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猿人的头盖骨很厚，大约是现代人的一倍，但是他们的头盖骨下半部宽大，顶部收缩，而现代人则恰恰相反，下半部窄小，上部宽大。所以，北京猿人的脑子并不算大，只有现代人的一半，但是，北京猿人的肢骨却和现代人的极为接近，已经基本具备了现代人的结构。从这一点说，北京猿人完全可以像现代人一样行走，甚至奔跑。
经过测算，考古人员得出北京猿人的身高，男性平均为156厘米，女性是144厘米。在出土头骨的洞穴里，散布着大量的碎石片，它们就是原始人生前制造和使用的工具。
（高星，中国科学院古人类研究中心主任）自从二百六十万年之前，应该是更早的阶段就出现了石器。人类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演化的过程中这个工具技术是日臻成熟的，越来越复杂，工具的类型越来越多。原来的工具一般是一器多用的，比如一块石头可能什么都来干，到后来就是被加工成各种的尖的，韧的，就像我们现在的工具一样，分门别类的，一种专门化的一个过程。
区别与，动物的简单使用现成工具，我们的祖先开始自主地发明创造。已经腾出双手的他们，制造武器这一举动，改变了游戏规则。这个星球上，没有任何物种比人类对使用武器和工具，更加情有独钟。人类使用工具的能力，是我们掌控世界的关键所在。
在周口店，考古人员在山洞里还发现了北京猿人留下的大批鹿骨。它们都已破碎，并明显被焚烧过。在周口店龙骨山的山洞里，考古人员还有一个巨大的发现，洞穴堆积中有大量被火烧过的灰烬层，最厚的地方竟有6米。这些都说明，在五十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北京猿人，就已经开始使用火了。
（吴新智，中国科学院院士）发现灰烬层的时候，是在上世纪20年代末，当时就觉得这个是什么东西，就拿来化验，在酒精灯上一烧，发现里头有碳，黑颜色的东西是碳，所以当时就认为他们是会用火，而且这个灰烬层里还有些骨头，这些骨头都变颜色了，变成蓝颜色或者青颜色，看来也是烧的。还有一些石头也都烧裂了，所以科学家就写了报告，1931年，就说这个灰烬层说明是用火了。
火，造就了我们今天的文明，它帮助我们消化脂肪、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之后再咀嚼食物，让食物更容易被我们消化、吸收。同时，日益丰富的营养，让人类的大脑飞速进化，我们的头脑变得发达。两百万年间，人类脑容量增加了一倍多。
（高星，中国科学院古人类研究中心主任）我们认为，他应该是取自然的火种，然后保留火种。为什么要有那么多的灰烬，集中的，很厚的灰烬在那个地方分布呢？就是因为他要保持它的燃烧，不能熄灭，熄灭他取不了火种。所以对于生活在黑暗、潮湿的洞穴，周围有一些野兽、猛兽不断地伺机去侵扰他们的这些来说，火的熄灭应该是个灾难性的事件，所以他们会想方设法，使这个火长燃不灭。

一位美国考古学者曾这样描绘北京猿人的用火场景，用火是他每日生活的常项。他以紫荆的枝条作燃料，在开放的火塘上烧烤出肉香，火将温暖带进当时尚存的洞穴，使夜晚凶猛的野兽不作非分之想。
对于他们来说，火是珍贵的资产，无边的力量。火的发现与使用，是人类进化石上的一个巨大飞跃，使人类第一次支配了自然界，从而最终告别了动物茹（rú）毛饮血的时代。
然而，北京猿人的生存环境并非太平，危险和杀机如影随形，大自然的各种考验锤炼着他们。他们不仅会因为猎取不到食物而挨饿，甚至会被凶猛的鬣（liè）狗追杀、吃掉。
（高星，中国科学院古人类研究中心主任）鬣狗是一个凶猛的动物了，我们人类很少能够把它们给捕食到，它更多还是人类的竞争者，同样会去攻击，抢夺一些食草动物，它也会对人类形成攻击。因为鬣狗这种动物跟人类的习性有相似的地方，它是群居式的，集体的力量去围捕。
在周口店发现的四十多个个体中，约有三分之一活不到十四岁就死去了。他们生活在高山密林，**遍野的环境里，仅靠单独的个人力量，几乎无力抵御猛兽，他们必须携手相伴，过着群居生活。由于有了群体的组织，有了简单的石器，有了火，北京猿人已经渐渐拥有了掌握自己命运，甚至开拓新生活的能力。
猿人在经历了大约几十万年的漫长岁月后，又逐渐发展到了古人阶段。古人，又称早期智人，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中期，这一时期延续到距今四五万年前，此时人类体质上，遗留下来的原始特征，逐渐趋于消失，石器制作技术，也有了很大的改进。
中国境内的古人化石和遗迹，分布较广，特别重要的有陕西大荔人，山西丁村和许家窑人等。但是，在那些古人与今天的人类之间，仍旧有着巨大的差异。那么，在漫长的岁月中，我们的面孔又是如何演变的呢？
广西崇左，一次意外的发现，吸引了古人类考古界的目光。1996年，北京大学潘文石教授，开始对广西喀斯特地区的生物多样性进行深入研究。在崇左木榄山，一个看似十分普通的洞穴里，潘文石有了大量的收获，这里出现了大量哺乳动物的化石，其中，一块残缺的古人类下颌骨，成文最为重要的发现。

（高星，中国科学院古人类研究中心主任）从这个化石的证据，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早期智人出现的一个证据。而通过一些釉系法，对这个样片进行分析，认为这个下颌骨出现的年代，应该是在距今十一万年前。那么这就是一个重大的发现。
一种学说认为，东亚现代人类的直接祖先，是大约在六万年前从非洲迁徙而来。根据这一学说，中国的北京猿人等等，在距今约二十万年前已经灭绝，而现代中国人及中国人的晚期智人，都是来自非洲的人类后代。而崇左智人洞古人类化石的发现，证明了中国古人类的进化是连续的。早期现代人在十万年前的中国就已经出现了，我们的祖先正逐步向更加成熟的现代人走来。
大约从四五万年前开始，我们的祖先从古人进化到了新人，也就是现代人阶段。这时，人类体质形态的原始性质完全消失，现代人体质逐渐形成，新人的足迹遍布中国大陆，主要有内蒙古河套人，山西峙峪人，四川资阳人，山东泰安人，吉林榆树人，云南丽江人等。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山顶洞人。
贾兰坡，中国考古界一个响亮的名字。自学成才的考古学家，荣膺（yīng）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35年，贾兰坡接替裴文中，主持周口店的发掘工作。
1936年11月，贾兰坡在龙骨山的山顶洞里，又连续发现了三个比较完整的头盖骨化石。这次发现，震动了国际学术界，山顶洞人出现了。
（吴新智，中国科学院院士）山顶洞分四个部分，一个部分叫上室，是人生活的地方；一个部分叫下室，是埋死人的地方；一个部分叫下窨（yìn）,它里面有好些完整的动物骨架，估计是天然的陷阱；一个是门厅，就是过道。
山顶洞出土的人骨化石，可还原为八个人。从头骨缝愈合程度和牙齿生长的情况来判断，其中五个人是成年人，包括男女壮年和超过六十岁的老人，一个十余岁的少年，一个五岁儿童和一个婴儿。山顶洞人的头骨最宽处，在顶结节附件，牙齿较小，齿冠较高，下颌前内曲极为明显。下颏（kē）突出，脑量已达到1300到1500毫升，这意味着他们的神经中枢已经进化到与现代的我们相同的水平。
（高星，中国科学院古人类研究中心主任）应该说从形态上差异已经不大了，当时吴新智院士有一本书里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假如要说北京猿人到了王府井大街，他戴上帽子，戴上口罩，在王府井大街上走，他要不说话，别人可能也不觉得他是一个猿人。那么假如是山顶洞人下到王府井大街上，他不用戴帽子，他不用戴口罩，他只要不说话，别人也不知道他是来自那么古老的时代。他的这种形态已经和现代人很接近了。
山顶洞人生活于距今三万年左右的亚间冰期里，那时，山上有茂密的森林，山下有广阔的草原，虎、洞熊、狼、猎豹等，生存于其间。山顶洞人以渔猎和采集为生，在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野兔和数百个北京斑鹿个体的骨骼，应该是他们狩猎的主要对象。
（高星，中国科学院古人类研究中心主任）这是说明什么问题，一个就是说，可能人口增加，会有些以前不需要吃的，现在我们人类尝试，知道能吃，我们也需要；另一方面，你的技术发展了，你的工具进步了，你的行为能力提高了，这样使你就能够把一些动物，尤其是一些比较小型的，快速奔跑的动物，给捕捉到，能够吃到。所以这个时候，人类在狩猎和采摘能力方面，比以前有很大的提高。
我们的祖先，曾经顽强地与大自然抗争着，他们保持着对生命的崇拜，以及不屈的尊严。
骨针，是山顶洞里最令人惊愕的发现。针身保存完好，仅针孔残缺，残长82毫米。山顶洞人已经掌握了磨制技术，他们在直径只有3.3毫米的骨针上，钻出俏致细孔。
（高星，中国科学院古人类研究中心主任）这个骨针，我们看到它制作是非常精美的，打磨光滑，有这个针眼，比现在接触的针大一些，有的针就是在针眼那个地方坏掉。因为在骨头上要挖出一个眼，在制作的过程中或使用的过程中，很容易破损。
这是中国最早的缝纫工具，它说明山顶洞人已经穿上了服装。更重要的是，这些小小的骨针，解决了我们祖先的保暖问题，使他们可以离开洞穴，走向更远的平原，走向寒冷的世界。
在山顶洞，人们还发现了141件装饰品，入穿孔的兽牙，海蚶（hān）壳、小石珠和刻沟的骨管等。7颗精致的白色小石珠表面，被染成红色，散布在头骨附近，当为项链或头饰。山顶洞人懂得用赤铁矿粉，来对装饰品染色，使其更鲜艳美丽。对于美好生活的渴望和追求，已经封存在他们的内心里。
在山顶洞的下室，人们发现了老年男性，中年女性和青年女性的头骨各一具。在老年头骨的左侧发现穿孔的贝壳和狐狸犬齿，在骨盆和股骨周围找到赤铁矿粉和赤铁矿石。这表明，下室是一处公共墓地。这也是至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墓葬。
（高星，中国科学院古人类研究中心主任）首先它就表明人际关系的更加密切，这个社会纽带，无论是家庭的，血缘的纽带都得到加强。为什么呢？当死者逝去的时候，他们不是被弃之山野，而是有人把他们给埋起来，这是人际关系增强，对生命的重视、珍视之后才会有这么一个处理的方式。
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转变，家族墓地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开始从松散的原始群落，转变成固定而持久的大家族，并最终导致了我们人类最早的社会组织，氏族公社的产生。
从内蒙古草原到云贵高原，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这是一个美丽的中国，遍布着祖先的脚印。我们的远古先祖，脱离动物界时，几乎一无所有，但他们无所畏惧，手握石器，勇敢地在大地上留下脚印，他们在寻找光明与未来的方向。
当泥河湾人、元谋人、北京猿人、崇左人、山顶洞人在华夏大地上匆匆行走时，中国即将进入一个伟大的时代。他们用集体的智慧和辛勤的汗水，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最终迎来了新石器革命的到来和中华文明的曙光。

第二集完

大千世界，宇宙万物，因何而生，一直是人类孜孜以求，寻求破解的谜团。
今天，地球的面貌因人类而改变，在城市，在乡村，人类的活动形成了一幅美丽的大地艺术画卷。而我们的祖先，是什么时候开始迈出改造世界的第一步。远古社会从蛮荒通向文明的起点，又在哪里。这要从一颗小小的种子说起。
第三集
农业起源

一万年前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风轻轻吹过，果实和种子随风飘落在地，我们的祖先经过观察，或许已经联想到，每年过冬后新长出来的草和食物，就跟这些飘落的籽粒有关。这些籽粒中，一种生在中国南方的野草，叫做野生稻。生在中国北方的野草，叫做狗尾巴草和野糜子。经过若干年的栽培，它们分别被我们祖先驯化成水稻和谷子，这也许就是整个人类文明的起源。
（赵志军，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科考中心副主任）农业起源是我们人类社会发展史中的最重要的一个阶段。这个转变确实是意义非常重大。在农业出现之前，我们人类对自然而言是被动适应，就是自然给我们提供什么，我们就获取什么，对我们生活基本需求来说。但是农业出现之后，我们人类就拥有了主动地改造与改良自然的能力，从而能够从自然中获取到更多的我们人类的基本生活所需品。

1993年，一位美国老人在留美博士赵志军的陪同下，来到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遗址，他们的目的是寻找水稻的起源之地。这位老人就是著名的农业起源研究专家，马尼士博士。老人曾经在墨西哥发掘找到了当时世界上最早的玉米遗存，他认为最早的农业应该是在人类的洞穴居住时期出现的。来到空旷幽深的仙人洞，经验丰富的马尼士有种直觉，水稻起源地应该就在中国。
（赵志军，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科考中心副主任）他认为，要想寻找最早的农业起源的证据，应该是在洞穴遗址。因为我们人类由采集狩猎经济向农耕经济的转变过程，往往伴随着一个从洞穴遗址向平地遗址转变的一个过程。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仙人洞遗址我们已经发掘过，证明了仙人洞遗址的文化堆积的年代在距今一万年前后。而距今一万年前后，恰恰是世界农业起源的共同的一个时期。因此马尼士博士就下意识地认为，他应该能够在仙人洞遗址找到有关稻作农业起源的证据。
两年后，马尼士博士参与的中美联合考古队，再次对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他们终于在一处堆积层中有了惊世发现。
中美联合考古队没有找到稻子，但是找到了水稻腐烂后的植物硅酸体。水稻的稻叶上有一种特殊形态的硅酸体，这种隐藏在土壤里的硅酸体，要在高倍显微镜下才能分辨得出来。国内外专家通过植硅体研究分析方法，认定这是当时已知世界上最早的栽培稻遗存，距今约一万两千年，这一结论让专家倍感兴奋。然而同时，他们心中又萌发出更加强烈的期望，能否找到万年之前世界上最早实物栽培稻种子呢？

这里是宁绍平原，土壤肥沃，降水充足，是今天中国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而六千多年前，在这里诞生了当时中国最为发达的稻作农业。
2001年，在浙江余姚市三七镇相岙（ào）村，距河姆渡遗址仅7公里的地方，一家热处理厂在打一口井时，发现了大量的瓦片和陶罐。考古部门闻讯赶来，一个六千五百年前的隐秘空间即将展现在人们面前。
2004年的夏天，考古人员对田螺山遗址开展了第一期300平方米文化堆积层的考古发掘。经过一百多天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较完整的陶器、石器、骨器、玉器等文物。发掘过程中，人们发现在黑褐色的土层中，时不时闪现出一些金黄色的小颗粒，但很快它们就变成了泥土的颜色，这正是植物考古学家苦苦寻觅的古代稻谷，它们在地下已经静静地沉睡了六千五百多年。
（孙国平，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如果把现在的大米跟河姆渡文化时期田螺山遗址出土的大米放在一起做比较的话，可以明显看出它的形态有比较大的变化。如果用数据来描述的话，在田螺山遗址当中的大米是比较瘦长的，长度跟宽度的比***一，而我们现在的大米应该说是比较粗短一点，或者说的白一点，就是胖一点。这样的话，有这么一个数据的变化，应该说是跟这个稻米的驯化过程是密切相关的。
经过前后五次的发掘，并对文化层的泥土进行淘洗之后，考古工作者得到大约几十万颗碳化稻米，数量之大，保存只好，在世界史前遗址中是十分罕见的，这为农业起源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证据，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疑问。如此大量的囤积，当时的人们是如何种植水稻，提高产能的呢？
发掘过程中，散落在地层当中的数十件特殊骨制物品，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这就是农业起源发展过程中，一次重要技术革命的关键所在——骨耜（sì）。这些骨耜看上去很像现代的锨（xiān）或铲，它的主要用途是松土。
（孙国平，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这种工具对农田的或者说是水稻田的生产力的提高，现在看起来它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我们以前通常说反映生产力水平的最主要的一个标志，就是生产工具的这样一种形态或者性能，而我们河姆渡文化当中的骨耜生产的效率，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实验的研究。这个骨耜在现代的农田当中，翻土的时候跟我们现在铁制的翻土的这种铁锹（qiāo）类的翻土工具，应该说效率相差并不太大。所以在河姆渡文化时期，能够在稻田翻耕的过程当中，能够大量地利用这样的一种，用水牛的肩胛骨做成的一种骨耜，对于当时稻作农业的发展，应该说是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大量骨耜的出土，向今天的人们呈现出这样一个事实，六千多年前这里地势低平，生长着茂密的森林，气候温暖湿润，是动植物的天堂。先民们在这一大片土地上辛勤耕作，他们手持耒耜，开田翻土，撒播谷种，随着夕阳西下，劳作一天的人们满载而归。村里的人已经开始用石碾石杵，加工粮食起火做饭。古老的氏族聚落篝火，一堆堆地亮起。在暗夜中，嘹亮了六千年前的一角夜空。
这些都表明

这些都表明，六千年前生活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河姆渡人，已经脱离了刀耕火种的落后状态，发展到使用成套稻作生产工具，普遍种植水稻的阶段。它的稻作农业耕作形态，堪称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发达的耜耕农业。
（孙国平，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可以说我们河姆渡文化时期的稻作农业的水平，已经处在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为我们良渚文化时期的稻作农业的，作为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
良渚文化，是一支分布在太湖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距今五千三百到四千年。这是一件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石犁，它的出现，进一步加快了人类农业文明的进程。
在良渚文化时期，长江下游地区的考古遗址数量剧增，分布得异常密集，这种区域性人口的突然大幅度增长，与稻作农业的快速发展密切相关。因为只有依靠稳定的农业生产，才能维持在相对狭小区域内，聚集大量人口的生存。
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不少农具中，突出的新农具是磨制精细的三角形石犁和破土器，还有一种类似现在的耕耘工具，而被称为耘田器。这些先进的农耕生产工具，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孙国平，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我们有一个数据是这样的，到了距今四五千年的良渚文化时期，稻米的产量相对河姆渡文化时期，可能会达到三百斤左右。所以应该说，距今六七千年前到距今四五千年前，河姆渡文化到良渚文化，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之中，我们的稻作农业的发展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良渚文化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如各种大型建筑的修建和精美的玉器制作，特别是在近期发现的良渚古城，其营建工程十分巨大。在今天看来，仍不失为一种超级工程。这些高度的文明，都需要大量劳动力的投入，以及复杂的社会组织和管理。而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有完善的稻作农业生产体系和充足的农产品作支撑。
（赵志军，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科考中心副主任）良渚古城的发现，为我们揭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在良渚文化时期，长江下游地区的稻谷农业生产，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发达的程度，这样才能够为当时的社会提供充足的粮食。因此，我们通过这些证据来证明良渚文化时期，在长江下游稻作农业已经成为了当时古代社会的经济主体。

文呢

文呢

补67楼：
除了被人食用以外，猪也被推崇为用来沟通神与人之间关系的工具。在史前社会的墓葬遗址中，往往会发现整只猪和狗的遗骸，后来演变为单纯的猪头和猪的下颌骨，但数量却不断增加，这种情况在黄河流域尤为明显，说明当时家猪的饲养规模已经相当可观。
在兴隆洼文化遗址中，出现了最早的龙型图腾，而且很多都与猪有关，如猪首龙、玉猪龙等。这些遗存物的发现，都证明了在先古时代生活中，猪的重要性。
在驯化猪以外，人类又先后驯化了狗、鸡、鸭、牛、马、骆驼等一系列动物，它们中的大部分直到今天仍是人类肉类食品中的主要补充来源。
今天，我们常以全球化为时代的标志，令我们想不到的是，在几千年以前，古文明就已经依托于一些物种和其他载体，在悄悄地进行着全球化的过程了。
中国北方是小米的故乡，今天我们在中国北方见到种植最多的农作物，却已经不是小米，而是小麦。那么，小麦是何时进入我们的粮食系统的呢？小麦的原产地又是哪里呢？
（赵志军，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科考中心副主任）在所有的农作物中，小麦是一个很传奇的谷物。我们都知道世界上实际有四个主要的古代农业起源中心区，而小麦是起源于西亚农业起源中心区。西亚农业起源中心区以现今的以色列、约旦、黎巴嫩以及伊拉克的一部分，土耳其的南部，这样一块我们常说的半月形地带。根据现在考古的发现证实，小麦大概在距今四千年左右，传播到了中国，并且逐步取代了我们中国的小米，成为了我们中国北方地区的主体的农作物。
在距今三千八百年左右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小麦的出土量只占到不足百分之一，但是到了距今三千五百年左右的二里岗时期，小麦的出土量突然增加，达到了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已经成为仅次于粟和黍的重要粮食作物。

补67（2）
至此，距今五千至四千年间，涉及农业的主要资源全部出现在了中国。粟、黍、水稻、小麦、大豆、五谷俱全，猪、狗、牛、羊也都出现了。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形容的是中国古代农业的昌盛。所谓“五谷”，一般认为包括谷子、糜（mí）子、稻谷、大豆和小麦；所谓“六畜”，一般是指狗、猪、鸡、羊、牛和马。
农业和畜牧业的兴起，对人类摆脱野蛮状态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它也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赵志军，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科考中心副主任）充足的粮食，就使得我们人类社会可以进行更细致的社会劳动分工，使得一部分人脱离基本生活需求的生产活动，而从事更高级的一些社会活动，例如社会管理、艺术品的创造、手工业的生产、专门从事战争等待，而这些不同的社会阶层的出现，也使得我们人类社会结构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都直接导致了文明社会的出现。
（兴隆沟遗址，内蒙古汉旗）这是兴隆沟发掘的一个完整聚落遗址，地表调查显示共有房址一百五十余座。房址均为长方形半地穴式建筑，呈东北西南向排列，布局规整，分为东、中、西三个区。通过对该遗址的整理研究，发现村落里居住的先民已存在等级之分。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定居范围的扩大，史前社会形成的部落联盟不断扩张，内外部矛盾日益激化。一些已改进生产技术的农业部落联盟，成功地完成了从原始文化向邦国文明的过渡，标志着人类文明形成的国家，随之产生。
世界文明史上，农业的发明与定居聚落的涌现，正是历史悠久的四大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河文明与中华文明，在诸大河流相续发祥的，共同起点。

第三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