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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尘 第三章 理解历史的第三条 稳定压倒一切
此前．．．．．．
此前，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在中华民族的老传统中，人的社会地位与政治地位是分开的。
此前，尽管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施行过一整套相对于商朝（约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46年）严格的血统世袭等级教育制度，但国家高层政治集团基本未打击过其它教育体系。相反，西周国家高层政治集团本着互利原则，倒是为其它一些教育体系提供过很多便利。
此前，在战国时代（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鲁国、齐国的统治者们也用过“儒术”。 按班固的观点，孟子读的《论语》，就是删改过的。“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班固《汉书?艺文志》）但鲁国、齐国当时只是主流社会中的部分地区，且齐国用“儒术”时，国家统治集团没垄断经济基础，国民有较大的个人选择自由。
此前，秦始皇(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10年在位)与汉武帝一样，同样给很多无辜者带来苦难，同样捞到大量个人好处，甚至捞到更多。但秦始皇在灭六国之后：
1、大讲实话。秦制“以吏为师”，秦始皇通过社会管理实践，把自己实际使用的组织、经营、管理国家的理念，如实告之臣民们。
2、没对任何学科、学派施行全面专政。
3、大搞基层组织建设。
4、没让国家高层管理集团垄断经济基础。
5、没因为小集团利益破坏公共利益建设。
此前，刘邦、萧何制定推行《汉律九章》（公元前202年），建五朝之功（高帝、惠帝、高后、文帝、景帝）。“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班固《汉书》）。
那笔生意之后，先秦百家传人们按照老传统，认为那笔生意在社会文化方面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名为“大汉儒”班固（公元32年－公元92年）所取，写入“私史”《汉书》之中。“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语词，名相而已，是与不是如何定论？真相是曾经那笔生意的具体内容。
我们就看“礼”、“义”这两个语词的概念变化，及概念变化产生的现实效果。
礼：
至今很多很多中国人仍认为“礼”就是对人有礼貌（politeness）。貌，是表面的样子。礼本身是什么意思？
《礼记》：“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人际之亲疏，能力之高下，品德之贵贱，经济之贫富．．．．．．都涉及等级。礼大致是等级的意思，并非仅仅局限于政治身份等级。
义：
《说文解字》（成书于公元100年）：“已之威仪也。从我、羊。臣铉等曰‘与善同意，故从羊’”。具体同意什么呢？到关键时刻，就没内容了。
《易?乾卦》（成书于约公元前1100年）：“利物足，以和义。”结合“从我、羊”字型看，义的本意是：顺从能给“我”带来足够多利益的合作关系。“我”，包括我个人、我氏族、我部落、我部落联盟、我军、我国．．．．．．。
人与人之间“利物足”的合作，有很多种形式。包括生产合作、商业合作、契约法的订立与执行、道德（reasonable morality）的认同与遵守。如果曾经的中国人缺乏“契约法”、“道德”这两个观念，中国历史上就不可能存在炎黄联盟这种相对稳定的部落联盟。后来，社会形态改变，但“契约法”、“道德”这两个观念，仍在社会各阶级中延续。“那笔生意”首先让广大被统治者们逻辑实证能力发育不良，反思能力与社会组织能力不发育，然后用“三纲”等观念进行观念替换。于是，在广大被统治者意识中，“契约法”的概念被“大人言”观念取代，“道德”这个概念被“行为规范”（standards of behavior）概念所取代。
“中国人之人格大都在奴才与主子之间跳跃，此外无他”这个情况并不是从清朝开始的，是从“那笔生意”造成“礼、义”这两个概念混乱开始的。后来，中国人经常用到“礼、义、道德”这些语词，但不同文化背景的中国人，使用同样语词的意思是不一样的。
I
此前．．．．．．
此前，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在中华民族的老传统中，人的社会地位与政治地位是分开的。
此前，尽管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施行过一整套相对于商朝（约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46年）严格的血统世袭等级教育制度，但国家高层政治集团基本未打击过其它教育体系。相反，西周国家高层政治集团本着互利原则，倒是为其它一些教育体系提供过很多便利。
此前，在战国时代（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鲁国、齐国的统治者们也用过“儒术”。 按班固的观点，孟子读的《论语》，就是删改过的。“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班固《汉书?艺文志》）但鲁国、齐国当时只是主流社会中的部分地区，且齐国用“儒术”时，国家统治集团没垄断经济基础，国民有较大的个人选择自由。
此前，秦始皇(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10年在位)与汉武帝一样，同样给很多无辜者带来苦难，同样捞到大量个人好处，甚至捞到更多。但秦始皇在灭六国之后：
1、大讲实话。秦制“以吏为师”，秦始皇通过社会管理实践，把自己实际使用的组织、经营、管理国家的理念，如实告之臣民们。
2、没对任何学科、学派施行全面专政。
3、大搞基层组织建设。
4、没让国家高层管理集团垄断经济基础。
5、没因为小集团利益破坏公共利益建设。
此前，刘邦、萧何制定推行《汉律九章》（公元前202年），建五朝之功（高帝、惠帝、高后、文帝、景帝）。“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班固《汉书》）。
那笔生意之后，先秦百家传人们按照老传统，认为那笔生意在社会文化方面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名为“大汉儒”班固（公元32年－公元92年）所取，写入“私史”《汉书》之中。“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语词，名相而已，是与不是如何定论？真相是曾经那笔生意的具体内容。
我们就看“礼”、“义”这两个语词的概念变化，及概念变化产生的现实效果。
礼：
至今很多很多中国人仍认为“礼”就是对人有礼貌（politeness）。貌，是表面的样子。礼本身是什么意思？
《礼记》：“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人际之亲疏，能力之高下，品德之贵贱，经济之贫富．．．．．．都涉及等级。礼大致是等级的意思，并非仅仅局限于政治身份等级。
义：
《说文解字》（成书于公元100年）：“已之威仪也。从我、羊。臣铉等曰‘与善同意，故从羊’”。具体同意什么呢？到关键时刻，就没内容了。
《易?乾卦》（成书于约公元前1100年）：“利物足，以和义。”结合“从我、羊”字型看，义的本意是：顺从能给“我”带来足够多利益的合作关系。“我”，包括我个人、我氏族、我部落、我部落联盟、我军、我国．．．．．．。
人与人之间“利物足”的合作，有很多种形式。包括生产合作、商业合作、契约法的订立与执行、道德（reasonable morality）的认同与遵守。如果曾经的中国人缺乏“契约法”、“道德”这两个观念，中国历史上就不可能存在炎黄联盟这种相对稳定的部落联盟。后来，社会形态改变，但“契约法”、“道德”这两个观念，仍在社会各阶级中延续。“那笔生意”首先让广大被统治者们逻辑实证能力发育不良，反思能力与社会组织能力不发育，然后用“三纲”等观念进行观念替换。于是，在广大被统治者意识中，“契约法”的概念被“大人言”观念取代，“道德”这个概念被“行为规范”（standards of behavior）概念所取代。
“中国人之人格大都在奴才与主子之间跳跃，此外无他”这个情况并不是从清朝开始的，是从“那笔生意”造成“礼、义”这两个概念混乱开始的。后来，中国人经常用到“礼、义、道德”这些语词，但不同文化背景的中国人，使用同样语词的意思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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