绮园为什么要说作者是“史公”？首先的一点，除了纪史事迹之外，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站在“按品大妆”的正规官场立足上的行文尊称。因为吴绮当过湖州太守，人们于是称他为“吴湖州”“吴太守”。那么“史”作为一个官职名，其头衔远远大于知府之上，因此这个尊称就显得非常上规格。
在《红楼梦》批语中，我们除了“史公”和“史笔”之外，《红楼梦》文本本身还提到二个主要的概念来映衬这种作者相关这一方面的事实。
绮园为什么要说作者是“史公”？首先的一点，除了纪史事迹之外，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站在“按品大妆”的正规官场立足上的行文尊称。因为吴绮当过湖州太守，人们于是称他为“吴湖州”“吴太守”。那么“史”作为一个官职名，其头衔远远大于知府之上，因此这个尊称就显得非常上规格。
在《红楼梦》批语中，我们除了“史公”和“史笔”之外，《红楼梦》文本本身还提到二个主要的概念来映衬这种作者相关这一方面的事实。
第一个方面：关于“野史”。纪史的情况，我们知道，有正史和野史的区分。纪述正史一般由后朝人写前朝人的事儿，正如人们经常听到这样的一句话：“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其他就是野史，没有正统性。因此，清初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个著名的“庄氏明史案”事件。第一回，“但我想，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第十二回批语【己卯（庚辰、戚序、蒙府）夹批：凡野史俱可毁，独此书不可毁。】这里的“野史”一个书中文本，一个批语，指向的概念却有一定程度的共同性。他们不是鄙视野史，而是野史的立场和主观性性偏见比较大。我们在这里可以透视到关于“庄氏明史案”事件的影响痕迹。
第二个方面：关于“史”字在《红楼梦》中的用意。例如护官符：“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这里的“史”就有蕴含作者自己对历史的理解含义。其他如史湘云，史鼎，史鼐。这些名字都意味着国鼎消逝倾颓的意思。史湘云父亲是史家的长子，但早死，这同贾政的长子贾珠早死的描述逻辑是一样的。北京崇祯皇帝是正统的长子，死了以后，南明皇帝继续无能败落整个江山。
那么，在“史公”之“史”字的意义下，除了“史笔”的运用，能写史的人，而且曾经也做过一定的大官，且年纪明显要比绮园和畸笏叟要大的人，他们处在明末清初的同时代上会有谁才能满足这些条件？
在我排查和筛选的作者过程中，“吴梅村说”就是一个很好的人选。吴梅村作为绮园的“史公”的称呼能够同《红楼梦》天衣无缝地连接起来。吴梅村的《鹿樵纪闻》序言下落款署名：娄东梅村野史 。吴梅村在晚年时期，也经常被人称之为“太史”“吴太史”。因为他在明清两朝都担任过翰林院要职。在明清两朝，修史之事由翰林院负责，所以又称翰林为太史。在《绥寇纪略》中不但自称“野史”“野史氏”，有些地方还自称“国史氏、旧史氏、异史氏等”。他除了史乘著作《绥寇纪略》，《春秋地理志》之外，还有一部《流寇纪略》死前曾经被无锡秦松龄（1637—1714）借走。

谈迁（1594～1658）《北游录•纪邮》上：“甲午……十一月丁亥朔……壬子，过吴太史所。太史近作《王郎曲》。吴人王稼，本徐勿斋歌儿也，乱后，隶巡抚土国宝，估恃自恣。国宝死，逃入燕。今再至，年三十，而江南荐绅好其音不衰，强太史作《王郎曲》……先是太史善病，每强坐晤对。今病良已，诗绘自娱。因曰：‘文词一道，今人第辨雅俗，似矣；然有用一语，似雅实俗；有出于俗而实雅，未易辨也。先儒讲道学，尝浅视之，就其所撰著，往往文人所未逮者，理彻则不须辞而传也。’余闻之瞿然有省。”《北游录•纪邮下》“乙未二月”条:“庚午,晴,过 吴骏公太史所。”(《清史稿》本传)中谈迁说：“史之所凭者，实录耳，实录见其表，其在里者已不可见，况革除之事，杨文贞未免失实；泰陵之盛，焦泌阳又多丑正；神熹之载笔者，皆逆阉之舍人。至于思陵十七年之忧勤惕厉，而太史遁荒，皇烈焰，国灭而史亦随灭，普天心痛，莫甚于此!”于是他“汰十五朝实录，正其是非，访崇祯十七年邸报，补其缺文，成书名目《国榷》”。
1637年吴梅村在做东宫讲读官，陈子龙有文字言及此事：“东皋草堂者，给谏瞿稼轩先生别墅也。丙子冬，奸民奉权贵讦钱少宗伯及先生下狱，赖上明圣，越数月，而事得大白。我友吴骏公太史，作《东皋草堂歌》以记之。时予方庐居，骏公以前歌见示，因为属和，辞虽不工，而悲喜之情均矣。”
1647年四月，尤侗（1618年－1704年）至太仓，与吴伟业结为忘年交。尤侗自撰《尤悔庵年谱》：“顺治四年丁亥，年三十岁，至太仓，谒李夫子（作楹）。太史吴梅村先生伟业引为忘年交。与周子俶肇、王端士揆、王惟夏昊辈饮酒赋诗，五旬而返。
周茂源（1613－1672）《挽吴梅村祭酒》云:“旧德群推周太史,伤心莫解息夫人。可怜婚嫁浑难毕,画翣犹迟送老亲。”
李渔（1611－1680）有《与吴梅村太史》书、七律《梅村吴骏公别业》、词《莺啼序•吴梅村太史园内看花》、《满庭芳•十余词吴梅村太史席上作》。
清·顾公燮《丹午笔记》记录时人讥讽吴梅村“千人石上坐千人，不仕清兮不仕明。只有娄东吴太史，一朝天子两朝臣。”
另外吴梅村的诗歌“梅村体”，也叫“盐体诗”，即建立在歌行体基础上的一种创新，因此，他的诗歌也经常带有史诗级别和类型的性质，例如《琵琶行》《思陵长公主挽诗》《圆圆曲》《雁门太守行》等等。所以，吴梅村也因此被后人称之为“诗史”。尤侗评价道：“梅村身遇鼎革，触目兴亡，其所作……皆可备一代诗史”(《艮斋杂说》)。程穆衡：《鞶帨卮谈》：“吴之独绝者，徵辞传事，篇无虚咏，诗史之目，殆曰庶几。”并称其为“少陵后一人”，见《吴梅村全集》附录四)。陆云士更是把他司马迁相提并论(见《吴诗集览》卷六)，评价颇高，都揭示出了吴伟业诗歌的“诗史”特征。
明末清初的时候，史学界也兴起来了一种”诗史相通““以诗证史”“以诗写史”的潮流观点。吴梅村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人之一。黄宗羲在《万履安先生诗序》中提出"以诗证史"、"以诗补史之阙"。杜濬在《程子穆倩放歌序》中说“诗可"正史之讹"”，钱谦益把《诗经》看作是国史，把孔子删诗视为"定史"(《胡致果诗序》)。吴伟业在徐懋曙(1600年～约1670年前) 《且朴斋诗稿序》中明确提出"诗与史通"的观点 。
可见吴梅村的修史人社会身份和曾经的官职以及其称作“诗史”的大诗人，结合“史笔”和《红楼梦》透露的隐约史学观点，历史观，可证绮园所称呼的“史公”就是指吴梅村无疑。吴梅村正是这些历史背景和历史观点下打造了伟大的作品《红楼梦》。

程穆衡：清诗文家、诗歌笺注家。字惟淳，江苏镇江人。先世籍安徽休宁。乾隆二年(1737)进士，授榆社知县。穆衡生性耿直，因忤逆上官，遂罢官归。回籍时，一贫如洗，就像学生时代。穆衡博闻多识，工诗文，生平撰述甚富。曾与修《太仓州志》。在京时成《吴梅村诗笺》十二卷、《诗余附笺》一卷，推寻诗旨本事，人称精到。另著有《复社年表》、《娄东耆旧传》、《据梧斋尘谈》、《燕程日记》、《投绂堂集》，辑有《舄吟集》。此外程穆衡还著有《水浒传注略》一书，是历史上第一部系统考证、研究古典名著《水浒传》的专著，程穆衡突破了以金圣叹为代表的“评点式”小说研究，而着眼于细节考证、故事来源考证等方面，已经带有了一定程度上的现代意识。 他也因此被称为“水浒学之父”和近现代小说研究的奠基人。
陆次云，生卒年均不详，约清圣祖康熙初前后在世。字云士，号北墅，浙江钱塘人。监生，考授州判。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儒，落选。次年出任河南郏县知县，以父丧归。复起知江苏江阴县，有善政，载酒征歌，风雅好客，一时名士至者必过访燕集。因曾官江阴知县，江阴或称澄江，有集名《澄江集》，是为记地。有《清诗别裁集》卷十五，称其诗“本真性情出之，故陆次云著《八纮荒史》语多沈着，而所选诗转在宋、元，以之怡情，不以之为宗法也。” 其著述颇多，有《八竑释史》四卷、《纪余》四卷、《八竑荒史》二卷、《峒溪纤志》三卷、《志余》一卷、《湖堧杂记》一卷、《北墅绪言》五卷、《尚论持平》二卷、《析疑待正》二卷、《事文标异》二卷、《澄江集》一卷、《玉山词》一卷及《圆圆传》。《峒溪纤志》、《峒溪纤志志馀》（大学士英廉家藏本），所记皆诸苗蛮种落风俗。前有题词，称诸书所载，同异攸殊。余徵诸见闻，详为考正。措词虽简，徵事弥该。上卷为《峒溪群言考正》，中卷为《蛮獠志》，下卷为《滇中峒溪所产》。《志馀》一卷则皆蛮中歌谣，自吴淇《粤风续》所采出者也。
刘熙载（1813~1881），清代文学家。字伯简，号融斋，晚号寤崖子，江苏兴化人。道光进士，官至左春坊左中允、广东学政。后主讲上海龙门书院多年。他是我国十九世纪时期的一位文艺理论家和语言学家。被称为“东方黑格尔”。刘熙载的著作有《艺概》、《昨非集》、《四音定切》、《说文双声》、《古桐书屋六种》、《古桐书屋续刻三种》。其中以《艺概》最为著名，是近代一部重要的文学批评论著。《艺概》共6卷，分为《文概》、《诗概》、《赋概》、《词曲概》、《书概》、《经义概》，分别论述文、诗、赋、词、书法及八股文等的体制流变、性质特征、表现技巧和评论重要作家作品等。是刘熙载多年来玩味品鉴传统文化艺术的心得之谈。
徐懋曙（1600—1649后）字复生，一字映薇，江南宜兴人。崇祯四年辛未进士（与吴伟业同傍），出守黄州、吉安，政声卓著，明亡不仕。著有《且朴斋诗集》（光绪二十五年重刻本）。

曾历吉安、黄州、宁波三任知府，为官清正，不惧豪强，杜绝请谒。明朝灭亡时的徐懋曙，年仅四十五岁，坚决不仕新朝，入清后隐身于百姓之中，以蓄养昆曲家班歌姬为乐。诗人吴伟业说他：“急流疾退，一遁而入于野夫游女之群，相与一唱三叹，人之视之与其自视，皆不复知为士大夫也。”徐懋曙号映薇，生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崇祯四年（1631）进士。 在诗《戏为家姬集唐句》序中他自述组织家班的起由：“乙酉以来，杜门甘隐。因无可遣兴，聊集三四小鬟，教以按拍，后渐习氍毹之戏，加以黠慧，遂蒙顾曲者多所赏鉴。余联句云：‘拟向乾坤乞清福，且携歌舞阅斜晖’盖以自娱焉。”徐懋曙在其隐居之后，以三任知府之财力和诗人士夫之修养，蓄养家庭戏班，演员众多，技艺超群，成为清初享有较高声誉的昆剧家庭戏班。同为宜兴人的著名词人陈维崧曾数次到徐懋曙乐孺堂聆听雅乐，留下“数邀余焚香顾曲，歌丝鬓影，辄萦人心臆间”的描述，以及“风流太守识宫商，城北迎宾烛万行”的诗句记载当时演出盛况。徐氏女乐家班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演员角色完全按照职业戏班的配置来组建，其好友叶奕苞在《赠徐氏歌姬六首》诗序云：“宜兴徐太守映薇，蓄歌姬如梨园色目，无不辈列，皆妙龄雅技也。陈维崧在诗《感旧绝句·徐太守映薇》自注中亦透露了相同的信息：“太守讳懋曙⋯⋯家居蓄女伎一部，姿首明丽。正末湘月，旦泥凝香、花想，色艺尤为动人。”徐懋曙则身兼导演、曲师和作家等数职，从多方面参与戏曲艺术实践。大概在康熙九年（1670）前徐懋曙逝世，徐氏家班也随之解散消亡。徐懋曙以寄寓沧桑、感慨兴亡的心态从事戏曲活动，是明清昆曲家班中比较特殊的例子。

杜濬（1611～1687），原名诏先，字于皇，号茶村，湖北黄冈（今黄冈市团风县方高坪镇杜家堡）人。生于明神宗万历三十九年，卒于清圣祖康熙二十六年，年七十七岁。少倜傥，为副贡生。不得志，乃刻意为诗。明亡，避地金陵，寓居鸡鸣山之右。茅屋数间，梁欹栋朽，求诗者踵至，谢绝不应。性廉介，不轻受人惠。晚岁，穷饥自甘。后贫益甚，往来维扬间。卒后，无以为葬。及陈鹏年知江宁府，始葬于蒋山北之梅花邨。濬诗文豪健，有《变雅堂文集》、《变雅堂诗集》传世。《清史列传》、《金陵通传》中有记。
黄宗羲（1610年9月24日－1695年8月12日），浙江余姚人，字太冲，一字德冰，号南雷，别号梨洲老人、梨洲山人、蓝水渔人、鱼澄洞主、双瀑院长、古藏室史臣等，学者称“梨洲先生”。明末清初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东林七君子”之一黄尊素长子。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他说“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的“一家之法”，从而限制君权，保证人民的基本权利。黄宗羲的政治主张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其后反专制斗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黄宗羲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与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朱舜水并称为“明末清初五大家”，与陕西李颙、直隶容城孙奇逢并称“海内三大鸿儒”，亦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黄宗羲一生著述多至50余种，300多卷，其中最为重要的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夷待访录》《孟子师说》《葬。制或问》《破邪论》《思旧录》《易学象数论》《明文海》《行朝录》《今水经》《大统历推法》《四明山志》等。

钱谦益（1582年10月22日—1664年6月17日），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东涧老人。学者称虞山先生。清初诗坛的盟主之一。苏州府常熟县鹿苑奚浦（今张家港市塘桥镇鹿苑奚浦）人。史学著作：《明史稿》，毁于火。钱谦益作品钱谦益作品文学著作：《牧斋诗抄》、《有学集》、《初学集》、《投笔集》，清代版被禁毁。另有《楞严经蒙抄》、《金刚心经注疏》等10余种。
胡致果，胡正言（1580年-1671年）之子。弘仁48岁客居南京时，曾为胡正言之子胡致果作《十竹斋图》，图上有曹寅题诗并跋曰：“逸气云林逊作家，老来闲手种梅花。吉光片羽休轻觑，曾敌梁国玉画叉。渐师学画于尺木，而品致迥出其上。……”弘仁(1610年-1663年)号渐江，俗家姓江，名韬。歙县人。明亡后出家为僧。工诗文，擅山水，以倪瓒笔法为本。长笺大幅，构造严谨，用长而挺的笔画勾勒，声势雄伟，又出于倪法之外。与查士标、孙逸、汪之瑞并称“海阳四大家”，是新安画派的一面旗帜。胡正言，中国明代末年书画篆刻家、出版家。字曰从，号十竹，原籍安徽休宁，寄居南京鸡笼山侧。尝从李如真攻六书之学，于是篆、隶、真、行，简正矫逸。代表作品：《印存玄览》

1656，顺治十三年底，以奉嗣母之丧为由乞假南归，吴梅村此后不复出仕。1665年，卞玉京去世（未知真实）。1668，康熙七年，九月吴梅村独自一人前往无锡拜谒卞玉京墓。悲伤往事由此被勾起来，因而回来后开始了《石头记》的创作。
回忆自己的一生，吴梅村说：“吾生平无长物，惟经营贲园，约费万金。”“吾于孝道不能克尽，葬事又未完，深負罪愆”。“吾同事諸君多不免，而吾独悠游晚节，人皆以為后福，而不知吾一生遭际，万事忧危，无一刻不历艰难，无一境不尝辛苦，今心力俱枯，一至於此，职是故也。岁月日更，兒子又小，恐无人识吾前事者，故书其大略，明吾為天下大苦人，俾諸兒知之而已。辛亥冬十一月二十八日書。 ”《与子暻疏》《梅村家藏稿·卷五十七》。吴梅村于是访吴永调于锡山,诗曰:“廿载京华共酒尊，十人今有几人存？多愁我已嫌身世，高卧君还长子孙。”
《池北偶谈》载吴梅村祭酒病革时，有绝命诗云：
　　“忍死偷生廿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
　　受恩欠债须填补，纵比鸿毛也不如。”
　　《病中赋·贺新凉》一阕云：
　　“万事催华发，论龚生天年竟夭，高名难没。吾病难将医药治，耿耿胸中热血，待洒向西风残月。剖却心肝今置地，问华陀解我肠千结。追往恨，倍凄咽。
　　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沈吟不断，草间偷活。艾灸眉头瓜喷鼻，今日须难决绝。早患苦重来千迭。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人世事，几完缺。”
“忍死偷生廿载余”此处的“廿载”，即是《红楼梦》第五回的“二十年”：
二十年来辨是非，
　　　　榴花开处照宫闱。
　　　　三春争及初春景，
　　　　虎兕相逢大梦归.

吴梅村死后，有尤侗《念奴娇·赠吴梅村先辈用东坡赤壁韵》：
江山如梦，叹眼前、谁是旧京人物。走马兰台行乐处，尚记纱笼题壁。 椽烛衣香，少年情事，头白今成雪。杜陵野老，风流独数诗杰。 更听法曲凄凉，四弦弹断，清泪如铅发。莫问开元天宝事，一半晓星明灭。 我亦飘零，十年湖海，看雨丝风发。何时把酒，浩歌同送明月。
吴绮有缅怀诗：
江关萧瑟古今愁，宗衮文章八代优。
雅志岂须题墓见，余生端为著书留。
乱山短梦传佳咏，落日高台忆旧游。
青史飘零华屋冷，羊昙空自哭西州。
纵览吴梅村的一生，对比《红楼梦》中的“作者自云”，毫无疑问，全部都能对得上。而吴梅村同秦淮八艳之一的卞玉京的相恋爱情故事则恰恰就是贾宝玉同林黛玉的爱情的故事。
清朝中后期后人评价为什么吴梅村的诗不流行了，而王士祯和袁枚的诗却受到众推？日本学者安积信(1791——1860)说出了实话。见《蕉轩随录》记载日本刊有《梅村诗钞》，其国人安积信（姓安积，名信，字思顺）。序云：“梅村溯源《风》、《骚》，陶治六朝、三唐；其高者直闯李、杜之室，次亦可以参长庆一席。镂金错采，出天入渊，纵横变化，不拘常套，要皆从胸臆间流出，而风格之高超，法度之齐整，悉具其中矣。谁谓之非大家耶？......第梅村受知于庄烈帝，南宫首策，莲烛赐婚，不十年累迁至宫詹学士，负海内重名久矣。当都城失守，帝殉社稷时，不能与陈卧子、黄蕴生诸贤致命遂志，又不能与顾亭林、纪伯紫诸子自放山林之间，委蛇优游，遂事二朝，是则不及尚书之峻整、随园之清高远矣。向使梅村能取义成仁，或隐身岩穴间，其节概文章，皆足为后学标准，而天下所推为一代冠冕者，亦将不在阮亭而在梅村矣。岂不尤可惜哉！”
一个最致命的打击就是乾隆编修的《明史》中把吴梅村归入了“贰臣传”，因而吴梅村其诗也因此不待见了，《石头记》也只能手抄本地下流行，即便知道的人也不说。

从是否有“同时代的人诗文或者著作中直接提及吴梅村的《石头记》”的角度来说，我们需要以下条件才能满足这个要求：
1，这些人是有一定的机会接触吴梅村和《石头记》的。没有机会接触，肯定说都不用说。
2，必须假设《石头记》是成文的，否则谁都不想拿一个没完成的东西来示人，至少也得初具规模的构架，从而才能透露一二信息。
3，必须具备《石头记》能够光明正大地行于世面的条件。如果社会不允许，作者不允许，人们不屑于一谈，那么即使有，也不会有记录。就是有，也得化名，而且还不能承认。
那么，上述条件是什么性质呢？第一条，就是作者必须有一个良好的人际圈群体。
第二条，就是必须存在作者的原稿和真实创作行为。第三条，就是必须有充裕的时间和祥和的环境来支持这个条件的实现。
对于第一点，吴梅村有一个相当良好的朋友圈。第二点，吴梅村存在创作行为和动机，这涉及到有原稿的可能性。第三点，吴梅村当时所处的历史社会环境不允许，这言外之意就可得出，他写有原稿保留在家里，但没有整理付梓。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里的“保留”概念。
对于究竟有没有“吴梅村的原作记录残本实物”可以提供给人们以开眼界的问题，则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1，该残物实证必须能保全到至今，谁来保全？怎样保全？都必须有一个明确清晰的历史路径。
2，该残物实证是没有人经过改动或者恶劣的使用途径。是原装处女物特色的。
3，该残物实证必须确保流通渠道和存放地址的稳定性。
对于第一点，可说明作者死后转手或嘱托的特征和纸质所保存的年限问题。第二点可说明文本的原质性。但我们发现文本有不断增加的批语和改写特征，这个原质性就难以保持了。第三点可说明必须排除不断转移文字的可能性，一旦无法保证流通渠道的稳定性，就有可能发生岐误和实物证明能力的递衰。
因此，从第一点来说，可证明作者死后转手嘱托的可能性。这同癸酉本的批语说法是一致的。从第二点可证明文本拥有权在任何实物中的分布程度。从第三点可证明文本流传同《红楼梦》钞本流行的历史事实进行有效对证。我们可以从上面二个方面来直接证明吴梅村有遗稿留下所具备的各种条件。

那么对于《红楼梦》现存在文本来说，是否也有说明留下遗稿的可能性呢？
首先我们确定一点，在今天流传下来的文本作者自序中，有完整的创作动机和创作活动。
第二点，从改名《情僧录》到题名《红楼梦》，《风月宝鉴》和《金陵十二钗》的过程中，可发现后人的整理增删行为，改动文本，甚至大规模地较为“恶劣地破坏”行为，即“披阅”。披阅么就是把稿纸一张张摊开寻找文本故事内容衔接性。增删行为，还需要改动文本，校对文字的可能性，分出目录，纂出回目，还需要不断地翻阅纸质材料的可能性。这些内容不言而喻，他们都在原稿基础上进行了实物搬动和文本整理。
第三点，脂砚斋和他人还有写上批语形成一种批语系统，说明在一定的人群社会圈中有相互传阅，甚至探讨研究的可能性。那么，这就能证明原稿到遗稿出现性质中的严重关注特点和使命性质。如果没有价值，谁也不会吃饱了撑的。
第四点，上面已经说过，我们可以发现《红楼梦》的《姽婳词》录入式操作和第七十九回的一首诗歌不完全诗歌，以及癸酉本第一百零七回的残诗，可直接证明这是吴梅村遗留下的遗稿。

接着我们在历代传本的批语系统中也可以发现这些遗稿特征。
1，前八十回脂本系统中有批语提示后半部存在的情况，但世面上却没有看见任何流通的影子。如第三回，【蒙府侧批：后百十回黛玉之泪，总不能出此二语。“月上窗纱人到堦，窗上影儿先进来”，笔未到而境先到矣。】。 脂78本十八回眉批：“至回末警幻情榜方知正、副、再副及三四副芳讳。壬午季春。畸笏。”脂78本十九回双行夹批：“后观《情榜》评曰“宝玉情不情”，“黛玉情情”，此二评自在评痴之上，亦属囫囵不解，妙甚！”等等。可证《红楼梦》还有遗稿残留。
2，第二十二回，【庚辰（戚序、蒙府）夹批：看此一曲，试思作者当日发愿不作此书，却立意要作传奇，则又不知有如何词曲矣。】接着第二十五回，【甲戌（庚辰、戚序）夹批：余所谓此书之妙，皆从诗词句中翻出者，皆系此等笔墨也。试问观者，此非“隔花人远天涯近”乎？可知上几回非余妄拟也。】【蒙府夹批：余所谓此书词句中，翻出者身之妙，皆从诗，此非隔花人远天，皆系此等笔墨也。试问观者涯近乎？可知上几回非余妄拟也】。这个内容可直接证明文本在一定的程度上很大的改动，有改动，就说明有遗稿。
3，第一回批语：【甲戌（靖藏）眉批：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尝哭芹，泪亦待尽。每思觅青埂峰再问石兄，奈不遇癞头和尚何！怅怅！ 】【甲戌（靖藏紧接）眉批：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甲申八月泪笔。】 这个批语直接说明作者原稿的遗命性质，写批语的人有受嘱托和使命的责任在肩。

第三，吴梅村的长诗《偕穆苑先孙浣心叶子闻允文游石公山盘龙石梁寂光归云诸胜》中记载：
再拜告石公，相逢慰饥渴。既从人间世，忍再洪波没。
志怪作大言，嗜奇私神物。肯学扬马镌，愿受壶公诀。
缩之入怀袖，弄之置盆钵。栽松龙气上，蓄水云根活。
长留文士玩，勿被山君窃。尝闻岣嵝峰，科斗尊往牒。
剥蚀存盘螭，扪索嗟完缺。 此山通巴陵，下有神禹札。
后代文字衰，致起龙蛇孽。我有琅玕管，上洒湘娥血。
濯足临沧浪，浩思吟不辍。未堪追阳冰，犹足夸李渤。
隐从烟霞闭，出供时世阅。刻之藏书岩，千载应不灭。
这首诗是非常关键的一首，它关于“石头”的理念，历史的理念，写为闺阁昭传的说法相对应，“志怪作大言”“神禹札”“我有琅玕管，上洒湘娥血。”“刻之藏书岩，千载应不灭。”都指向《石头记》这本书的缘起。这首诗基本上同《红楼梦》的“作者自云”和“楔子”部分的内容一样。由于诗文较长，我在这里具体就不注释了。原诗更长，我这里引录的内容才一小部分。
第一首诗，证明吴梅村《石头记》的遗稿存在并且直接针对《红楼梦》后半部的遗稿内容。第二首诗就是完整描述《石头记》这本书的存在和流传以及描写的主要内容。第三首诗歌提供吴梅村写《石头记》的动机和创作行为。这三首都一一同上面所说的证据成立条件提供基础并证实。

我们还可以从吴梅村的已有著作中来证明《红楼梦》产生的合法性。
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在没有任何诗文流传的基础，居然还能突然创作出一部史无前例的伟大著作，而且还内容广泛，笔触精到，思想深沉，诗文蔚为大观。这是说给鬼听，鬼也不相信。因此，这是最起码的证明，是作者知识储备和创作能力的证明。任何其他作者说，首先得必须通过这一关。爬都不会爬，就想站起来就跑，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吴梅村创作的已有三部杂剧传奇，《通天台》《临春阁》《秣陵春》就是《石头记》创作的扎实基础。清杨恩寿《词余丛话》说：“吴梅村《通天台》杂剧，借沈初明流落穷边，伤今吊古，以自写其身世。其第一出《煞尾》……，苦雨、凄风、灯昏、酒醒时读之，涔涔者不觉湿透青衫，较之‘我本淮南旧鸡犬，不随仙去落入间’之句，尤为凄惋。”日本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认为《通天台》此剧“情节单纯。上之舞台，虽不知若何景象，然作者所欲表出之中心幽愤，已尽吐露之，一无余緼。如第一折通天台下痛哭之独唱独白，字字鸣杜鹃血之声，洵可比拟归庄《万古愁》道情一曲之悲壮文字也。”此剧借梁尚书左丞沈炯亡国后旅居长安，痛哭于荒郊汉武帝通天台遗迹，反映了当时亡国士大夫的悲痛心情。
《临春阁》写陈后主的亡国，来暗寓南明王朝的灭亡，讽刺了南明福王的荒淫腐败，谴责了无力抵抗清兵入侵的官兵。最后冼夫人解甲归道。《秣陵春》又叫《双影记》，其实名字意义上就是《石头记》，等于就是一部小《红楼梦》。开曲就唱：“一卷澄心堂纸，改抹莺花史。”同“为几个亲闻亲睹的女子作传”异曲同工。清尤侗《西堂杂俎》说：“及所谱《通天台》、《临春阁》、《秣陵春》诸曲，亦于兴亡盛衰之感三致意焉。盖先生之遇为之也。”
第十八回，元春点戏：　第一出《豪宴》；第二出《乞巧》；第三出《仙缘》；第四出《离魂》。这四出戏是相对《通天台》《临春阁》《秣陵春》《石头记》的情境来写入的。不排除作者的原稿本身写的就是自己这四本杂剧的可能，由于为了隐藏真实的作者，经过改写替换了这些名字。甲戌本上没有这些内容，是在己卯本上才开始有的，且有脂砚斋的批语。说明脂砚斋所接触的这个钞本还是从别人的手中得到。
《临春阁》本于《隋书•谯国夫人传》后文有结语这样说：“毕竟妇人家难决雌雄，则愿你决雌雄的放出个男儿勇”。这个说法同样出现在《红楼梦》第五十七回，黛玉笑道：“你要是个男人，出去打一个报不平儿。你又充什么荆轲聂政，真真好笑。”第六十三回：芳官笑道：“既这样着，你该去操习弓马，学些武艺，挺身出去拿几个反叛来，岂不进忠效力了。何必借我们，你鼓唇摇舌的，自己开心作戏，却说是称功颂德呢。”
癸酉本，第八十五回 湘云噘唇道：“我要是会变，就变个男人把那些贼寇杀尽。天天战战兢兢的，实是没趣！”第八十六回 凤姐道：“但凡我是个男人，就带兵打他娘的贼寇。老娘可不是谁想欺负就欺负的。”
这些共同语言形式的描述可证出自同一种风格和思想的继续。

整子(120054383) 14:46:05
第17章 遗稿流向
关于吴梅村的遗稿流向问题，我们分四个方面来谈：
第一个流向：吴梅村是否有遗书中的明确标示。
第二个流向：《红楼梦》书中的本身记载内容是否存在流向线索。
第三个流向：传本和传本中是否能说明这个流向问题的信息。
第四个流向：吴梅村人际关系圈或朋友圈同此书的关系。
如果理解了这四个流向问题，基本上就敲定《石头记》遗稿的初始性质。从作者到书稿，从书稿演变历史到接触主体的确定，已经概括了所有问题的方方面面，也再也没有旁生枝节的可能了。我们已经确定作者是吴梅村，且有遗稿流传到《红楼梦》产生的合法性，一个重要的关节问题，就是《红楼梦》合法性的证明基础。即作者必须具备创作能力，这是一个先决条件。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任何天才不但拥有自己的创作能力基础，还需要合法的创作素材，创作工具，创作条件等等来演绎一部著作的内容并把它催生下来。因此，在著作合法性理由面前，还需要催生模式来证明遗稿流向和流传进入社会流通渠道的可行性。
第一个流向：《吴梅村家藏稿》卷五十七《與子暻疏》记载：“吾於言動，盡寸不敢有所逾越，具在鄉黨聞見。吾詩文外，尚有《流寇紀略》一部，為無錫、常熟友人借去其半，婁中尚有抄本，須收葺完全，及《氏族》《地理》二志以付三子，此事周玄恭主之。”当时这个记载也被朱彝尊《曝书亭集》有关于《绥寇纪略》的《跋》云记录：“梅村以顺治壬辰舍馆嘉兴之万寿宫，辑《绥寇纪略》。久之，其乡人发雕（难）。是编仅十二卷而止，《虞渊沉》中下二卷未付枣木传刻。《明史》开局，求天下野史，尽上史馆，於是先生是本出。予抄入《百六丛书》。归田之后，为友人借失”。该借失内容有类似在《红楼梦》中记录：第二十六回，【庚辰墨眉批：惜“卫若兰射圃”文字无稿。叹叹！丁亥夏。 笏叟。（甲戌回末）】。【 甲戌（庚辰墨）眉批：“狱神庙”红玉、茜雪一大回文字惜迷失无稿。（叹叹！丁亥夏。畸笏叟。）】第二十回，【庚辰眉批：茜雪至“狱神庙”方呈正文。袭人正文标目曰“花袭人有始有终”，余只见有一次誊清时，与“狱神庙慰宝玉”等五六稿，被借阅者迷失，叹叹！丁亥夏。畸笏叟】。此处写批语的人均为畸笏叟。畸笏叟三次强调这个“借失”的情形，有意图是拉脱这个愧疚的心理，确实同我无关，而且已经发生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那么，上述吴梅村的，朱彝尊的，畸笏叟的说的是不是同一个内容呢？根据《流寇纪略》的概念性质，应该是同指的。癸酉本钞本的内容似乎也能提供一点说明力。

吴梅村的“无锡、常熟友人”，在无锡有秦德藻（1617-1701）和秦松龄（1637—1714）父子，有邹式金(1596－1677)，邹兑金（1661年左右在世）兄弟。邹祗谟（1627-1670）是江苏武进人，曾经为《梅村诗余》搜集并作序。邹漪（1615-？号西村)有说是无锡人，有说是常熟人。出版家。康熙十三年(1674)，与父亲变卖居第、筹措资金刻成吴伟业《绥寇纪略》(又称《鹿樵纪闻》)十二卷。书成之后，清廷因其中多有忌讳之语，遂逮邹漪下狱。后邹漪为安徽施润章所营救，得以幸免。同年亦刻有钱谦益之《有学集》五十卷。此外，邹漪本人还于顺治年问编刻《明季遗闻》一书。全书共四卷。癸酉本在第一回里的一条批语中提到这个人：【雪芹不肯署名，答曰：“何妨假以梅村、醉茶、西村、箨庵、石林缀之乎？众皆系作者熟客。”】
常熟的朋友有钱谦益（1582年10月22日—1664年6月17日）。钱陆灿(1612年-1698年）。钱陆灿曾学诗于吴伟业，也算是朋友兼半个学生。
除了上述这些人外，其他即便有，也交集很少，再加上文本具有纪史内容，除却有的人不在了，时间上不符合之外，可定范围性质就狭窄了。因此，就只剩下邹漪和钱陆灿和秦松龄。在吴梅村到1671年死的时候，已经62岁。能出动身体出去借阅的人原则上说也微乎其微。再加上经济条件是否允许也是一个问题，因此在延续《红楼梦》的历史时间的角度看，只有被秦松龄（1637—1714）借阅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既然说，还有常熟的朋友，那么钱陆灿和邹漪的可能性就很大。而钱陆灿和邹漪的比较中，则邹漪的可能性和条件就有优先分配。因此，吴梅村的遗稿有一半在自己家里，有一半的一部分在秦松龄手里，而另一部分在邹漪手里。根据年龄和描述生活情况来看，秦松龄则能可能有更长的时间保留下去，而邹漪即便有也永远丢失了。因此，正确分析，所谓“借失”的部分内容应该在邹漪手中的部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