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一直在不断地融合，接纳中走向进步。无论是历史上无数次的民族融合还是史前的中国相互作用圈，中华民族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这也是中华文明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延续至今不间断的古老文明的原因。那些文明的烙印，已经流淌在我们民族的血脉之中。
历史总在不经意间泛起波澜，在经历了各区域的文明化齐头并进的均势局面之后，注重务实和世俗化的华夏集团在黄河中游脱颖而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王朝强势崛起。

第四集完

加油

好，有空就打一些

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前后，整个中华大地进行了万邦林立、城堡四起、争奇斗艳的邦国时代。如今，当我们以互联网为标志连接并改变世界之时，四千多年前的众邦国及其联盟，同样以各种文明和战争为网络纽带，不断整合重组，推动着社会轰轰烈烈的变革，孕育着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
如满天星斗经历兴衰变迁，那时各地并立的众邦国，正处于从多元发展转向多元一体的进程之中。今天，我们将通过近年来的重大考古发现，试图揭开那一时代的神秘面纱，复活历史，探寻造成几大辉煌地方文明遭遇突然衰落的谜团，追问中原地区又为何能存续发展，逐步成为中国文明核心的深层原因。
第五集

邦国时代

这是一场即将爆发的大战，寂静的荒野一声尖厉的鹰叫，让参战双方从凝结的空气中感受到了阵阵透骨的杀气。在邦国时代，伴随着无数次战争与杀戮，背后关乎着一个个不同文明的兴衰存亡。
1954年冬季，湖北天门、京山两县大搞水利建设。一件陶器的偶然发现，无意中打开了一扇通往远古的大门。随着石家河文化发掘的深入，一个规模多达五十余处的遗址群逐步显露出来。通过对出土文物的研究，考古人员发现这一距今约4600到4000年的文明，经历高峰后，曾遭遇未知的突然衰落，成为千古之谜。

背倚大洪山余脉，周围河流环绕，规模达一百二十万平方米的石家河中心聚落，内部有明显的功能分区，包括手工作坊区、居民生活区、祭祀区和墓葬区等。以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聚落人口换算，城内约居住着三万至五万人。庞大的聚落创造了非常发达的石家河文化，呈现出一派繁荣气象。遗址发现有铜块、玉器，类似于文字的刻划符号和城址，表明它已经进入文明时代。结合周围的考古发掘，可知这一时期石家河聚落已成为江汉平原的统治中心。
头戴冠帽，两耳上有弯角形装饰，口吐獠牙，方脸、橄榄眼、鹰钩大鼻、阔嘴。据推测，这件石家河遗址出土的玉人头可能是当时神人或巫师的形象反映。当时人们已经选择玉作为与上天沟通的器物，那时，玉器制作技术已采用切割、雕琢、钻孔和抛光等工艺，工序相当复杂。令世人惊叹的玉人头、玉虎头、玉鹰和玉蝉大多出土于成人瓮棺之中，显示石家河先民具有特殊的原始宗教信仰。然而，蹊跷的是到了石家河文化中期以后，石家河城几乎全部废掉，再以后竟连人的踪迹也难以见到。而石家河文化后期则呈现出另一种面貌。

风起云涌的邦国时代，战争频发，部族冲突不断。这一时期大致相当于传说中五帝时代的后半程，颛顼（zhuān，xū）、帝喾（kù）、尧舜禹时期。据记载尧、舜、禹讨伐三苗，是远古时华夏集团与苗蛮集团战争冲突，其影响并不亚于炎黄大战。距今约四五千年前，中华大地已形成若干部落联盟，其中主要有生活在黄河中游及临近地区的华夏集团，以泰山为中心的东夷集团，以长江中游地区为中心的苗蛮集团等。

石家河文化与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早期的交流、碰撞，主要集中在江汉平原、豫西南至晋南一带。有专家根据史料记载，推测出南方苗蛮三苗族方位及石家河人族属间的关系。大约在四千多年前，相传三苗的首领欢兜本是尧臣，后来三苗不服多次为乱，才有了尧、舜、禹对它发动的屡次战争。当时江汉平原天灾不绝，《墨子·非攻》说江汉地区发生大地震，人群伤亡惨重，血流成河。《太平御览》记载，三苗欲灭时，地震泉涌，尧、舜、禹看准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举兵南下，在最后一次战争种，华夏军团历时70天大败苗师。从此，苗蛮集团式微，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

石家河文化与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早期的交流、碰撞，主要集中在江汉平原、豫西南至晋南一带。有专家根据史料记载，推测出南方苗蛮三苗族方位及石家河人族属间的关系。大约在四千多年前，相传三苗的首领欢兜本是尧臣，后来三苗不服多次为乱，才有了尧、舜、禹对它发动的屡次战争。当时江汉平原天灾不绝，《墨子·非攻》说江汉地区发生大地震，人群伤亡惨重，血流成河。《太平御览》记载，三苗欲灭时，地震泉涌，尧、舜、禹看准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举兵南下，在最后一次战争种，华夏军团历时70天大败苗师。从此，苗蛮集团式微，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
让考古人员惊喜的是，在石家河遗址发掘出土的玉器种，出现了牙璋这样的北方礼器，这是夏民族的标志物，由此可以得出中原文化南下，最终导致石家河文化的消亡。
开篇那场远古大战的当事双方，此时愈发清晰了起来。随着南方苗蛮集团的衰落，位于中原的华夏集团日益强大起来。距今四千三百年左右，一座庞大的史前古城在晋南汾河之滨崛起。那是一座都城，一座亦真亦幻的城，城中恢弘的宫殿种，住着一位崇尚文德的王，城墙牢固，府库充盈，数以万计的人口聚集一处，宫殿区、贵族居住区、普通居民区、祭祀区、仓储区、手工作坊区等一应俱全。红铜铃的出土，标志着金石之声时代的即将来临。上层贵族拥有大量财富，而绝大多数普通居民却仍一贫如洗，社会显著的阶层分化，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

塔儿山西麓，今山西襄汾县陶寺村南，在一个灰坑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只残破的泥质灰陶扁壶。意外的是在壶的正面和后面，分别有两个朱红符号，其中正面的符号很像甲骨文中的“文”字，后面的符号有考古学家按象形来解释，认为是建立在黄土塬上用夯土板块筑成的大城，也就是“尧”字。文尧是对尧的赞颂，而其他学者又把其解释为命、易、邑等，但都认为是与唐尧或夏禹有关的文字。
据古史传说，包括陶寺在内的临汾盆地，是帝尧陶唐氏的居地，而陶寺遗址作为都邑而存在的时间，约为距今四千四百到四千年，这一年代范围在夏代之前，恰好属于尧、舜时期。人们不禁将它和传说中的尧舜之都联系了起来。

2002年发掘的IIM22墓地规模宏大，出土有彩绘陶簋（ɡuǐ）、彩绘大陶盆、玉兽面、大厨刀以及玉圭、玉琮（cónɡ）、玉璧和彩绘陶壶等王者之器，再次说明陶寺墓地存在着国王级别的高级墓葬。陶寺城址的规模相当庞大，达二百八十万平方米。在陶寺城中期大城东南的一个小城内，还意外发现了用作观象授时的大型天文建筑——古观象台。通过复原，考古人员发现古人透过柱与柱之间的11道缝隙，观测正东方向塔儿山日出的上切与下切，以确定当时的20个节令历法。观象台遗址的发现，比世界上公认的英国巨石阵观测台还要早近五百年。

2002年发掘的IIM22墓地规模宏大，出土有彩绘陶簋（ɡuǐ）、彩绘大陶盆、玉兽面、大厨刀以及玉圭、玉琮（cónɡ）、玉璧和彩绘陶壶等王者之器，再次说明陶寺墓地存在着国王级别的高级墓葬。陶寺城址的规模相当庞大，达二百八十万平方米。在陶寺城中期大城东南的一个小城内，还意外发现了用作观象授时的大型天文建筑——古观象台。通过复原，考古人员发现古人透过柱与柱之间的11道缝隙，观测正东方向塔儿山日出的上切与下切，以确定当时的20个节令历法。观象台遗址的发现，比世界上公认的英国巨石阵观测台还要早近五百年。
就在古观象台的附近，还发现了一座中期大墓。在这座墓中，发现有竖立着的一根木杆，它的上面涂有黑绿和红色标记的漆。在其旁边的壁龛（kān）里，还放置着具有圆形小孔的玉器——戚，这些器物的功能是什么？为什么会成为陪葬品放置在大墓中，成为考古工作者一直思考的问题。

2005年到2009年，随着对陶寺遗址时期度量衡研究的突破，沉寂在大墓中的这些器物的作用，逐渐明朗起来。圭表，是我国古代度量日影长度的一种天文仪器，直立于平地上测日影的标杆叫作表，正南正北方向平放的测定表影长度的刻板叫作圭。据史书记载，尧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一件事，是制定历法，制定了与今天相近的一个太阳回归年的节令划分，并组织实施了大规模的日月星辰的观测工程。陶寺遗址古观象台和圭表的发现，再次表明陶寺遗址很有可能是帝尧古都之所在，并且伴随着陶寺圭表的发现，何弩还提出了一个更加大胆的推测：圭尺的发现，除了它的天文历法的意义之外，更主要的就是地中标准的标出。标榜地中的目的在于体现出一个国家的都城所占有的地中的位置，也就是通过地中位置的占有，来垄断与上天沟通的唯一的通道，来体现君权神授的正统地位和正统思想。都城定在地中，将自己的国家放在中土，所以地中之都，中土之国，就是中国这个概念最初的缘起。陶寺这套圭表的发现，从考古实物上来证明最初中国的概念，是在陶寺文化时期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