停地划动。中国是在不变之中激变，要有耐性。

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
一
1952年，37岁的顾准被撤去上海市财政局长职务。
关于这次撤职，没有档案材料，只有一份当年2月29日新华社电讯稿的几句话“顾准一贯存在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屡经教育，毫无改进，决定予以撤职处分”
人人穿黄布军装的年代，一个穿背带裤，玳瑁眼镜，在跟弟弟的通信中常常用“睥睨”二字的人，得到这个评语不奇怪。
他不是出身望族，12岁在上海会计师事务所当学徒养活一大家子人，十五岁已经写出中国会计业的最早教材之一，大家都承认，“整个大华东地区找不出他这样有才干的人”。
但是这个人“不服用”。中财部曾有意调他，但他坚持留在上海“一入阁只是盆景，长不成乔木了”。不光不去，他还不同意上级“民主评议”的运动式征税的方法，认为应该按法律规定的税率来征，不光不同意，还连续写文章来论证谁对谁错。
他被撤后曾有人为他申辩，一位领导说“顾准不听话，不给他饭吃”。
撤职当天，他一句话不说在办公室坐了一个晚上，他的秘书陪着他坐了整整一个通宵，没有暖气，脚都冻痛了……天亮之后，他“使劲推开了门，走了出去”。
一个人在盛年时由狂热汲于严寒，是什么心情？
有相似际遇的李慎之写过“我觉得我的精神暂时是破裂了。举一个例子，我现在绝对不能听我所深爱的音乐，因为它会引起我无可忍受的混乱的反应，我觉得，贝多芬的慷慨悲歌，莫扎特的无邪的遐思，现在对我都是不相干的。一个人在能够喜悦或者能够悲哀以前，首先必须自以为是正直的，是诚实的，然而我却不能”。
撤职没有具体原因，顾准连检查都不知道该怎么写，他想写民主评议的事，被人叮嘱“不要写这个”，他连批判他的会议都没权参加，市委简报上的顾准检查，是由他的继任代写的。不听话，不服用的结果，是被剥夺参与这个世界的权利。
那段时间里他“别无一事……夜不能成寐，卧听马路上车声杂沓，渐渐沉寂，到又有少数人声的车辆开动的声音时，也就是天色欲晓了。”
但他没有李慎之式的自我怀疑，当然有激愤和悲挫，但从他的日记来看，从来没有过灵魂深处的破裂，他的独立性保持终身。
他只是要求复查撤职事，被驳回，答复是六个字“此事已经解决”。

二
朱学勤曾经提过一个问题“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并不缺少道义激情，也不缺少思想勇气，却没有一个人像顾准走得那样远，挖得那样深，何以如此？”
顾准并非天才，他的思想是一步一步形成的，你几乎可以看到他一根一根把脑袋里的桩子拔掉的过程，这也是他的可贵-------因为这意味着这种路径其实人人可为。
刚离开高位的时候，他的思想还比较正统，很典型的在体制中成长起来的人，认为自己命运的原因只不过是“遭人陷害”，没想过要做更深的反思，只是回头看自己身居高位时的傲慢之感，觉得好笑，说那时只是“小职员哲学”-----徒有一点囫囵吞枣的报章杂志的学识，却“才子式的乱闯乱撞，碰到对的，就干一阵，碰不对了，就倒一次霉，思想的细密化，过去实在不够”。这好象也是赋闲的人常见的反思，并无特出之处。
一月之后，他找了几本初等几何，代数，微积分……开始学习数学，觉得在阶级斗争和政治动向之外别有天地，他试图沉浸在与人世无关的理性里，一直到1955年进中央党校为止，全部业余时间都用在数学上。
他受过西方经济学的训练，很容易上手，为数理中的逻辑感到狂喜，以至于沉醉其中，深夜受寒，得了急性肺炎。不过他很快跨越对三角尺和圆规的单纯迷恋，他说“逻辑只是工具，研究经济一定要研究历史。”
他开始研究西方史和中国史，英文是他的另一大重要工具，他依靠这个大步跳出了当时扎在知识分子头脑中的篱笆，正好又赶上中央党校在学术上的黄金时期，书尽管有限，但他已经可以直接阅读到凯恩斯和斯密的原作，自己动手改译资本论。
朱学勤说，后来那一代知识分子未能达到顾准的成就，是因为“知识大限以及逻辑乏力拖住了他们的脚步”。
知识让人求实，逻辑让人求是。
但是，我一直有一个疑问，那是一个会把人席卷而去的时代，他怎么能在风暴中趴在地上紧紧扣住这两颗石子，而不被吹走，甚至连气息都不沾染？顾准后来说过，这一年的生活让他养成‘读史’的习惯。这种习惯的好处就是“样样东西都要自己学着去判断”。
习惯一旦生成，就会自动带着人去往未知之地。

六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历尽劫难之后的八十年代开始沉痛的反思，回到的是巴金式的常识“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
顾准却在文革还没有结束的年代，不仅要做一个人，而且已经对神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用笨重的力量返身逆流而上，一直上溯到马克思所尊崇的黑格尔哲学的源头，看到了杯子的底上刻着“神”这个字-----“历史唯物主义有一个前提-----存在一个必然规律，而这个“图式”没脱离宗教气味，不是以发现自然界与社会历史的奥秘，不断增加认识程度为其全过程，而要求一个世界图式，由此建立目的论，建立必然与自由等等一套伦理观念的东西”
他评价它“绝对真理不外是神界或是神界的化身”。这种智力上的进取，不是跪倒在世俗权力脚下的人类头脑能够创造出来的。他引述普罗米修斯的自白：“说句老实话，我憎恨所有的神——这就是哲学本身的自白，哲学本身的箴言，是针对着凡是不承认人的自觉为最高的神的一切天神与地神而发的”
这也就是他的信仰----人的自觉性是最高的神。
有了这种穷尽事理的逻辑，就不可能扯谎，也不可能屈服。

八
顾准的孤独不同于因为境遇导致的落寞-----落寞里还可以充满幻觉或者憧憬。他的孤独，是一个认识到绝境之后，又心甘情愿地停留在这个绝境当中的选择。他曾经是最具备理想主义气质的人，等他一旦认为到理想主义变成专制主义的根源之后，几乎是在头脑中把自己杀死了一次。那是血肉模糊的厮杀，一个人对过去信仰过的东西不再有敬畏之情，要经历极大的思想危机，从“诗意的理想主义”到“转到冷静的分析”时，十分痛苦，他说自己象托尔斯泰笔下的列文那样“为我的无信仰而无所凭依”。
但是他克服了。这个克服不是靠简单的仇恨和破灭。是靠认识，推导，批判。真正的批判，批判自己曾真诚信仰，并奉献了全部生活的东西。同时批判并不意味着“独断，骂倒，抹杀”，而是重估一切价值，“能够继承和吸收一切良好的东西，能够雄辩地批判一切不正确的东西”
他就象朱学勤说的，“黑暗如磐，一灯如豆，在思想的隧道中单兵掘进”
他曾一再批评中国人正因为没有笨劲，懒得穷根究底，所以，“中国有天才，而没有科学上系统的步步前进，不停滞、不倒退的前进。中国人善于综合，都是根据不足的综合。”他没有著书立说的机会，只能在和弟弟的通信中，用“热恋般的热情”写下厚厚的笔记，用他说的“穷根究底的笨拙憨态”，写下《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用吴敬琏的话说，他对一切的研究其实都指向“娜拉走后怎么办？”----无产阶级的革命之后，政治和经济向何处去？
此时，文革尚未结束，他已经风烛残年，病入膏肓，他自己也知道，没有人会去听一个老人的喃喃自语，但他写道“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是民主的基础，而不是依赖于民主才能存在的东西，因为，说到底，民主不过是方法，根本的前提是进步，唯有看到权威主义会扼杀进步，权威主义是与科学精神水火不相容的，民主才是必须采用的方法。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保证人类的进步，也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打破权威主义和权威主义下面恩赐的民主”
靠直觉也可以批评，但是，顾准式的批判，是把包裹着理想外衣的绝对真理，从底部撬动的力量，这是铲除它的合法性的最强的力量。这就是顾准的力量，穷尽事理的逻辑的力量。象贝多芬的四重奏里反复回旋的“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

最难一课，我们却没教给学生
郭瑞祥
出生於台北，曾在台湾大学取得土木系学士，随后进入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土木工程硕士、机械工程博士，毕业后进入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担任研究发展中心资深制程工程师，并在职进修取得加州州立大学圣荷西分校企业管理硕士。1995年到台大任教迄今，现任台大工商管理学系、商研所特聘教授。
“老师，您可以帮我写推荐信吗？这是我过去七个学期的成绩单。”最近一位大四女同学来看我，希望我能为她撰写申请研究所的推荐信。
看了她的成绩，我吓一跳，从大一到大四的过去七个学期，她每学期都是书卷奖得主！在卧虎藏龙、会念书的学生比比皆是的台大校园，这并不容易，可见她多么用功！
但我一开口，却是泼了她一头冷水，“同学，你能不能不要继续拿第一名？”“为什么？追求好成绩有什么不对吗？要申请国外的好学校念硕士、博士，难道不应该有好成绩吗？”面对她不解的神情，我请她在研究室坐下来，“让我花一点时间，说个故事给你听好吗？”
说实话，在台大教学十八年，我最担心的学生，不是成绩吊车尾的同学，反而恰恰相反，竟是每一科都拿第一名的传统好学生，最让我放心不下……
这个故事，就从多年前一个很认真、也常拿书卷奖的台大学生说起。
曾经，有一个高中念建中、大学读台大，在别人眼中考起试来一帆风顺的台湾年轻人，在长期努力不懈下，终于如愿以偿来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硕士与博士。当时，在他心中，“成功”的人生像是一条有轨迹可寻的直线，从麻省理工以漂亮成绩毕业，等于拿到“成功”的第一个入门砖。
他告诉自己：“我来美国可是来读书不是来玩的，好好拼功课吧！”这个台湾学子，从小念理工科，爱运动，爱念书，但对于美国的流行文化、同学间多采多姿的社交生活，格格不入、甚至手足无措。于是他一心向学，果然，念硕士的两年与博士第一年，每一个科目都拿下漂亮的A！
在麻省理工，A就是最高的分数了，科科都拿A，真是不容易的好成绩。
他内心不免小小骄傲，颇以自己为荣，也一直以为，自己的指导教授，一定也为他高兴，毕竟置身于一群天才学生中，他的好成绩堪称“第一名”呢。
全A成绩，终于碰到大铁板了。有一门陌生却又必修的重要课程，他上了几个月后，内心有数，成绩大概不会太理想，虽然及格绝对没问题，但A恐怕拿不到了。这个“好学生”干脆壮士断腕，期末考前，毅然退选这门课，避免成绩单出现B的“恐怖”危机。
很多美国同学不理解，老师更觉得奇怪，学分费交了，也认真上了几个月，为什么他要退选？只为了避免成绩单不好看？这个理由对美国人来说，太不可思议了！来年，他再度挑战这门必修课，一路稳扎稳打，加倍用心，但期末成绩出炉后，他，竟拿到了第一个不是A的成绩！之前的退选，无异于一场时间与金钱的徒劳无功。
沮丧的他，有点难为情的去见了美国指导教授，甚至，带着歉意去的。然而，指导教授却十分开心的恭喜他！恭喜他没拿到A！教授语重心长的说：“我真是太替你开心了！你从今日起，再也不必为拿A、拿高分而念书，你总算可以放胆，去做更重要、更有价值的事情了！”
那，什么才是更重要更有价值的事？教授笑着回答：“去犯错与创新吧！借着课本教你的基础，然后去有计画的犯错、尝试创新。这才是有价值的！”
台湾小子，如当头棒喝般醒悟：什么才是追求知识的本质？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不断寻求突破，继续为下一代累积新知，以创新动能造福人类社会，才是知识的本质。好吃的蛋糕是本质；而好成绩，只是装饰的美丽奶油花朵罢了。

“怕输”心态造成保守的选择
我，就是那上面故事里的主角、曾经认错方向的台湾小子。
当我被MIT指导教授，点出求学观念上的根本错误后，其实是非常受用的。在此之前，我把所有的精神力气、大概有九成，都放在完成作业、求取高分，而只拿一分的余力，用以做研究。
但后来，我大幅度更改比例，变成了两成力气做功课，八成心思做新研究。以前，一拿到作业，就认真埋头苦写，确保尽善尽美以得好成绩，后来却变成了要交作业的前一天，才开始熬夜赶报告。
这并不是说我偷懒，而是我发觉，做新的研究才是更大的挑战，收获更多，所以我选择先做研究。
研究的过程，其实是一个无底洞，回报会比较慢，不像考试成绩马上就出来，但这才是真正的学习过程，而且虽然回报慢，收获却是扎扎实实、属于自己的，不是考完试就一半还给老师的表面好成绩。可以说：那个当下椎心刺骨的B，释放我长久以来读书是为了追求漂亮成绩的功利迷思，转向真正的学习本质。
观念一改变，学习反而突飞猛进。大多数人要念六年方能结束的博士班，我四年就毕业了；因为我把时间与精神，花在对的地方、并做出了新的研究成果，最终得到了教授的肯定，毕业论文顺利通过。

最珍贵的一堂课，找寻自己的人生导师
我的前半生，在别人眼中，该也是标准的“金榜题名”、算得上是超级好学生。先后考取建中、台大，而之后的硕士、博士学位，则都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完成。毕业后，在矽谷找到年薪数百万的工程师职缺，然后娶回了美娇娘、回台大担任教授，也有了两位小朋友。
我必须承认，有一段时间，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幸运，也深信只要自己够努力，无论是“美国梦”、“台湾梦”，我都能美梦成真。
然而，从人生进入下半场开始，我陆续遭逢变故，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做深深的无力感。
先是我自己在壮年之时，就得了癌症。跟死神第一次拔河，我虽侥幸得胜，却也大伤元气。而没几年后，我又遭逢中年丧妻！失去了最爱的人，心里什么也不剩，只有空空荡荡，整个人浑浑噩噩……但却没有太多时间可以自怨自艾，因为我还得拉拔两个正要经历青春期的小男孩长大。
原来发生在我们意料之外的，才是真实的人生……

最难的一课，我们却没教给学生
看看自己走过的人生路，再想一想每一天，我在校园内触目所见，年轻快乐、对未来满怀想像与盼望的学生们。不禁感叹：在我人生的求学过程中，大多时刻，学校只教如何考第一名、如何过关斩将在大小的考试中胜出？几乎没有人告诉我，考不上“好”学校、“好”科系之后该怎么办？如何勇敢站起来面对挑战？
联考制度强调的是，不管喜不喜欢，先抢第一志愿就对了！从来没有人认认真真地鼓励我们：寻找自己独特的天赋能力，倾听自己内在的声音，再找出独属自己而非主流价值一致钟爱的“第一志愿”？
我们从小经常听到的童话故事是，王子好不容易排除万难与公主结婚，然后呢？就没了。从没有告诉我们，王子公主可能吵架啊！人生的本质就是无常的变动。如果有一天，公主离开了，王子该如何？
没有人教过我们，我们也从来不会教学生，关于人生，种种的真实与艰难，种种的难堪与不堪。这些，反而是我在历经人生后，最想要献给学生的礼物。
人生总有悲欢离合，但我希望我的学生，都比我更有能力，去面对课堂以外的人生挑战。
如何做？其实很简单，提前把这些人生问题，丢给学生去想，让他们从年轻时就开始思索、有心理准备；提前为他们灌注一些力量，而不是哪一天他们突然面对了，竟只有手足无措的份。人生不会永远顺遂、悲欢离合总无情，毕业之后的人生更不会有标准答案，我想教会学生的，是他们如何为自己找寻答案？甚至是，能不能在犯错后，鼓起勇气选择补考，而不是沮丧放弃，勇敢做唯一的自己。
人生说穿了，就是由无数的大小考验组合而成，懂得为自己找到“人生导师”，绝对可以为自己的人生加分不少。
而什么是人生导师？“他”，可能是一份信仰、一场演讲、一部电影、一本好书，重点是里头的精神，能不能让你在历经悲欢离合时，多一点力量与勇气，继续朝能发挥自己最大价值的方向走下去？
我不是完美无缺的老师，但真心祝福每一位学生，打开心胸、主动出击，每天都能遇见自己的人生导师、每天都能茁壮成长。

一个中国劳工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
作者：王海龙
110年前，在美国当仆人的中国劳工丁龙捐献了自己的全部积蓄1.2万美元，希望在美国一所著名大学设立汉学系,以传播中华文化。他的主人卡本蒂埃为了实现丁龙的愿望，陆续捐款将近50万美元。这个汉学系，就是今天的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
上个世纪末，考稽梳理西方汉学旧事的时候，我不经意间撩开了美国汉学尘封的一角，查找出了一百年前一个卑微的赴美华工丁龙和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之间的因缘。此事时隔久远且缺乏正规记录，我只能利用口述证言、一鳞半爪的史料、私人记录、信件和未经公开的校史文件、会议记录、美国郡县史及镇志考稽、电话、信访等，尽量还原这段历史。这段历史，在当时的发生地只是一件人人知之但却语焉不详的飘渺往事，如果没有当时那段筚路蓝缕的挖掘和抢救还原历程，它也许永远就只能流于传说了。
穷苦华人劳工丁龙110年前捐钱兴办汉学系的事情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学系是一个常识。但是，如果哪天有人贸然问一声“为什么”，得到的很可能是令人绝望的无解。为此，我踏上了寻找答案的道路。按理说，这事情发生不过一百余年，这么近的史实求证起来有何难呢？可惜的是，当时的丁龙默默无闻，他的一生也许就做了这么一件大事，然后就云逸杳遁了。
丁龙捐款以后到哪儿去了呢？查遍相关文献，翻遍当时的报纸和档案，查找了纽约市和周围几个州、县的人口登记和出生及死亡记录，询问了纽约警察局一百年前的户籍记录，查找了美国和加拿大海关进出北美之中国旅客的所有登记，甚至连当时丁龙曾经生活过的加州旧金山和奥克兰市的政府记录都曾查询过，但丁龙仍然隐藏在尘封的历史中。最后，我查找到了一个多世纪前哥伦比亚大学两任校长和一个校董之间大约三年间的通信，丁龙的故事才神奇而朦胧地浮出水面。

诚心感动哥大校长
1901年6月8日，深受感动的卡本蒂埃写信给当时的哥伦比亚大学校长。
“50多年来，我是从喝威士忌和抽烟草的账单里一点一点地省出钱来。这笔钱随此信奉上。我以诚悦之心情将此献予您去筹建一个中国语言、文学、宗教和法律的系；并愿您以丁龙汉学讲座教授为之命名。这笔捐赠是无条件的，唯一的条件是不必提及我的名字。但是我还想保留今后再追加赠款的权利……”
1901年6月28日，丁龙也写信捐出了自己的积蓄。他在写给校长的信中标明“谨此奉上一万二千美元现金支票作为对贵校中国学研究基金的捐款”，并在署名中写上了“一个中国人”。
说到丁龙的个人品格，卡本蒂埃这样写道：“不错，他是一个异教徒，正像苏格拉底、留克利希阿斯、艾皮克蒂塔也都是异教徒一样。……这是一个罕有的表里一致、中庸有度、虑事周全、勇敢且仁慈的人；谨慎小心，克勤克俭。在天性和后天教育上，他是孔夫子的信徒；在行为上，他像一个清教徒；在信仰上，他是一个佛教徒；但在性格上，他则像一个基督徒。”
考虑到当时美国一般民众特别是居心险恶的政治家煽动反华仇华的时代背景，卡本蒂埃如此褒赞丁龙，确实难能可贵。因为连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对是否应该接受这个中国人的善款都有些忐忑，他曾经写信给卡本蒂埃质询丁龙的身份问题。
这激起了这位正直将军的义愤，他回复道：“丁龙的身份没有任何问题。他不是一个神话，而是真人真事。我可以这样说，在我有幸所遇之出身寒微却生性高贵具天生的绅士性格的人中，如果真有那种天性善良、从不伤害别人的人，他就是一个。”
同样是在此信中，卡本蒂埃抨击了美国人蹂躏华人的暴行以及当时国会法案通过的迫害华人的条款：“我并不是中国人，也不是中国人的子孙，更不是在帮残酷和落后的中国辩护，其统治者的罪恶使得它在行进途中蹒跚踉跄、步履维艰。但现在看起来似乎应该是我们去更多地了解和关注住在东亚及其周边岛屿上的那大约七亿人们的时候了。”(1901年7月20日)
经过努力，丁龙和卡本蒂埃在哥伦比亚大学建汉学系的诚心感动了校长和当权者，当年的学校毕业生典礼上,学校方面宣布了这一消息。而这个汉学系，就是今天的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
美国绝大多数大学的汉学研究或东亚研究系都是在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的。不同于学殖深厚的欧洲汉学（滥觞于文艺复兴），它们大多偏重于实用目的。而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不但是美国最早的汉学系之一，而且也是完全按照注重古典文化精神和人文传统的欧洲模式创建的。这不仅得益于哥伦比亚大学一以贯之的严谨办学作风以及尊重历史文化精神的优良传统，还得益于哥伦比亚大学当局在创办东亚系时就得到了捐助人卡本蒂埃的慷慨捐助。正是因为“丁龙汉学讲座教授”的资金足以力敌欧洲任何大学的酬金，使得它能够邀请到全世界最杰出的汉学家加盟。
创系伊始，哥伦比亚大学就极为郑重其事，派出了哥伦比亚大学最优秀的教授去欧洲搜罗人选，其中最直接参与其事的就是后来被奉为“当代文化人类学之父”的美国文化人类学巨匠弗兰兹·博厄斯(FranzBoas)教授。哥大校长直接托付这位著名的思想家、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在慕尼黑为筹建汉学系遴选“丁龙汉学讲座教授”人选。博厄斯和其他教授选中了世界汉学巨擘德国人夏德(此人后来为胡适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之一)。此前，他们荐举了剑桥大学汉学教授吉尔斯来哥大做“中国与中国人”系列讲座，以启动汉学系建系进程。系列讲座后来出版，代表了当时学界的最高水平。
此后的一百年间，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秉承传统，一直是西方汉学研究的重镇。难能可贵的是，系主任富路特教授后来关于系史的著作，正式记述了这段传奇的建系历程。
那么，丁龙后来究竟归于何处？200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庆祝建校250年的时候，我们又开始了新一轮寻找。我们找到了卡本蒂埃在纽约上州高文镇度晚年的老家。我惊奇地查找到了那个小镇上有一条一百年前命名的“丁龙路”。一百年来，小镇上的人们用这种别致的方式来铭记一位在美国做过贡献的东方人。
卡本蒂埃也有出色的后续表现。认识了丁龙，也就认识了他在遥远东方的祖国，卡本蒂埃后来又捐款给丁龙家乡的岭南大学医学院，在岭南大学的校史记录上，我们今天仍然能够看到早年捐款者卡本蒂埃的名字。
丁龙的故事乍看上去有些不可能、不可信和不可知。像是神话，却是现实。一个人的力量或许渺小，但人的意志不死。丁龙以卑微之身做成了彪炳史册的大事。中国曾经出过武训，我当年的调查报告曾经把丁龙比做“纽约的武训”。眼下的中国已远不是一百年前的中国。中国有了经济能力，有了发言的权力，我们更要珍惜。不要怕自己渺小，不要怕自己能力不够，更不要自我膨胀和盲目虚骄。瞄准高尚事业，有理想，敢于把理想诉诸实践并且始终不放弃，你就是丁龙。
（作者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哥伦比亚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