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珀金森教授说：中世纪的学者从来不用历史方法。历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甚至宣称，在中世纪，人们没有历史感。他们缺少过去和现代有什么不同的感觉。……印刷术带来了历史感，它出现在15世纪的后期。历史感是基于被写的历史的可行性的。此前，基督教尽可能使书写历史毫无必要，它的教条被编成神秘文字，不仅描绘神变成人的整个故事，而且记录“神的话”。如此手稿所包含的信息不是历史，而是无限；不是时间，而是神圣。……印刷术改变了一切。带着大量副本的手稿被制造出来，散布的各地。印刷术使基督教面对抨击。”

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1635—1703年，英国博物学家、发明家）。他对西方历史的看法是：
通过大众传播和暗中操作，有关埃及、希腊和迦勒底（巴比伦）的虚构故事（the fabulous stories）被建筑起来，转变为真理……。如此“虚构故事”囊括了世界古代历史的主要部分，还包含了故弄玄虚的隐秘智慧；后者服务于传播那并不存在的“真实历史”……。显而易见，包含着希腊智慧的赫西俄德《神谱》，说是来自古埃及和腓尼基，但其主体文字与神话传奇则很难被证明。[见正刊注]

美国爱荷华大学教授麦克劳德在其所著《现代世界的恶作剧》书中评述：
“我们能确信我们所知道的和所思考的（那些知识），都是真的吗？”让•哈尔端（Jean Hardouin）就是一个例子，他相当肯定：（人们）所知道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是谎言。哈尔端是个耶稣会士学者，生活于1646—1729年；他写下专著……，宣称：绝大部分的“古典”希腊和罗马的文献、艺术品和钱币都是伪造的。它发端于13世纪后期和14世纪，……（神职学者）在修道院书室里伪造“古典文献”，……起先是由西弗勒斯（Severus Achontius）幕后操作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述是真的吗？奥古斯汀的《忏悔录》是真的吗？希伯来文《旧约》是真的吗？全都是假的！这样的想法似乎反常，但哈尔端不是一个偏激的人，而是很受尊敬的杰出的古文献学者，他绝不是一个疯狂的边缘人。……哈尔端所处的时代，是从口语交流传播宗教知识，进入全面依靠文字印刷的时代（知识和来源和诚信都是失控的）……。[见正刊注]

“启蒙运动的泰斗，被誉为“法兰西思想之王”、“法兰西最优秀的诗人”、“欧洲的良心”的伏尔泰，狂热的中国迷。
他认为中国在政治、法律、文化、伦理、道德、宗教各方面均优于西方国家。在西方人还处在野蛮的偶像崇拜之中时，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早已培养良俗美德，制订法律，成为礼仪之邦。“由于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它在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堪称首屈一指。”
中国的历史超越了圣经记载的历史，引起了基督教的恐慌。“中国人的历史书中没有任何虚构，没有任何奇迹，没有任何得到神启的自称半神的人物。这个民族从一开始写历史，便写得合情合理。”
它出现在15世纪的后期。历史感是基于被写的历史的可行性的。此前，基督教尽可能使书写历史毫无必要，它的教条被编成神秘文字，不仅描绘神变成人的整个故事，而且记录“神的话”。如此手稿所包含的信息不是历史，而是无限；不是时间，而是神圣。……印刷术改变了一切。带着大量副本的手稿被制造出来，散布的各地。印刷术使基督教面对抨击。”

对 罗马斗兽场去年才盖的

中西方历史上的“诡异”巧合
在中西方历史上发生了许多巧合事件，不仅性质、规模极其相似，而且还发生在相同时期，这一切是真的吗？
如果说中国有历史记载，而西方如何在没有造纸术和印刷术的情况下，在没有文字时，得知过去历史的呢？！这一切曾经被当做巧合，而如今，重新审视这种东西方的巧合，一切都变得那么不同了，也许并不是巧合，而是对中国历史的抄袭产生的盗版！
我们就来看看这些“诡异”的巧合：
1埃及王朝与中国炎帝、黄帝
公元前3000年左右，埃及金字塔王朝建立，恰与司马迁著《史记》中记载的中国炎帝、黄帝产生在同一时间。两者俱为东西方古代文化的始源。
中国是自古就有史官的，重视历史，才会出现司马迁的《史记》，“古埃及”属于全灭绝，没有影响周边民族，却居然还能破译文字，还能有埃及年表，这是如何做到的？！

最多只能说这古建筑不是最早的那个了，比如咱们这么多建于唐宋或者明清的古寺，实际上最多只是保留了清朝时期的遗存，剩下全是近现代修的。

啊这

春秋时期
春秋时期，“君举必书”，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史官。大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礼记·玉藻》说是“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可见，史官的分工和职责是十分细致、明确的。
秦汉以后
秦汉以后史官制度的演变。
汉承秦制，至武帝时置太史令，以司马谈任其职。谈卒，其子司马迁继其任。司马父子，是为西汉著名史官。迁卒，知史务者皆出于他官，而太史不复掌史事，仅限于天文历法职掌范围。这是古代史官职责的一大变化。
汉武帝置史官，除太史令外，似在宫中置女史之职，以记皇帝起居，故有 《禁中起居注》；东汉因之。后世以“起居”作为史官的一种职掌和名称，与此有很大关系。
东汉时，以他官掌史官之事，如班固以兰台令史之职撰述国史。
三国魏明帝置史官，称著作郎，隶属中书。晋时，改称大著作，专掌史任，并增设佐著作郎人，隶属秘书。宋、齐以下，改佐著作郎为著作佐郎。
齐、梁、陈又置修史学士(亦称撰史学士)之职。十六国、北朝，大多设有史职，或有专称，或杂取他官。其体制、名称，多源于魏、晋而有所损益。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古代史学形成多途发展的趋势，而皇朝“正史”撰述尤为兴盛，故史官当中，名家辈出，被誉为“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选”。其间，关于起居之职，魏、晋以著作兼掌。
北齐、北周，著作、起居二职逐步分开。隋炀帝时，以著作如外史，于内官制度的又一重大变化。
唐初，于门下省置起居郎，后又在中书省置起居舍人，分为左右，对立于殿，掌起居之事，故有时也曾称为左右史。其所撰起居注送交史馆，以备修史之用。
五代迄清，史官制度多因唐制而各有损益，其名称虽因代而异，而职掌略同。其中以宋、清两朝较为繁复。宋有国史院、实录院、起居院和日历所，各有史职。辽有国史院，金有国史院和记注院，元有翰林兼国史院，明以翰林院掌史事。清以翰林院掌国史、图籍管理与侍读等职，以国史馆、实录馆掌纂修事，以起居注衙门掌起居之事，其史职则多以他官兼任。
　　所以，中国的历史记载很丰富，是因为中国有史官，同时还有书写载体，“古埃及”的相关记录何在呢？没有长期保存的历史记载，只有挖出来的“历史”，又怎么能够当做“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情”来相信呢！

2古巴比伦太阴历与中国阴阳合历
目前的说法是，公元前20～18世纪，古巴比伦创建了以月亮围绕地球旋转周期计算的太阴历，与中国夏朝所使用的阴历，不仅同时，而且都是每隔2～3年置一闰月。二者如出一辙。
公元前20～18世纪，古巴比伦创建了以月亮围绕地球旋转周期计算的太阴历，如果是真的话，就是对中国历法的误解了，月亮历不需要像中国那样的方式置闰。
中国是阴阳合历，阴历（月亮历），阳历（太阳历），中国是将两者合起来的阴阳合历，岁首是以夏正的正月（周正以子月，农历11月为岁首，殷正以孟冬之月为岁首，农历11月为岁首），所以，今天的农历也叫夏历！
阴历大约29、30天为一个月，阳历为太阳视运动一个回归年，大约365天左右为一年，两者结合后，就会出现不协调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出现置闰，19年7闰、76年X闰，
　　可是，如果“古希腊”真的知道这种置闰法的话，就会是阴阳合历，同样也会影响周边，使用该历法，但是，奇怪的是，希腊也不用阴阳合历，欧洲16世纪左右才突然有了来历不明的历法，却是太阳历！
而且，中国为了方便指导农业，看天象，通过历法知道月相等，出现了“二十四节气”，夏代大约就有了二十四节气的部分名称，中国同时也有朔望月的说法，很容易就知道月亮圆缺，阴阳历法以前确定每月第一天采用的是平朔，大概到唐朝时候，才用定朔，这样就能更加符合现实天象情况了！也能很容易知道一年四季的变化，不然的话，毕竟，阴历与阳历直接并无关系，而“二十四节气”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个缺陷！
所以，这又是根据中国天文历法伪造的“古希腊”历法，可惜对中国历法不了解啊，中国的是阴阳合历啊，要是和中国一样，“古希腊”就得是阴阳合历了，可是“古希腊”没有天文台，也没有记载历史的习惯，更没有将历法影响周边，西方伪史伪造的东西通常只有结论，而没有过程！

3。西方伟大的《荷马史诗》产生于公元前9-8世纪，与中国伟大的《诗经》产生时代恰好相同，两者东西相映，俱在世界诗坛发出灿烂的光辉。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原称“诗”或“诗三百”，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05篇，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康、崇伍、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荷马史诗两部史诗都分成24卷。《荷马史诗》以扬抑格六音步写成，集古希腊口述文学之大成，是古希腊最伟大的作品，也是西方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西方学者将其作为史料去研究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9世纪的社会和迈锡尼文明。《荷马史诗》具有文学艺术上的重要价值，它在历史、地理、考古学和民俗学方面也提供给后世很多值得研究的东西。
这两个时间确实差不多呢，《荷马史诗》是西方获得造纸术和印刷术以后，有了文字，中国文化影响后产生的，却在今天被吹成了和《诗经》差不多的年代，究竟是怎么办到的？！西方还把这种东西当做历史来研究，虽然总有人反驳说西方不把《荷马史诗》当做正史，可是西方历史常常以《荷马史诗》为历史来研究西方古代，西方没有中国的“历史”概念，也不会像中国人那样尊重历史！

4。
中国是世界上古代历史记载最多最详细的国家，留下世界上最完整的古代历史资料。可是即便如此，考古出土的资料还是屡屡刷新人们对古代历史的认识。
三星堆金沙遗址，那不用说了，商代从始祖契开始，传了十四代到成汤，成汤灭夏建立商朝，至纣王灭国，经历了经历17代31王,但是出土文物资料最多影响最大的确实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女子---妇好（甲骨文中的记载严格来说也是出土文物资料）。
西周建立，由于当时社会交通条件的实际情况，决定对全国实行分封制管理，诸侯国分为三等，侯均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均五十里。第一等次诸侯国方百里，二千五百多平方公里，相当于今天一个县。
据荀子说，一共分封了71个诸侯国，但具体是哪些诸侯，却没有记载。结果今天的考古资料就发现了霸国，（弓鱼）国这样的史书中没有记载的国家，从出土资料来说，比赫赫有名的齐国鲁国都要丰富。
战国时期强国林立，著名的有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在《史记》中有长篇世家传记，可是它们的出土文物却比太史公没有立传的中山国比下去了，本来秦国有机会的，可是秦公大墓在几十年前被盗一空，至留下千古遗恨···
还有一个曾国，历史上一个字都没有，但曾侯乙的陪葬品之丰富几乎超出人们想象，仔细追查几十年，在另外一下出土文物的旁证下，人们才确认这个曾国就是史书中的随国---历史有记载，事迹也不少，名字却是另外一个。
可见，真正的文明古国古代该有多么的丰富多彩，再丰富详尽的历史记录也难免挂一漏万，而丰富的出土文物则可以为古代历史补上一个个的拼图。
三古四古很多都是大国，虽然没听说没有分封，但都有仆从国附庸国的，据资料，波斯征讨“古希腊”的时候几十万大军中就有附庸国的人马。现在的问题是，这些附庸国的文物资料有哪些？有没有王表以外、《荷马史诗》记录之外的贵族人物的文物出土？

在殷墟和海量的甲骨文被发掘之前,欧美对司马迁《史记》中的商周史是不予承认的，更不用说夏朝和之前的三皇五帝。如此“严谨” 的态度，我们哪怕用上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去仔细阅读西方提供的欧洲中古史或世界通史，就会发现里面经不起推敲的内容和牵强附会的论断比比皆是。“古希腊文明”当然是其中最庞大、最耀眼的造假护假工程。西方传媒虽有零星含蓄披露，但很难引起重视。一旦有中国学者开始质疑，“古希腊文明”很快就无处遁形。普通人稍加分析和独立思考，也不难看出:“古希腊典籍”其实全部是欧洲人学会中国造纸术后, 站在中华和阿拉伯两种文明成果的肩膀上编译或加工的。
当年的阿拉伯帝国也是因为比欧洲早两百年从中国唐朝获得造纸技术，并借鉴中华文明成果，才有了先于欧洲的进步和发展。中国造纸术的传播为全世界的教育普及，为人类文明体系大融合和大发展提供了关键技术条件。中国造纸非常廉价，非常轻便又非常耐用，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重要的发明，没有之一。两千年来还没有任何其他材料可以动摇纸的地位。目前的电子产品也只是部分取代了它的功能。
　　西元751年阿拉伯人偶然从中国唐朝获得造纸术的那一刻，中华文明作为最高灯塔，开始促进整个亚非欧大陆文明全新的大发展和大交流。涵盖政治、科技和文化领域的中华文明成果，以纸为载体依次从中亚传播到西亚，最终变成阿拉伯文，经过三四百年才传播到欧洲。包括造纸术在内的中华文明成果不仅为“文艺复兴”提供了关键技术和营养，带领整个欧洲逐渐走出中世纪千年蒙昧，而且为几百年后欧洲所有所谓的启蒙思想家提供了最丰富的思想文化源泉。

差不多得了，我国大部分古建筑都有后来修补的成分，难道这些都是假的？

楼主的思想和那些想要证明中国历史很短暂的人一样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