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那时大约四十岁年纪,非常健谈——这点所有人都承认,我还没听到有人否认过,即使最反对他的敌人也不曾;我从没见过像他这样的人,他笃信人生所有的困难都是补偿,总会在这个人成熟起来的年龄转变成更好的福报。他老是巧舌如簧地发表有些缺德的颠覆性观点,带着令兴奋的年轻人无法不为之吸引的果敢、权威的神态,因为在兴奋的年轻人看来,他真是有点肆无忌惮。按照他的说法,一个人只要恰好是那种“优雅迷人的年轻人——也就是贵族年轻人”,只要他是用那种“优雅迷人的方式”,那么他做什么都可以不受谴责。这“简单而美丽”的理论对我有无法抗拒的吸引力——恐怕对任何头脑简单的年轻人都如此吧。更何况,这句话还是从一个学院院长一贯仰望、钦慕,并向我母亲推荐为最值得我结识的人嘴里吐出,当然就显得十足睿智。但我现在多想鄙视这种世上最聪明的男人对浅薄少年奉行的艺术啊!当我回想起自己那时竟被这荒谬、污秽、华而不实的言论迷惑,就感到无比羞耻!现在想起这些除了恶心再无其他。
现在,对这个曾是我朋友的人,我只想平心而论。我要举更多的实例来证明他是如何对待那些他认为有利可图的年轻人的,但是一旦这样做。他的名誉和聪明才智可要就此毁了。让牛津和剑桥的年轻人仰慕最容易不过了,是个人都能做到,只要他愿意自蹚浑水,全然不顾道德,并不需要多么智慧或脑子多么好,只要够厚颜无耻,还有那么一点点幽默感就行了。这两项“特质”王尔德无疑都具备。
没有遗忘自己青葱岁月的人都能明白王尔德是如何吸引我的。他总能逗乐我,我当时取得的一点小小的诗歌成就他也极度赞赏——顺带一提,这点成就在他的里丁监狱时期变成了可怜的“大学肄业生的诗句”——不管我做什么、说什么,在他眼里都是“太棒了”。他毫不掩饰他那些友谊与感情的迹象,坦诚地表达出来。我在这儿就不想多说了,仅作记录,给他应得的声望。而且,我生病时他为我买昂贵的麝香葡萄,将有漂亮插图的书送到我床边,恐怕都只是我去乡下时忘记带烟在身上,他便打发我立刻去买的一种回报吧。至于跟他吃饭时记得我最爱吃的菜,他是“多么充满爱心”啊。我接受这是真正的友谊。因为我这辈子一直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喜欢将朋友理想化,为他们赋予他们身上并不具备的特质,所以我才对这男人抱持着深刻而持久的感情。当他遇难时,我不畏艰险为他战斗辩护,从没考虑过自己的体面、理由和利益。所以,这些泪水啊!我丝毫也不想只谴责我自己,认为那都是我自作自受,这就像是“明珠暗投”(或者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