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好补完孙登奏章浅析。。作为第一部分尊儒思想的总结。。承上启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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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太子孙登作为孙吴朝廷中一位典型受儒学文化熏陶的人,其奏折也可作为陆氏尊儒之旁证。
黄龙元年,“权迁都建业,征上大将军陆逊辅登镇武昌,领宫府留事。”(《三国志 吴书 孙登传》)。“是岁,权东巡建业,留太子、皇子及尚书九官,征逊辅太子,并掌荆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军国。”(《三国志 吴书 陆逊传》)陆逊同太子的接触机会很多,期间陆逊为人师表,《三国志 吴书 陆逊传》曾记载陆逊劝习儒家经典一事:“时建昌侯孙虑于堂前作斗鸭栏,颇施小巧,逊正色曰:“君侯宜勤览经典以自新益,用此何为?虑即时毁彻之。”可想而知,陆逊的尊儒思想自是对太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再加上太子宫内人才济济,孙登多同儒学士大夫交善,行为言论都颇具儒者气质。
所以,孙登在他的临终上疏中举荐人才,首推德行义施,宽民安邦的儒学士大夫:“诸葛瑾、步骘、朱然、全琮、朱据、吕岱、吾粲、阚泽、严畯、张承、孙怡忠于为国,通达治体。可令陈上便宜,蠲除苛烦,爱养士马,抚循百姓。五年之外,十年之内,远者归复,近者尽力,兵不血刃,而大事可定也。”
同时,孙登评价:“陆逊忠勤于时,出身忧国,謇謇在公,有匪躬之节。”,是对陆家士人忠义入世,质直忘身品格的高度褒扬。
孙登本身亦躬行仁德之政,其卒年前东吴多灾——“(赤乌三年)冬十一月,民饥,诏开仓廪以赈贫穷。”,“四年春正月,大雪,平地深三尺,鸟兽死者大半。”(《三国志 吴书 吴主传》)从孙登的临终上疏中不难看出他寄心民情——“窃闻郡县颇有荒残,民物凋弊,奸乱萌生。”归结缘由,孙登指出:“军以人为众,众以财为宝,窃闻郡县颇有荒残,民物凋弊,奸乱萌生,是以法令繁滋,刑辟重切。臣闻为政听民,律令与时推移,诚宜与将相大臣详择时宜,博采众议,宽刑轻赋,均息力役,以顺民望。”接连的灾害固然造成社会秩序的严重紊乱,而孙登把因时而动地加重刑罚及赋敛看做雪上加霜之举,实质上是重儒轻法思想的驱使。
论及于此,我们不难想到陆逊在武昌对孙登的宾客谢景先刑后礼之论针锋相对的驳斥:
“礼之长于刑久矣,廙以细辩而诡先圣之教,皆非也。君今侍东宫,宜遵仁义以彰德音,若彼之谈,不须讲也。”(《三国志 吴书 陆逊传》)
因此,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在长期的接触过程中陆家尊儒的思想深深影响着太子,可以视作孙吴政权儒学化的缩影。而陆逊的这种尊儒思想——忠义、轻法仁政同整个孙吴政权是何种关系,对其产生哪些影响。下节将会展开详细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