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问题
人物周刊：你对幸福这个词怎么理解？
周濂：如果一个人有幸做他喜欢做的事情，并且有能力做这件事情，而且他还做成了这件事情，那他就是幸福的。
当然这是纯个体层面上的，我们还可以在政治层面上和公共层面上来探讨幸福。这里就会稍微复杂一点。社会制度的正义是确保每个人获得幸福的必要条件，一个正义的社会不一定是幸福的社会，但是一个不正义的社会一定不会是幸福的社会。什么是社会正义？简单说，社会正义在消极的意义上体现在不在制度上羞辱任何人，在积极的意义上体现在保证每一个人有基本的能力去追求他所想要追求的幸福人生。美国《独立宣言》说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但是如果制度只赋予每个人追求幸福的权利，却不给他基本的物质保障和能力培养的话，那么这些人最终会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彻底落空。
自由主义者特别担心的一点就是国家权力的滥用。国家有时候会以一种温情脉脉的面容出现，比方我给你送温暖，我给你提供摇篮到坟墓的保障，我告诉你什么是美好的人生。对于每个个体来说，自主性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的人生如果不是通过个体自我反复的追问、怀疑、确认，这人生是没有价值的。苏格拉底说：一个未经考察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人生。此处的考察主体不是别人，是自己。不管是是家长还是国家，如果他们越俎代庖替你去考察人生，给你提供一个标准答案，那我觉得你的人生就没有价值。当然，我必须立刻补充一句话，这并不意味着家长或者国家在你自我考察的过程中完全不扮演任何角色。
人物周刊：但不能包办是吗？
周濂：对，不能包办左右事情，因为最终那个决定必须是由你自己做出的，在这之前，家长可能给你提建议，国家可能给你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但是他们不应该是你的答案的供应商。
人物周刊：你觉得自己是幸福的吗？
周濂：这个问题眼下无从答起。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不到人生最后一刻，你不能妄言幸福，因为幸福是对于一生的总结，它是一个盖棺定论的东西。在古希腊，幸福的原意是“吉星高照”。但人生是很脆弱的，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不到最后一刻没有人能担保自己的人生是不是一路都是吉星高照。


文章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大粑粑，觉得既使我仰望星空也没法赶上你读书的脚步。曾几何，我也读书滴。但每次到这一晃，也是受益不浅，让我们在不同的轨迹，偶然相遇吧。

钱理群：“国家”中的“国民性”

鲁迅为什么终生关注国民性？
鲁迅在1902年就和许寿裳先生讨论过什么是理性的人性，中国国民性的弱点是什么，为什么有这么多病根，病根何在？这个问题是贯穿了鲁迅一生的思考的，鲁迅终生都在考虑中国人和中国国民性问题。
为什么他这么重视中国人和中国国民性的问题呢？因为这跟他对中国问题的一个基本认识有关。1905年他就提出，中国要立国，关键是要“立人”。他所讲的“立人”主要指向个体的、精神自由的人。他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就是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怎样的近代文明（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现代文明）。他说，仅仅只有物质丰富，仅仅只有科技发达，甚至仅仅只有议会民主，那还不叫现代文明，关键是要“立人”，要个体的精神自由。也就是说，在鲁迅看来，即使物质丰富了，科技发达了，有了议会民主，如果中国人没有个体的精神自由，那么中国还不能说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所以他把“立人”，把个体精神自由，作为他的一个基本的追求目标。可以说，对人的关注，特别是对人的精神现象的关注就成了鲁迅思想的核心。学术界有朋友认为，鲁迅思想是以改变人类精神为宗旨的精神哲学和精神诗学，我觉得这样的分析是有道理的。
但是另一方面，鲁迅作为一名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实践性的思想家，他并没有抽象地讨论人的精神问题，而是更具体地关注中国人的生命存在的困境，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精神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改造国民性的问题被鲁迅提出来了。

首先要启知识分子之蒙
但是我们注意到鲁迅在批判国民性时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他不仅批判国民性，他更严肃地批判知识分子。在他看来，如果要启蒙的话，首先要启知识分子之蒙，这一点跟很多以启蒙者自居的知识分子大不一样。我还要补充的是，鲁迅不但批判国民性，不但批判知识分子，他更把自己放进去，更无情地批判自己。大家读过《狂人日记》，肯定还记得，他说几千年的吃人社会最后发现我也在其中，我也未尝没有吃过人，所以最后他都归于自己的一种反省，一种对自己的批判。用鲁迅的话说，就是要打掉自己灵魂深处的“鬼气”。我们批判国民性，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就是打鬼，但是在鲁迅看来，这个打鬼首先是打自己灵魂的鬼。在这点上，鲁迅跟胡适可能有点区别。胡适也是打鬼英雄，但他打的是别人的鬼，是国民性的鬼，而鲁迅打得更多的是自己灵魂的鬼。因此，对鲁迅来说，批判国民性——“打鬼”不仅仅是一个学理的讨论，更是灵魂的搏斗。
中国国民性的内在力量
另外，鲁迅不仅批判国民性的弱点，更发觉中国人灵魂中可贵的精神。鲁迅曾经写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他说，中国人不只有自信力，还有他信力。问题是，中国人怎么才能有自信力，我们自信力应该建筑在哪里？他说，如果你眼睛里只看见中国那些为帝王将相做家谱的正史，你是看不到中国的希望的。现在也这样，如果你只看到当官的，只看到某些知识分子，你会非常绝望。但是鲁迅说，我们的眼睛要看地底下，往下看，在地底下就有中国的脊梁。他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了呢？他们有自信、不自欺；他们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我以为鲁迅这里说的“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有自信、不自欺”就是中国国民性的内在力量，尤其是我们今天要讨论重新建立国民真精神的一个精神的资源。
我还补充一点的是，鲁迅自己不仅继承了中国国民性的精神传统，而且在这个基础上他创造出了新的精神，这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鲁迅精神。而在我看来，鲁迅精神是我们今天重建中国国民性，重新创造中华民族的真精神的非常宝贵的资源。什么是鲁迅精神呢？我曾经概括三点：第一点，硬骨头精神；第二点，韧性精神；第三点，泥土精神。这三大精神我过去都讲过，今天时间来不及，我就讲到这。谢谢大家。
（文字来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论坛）

“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1999年《南方周末》新年献词
这是新年的第一天。这是我们与你见面的第777次。祝愿阳光打在你的脸上。
　　阳光打在你的脸上，温暖留在我们心里。这是冬天里平常的一天。北方的树叶已经落尽，南方的树叶还留在枝上，人们在大街上懒洋洋地走着，或者急匆匆地跑着，每个人都怀着自己的希望，每个人都握紧自己的心事。
　　本世纪最后的日历正在一页页减去，没有什么可以把人轻易打动。除了真实。人们有理想但也有幻象，人们得到过安慰也蒙受过羞辱，人们曾经不再相信别人也不再相信自己。好在岁月让我们深知“真”的宝贵——真实、真情、真理，它让我们离开凌空蹈虚的乌托邦险境，认清了虚伪和欺骗。尽管，“真实”有时让人难堪，但直面真实的民族是成熟的民族，直面真实的人群是坚强的人群。
　　没有什么可以轻易把人打动，除了正义的号角。当你面对蒙冤无助的弱者，当你面对专横跋扈的恶人，当你面对足以影响人们一生的社会不公，你就明白正义需要多少代价，正义需要多少勇气。
　　没有什么可以轻易把人打动，除了内心的爱。没有什么可以轻易把人打动，除了前进的脚步……
　　这是新年的第一天，就像平常一样，我们与你再次见面，为逝去的一年而感怀，为新来的一年作准备。祝愿阳光打在你的脸上。
　　阳光打在你的脸上，温暖留在我们心里。有一种力量，正从你的指尖悄悄袭来，有一种关怀，正从你的眼中轻轻放出。在这个时刻，我们无言以对，惟有祝福：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让往前走的继续走，让幸福的人儿更幸福；而我们，则不停为你加油。
我们不停为你加油。因为你的希望就是我们的希望，因为你的苦难就是我们的苦难。我们看着你举起锄头，我们看着你舞动镰刀，我们看着你挥汗如雨，我们看着你谷满粮仓。我们看着你流离失所，我们看着你痛哭流涕，我们看着你中流击水，我们看着你重建家园。我们看着你无奈下岗，我们看着你咬紧牙关，我们看着你风雨度过，我们看着你笑逐开……我们看着你，我们不停为你加油，因为我们就是你们的一部分。
　　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抖擞精神，总有一种力量它驱使我们不断寻求“正义、爱心、良知”。这种力量来自于你，来自于你们中间的每一个人。
　　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在这新年的第一天，我们要向你、向你身边的每一个人，说一声，“新年好”！祝愿阳光打在你的脸上。
　　因为有你，才有我们。
　　阳光打在你的脸上，温暖留在我们心里。为什么我们总是眼含着泪水，因为我们爱得深沉；为什么我们总是精神抖擞，因为我们爱得深沉；为什么我们总在不断寻求，因为我们爱得深沉。爱这个国家，还有她的人民，他们善良，他们正直，他们懂得互相关怀。

国之瑰宝——汤飞凡
一、心中萦绕的名字
猴年马月的北京出人意料地凉爽，不寻常的天气似乎预示会有不寻常的事情发生。果然在六月下旬，卫生系统流言四起，以至于国家卫生部不得不召开新闻发表会，就今年萨斯实验室事故答记者问。新上任的主管副部长声明：请大家容许我保密两天。
两天后，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建党77周年。卫生部召开大会，宣布追究领导责任，从国家疾病控制中心，到病毒所，最后是腹泻病毒研究室，从上到下一口气摘了五顶乌纱。尘埃落定，相关报道充斥报刊网络，中国卫生防疫系统的声誉到了历史最低点。
去年萨斯时曾经风云一时的人物而今成了街头巷尾的谈资，天气骤然转为闷热。望着乌蒙蒙的北京，心中猛然想起一个名字，萦绕在心中二十年的名字。
当中国人渐渐开口说出真话的时候，开始听到这个名字，以及这个名字背后的故事。一个又一个故事所勾画出的豪情和悲伤，使这个名字深深印在心中。
以为网络信息爆炸的今天，搜索一下这个名字，会有千百条详细的资料。不料查询之下，仅仅是有限的干巴巴的几条。相比之下，那些所谓的英雄所谓的风流人物，充斥于网络，被人一遍又一遍地提起讨论，翻来覆去地争议，来来往往地探讨。这些如雷贯耳的有几个比得上这个名字对民族对人类的贡献？
人们缘何钟情于沾满鲜血的双手而无视救苦救难的心肠？
几十年过去，这个名字已经获得了原本属于他的名誉和地位。但无情的岁月和我们这个善于向前看、乐于健忘的民族使这个名字渐渐沉入历史的泥沙中，再一次渐渐被遗忘了。
有的名字是不应该被遗忘的！是不能被遗忘的！洗清历史长河中的污泥浊水，这名字将永远如金子般闪亮。
这个名字叫：汤飞凡。

三、拓荒者的回归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病毒学的拓荒时代，汤飞凡所进修的哈佛医学院细菌系的研究重点此时正转向比细菌更小的微生物，拓荒者的首要任务是找到新的方法。作为投身病毒学研究的第一个中国人，在哈佛的三年里，他的工作主要是研究病毒学实验方法。他与同事们在病毒学发展的早期重要的贡献包括用物理方法证明了病毒是可过滤、能离心沉淀、能自我复制、有生命的寄生于细胞内的微生物。他们还研制成第一代微孔滤膜，用于测定出各种病毒的大小。
三年的时间很快过去了，导师强烈要求汤飞凡留在哈佛。优厚的生活条件，得天独厚的研究条件，以及病毒学研究刚刚掀开的无比宽阔的视野，吸住了汤飞凡的心，他决定留下了。
这时一封信来自大洋彼岸，写信人是他的老师颜福庆。
出身基督教牧师家庭、毕业于耶鲁医学院的颜福庆是中国现代医学教育的先驱和领袖。汤飞凡就读湘雅医学院时，颜福庆任院长。离开湘雅后颜福庆就任协和医学院副院长。鉴于当时国内几所较好的医学院都是外国人创办的，颜福庆矢志创建中国自己的医学教育体系。乘国民政府成立第四中山大学的机会，颜福庆倡议设立医学院。南京政府批准此议，医学院与1927年9月于上海开学。次年颜福庆辞去协和职务，专任此时已经改为中央大学医学院的院长。
医学院虽然设立，可是经费靠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和中国红十字会资助，十分困难，师资尤为缺乏，开学时只有教师8人。百废待兴的颜福庆想起了人在美国的汤飞凡。
颜福庆在信中，没有天花乱坠的许诺，只是如实地列出办中国人自己的医学院的困难，和对学生的殷切希望。正是因为这种开诚布公，使汤飞凡骤然生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豪情，当即决定归国。1929年春，汤飞凡携夫人归上海，任中央大学医学院细菌系副教授。
所谓中央大学医学院，其实只有29个预科学生，以及极少的教职员。汤飞凡任教的细菌系压根就没有，颜福庆给汤飞凡的第一项任务是筹备开始细菌学的课程。汤飞凡认为理论必需联系实际，细菌科的重点在实习。到上海后立即着手建立实验室，在教学之余开始利用极其简陋的设备进行研究，于1930年开始陆续发表论文。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病毒学研究。
1932年，中央大学医学院独立，改名为国立上海医学院，汤飞凡升正教授，同时受聘为英国在上海的雷氏德研究所细菌系主任，可以利用该所齐全的设备进行复杂的实验。1935年汤飞凡到英国国家医学研究所进行短期协作，与1937年初归国。
从1929到1937的八年中，汤飞凡在所研究的病毒的本质及有关的方法学，牛胸膜炎的病原学，以及后文着重介绍的沙眼病原学等方面，均有重大进展，所发论文许多篇被权威性专著或教科书引为经典文献，可以说短短几年内硕果累累。
如果再给汤飞凡几年时间，以他对科学的执著、严谨和敏感，以及病毒学研究的历史机遇，实现东方巴斯德的梦想不是没有可能的。可是爆发于1937年的抗战，彻底的改变了一切。
许多年后，与人谈到这个少年时的梦想。有人说这是命运，汤飞凡的回答是：“不是命运，是我自己的选择。”
在民族存亡的关头，汤飞凡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一个中国人的选择。

五、生命的绿洲
新任中央防疫处处长汤飞凡回到长沙，带来了卫生署的命令，政府财政困难，没有搬迁费。要求一切自筹，员工除北平旧人外一律就地遣散，仪器装备就地处理以节省运输费。
汤飞凡觉得，到昆明再从头开始，不知要到何年何月才能恢复生产。他心里隐隐约约感到，尽快恢复防疫处的日常工作至关重要。宣布了卫生署的决定后，他声明不照办。愿意去昆明共赴国难的一道去，必需设备装车运往昆明。
汤飞凡是个说干就干的急脾气，一改政府机关的拖拉作风，雷厉风行地在短短几天内卖掉了从北平带来的全部疫苗和抗毒素，筹集了2000大洋，除了几件一时运不走的大件设备留在长沙外，其余设备装车出发。中国这支小得可怜的国家防疫队伍，押运着那为数不多而又非常重要的设备，跋涉到了昆明。
汤飞凡的急脾气挽救了中国防疫事业。防疫处离开长沙两星期后，日军逼近长沙，国军焦土抗战，是为历史上有名的长沙大火。长沙成了鬼域，防疫处的房舍全毁，所留仪器也只剩了一个旧锅炉。殿后的两名职工费尽千辛万苦，终于把这台锅炉运到昆明。就是这台劫后余生的锅炉，日后为抗战立下了汗马功劳。
昆明成了大后方，许多机构迁到昆明，防疫处不过是个小衙门，汤飞凡怀里的300银元，就是防疫处的全部资产。可是汤飞凡怀里还有几件别人没有的东西，那就是岳父何键知道他此去困难重重，特意写给云南政要的几封信。正是这千金难买的几封信，使防疫处在昆明借到了房舍，从银行贷到了款，于1939年初开始生产狂犬疫苗、牛痘苗等几种简单的菌苗疫苗和诊断试剂，收入除维持日常开支外尚有盈余。
但汤飞凡决不就此满足，他下一个任务是尽快建立防疫处的新址。日军的轰炸使他下定决心火速在郊区兴建，他看中了西山滇池外一块地方，不料被地方恶霸把持，先是不给，后来在高官的协调之下松了口，以为读书人好欺负，狮子大开口高出市价十倍。汤飞凡牛劲上来，搬动了云南王龙云，硬是以市价的五分之一要下了这块地。
地有了，可是没钱，汤飞凡三上重庆，卫生署还是无钱可拨。就在汤飞凡无计可施之际，一位金融界的朋友给他出了一条锦囊妙计：倒空卖空，就是迄今仍被人广泛用来盗窃国有资产的手法。他以所谓防疫处全部资产做抵押，从惠滇银行贷了一笔低息长期信用贷款，再由该银行做担保，从几家私人银行借现金贷款，拆东墙补西墙加上透支。汤飞凡冒着随时被关进监狱的风险，于1940年春建成了防疫处新址。
新址虽然没有日寇的轰炸，可是远离市区，防疫处首先要做的是安排好职工生活。处里设医疗室，从汤飞凡起，所有医学院毕业生轮流值班，小的内外科均能自己动手，而且还能接生，汤飞凡的独子就出生在这里。所内还办子弟小学。
随着昆明人口的日益增加，物价飞涨，职工的日子越发艰难。所幸汤飞凡所选新址有的是地，防疫处借本钱给职工，在汤夫人的带领下，养猪养鸡、种菜种花，除了自己用，每周日防疫处安排一条小船，满载自力更生的产品，到昆明市场销售。职工们在战乱中能安居，防疫处的业务得以恢复。
在汤飞凡之前，防疫处的主要任务是制造疫苗和血清，汤飞凡认为，防疫处不能只生产不研究，而且在抗战时，中国已经没有一个机构进行微生物研究，防疫处应当承担这个责任。出于这个目的，汤飞凡广泛罗织人才。到1942年，防疫处发展到近百人，其中大学毕业生15人，这批中国防疫事业的先驱，经过汤飞凡的调教，很多人后来成为新中国卫生防疫事业的骨干。
绿洲建好了，汤飞凡开始实现他早在长沙时为防疫处绘画的蓝图。汤飞凡心中的防疫处，应该象美国纽约州卫生研究所(New York State Health Laboratories)，著眼于控制传染病，他认为中国应该有同样的中央机构。然而在中国，疫苗、血清的供应一直处于无政府状态，除防疫处外，许多私人办的实验室也在生产。由于利润高制造容易，大家蜂拥而上，大多数产品质量很差，事故频繁而无人过问。即便是中央防疫处本身的水平也不高。
汤飞凡完全改造旧的结构，设立了检定室，对所有产品进行质量监督和控制；设立培养基和消毒室，统一供应实验用培养基和消毒器材；设立动物室，并分设菌苗、疫苗和血清室。此外，参考国外，汤飞凡建立了技术管理制度。在产品上，停止生产无效或副作用大的老产品，增加当时防疫需要的新产品，改进了各种菌种。经过一段时间，防疫处的生物制品质量达到欧美同类产品水平。正是因为这次整顿，为日后支持盟军滇湎作战奠定了基础。
中国现代生物制品业在抗日烽火中诞生于昆明西山。
在防疫处各项工作进入正轨时，汤飞凡的下一个目标是生产国产青霉素。青霉素可以说是二十世纪的一大发明，自弗莱明发现后，1941年研究出了提纯方法，使青霉素得以临床应用。虽然一系列关于提纯的论文被发表，但具体生产工艺属于军事机密。更重要的是，不同菌种青霉素的产量相差悬殊，高产株如稀世珍宝，外人根本无法拿到。加上防疫处简陋的条件，许多人认为生产青霉素压根就是天方夜谭。
这些困难汤飞凡心里知道，可是前方的负伤将士正在因为伤口发炎而死去，后方的民众因为疾病流行而丧生。在汤飞凡心中，有些事终归是要有人去做的，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和可能，哪怕是知其不可而为之。
在汤飞凡的感召下，防疫处上上下下掀起了寻霉热，全体职工及家属从早到晚到处寻找绿毛，找到后拿去分离。一次又一次的分离，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可是汤飞凡依然十分执著。终于有一天，技正卢锦汉发现自己的皮鞋上有一团绿毛，拿到实验室，从中分离出一株能产生青霉素的菌种。这支从旧皮鞋上分离出来的菌种被用于国产青霉素的生产，后来汤飞凡从美国、印度等地要到了其他一些菌种，加上国内的一共30株，比较的结果，还是来自旧皮鞋的那株产量最高。
一只普普通通的旧皮鞋，穿在普普通通的人的脚上，做着不普通的事业。

六、中国不亡
有了菌株，汤飞凡带领大家进行生产工艺的研制。一个步骤是一段艰辛的故事，一个步骤是一段奋斗的历程，终于生产出每毫升200-300单位、每瓶两万单位的国产青霉素。多少抗日将士因为它起死回生，多少中国人因为它度过难关。
中央防疫处因此名扬全国，国际上也知道在中国昆明有一个NEPB(National Epidemic Prevention Bureau)。科学(Nature)杂志1943年专门介绍中央防疫处，文章用惊奇的口吻介绍了青霉素生产车间：没有自来水，只有一台又旧又漏、而且每天用完后都要修理的锅炉；用过的琼脂要回收使用，回收的设备是一只破木船，放在湖里进行透析；没有商品蛋白栋供应，完全自己制造，胃酶用完了，用从自己养的猪的胃……
多少年后提倡的自力更生、土法上马，实际上是抗战时期中国卫生防疫系统的写照。这些勇于担当责任的中国防疫勇士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作出了不可能的事情。
1942年，在中国战场作战的盟军中发现天花病例，调查得知他们种过牛痘苗但未发痘，因此怀疑是牛痘苗失效。当时盟军所用疫苗均运自英美，唯独牛痘苗因无法长途运输，所以就近采用印度的疫苗。事情发生后，盟军对印度的痘苗失去信心，他们了解到，中央防疫处刚刚完成对中国用的牛痘苗天坛株的重新筛选并研究出了新的生产方法，于是用印度苗与中国苗进行比较。比较结果，中国苗比印度苗毒力稳定，而且发痘率高。
盟军因此注意到远在昆明的中央防疫处，派专人考察，给予防疫处很高的评价。防疫处不仅产品质量获得国际好评，而且实验室的技术水平也得到承认。防疫处检定室被选为美军指定临床化验室。经过考察，盟军决定，不仅牛痘苗采用中国株，而且其他疫苗和血清也不再越洋运来，改由防疫处供应。
中央防疫处的任务和责任骤然加重，不仅要生产高质量的疫苗和血清，供给在滇湎泰作战的盟军，还要及时发现诊断该地区的传染病，并且尽快制备防疫用品，事关盟军的战斗力。此外防疫处生产的疫苗和血清还要供应大后方的防疫需要，甚至支援陕甘宁边区。
正是由于汤飞凡制定的严格的生产规范，和改进的生产程序，中央防疫处提供给盟军的疫苗万无一失。以狂犬疫苗为例，国外的疫苗接种后有万分之一到三千分之一出现严重反应，其中四分之一死亡。使用了中央防疫处用中国天坛株制备的狂犬疫苗的盟军，没有发生一起意外。
云南一向流行斑疹伤寒，对在缅甸和泰国边境的盟军也是一种威胁。中央防疫处于1943年制成了中国最早的斑疹伤寒疫苗，并用于盟军免疫。
1945年，在滇缅边境战场上，盟军中发生了一种“不明热”的流行，严重威胁着部队战斗力。美国组织了一个以哈佛大学专家为主的斑疹伤寒考察团对此进行调查，但一直未能搞清病因，只好求助于中央防疫处。汤飞凡派助手魏曦赴现场，通过调查和实验证实其实是恙虫病。采用了针对恙虫病的防制措施后，“不明热”得到控制。魏曦因而获得美军“战时功绩荣誉勋章”。
除了以上工作外，作为中国唯一的防疫机构，防疫处还有一项秘密任务：对付日寇细菌战。这是一条看不见的战线，每一个举措都事关重大。汤飞凡率领着那一小批防疫工作的先驱们，一次又一次挫败了日寇的阴谋。试验室如战场，疫情就是命令。有人前线流血，有人后方抗敌，安静的滇池关系着连天的烽火，昆明西郊那一百多人足顶十万甲兵。
1945年8月15日，汤飞凡拿起电话，对方驻昆明的美军军医。他们提前得到日本投降的消息，第一个想要通知的，是他们心目中一位真正的中国人。
胜利的消息在西山传开，胜利的喜悦和笑容在每一个防疫人脸上。汤飞凡宣布放假，当晚在家中小客厅举行酒会。大家尽情地狂欢。
小客厅装不下几百人，大家索性在湖边狂欢。而汤飞凡却离开人群，回到书房，默默的背诵起少年时记下的、令每一个湖南人读罢怒发冲冠、热血沸腾的“湖南少年歌”：“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十一、身后那些事
没有通知亲友，没有举行葬礼，何琏一个人伴随遗体火化，悄悄地捧回骨灰，放在自己的卧室。完成了汤飞凡在遗书中的交代：把桌上的六本书还给谢少文。然后是漫长寂寞的岁月，二十年。
曾经与世界先进水平并驾齐驱的中国防疫生物制品业自毁长城，每况愈下，加上十年动乱，与先进国家的距离越来越大。这些年来人心涣散，私欲横行，以至在萨斯流行期间大失国人所望，甚至发生实验室感染的重大事故。
连汤飞凡生前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也因为人的私欲而长期被剽窃。
汤飞凡死后，中国的沙眼病毒的基础研究渐渐终止，与汤飞凡合作的眼科专家张晓楼站出来理所当然地包揽了各种荣誉，也包括靠重覆汤飞凡在自己眼里做的人体试验而发表的那篇论文。
汤飞凡属于自绝于人民，他的名字不能被提起，文革中更成了国民党残渣余孽、反动学术权威、漏网大右派，于是这个名字消失了。人民画报上是张晓楼灿烂的笑容，报刊上一篇又一篇的介绍这位沙眼病毒发现者的先进事迹。写文章做报告接受采访，更为可笑的是，写论文时不得不引用当年的论文，他居然把第一作者汤飞凡免去。在黑白颠倒的年代，因为政治的需要，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拨乱反正后反而变本加厉，岂止是利欲熏心？
拨乱反正以后，本来汤飞凡没有戴帽子，不属于平反之列。但医学界的呼声太大，卫生部于1979年6月为汤飞凡举行追悼会，给予汤飞凡高度评价。
中国在重新发现汤飞凡，外国人一直没有忘记他。1980年6月，中国眼科学会收到国际眼科防治组织(IOAT)的一封短函：因为汤博士在关于沙眼病原研究和鉴定中的杰出贡献，国际眼科防治组织决定向他颁发沙眼金质奖章。希望能够得到汤博士的通信地址，以便向他发出正式邀请，参加1982年11月在旧金山举行的第25届国际眼科学大会。
沙眼防治的最高荣誉终于属于汤飞凡，可是IOAT不知道，这世上早已没有汤飞凡。
颁奖仪式后来改在1981年5月的全法眼科学大会上举行，卫生部决定由汤飞凡的学生王克乾代为领奖，并明确通知了一起与会的时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学会主任委员的张晓楼。
发奖前一天下午，中国驻法使馆一位官员突然通知王克乾，组织决定明天改由张晓楼领奖。大会上张晓楼满面春风地接过奖章和奖金，并发言。令人不解的是，发言中没有一次提到汤飞凡的名字，均以“我们”代替。等大家看到奖章，才发现原来颁发给汤飞凡奖章改刻了两个名字，第一名居然是张晓楼。
誉满京华的通天名医居然能够施展乾坤大挪移，周旋于使馆和IOAT之间，两天之内偷天换日。
奖章拿回来，又是一轮报道采访，张晓楼正式成为沙眼病毒的第一发现人，国际金奖的获得者。可是有一个难题，原来奖章是发给一个人的，虽然临时刻上两个名字，奖章还是一个。张晓楼没有被难倒，他用原本属于汤飞凡的奖金复制了两枚镀金奖章，自己留一枚，交给汤家一枚，原件上交卫生部，一个圆满的结局。
人道青天不可欺，善恶人尽知。张晓楼的做法引起公愤，当年12月政协会议上，不少委员就提议严肃处理这种剽窃行为。国际上也有不少疑问，汤飞凡夫人和学生们从一开始就强烈要求卫生部澄清。
但是名医的能量无法估量，一件原本简单的事情一拖就是五年。总是说要顾全大局，维护中国科学界的声誉，始终没有解决。何琏骨子里的将门血气终于暴发了，于1986年8月写信到IOAT，要求一个公正。
四个月后IOAT回信：经了解，沙眼金质奖章是授予汤飞凡的，为了澄清起见， IOAT将复制一枚新的奖章。不久汤家收到新奖章，旧奖章自动作废。新奖章的后面只刻着一个名字：汤飞凡。
汤家除了新奖章外，依旧保存那枚私自复制的旧奖章，作为近代中国科学史上一大丑闻的见证。
1992年，国家发行中国现代科学家(第三组)邮票，里面包括汤飞凡。三年后，为夺回本应属于自己丈夫的成果和名誉而耗尽精力的何琏在北京逝世。

十二、渐渐远去
第一次听说汤飞凡是在车上，一位很敬重的老师突然大发感慨：如果汤飞凡不死，肯定能获诺贝尔奖。中国居然有这般人物？从此这个名字长留心中。
汤飞凡的弟子告诉我，老师把沙眼病毒接种在自己眼睛里，冒着失明的危险证明了病毒的致病性，成为卫生系统为科学献身的典范。
汤飞凡的下属告诉我，汤老每天戴着白手套在实验室里到处摸。当时大家就是用鸡毛掸子打扫，怎么能过得了关？就在汤飞凡一次又一次的严厉训斥下，中国生物制品标准化水平提高了。
听过汤飞凡课的前辈回忆，当时什么都不懂，竟然问那种肤浅的问题。汤先生居然认认真真的回答，使他对科学产生了真正的兴趣。
见过汤飞凡的老职工讲，由于夫人比自己高出一个头，汤所长与夫人出行时一定先行两步，高高地挺起胸脯，给人一种威严。
卫生界的朋友议论，汤飞凡的最大功绩在于建设了中国的防疫队伍，这只队伍不仅仅经历了抗战，而且在十年动乱中也经受了考验。而中国防疫系统近年来的衰落，包括应付萨斯的拙笨，也因为这批汤家军日益凋零，因为汤飞凡的过早辞世。
所谓成者萧何败者萧和，中国卫生防疫系统因为衣原体而名扬天下，也因为衣原体而臭不可闻。去年那令人哭笑不得的萨斯病原为衣原体的诊断让人再一次想起汤飞凡，这位衣原体之父，这位严谨的科学家，这位为国为民的英雄。人们已经不敢期望防疫工作者们能作出汤飞凡般的成就，现在连做好本职工作都成了奢望。那些继承者们何以面对汤飞凡的在天之灵？
朝代更迭之际，中国的许多科学家，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新中国，同时也选择了风风雨雨。在卫生系统，一批曾经受国民政府器重、在国民政府中担任过要职的学者也作出这样的选择，如汤飞凡，如颜福庆，以及接替颜福庆担任卫生署长的金宝善等等等等，他们在新中国建国后的遭遇令人惋惜。这些人称得上是国士，可惜无人以国士待之。
汤飞凡和野口英世，两人在科学上的造诣不相上下，然而比起对民族对国家的贡献，则有天地之别。野口英世一直在美国从事研究，死后也葬在那里。汤飞凡为中国现代医学教育而归国，为了祖国防疫事业多次放弃出国定居，在抗战中立下卓越功勋。可是现在又如何？
野口英世经渡边淳一重新发现，成了日本的国宝，他在纽约的墓地成了日本人旅游的圣地，新版日圆上印上了野口英世的头像。
而我们那昙花一现的对科学家的崇拜再一次变成对武夫的敬仰，我们的渡边淳一们在粉饰太平，舔帝王将相的屁股超过了无耻的程度。野口英世在日本人人皆知，汤飞凡在中国除了卫生系统一些老人外几乎无人知晓。相比之下，岂止是一个惭愧了得！
离我们渐渐远去的除了时间以外，还有一种东西叫做：魂魄。

林语堂：读书的艺术
读书或书籍的享受素来被视为有修养的生活上的一种雅事，而在一些不大有机会享受这种权利的人们看来，这是一种值得尊重和妒忌的事。当我们把一个不读书者和一个读书者的生活上的差异比较一下，这一点便很容易明白。那个没有养成读书习惯的人，以时间和空间而言，是受着他眼前的世界所禁锢的。他的生活是机械化的，刻板的；他只跟几个朋友和相识者接触谈话，他只看见他周遭所发生的事情。他在这个监狱里是逃不出去的。可是当他拿起一本书的时候，他立刻走进一个不同的世界；如果那是一本好书，他便立刻接触到世界上一个最健谈的人。这个谈话者引导他前进，带他到一个不同的国度或不同的时代，或者对他发泄一些私人的悔恨，或者跟他讨论一些他从来不知道的学问或生活问题。一个古代的作家使读者随一个久远的死者交通；当他读下去的时候，他开始想象那个古代的作家相貌如何，是哪一类的人。孟子和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家司马迁都表现过同样的观念。一个人在十二小时之中，能够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生活二小时，完全忘怀眼前的现实环境：这当然是那些禁锢在他们的身体监狱里的人所妒羡的权利。这么一种环境的改变，由心理上的影响说来，是和旅行一样的。
不但如此。读者往往被书籍带进一个思想和反省的境界里去。纵使那是一本关于现实事情的书，亲眼看见那些事情或亲历其境，和在书中读到那些事情，其间也有不同的地方，因为在书本里所叙述的事情往往变成一片景象，而读者也变成一个冷眼旁观的人。所以，最好的读物是那种能够带我们到这种沉思的心境里去的读物，而不是那种仅在报告事情的始末的读物。我认为人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去阅读报纸，并不是读书，因为一般阅报者大抵只注意到事件发生或经过的情形的报告，完全没有沉思默想的价值。
据我看来，关于读书的目的，宋代的诗人和苏东坡的朋友黄山谷所说的话最妙。他说：“三日不读，便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他的意思当然是说，读书使人得到一种优雅和风味，这就是读书的整个目的，而只有抱着这种目的的读书才可以叫做艺术。一人读书的目的并不是要“改进心智”，因为当他开始想要改进心智的时候，一切读书的乐趣便丧失净尽了。他对自己说：“我非读莎士比亚的作品不可，我非读索福客俪(Sophocles)的作品不可，我非读伊里奥特博士(Dr·Eliot)的《哈佛世界杰作集》不可，使我能够成为有教育的人。”我敢说那个人永远不能成为有教育的人。他有一天晚上会强迫自己去读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Hamlet)，读毕好象由一个噩梦中醒转来，除了可以说他已经“读”过《哈姆雷特》之外，并没有得到什么益处。一个人如果抱着义务的意识去读书，便不了解读书的艺术。这种具有义务目的的读书法，和一个参议员在演讲之前阅读文件和报告是相同的。这不是读书，而是寻求业务上的报告和消息。
所以，依黄山谷氏的说话，那种以修养个人外表的优雅和谈吐的风味为目的的读书，才是唯一值得嘉许的读书法。这种外表的优雅显然不是指身体上之美。黄氏所说的“面目可憎”，不是指身体上的丑陋。丑陋的脸孔有时也会有动人之美，而美丽的脸孔有时也会令人看来讨厌。我有一个中国朋友，头颅的形状像一颗炸弹，可是看到他却使人欢喜。据我在图画上所看见的西洋作家，脸孔最漂亮的当推吉斯透顿。他的髭须，眼镜，又粗又厚的眉毛，和两眉间的皱纹，合组而成一个恶魔似的容貌。我们只觉得那个头额中有许许多多的思念在转动着，随时会由那对古怪而锐利的眼睛里迸发出来。那就是黄氏所谓美丽的脸孔，一个不是脂粉装扮起来的脸孔，而是纯然由思想的力量创造起来的脸孔。讲到谈吐的风味，那完全要看一个人读书的方法如何。一个人的谈吐有没有
“味”，完全要看他的读书方法。如果读者获得书中的“味”，他便会在谈吐中把这种风味表现出来；如果他的谈吐中有风味，他在写作中也免不了会表现出风味来。

所以，我认为风味或嗜好是阅读一切书籍的关键。这种嗜好跟对食物的嗜好一样，必然是有选择性的，属于个人的。吃一个人所喜欢吃的东西终究是最合卫生的吃法，因为他知道吃这些东西在消化方面一定很顺利。读书跟吃东西一样，“在一人吃来是补品，在他人吃来是毒质。”教师不能以其所好强迫学生去读，父母也不能希望子女的嗜好和他们一样。如果读者对他所读的东西感不到趣味，那么所有的时间全都浪费了。袁中郎曰：“所不好之书，可让他人读之。”
所以，世间没有什么一个人必读之书。因为我们智能上的趣味象一棵树那样地生长着，或象河水那样地流着。只要有适当的树液，树便会生长起来，只要泉中有新鲜的泉水涌出来，水便会流着。当水流碰到一个花岗岩石时，它便由岩石的旁边绕过去；当水流涌到一片低洼的溪谷时，它便在那边曲曲折折地流着一会儿；当水流涌到一个深山的池塘时，它便恬然停驻在那边；当水流冲下急流时，它便赶快向前涌去。这么一来，虽则它没有费什么气力，也没有一定的目标，可是它终究有一天会到达大海。世上无人人必读的书，只有在某时某地，某种环境，和生命中的某个时期必读的书。我认为读书和婚姻一样，是命运注定的或阴阳注定的。纵使某一本书，如《圣经》之类，是人人必读的，读这种书也有一定的时候。当一个人的思想和经验还没有达到阅读一本杰作的程度时，那本杰作只会留下不好的滋味。孔子曰：“五十以学《易》。”便是说，四十五岁时候尚不可读《易经》。孔子在《论语》中的训言的冲淡温和的味道，以及他的成熟的智慧，非到读者自己成熟的时候是不能欣赏的。
且同一本书，同一读者，一时可读出一时之味道来。其景况适如看一名人相片，或读名人文章，未见面时，是一种味道，见了面交谈之后，再看其相片，或读其文章，自有另外一层深切的理会。或是与其人绝交以后，看其照片，读其文章，亦另有一番味道。四十学《易》是一种味道，到五十岁看过更多的人世变故的时候再去学《易》，又是一种味道。所以，一切好书重读起来都可以获得益处和新乐趣。我在大学的时代被学校强迫去读《西行记》(“WestwardHo！”)和《亨利埃士蒙》(“HenryEsmond”)，可是我在十余岁时候虽能欣赏《西行记》的好处，《亨利埃士蒙》的真滋味却完全体会不到，后来渐渐回想起来，才疑心该书中的风味一定比我当时所能欣赏的还要丰富得多。
由是可知读书有二方面，一是作者，一是读者。对于所得的实益，读者由他自己的见识和经验所贡献的份量，是和作者自己一样多的。宋儒程伊川先生谈到孔子的《论语》时说：“读《论语》，有读了全然无事者；有读了后，其中得一两句喜者；有读了后，知好之者；有读了后，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我认为一个人发现他最爱好的作家，乃是他的知识发展上最重要的事情。世间确有一些人的心灵是类似的，一个人必须在古今的作家中，寻找一个心灵和他相似的作家。他只有这样才能够获得读书的真益处。一个人必须独立自主去寻出他的老师来，没有人知道谁是你最爱好的作家，也许甚至你自己也不知道。这跟一见倾心一样。人家不能叫读者去爱这个作家或那个作家，可是当读者找到了他所爱好的作家时，他自己就本能地知道了。关于这种发现作家的事情，我们可以提出一些著名的例证。有许多学者似乎生活于不同的时代里，相距多年，然而他们思想的方法和他们的情感却那么相似，使人在一本书里读到他们的文字时，好象看见自己的肖像一样。以中国人的语法说来，我们说这些相似的心灵是同一条灵魂的化身，例如有人说苏东坡是庄子或陶渊明转世的①，袁中郎是苏东坡转世的。苏东坡说，当他第一次读庄子的文章时，他觉得他自从幼年时代起似乎就一直在想着同样的事情，抱着同样的观念。当袁中郎有一晚在一本小诗集里，发见一个名叫徐文长的同代无名作家时，他由床上跳起，向他的朋友呼叫起来，他的朋友开始拿那本诗集来读，也叫起来，于是两人叫复读，读复叫，弄得他们的仆人疑惑不解。伊里奥特(GeorgeEliot)说她第一次读到卢骚的作品时，好象受了电流的震击一样。尼采(Nietzsche)对于叔本华(Schopenhauer)也有同样的感觉，可是叔本华是一个乖张易怒的老师，而尼采是一个脾气暴躁的弟子，所以这个弟子后来反叛老师，是很自然的事情。

那么，什么是读书的真艺术呢？简单的答案就是有那种心情的时候便拿起书来读。一个人读书必须出其自然，才能够彻底享受读书的乐趣。他可以拿一本《离骚》或奥玛开俨(OmarKhayyam，波斯诗人)的作品，牵着他的爱人的手到河边去读。如果天上有可爱的白云，那么，让他们读白云而忘掉书本吧，或同时读书本和白云吧。在休憩的时候，吸一筒烟或喝一杯好茶则更妙不过。或许在一个雪夜，坐在炉前，炉上的水壶铿铿作响，身边放一盒淡巴菰，一个人拿了十数本哲学，经济学，诗歌，传记的书，堆在长椅上，然后闲逸地拿起几本来翻一翻，找到一本爱读的书时，便轻轻点起烟来吸着。金圣叹认为雪夜闭户读禁书，是人生最大的乐趣。陈继儒(眉公)描写读书的情调，最为美妙：“古人称书画为丛笺软卷，故读书开卷以闲适为尚。”在这种心境中，一个人对什么东西都能够容忍了。此位作家又曰：“真学士不以鲁鱼亥豕为意，好旅客登山不以路恶难行为意，看雪景者不以桥不固为意，卜居乡间者不以俗人为意，爱看花者不以酒劣为意。”
关于读书的乐趣，我在中国最伟大的女诗人李清照(易安，1081—1141年)的自传里，找到一段最佳的描写。她的丈夫在太学作学生，每月领到生活费的时候，他们夫妻总立刻跑到相国寺去买碑文水果，回来夫妻相对展玩咀嚼，一面剥水果，一面赏碑帖，或者一面品佳茗，一面校勘各种不同的板本。他在《金石录后序》这篇自传小记里写道：
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
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外忧患困穷而志不屈。……于是几案罗列，枕席枕藉，意会心谋，目往神授，乐在声、色、狗、马之上。……
这篇小记是她晚年丈夫已死的时候写的。当时她是个孤独的女人，因金兵侵入华北，只好避乱南方，到处漂泊。
①苏东坡曾做过一件卓绝的事情：他步陶渊明诗集的韵，写出整篇的诗来。在这些《和陶诗》后，他说他自己是陶渊明转世的；这个作家是他一生最崇拜的人物。

林清玄：幸福的开关，不在于你拥有很多东西
“没有人知道，我长大了会成为一个作家”
我先来讲讲我的文学因缘。我出生在台湾高雄县南部的一个偏僻乡村，我家特别穷，因为我有十八个兄弟姐妹。我排行十二，如果写武侠小说，可以叫我林十二。小时候很难读到一本课外书，有机会逮到一本，就特别珍惜，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就立志长大了要当作家。
但在我生长的地方，三百多年还没有出过一个作家，所以也没有人知道作家是干什么的。有一天我爸爸问我：“十二啊，你长大后要干什么？”我说我要当作家。他就问我作家是干嘛的，我说：“作家就是坐下来写一点字寄出去，人家就把钱寄来。”我爸爸听了很生气，当场给了我一巴掌：“这世上如果有这么好的事情的话，我自己早就去干了。”
我成长的过程，可以说是饱经忧患。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到小学毕业前，我没有一餐饭是吃饱的。每天要吃饭的时候，我的父亲会拿出十八个碗排成一排，每个碗添三分之一碗饭，添完以后，他会用低沉的声音对我们说：“来，大家吃饭。”终于吃饭了，好开心，但是端起饭盆，我们先“呸”一下，吐一口唾沫进去拌一拌，这样吃起来就很安心，否则你一不留神，饭就没了。拿到一支冰棍，不会马上吃，在兄弟姐妹的虎视眈眈下，先把冰棍全部舔过一遍，不然眼睛一眨，冰棍就只剩下半根。
我上初中时才开始学英文。那时乡下学校的英文老师都不会讲英文，被调去受训一个月，回来就教英文。我们英文老师怎么教我们上英文呢？教到单词“today”(今天)，老师让我们在“today”旁边注上音 “土堆”，我们就记住了，那“yesterday”(昨天)怎么记？注上“也是土堆”，那“tomorrow”(明天)呢？“tomorrow”就写“土马路”。我一辈子都记得这三个单词。不过那时候也给我一个很好的启发：今天是土堆不要紧，昨天是土堆也不要紧，但明天不能还是土堆，明天最好是变成一条土马路。
我就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但我要成为一个作家，成长的过程非常寂寞，觉得这个世界没人了解我，也没人知道我的才华，一直到我读高二，开始发表文章了。有一天我的一个老师邀我去吃晚餐，我很兴奋，因为从来没有一个老师请我吃过晚餐。他和他太太包了饺子，煮好后端到我面前，这个老师跟我说：“林清玄，我教书五十年，我用我的生命跟你保证，你将来一定会成功！”我感动得不得了，眼泪“啪啪”掉在饺子上，不用蘸酱就很好吃了。从来没有人像这个老师一样，知道我长大后会成功。两个星期后，希望就破灭了，原来全班同学都去他家吃过饺子了，这位老师对每个同学都说“我保证你将来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