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伤疤忘了疼嘛。通病。

着实凄惨

顶楼主

不错的贴，昨天刚有人推荐偶读这个
感谢LZ的分享

流寇的间谍战
崇祯十二年十月，辽东系将领黄得功、四川将领杜先春二部和流寇多次接战。虽然再也没有像左良玉“玛瑙山大捷”大捷那样阵斩三千多击溃敌人主力的胜利了，但二将能够击败并逼退流寇，也算是不错了。所以流寇每每都避其锋芒。
当月，屡战不胜的流寇开始耍阴招儿了，他们大量湖北一带的人为其做间谍。这些人或者背着药囊扮成江湖郎中，或者满口八卦星象扮成算命的，或者干脆扮成游方道士、挂单和尚、艺人乞丐，广泛渗透于浙江、安徽等省份，侦查各地驻军虚实。一旦看到有隙可乘便突出焚掠。这样相持了数年，流毒四境。
我觉得，这些间谍中，扮江湖郎中和算命先生的多少要有点儿真本领，不能弄个棒槌去让人家两三句话就套出了盘子，扮乞丐的其实也不简单。但是他们选择的渗透方法很讲究，这些行当，都是作为一个外乡人能够有足够合理的理由去深入他乡的。只是这样看来，相持数年之下，黄、杜二将的“屡战却贼”多少也有些无奈——到了那个时候，已经只能“却”而无法“歼”了，把那些穷凶极恶的流寇赶跑、不在自己的防区里杀人放火埋黑锅也就是了。
蟒蛇仓碑
南京蟒蛇仓，无风自倒，内有石碑，刘基题：“甲申年来日月枯，十八孩儿闯帝都。困龙脱骨升天去，入堂群鼠暂相呼。中兴帝主登南极，勤王侠士出三吴。三百十年丰瑞足，再逢古月绍图。丕、丕、丕！八月中秋绝；呵！呵！呵！此时才见真消息。”
己卯岁，我乡传诵此碑，咸云天下将乱矣。不出五年，语语皆应，岂非数欤？
从这里崇祯十二年就已经“我乡传诵”可以看出，这是真有其事，至少也是真有其文。需要说的是，开始我也怀疑是李岩的手笔，细看之下又觉得不像：前四句点出了崇祯十七年的那场国变和李闯进京、崇祯殉国，末尾一句有意思，“入堂群鼠暂相呼”，这要真是李岩的手笔恐怕李自成先就干掉了他。后面南明的事也说对了。或许沧溟之间真有天意也未可知。
崇祯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本书作者计六奇所在乡邑“飞蝗蔽天，所集之地，禾豆立尽”。当局设法捕捉，并且发布命令发动民众一起动手，一斗蝗虫即可换取一斗米，一时间人人捕蝗，当局或者就地掩埋或者纵火焚烧。


崇祯十三年
这一年的开头列了一个单子，主要是赈济饥民、下诏求直言、命令有司祭奠收殓难民遗骸等等。
末尾有一句，“中外交讧，上念穷民罹灾，蠲赈屡下。而有司执法侵蠹如故，真可恨也。”——面对内外交迫的局面，天灾频仍的现实，坐在大明最顶端的皇帝是真急了，屡次发银赈济，但同在大明体制内的官员们不急，仍旧按部就班地拖沓皮冗、按部就班地侵吞克扣、按部就班地层层扒皮。
看到这里，这种情形，感觉挺熟悉的。
建极殿召对
崇祯十三年闰正月，崇祯皇帝在文华殿召见新科进士，问“边疆多警，何以报仇雪耻？”魏皂德对答：“使大小诸臣，皆知所耻，则功业自建。”娓娓数百言，又提及自己在崇祯十一年那次伪清入寇时守城有功，当场博得龙心大悦，于当年三月在建极殿策贡士时正式被拔擢为第一。
明代最重进士，进士出身起步就可以（当然不是全部）留在京城六部做官，进士中翰林为最。一旦进入翰林院有了翰林身份，面见上宪时则可以不用屈膝下跪，只是作揖鞠躬，虽然也是弯腰但不甚折，因为明代有非翰林不入阁的传统，这样做是为了培养宰相体尊。举人就惨了，只能在州府郡县上晃悠，成绩不好的进士虽然也有很多分到县令任上，但过个几年有点儿小成绩就提上去了，举人不行，只能局限在这一层。前面提到的很多或守城有功、或为国殉难、或追剿流寇的县令知府就是这样，虽然有功，但举人出身决定了一切。所以有明一代，进士都不大看得起举人，虽然同在一处但接洽往来之间大多没有那么客气，对于那些承袭祖职
的官员更是不屑一顾。武官就不用说了，即便已经升至总兵一级的高官，在进士出身的文臣们眼中也是微末粗鲁之辈。
明太祖吴元年，始置翰林院，以陶安为翰林学士。洪武十八年正式厘定翰林管制。永乐年间形成定例，隔一科选拔一次庶吉士，额定二十八人。万历十一年开始，每科皆选，以二十二人为定额。所以几科下来翰林官员急速膨胀，达到了一百多人。这些人大多无所事事，整日逛街喝酒拜客清谈。直到崇祯七年和崇祯十年两科，开始不选拔庶吉士了，以有“异政者”拔入翰林。这也是一个制度的改变，但没变多久，崇祯十六年又变回去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崇祯十三年的那一科新进士召对时，皇帝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君有难，当云何？”当时被问的无锡人赵玉森答道：“万岁！臣殉死，”然后“上颔之”。
唉！谁说国之将亡社稷将倾毫无征兆？
很多人说，中国古代的很多记述都是夸张的、玄幻的，我也有同感。但凡任何一个立得住的帝王降生，不是“红光满室”就是“异香盈庭”，更有的折腾得大的“天降瑞雪”、“蛟龙入怀”等等等等不一而同；但凡社稷将倾国将不国，也大多会有一些妖孽横生、天象倾颓、前代遗书、灾害频仍之类的上天示警。
我觉得，前者大多为当代史官的工作，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就像刚刚过去了几十年的那个年代，那时的国人但凡在公开场合公开说话大多要先喊几声“xxx万岁”之类的作为永远正确的帽子。后者或为时人喻义，或为后人附会不一而足，但总感觉很多事情也不是毫无根由的。如此次新科进士和皇帝的金殿召对。不知怎么想的，崇祯皇帝忽然问出了“君有难”这样的一个问题。唉，若当盛世盛朝无论如何是问不到这个地步的，这已经不是在问“国事当何为”、“吏治当何清”、“寇患当何处”了，似乎皇帝也有了某种预感，隐隐地。
更无语的是，这位赵玉森赵进士“臣殉死”的答话。这样的回答，皇帝还点头，还钦赐翰林，后来还允许他的仪仗旗杆用半黄半红的颜色以示荣宠。当然，这位赵玉森最终在那场天变中为国殉难，没有食言。但此时此刻尽管局势倾颓，也还是应该以救亡图存力挽狂澜为重啊。金殿之上，这对君臣一个“君有难”一个“臣殉死”，怎么看怎么不对劲儿。但是这也是实在话，当时的中国人讲究“君忧臣辱，君辱臣死”，金殿召对不能信口胡言，皇帝的话问到那儿了，没有可信的具体措施的情况下也只能如此回答。如果随口瞎吹，又是进士出身，符合“以文制武”的惯例，那么下场很有可能是当即就被派往东北或者陕西去顶缸，孤身一人带着一帮骄兵悍将去跟皇太极李自成等人拼命，八成等不到看见“君难”那天臣就得先死了。


明臣风骨之黄道周
早在崇祯十一年七月，黄道周就“以前召对特旨补江西布政司都事”。这说的很客气了，不客气地说，就是君臣召对之际逆批龙鳞惹翻了老板被一脚踢出了京城。
这里细说一下当年那场激烈的君臣召对：
崇祯十一年六月，夺情起复正在丁忧的陈新甲为兵部侍郎总督宣府、大同军务，原兵部尚书杨嗣昌改任礼部尚书仍署兵部事。
同年七月，工科给事中何楷参劾杨嗣昌“忘亲”，黄道周上疏“朝廷即乏人，岂无一定策效谋者，而必破非常之格，以奉不祥之人。”跟着推波助澜，敲了把边鼓。尽管没有一个脏字，但这话说得已经很难听了——难道朝廷上下真的无人可委、无才可用，已经到了非得接连启用两个带孝帽子的人的地步了？因为杨、陈二人都是丁忧期间夺情起复的，所以黄侍讲才有此言。当然，听了这话皇帝要是高兴那就见鬼了。


顶～

楼主写得不错~、
楼主会写明季南略的么

全他吗的恐怖分子

会。
这是为别的东西做的一个基础工作，断断续续地写下去，只当是积累资料的。

接下来是一些小事细事：
崇祯十三年五月，平台召对，皇帝问大家对于守边、救荒、安民有没有什么建议。通政使徐石麒对答：“守边在农战互用，救荒在劝民轮粟，安民在省官用贤。”
又是空言无物！又是大言不惭！又是主明臣贤！当然，又是“上是之”。问题是，“农”和“战”怎么互用？谁去“用”？怎么劝民“轮粟”？能不能“粟”得住？难道“民”就不想“粟”？至于“省官用贤”就更扯了，你想“省”谁的“官”？哪个官该“省”？用“贤”？先前的熊文灿贤不贤？眼看着杨嗣昌在外面胡搞瞎搞，他老人家贤不贤？没办法。当时距离甲申国难，还有三年零十个月的时间。
崇祯十三年十一月，工部主事李振声上疏，请按品级限制官员田产。其议：一品官允许占田十顷，允许建屋百间，以下按品秩递减。皇帝将其奏疏下发各部讨论，没有下文了。时人评论说，周代的井田制固然好，但随着生产力与社会的发展显然已经不适合生搬硬套到后世施行了。所谓“限田”之议，也是井田制的影子，其单一有利于贫贱者（恐怕也未必），而不利于富贵者，因此终究难以实行。
当时有一种焉草，本来是北疆边塞军队中用来驱寒的，但副作用是能够导致阳痿。崇祯十三年，朝廷诏令北方各省禁止使用焉草驱寒。军队却在朝令下达后认识到了的垄断地位，于是把手中的焉草拿到市场上交易，肆无忌惮如此。尽管禁令是针对北方诸省的，但敏感的无锡县令庞昌允也跟着凑了一把热闹，同样下令在无锡境内禁绝焉草。发现有人少许种植的话，便抓来治罪，行贿之后就能够获免。当时天旱，市井有言龙畏惧焉草而避去了，所以也称焉草为“回龙草”。


其实，薛国观的死因早已种下。早在崇祯皇帝忧虑国家的钱不够花的时候，薛国观建议从皇室宗亲身上打主意，而且点了武清侯李国瑞的名。之后在各方力量的配合下，已经因拿不出满足皇帝期待值的钱而被夺爵的李国瑞最终忧惧而死。他死后，皇室勋戚人人自危，是时皇五子重病，有人倡言这是因为皇帝对待宗室太过刻薄所致，而且这样下去皇子们将会全部夭亡，而后皇五子死了。这件事，使皇帝恨上了薛国观，但毕竟主意是人家出的、动手的却是自己，所以当时不好把薛国观怎么样，“待隙而发”。
崇祯皇帝没有等待太久，薛国观的把柄很快就凑齐——薛国观向来和吴昌时关系不好，及其为吏部尚书主持考选时，吴昌时自然怕遭到打击，于是主动通过薛国观的门人向其请见。见面后薛国观虚与委蛇假承欢笑，并当场拟定吴昌时“第一”，当为吏科给事中。等到公布结果时，吴昌时发现自己被涮了，还是礼部主事（这一个管官的吏科，一个主持礼仪科考的礼部，差得太远了）。他坚决认为就是姓薛的捣的鬼，但钱也花了面子也栽了，总得想办法找回场子来。而他碰巧认识一个叫吴道正的人，更巧的是吴道正又是东厂的理刑官，齐了！他们通过东厂的途径向皇帝密报了丁忧的侍郎蔡奕琛向薛国观行贿的事。皇帝命令九卿科道论处，但大臣们不摸底细，因此讨论出的结论也很轻，只是罢官致仕。皇帝本想仍块肉让狗咬的，但是狗们都被砖头砸蒙了。没办法，既然交部议处了，那就得尊重“部议”的结果，皇帝咬着牙根批准了薛国观退休。
于是在崇祯十三年六月，大学士薛国观致仕。只是这家伙回家路上仍然招摇，“重车累累”，好像显示自己这几年官没白当一样，笑吟吟地衣锦还乡去了。同时笑的，还有东厂的人。在皇帝的授意下他们请薛国观的一个亲信到东厂喝茶，在东厂的热情款待下，终于成功地把薛国观拉了进来。后皇帝下令将薛国观逮捕入京，赐自尽。这位纵横天启、崇祯两朝，哄过阉党骂过东林的万历进士终于玩儿到头儿了。这是自嘉靖朝夏言以来杀的第二个朝廷辅臣。


这里说一下小秋对于薛国观所涉人、事的几点浅见：
一、原则、气节，多少钱一斤？
天启朝对于大多数还算正直的士人而言，是奸佞宦竖群魔乱舞下被迫的弃官还乡，是狂澜难挽正道不匡下无奈的独善其身，是田园怡情、暮林煮酒，渔歌唱晚、诗书寄傲的日子。薛国观不是。天启时他的大多数时间是在当言官，是在骂东林，这样当然非常安全，因此在诸多正人纷纷下野归乡时他反而混得越来越好。
同样都是党附阉宦，袁崇焕为魏忠贤请建生祠如果能够理解成戚继光式的为了大展抱负而屈己钻营的话（《明熹宗实录》：“蓟辽总督阎鸣泰、巡抚袁崇焕疏，颂魏忠贤功德，请于宁前建祠，赐名懋德。”），薛国观的弹劾东林看起来只是为了混个舒服。与君子不同，小人是没有什么原则的，更遑论气节。薛国观这个人很有眼光，所以在天启朝尽管没有官居极品，也因为弹劾东林而与阉党颇有瓜葛，落了个舒服自在。至于气节，早在入仕之初就扔一边儿去了。
二、天启、崇祯两朝交替之际的准确投机。
以薛国观的名气尽管忝列东林黑名单末榜，但能够躲过“大报复时代”的第一轮清算，不能不说他确有自己的过人之处。
早在崇祯初年东林还朝掌权后忙于清除异己的“大报复时代”，薛国观就准确地预见到，在不久的将来眼前这帮同样党同伐异的东林们就将成为皇帝眼中最大的阻碍。而面对扬眉吐气、大张伐挞的东林，如果稍有松懈那或许当场就是万劫不复了。所以他没有摇尾乞怜，也没有像其他傻蛋阉党们一样说东林的好话，更没有奢望于东林的宽容，而是咬紧牙关继续与之为敌，同时以“不见容于东林”的“孤臣”自诩，最终得到了作为场外裁决者的皇帝的认可，这就是薛国观的战略眼光。事实上，他完成了从“阉党余孽”到“素仇于东林”的高难度动作，也正是这次成功的华丽转型，才有了他迥异于其他“余孽”的仕途生涯，以及日后的平步青云。
纵观同时代的阉党余孽们，在天启朝党附阉宦打击东林，到了崇祯初年纷纷倒戈希冀转换门庭投靠东林，但是已经晚了，也根本不可能——东林党是一帮什么人？天启朝魏忠贤擅权之初阉党魏广微以内阁大学士宰辅之尊亲往拜谒叔父辈的东林党赵南星，人家都敢把他晾在那儿丝毫不给面子，崇祯朝的东林自己当权了还能鸟谁？
这让我想起了玄烨晚年第一次废太z后的事情：玄烨四十七年首次废太z，然后就乱了。很多t子党居然纷纷改换门庭举荐老八胤禩为新t子，那次除了一堆小鱼小虾外，连领侍卫内大臣阿灵阿、上书房大臣马齐都扫了进去。这里不论玄烨的家事，单说那些举荐胤禩的前t子党们——假如胤禩真的当了太z、真的成功j位，到时他们在胤禩眼里又会是个什么角色呢？二臣，这是客气的说法；不客气的说法，恐怕连胤禩家早年养的狗都不如。那时候，真正聪明的做法是选择仍然忠于胤礽，至少能够落个“忠贞不二”的“忠直”名声。
当然这种事儿运气不好的话或许一辈子就此沉了，运气好的话也不排除会因此得到新君垂青，如多次劝谏建成先发制人尽早干 掉秦王的魏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